一
2009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所）收到一封邮件，来信者自称是内蒙古呼和浩特一位退休的地质工作者，说他在湖南的道县发现了古人类化石，信中还附上了两张人类顶骨和枕骨的照片。
古脊所的研究员吴秀杰看了这封邮件，她判断照片中的化石并不是古人类，而是距今不久的现代人。但出于谨慎，吴秀杰还是仔细询问了来信者的基本情况：他出生于湖南省永州市道县，早年离家前往内蒙，是个考古爱好者，但并不专业，这些“古人类”的发现就在他的家乡道县沙田村。
那一年，吴秀杰刚好在湖南。尽管邮件的线索不明确，但她想也许可以顺路去道县看看。
那段时间，古人类学界最轰动的考古发现，是在广西。古脊所的同事在广西崇左的智人洞发现了3件智人化石标本，经过测年，显示这几件化石距今11万年左右，是目前东亚地区最古老的早期现代人。
从地理上看，湖南道县距离广西并不太远，恰巧是个盆地，周边群山环抱，盆地的大山边零零散散地分布着一些喀斯特峰丛地貌。这些呈圆椎体的峰丛地貌，是石灰岩地貌的晚期特征。理论上而言，这种地貌的一大特点就是有山必有洞。在道县的洞穴里，也曾经有过考古发现。上世纪90年代，道县玉蟾岩就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标本，距今1.2万－1.4万年，那里还发现过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陶片和人工果实标本等等。
所有这些线索都意味着，道县是个值得探索的地方。
那年秋天，吴秀杰跟随那个退休老人前往道县。他们拜访了道县文物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也钻了老人推荐的两个洞穴，但洞里没有发现老人所说的古人类化石，而是一些近现代的摩崖石刻。这并不是吴秀杰想要的发现。
吴秀杰从2006年进入古脊所，一直从事古人类学的研究。湖北的黄龙洞、白龙洞，许多有人类线索的洞穴，她都曾探访过。对常年在野外考古的吴秀杰来说，没有收获，是考古工作的常态。在野外的发现，往往需要靠点运气。
但就在吴秀杰决定放弃退休老人提供的线索时，道县文管局一位老所长在闲聊中提供了另一个线索——在1984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中科院古脊所的工作人员曾到过道县，考察队还在其中一个洞穴里发现过一些哺乳动物的化石。
吴秀杰随即查看了当年的普查资料，确认1984年古脊所的两个同事到过道县考察。如今，这两个人一个已经出国，一个已退休。他们当年也的确发现了一些哺乳动物化石，还写过一篇文章。
这无疑是个确定的线索。吴秀杰开始收集大量有关资料，并联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道县文物管理局三方，组成了一支考古队。他们决定在道县的大小洞穴中，进行一次筛选排查。
二
道县乐福堂乡塘碑村，是考古队考察洞穴的村落之一。村落不大，只有七百余村民，且都是熊氏家族，从村里残留的明末清初的宗祠可见，这里的居民扎根已久。
村庄的东边有一条小河沿村而过。村民们也说不清是哪个年代，这条河的上游就筑了一个水坝，将河水引入村里的每一户门前。村庄的南面，是一大片开阔的水稻田。
村后面有座山，当地人叫做后背山。后背山上有个洞，就在半山腰上，村民叫它后背山洞。山洞正对着村的北面，村民们祖祖辈辈都把这个洞当作是遮风避雨、小孩子玩耍捉迷藏、大人们搁柴火、关牲畜的好地方。
从吴秀杰的专业角度而言，后背山是一座灰岩山峰。而那个洞，官方名字叫福岩洞。吴秀杰观察，山洞朝南采光充足，地势高能避免洪水猛兽或其他聚落族群的伤害，边上有河流方便生存。所有这些，都十分符合古人类生存的条件。
考古队找来一些村民帮忙，准备进洞。其中两名年龄大的村民，碰巧在1984年的文物普查中也参与了挖掘工作，当年他们还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现在已50余岁。
1984年，文物普查的工作者来到这个村子时，也注意到了这座山峰。普查队员是打着火把进到洞里的。宽敞的里洞让他们吃惊，特别是脚下厚厚的堆积层。在简单的试掘中，他们就收获了哺乳动物的化石。因此，此洞进入了文物普查名录，具备了以后正式发掘的条件。
道县文管局的人还回忆起另外一次考古行动。1988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储有信曾带队进洞，他们点着蜡烛，在洞内开了一条长约四米、宽约九十公分、深约1米的探沟，最后发现了约二十余种哺乳动物化石。
现在，轮到吴秀杰的考古队了。当他们走到这个洞穴的外洞时，能闻到一股牛屎的青草味，也能听到牛的咀嚼声，外洞已经被村民的牛棚杂物占满。洞口砌筑了两个石门——建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进洞的路也铺了青石板。考古队仔细观察了一番，外洞的大小可以砌十来间牛圈，非常宽敞。但从外洞往里走，越走越黑，村民们平日很少进去。
考古队沿着黑路往里走，拿灯照亮，发现那是一个不小的里洞，感觉能容纳上百人。
曾参与1984年发掘的那两个村民，指着里洞里的某个位置回忆说，他们就是在那里发掘的，应该也是在那里发现了化石。
但这一次，考古队只是简单在里洞探测了一下。研究人员对地层、地貌等进行了专业判断，一致认为，福岩洞是个值得深入的考古挖掘。他们决定来年秋天再回道县，试掘福岩洞。
三
杨雄心是道县文物管理局的副局长，也是一个考古爱好者。他当过钳工、粮仓保管员，没受过任何的正规文物考古教育。进入文物局之后，杨雄心的日常工作就是讲解道县的历史文化。考古并不是基层文物局的常态，但他工作不忙时，总会喜欢跑到野外去考察。
2010年秋天，有天领导突然叫上杨雄心去陪客。客人来自北京，都是考古专家。有吴秀杰，还有古脊所古人类研究室的主任刘武。刘武是国内顶尖的古人类学学者，追踪人类的起源与演化已有30多年。
一见面十分客套，互相介绍，吴秀杰告诉杨雄心，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寻找古人类化石。 那时吴秀杰已回到道县，试掘了福岩洞里洞，他们发现了不少哺乳动物的化石。见面那天，她手中正巧拿着一块刚从某个山洞中捡来的陶片。杨雄心拿过陶片，看了一眼，随手丢掉了。吴秀杰有点吃惊，杨雄心说：“这个陶片不过是普通老百姓家里盛水用的，现在还有生产的，并不是什么文物。”
这次见面给杨雄心带来了一个新任务。考古队预备第二年正式发掘福岩洞，而文物局派出的代表，就是杨雄心。
2011年9月，考古队再次来到福岩洞。吴秀杰任考古队队长，负责野外发掘；刘武负责化石的研究；古人类室的研究员裴树文负责研究地质和地貌发育；同行的还有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杨雄心也是考古队成员之一。
考古队租住在塘碑村村支书熊辉乃家中。房子有两层，像个老式的单位办公楼。一楼右边是客厅和村支书一家人的房间，左边有大小两间房，吴秀杰住在小房，大房铺了六张床，考古队的男教授们都挤在那里。杨雄心和道县文管所的同事住在楼上，房租总共一个月600元。
9月10日，考古队正式进洞。大家一起对1984年和2010年试挖掘的区域勘查了一番。在后来的描述中，研究员裴树文看到的洞穴场景是：“进深大概100m以上，平面空间大概超过了3000m2，有一条近南北向约5m长、1.5m宽、50cm深的小探沟，那是1984年发掘留下的，探沟下和周围均为原生堆积，其他部位也未经过后期的人为破坏，均属原生堆积。”
杨雄心感受则较为直观：“整个后背山像个被掏空的鸟笼子一样。”
大家在洞里比划着，从什么地方拉照明电线进洞，需要多少民工帮忙。商议妥了，开始去县城采购。发掘要用到手铲、锥子、剔针、刷子、牙刷等工具。编织袋可以用来装挖掘出来含有化石碎屑的泥土；铁丝网制作成不同孔径的筛子，发掘出来的堆积物需要进行两到三次的筛选；大盆子用来盛水淘洗化石。考古队还从北京托运来各种大、小标本箱，由一辆皮卡车拖了满满当当一车，拉进村里。
工具齐全后，考古队开始选定发掘区域，考古的术语是“布探方”。所谓的探方就是把发掘区划分为若干相等的正方格，每个方格为一探方，分工发掘。用裴树文的话说：“发掘区域一般选在洞穴堆积物富集区，要结合洞穴的地形和空间特点，又要考虑不同发掘区的地层对比，以及发掘堆积物筛选的位置等。”总之，划定发掘区域是个专业的技术活。
吴秀杰和裴树文选定了两个发掘区域，考古队从1区开始挖起。考古发掘有专业的发掘方法，队员们首先要分辨出地层的不同层位，在同一个层位内以3－5cm为一个水平层向下发掘。同时，他们需要拿摄像机记录下完整的发掘过程。
在1区没挖多久，考古队就有了收获。挖到了一些哺乳动物化石，有食草类、食肉类等等，以牙齿和碎肢骨为主。他们对这些化石进行编号，把发现化石的三维坐标记录下来，对重点化石进行绘图、照像。
对考古队来说，哺乳动物化石的出土，无疑是个好开头。动物化石的发现有可能会伴随古人类的化石，尤其是人类牙齿——因为有釉质的保护，容易保存下来。发掘开始的前几天，考古队信心满满，洞里每天都欢声笑语，大家互相调笑是在“满地找牙”。
考古队清晨7点开工，中午12点收工吃饭，下午3点再挖到晚上6点出洞。每天在洞里呆上8、9个小时，干的都是体力活。村子里每三天赶闹子，吴秀杰都会抽出时间跑到集市上去大采购，买回各种鱼肉菜，把房东家的冰箱塞得满满的。房东太太是村里的计生专干，考古队发工资聘请她为厨娘，每次看到吴秀杰买来这么多菜，都嘀咕菜买得太多，“放冰箱里又不好吃，可惜了。”
考古队在高强度的工作中挖了差不多20天，但还是只有哺乳动物化石。1区已经挖完，仍没有找到人类化石。队员们已经没有起初的兴奋。大家干脆开始挖计划中的第2区，结果十字镐一下去，火星、石渣乱飞。
杨雄心在边上看着，暗想：“这个点根本不具备作业的条件嘛。”他偷偷看了一眼吴秀杰，她的脸已经晴转阴，甚至有些沮丧。
四
野外考古队在南方出没的时间往往是一年的秋季，九月底十月初，南方暑热刚退，也是避开雨水的季节。
当那天的考古进展不太顺利时，已是十月。第二天再进洞，考古队员们决定，把1区的扫尾工作做完，就转点到洞外其他地方挖掘。吴秀杰判断，外洞如果不是因为人为破坏，应该会有不少考古发现，它更像是人类居住的地方。做完决定后，大家默默站在挖了20多天的1区探方前，没有一个人说话。
对杨雄心来说，如果不出意外，他配合做好扫尾工作，也许就可以领上补助回家了。但就在那个时刻，他鬼使神差地站了出来，冒出一句话：“不能撤！”
吴秀杰有点惊讶，她问为什么。
杨雄心说：“两个原因，第一、架根电线进来好难。第二、转点到外面其它地方，我也不知道哪个地方有挖的，万一没有，还是要回到这个地方来。”他进一步解释，“主要是你们选的点不好，这里布满了钟乳石，也就意味着这个点一直受洞的裂隙水的浸蚀，化石的保存度不高，即便有，也被侵蚀得差不多了。应该挖我们这个探方右上边的那个支洞。”
杨雄心所指的那个支洞，当时的堆积体离洞顶只有约五十公分的空隙，厚度最少有二米多，宽度也有一米多，而且因洞顶无任何裂隙水流侵蚀迹象，十分干燥，“那里具备了出土化石的最佳条件，这是我的老师告诉我的经验。”杨雄心说。
杨雄心所指的“老师”，就是书。书是陪伴他多年的老师。
考古队员们用手中的强光手电，一起照向那个三米外的支洞。那个支洞的堆积体，实际上跟考古队挖的探方是连在一起的，只不过位置略高。在杨雄心看来，它的底，就是考古队已挖完的探方的顶。
吴秀杰仔细观察这个点，有点动心——挖好像是可以挖，问题是不好布方。杨雄心鼓动她：“据我了解，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大考古发现，都是不好布方挖出来的。”
正是在杨雄心所指的那个位置，考古队挖到了第一枚人牙。第一颗牙齿的出土是在中午，在一堆动物化石中，吴秀杰看到了它。她拿到灯光下认真查看后不敢相信，跑到洞穴外，在阳光下又细细打量这枚牙齿，万分确认是一枚牙冠处有龋洞的人牙化石。
随后，他们又挖出了4枚牙齿。考古队又兴奋起来，意味着这个点挖对了。
人牙化石出土，就需要测定年代的研究员出场了。蔡演军是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的研究员，他和古人类团队的第一次合作就是在广西崇左，智人洞的化石标本，就是由蔡演军负责测年，来判断化石所处的年代。
蔡演军接到刘武的电话后，从西安飞往桂林，再从桂林坐了3个小时的长途大巴前往湖南永州。出发前，他并没有太了解福岩洞的情况，一路都在想，那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值得他这么折腾跑一趟。
进了福岩洞，蔡演军觉得这不过又是一个普通的洞穴。他平时所研究的范畴是古气候和古环境，钻洞穴是他的家常便饭。他需要做的，是在洞里采集适合测年的样本。他发现福岩洞的地层，清晰地分为四层，人类牙齿的发现是在地层的第二层，他需要在最接近的地层中寻找到满足测试的碳酸盐样品。
采集样本看似简单，但并不是简单掬一钵土或者小石子，需要非常专业的判断。用蔡演军的专业分析来说，采集的样本要和化石层位的关系非常明确，“要知道样本和化石的关系，是在化石之前形成的，和化石一起埋藏的，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他还要判断采集的样本适不适合测年，能不能给出一个可靠的结果。
那时，吴秀杰和蔡演军都还没意识到，杨雄心也许真的说中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大考古发现，都是不好布方挖出来的。”
五
在国际学术界，现代人（解剖学意义上完全现代形态的人）从何而来，一直是个重要的学术课题。主流的有“非洲起源说”，认为最早的现代人起源于20万－10万年前的非洲，向欧亚扩散并取代当地古老人类。
1984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与两位外国学者联合发表论文，依据当时掌握的化石证据，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古人类演化进行分析论证，列举了支持这一区域古人类连续进化的化石形态证据，创立“多地区进化说”。他们认为，在东亚的现代人有可能是古人类独立进化而成。自此，“非洲起源说”和“多地区进化说”一直是考古界的两派相争。
吴新智今年已经87岁，他大半辈子都在中科院古脊所做研究。刘武就是他的学生，在他的门下学习、工作近30年，追随他探寻“多地区进化说”的证据。但直到上个世纪末，也没有明显的进展。考古团队在中国发现了40余处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地点，这些化石大多是牙齿，保存比较完整的头骨并不多，可被归入晚期智人或解剖学上的现代人。但在测年上，这些人类化石大多缺乏准确的年代测定数据，个别被认为年代较早（5万年前）的化石，也存在数据争议。
几十年来，在中国的考古学界，学者们根据自己的发现不同，都对起源说各执一词。且不论东亚的现代人是否真从非洲而来，有学者甚至认为，距今10至3万年在中国生存的人类究竟属于哪个阶段还是个谜。
2000年后，国内古人类学界对现代中国人起源研究开始予以特别的关注。古脊所的研究员们一直都在努力追踪现代中国人起源的线索。2003年，古脊所的研究员同号文等人在周口店附近的田园洞发现34件人类化石 。同号文发现，田园洞的人类化石已经具有一些现代人的衍生特征，也有一些常见于古老型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的特征。田园洞的发现虽然还不足以论证“多地区进化说”，但却是“非洲起源说”的一大质疑。
2004年，湖北黄龙洞出土了7枚距今7.7万－10万年前人类牙齿。刘武、吴秀杰和裴树文等人都参与了那次考古。黄龙洞的人类牙齿形态，与现代人相似，但某些方面仍然不同于现代人。2007年至2008年间，古脊所的金昌柱带领的野外队，在广西崇左的智人洞发现了一件古人类下颔骨，2枚牙齿，测定此处古人类生存年代在11.3万－10万年前。但智人洞的发现也属于古老型智人向现代智人演化的过程中，不属于现代人。
古脊所的研究员们一直在等待新的考古发现，直到他们在福岩洞找到了47枚牙齿。
六
2011年秋天，蔡演军在福岩洞采样了几天，就赶紧离开了道县，他需要赶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同位素实验室对样本测年。这是国际顶尖的测年实验室，那时中国还没有实验室具备这个测年条件。
那一次的发掘历时40天，考古队一共发掘出5枚人牙化石。吴秀杰把它们和动物化石分装进不同标本箱带回北京，她要在实验室里对人牙化石进行清洗和加固。那些化石在洞穴里呆了太长的时间，放在干燥的环境尤其容易裂开，需要在化石上面涂上加固剂。
人类的进化有大概规律，古人类的牙齿和现代人类的牙齿从形态尺寸上都不一样。在随后对牙齿的研究中，刘武发现，这5枚人牙多数保存完好，和现代人类更接近，牙齿尺寸也在现代中国人牙齿变异范围。有4颗属于上颌齿，1颗下颌齿，根据牙齿磨痕程度，判断这些牙齿所代表的个体死亡年龄均在35岁以内。由于对人类牙齿的研究还需要比较国外牙齿标本和数据，古脊所邀请了国际团队加入共同研究。
至于那些动物的化石，研究发现，不少化石是已灭绝的动物，如巴氏大熊猫、剑齿象和巨貘等等。出土的哺乳动物群中，中大型及特大型动物偏少，研究人员认为，这说明当时的动物群已受到人类活动的极大影响。
很快，蔡演军的测年结果也出来了，样本的年龄不老于14万年。综合这些研究，人类在福岩洞的活动时间大致发生在晚更新世晚期——在东亚，这一时期的现代人发现并不多见。
刘武对这个测年结论有些不可置信。在过去的考古研究中，在中国发现的早期现代人化石都是在10万年之内。据他研究，道县福岩洞的人牙化石是完全现代形态（fully modern）现代人的牙齿。他问蔡演军，为什么测年的结果会这么老？蔡演军也疑惑：“是不是还没有采到合适的测年样本？”
2012年秋天，考古队再次进入福岩洞。这一次，他们挖掘出了20多枚牙齿。从“满地找牙”变成“满地捡牙”，大家的目标也更进了一步，他们甚至希望能发现人类的头盖骨。但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福岩洞里洞在10万年前并不属于人类生活或死亡的地方，洞穴属于大型管道型溶洞，10万年前洞内有流水，经过流水的搬运，堆积物在洞内堆积起来，牙齿化石也是由流水搬运进洞内，除牙齿外的化石，很有可能早已被流水腐蚀。
裴树文研究10万年前的当地地貌和气候，发现福岩洞处于北亚热带南部，10万年的气候特点和现在状况差不太多。现在此地是个多雨地区，裴树文推测，10万年前的降雨量和湿度可能比目前还要大。
2013年秋，福岩洞进行第三次正式发掘。吴秀杰的发掘团队在这三年间总共出土了47枚人牙化石，在北京实验室进行研究后，大致可以判断这47枚牙齿归属于十几个不同的个体。
每次牙齿的出土，蔡演军都会前往道县进行标本采集。2012年，他还是只测到样本“不老于多少年”，从没测出过“老于多少年”。2013年，蔡演军在地层的第一、二层取到一个小石笋，人牙化石不可能比第一层更年轻。小石笋送往明尼苏达州大学检测，终于得出结论，样本“老于8万年，不老于12万年”。
依据国际上已有的科学研究，最早的完全现代类型人类在西亚和欧洲出现的时间在5万－4.5万年前。福岩洞的发现证明，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特征的人类在东亚大陆的出现时间，要比西亚和欧洲更早，已向前推进到12万－8万年前。
研究结论一出，媒体纷纷大问号报道：挑战“非洲起源说”？中国现代人从哪里来？但福岩洞的考古团队甚为谨慎。在蔡演军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年代，走出非洲十几万年前就可以走出来，我们发现是8万到12万年，这里面时间还有重叠。”
“道县福岩洞发现的意义，是在东亚发现最早的现代人，但从化石本身来讲，道县现代人的发现并不能说明它从哪来的，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不是来自非洲的，我们的研究中没有触及推翻非洲说。”刘武说。
2014年，福岩洞的考古团队把这个考古发现投向了国际学术杂志《自然》。杂志的审稿人提出，能否将考古证据再确认一次。
今年，刘武、吴秀杰的考古团队又一次回到道县福岩洞，再次进行拍照，地层确认。10月，这一考古发现的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文章的署名作者一共14个人，包括刘武、蔡演军、裴树文、吴秀杰等等，其中也包括杨雄心。
在四年前，福岩洞第一次正式发掘结束后，吴秀杰就对杨雄心说，将在论文上给他署名。杨雄心谦让说，他只不过做了一些辅助工作，“如果我拍的照片，论文能用上，写上杨雄心摄影就可以了。”考古团队承认了他的贡献——他对地形的熟悉、关键性的一指，让化石提早出土了，由此，他的名字出现在了世界最好的科学杂志。这位以书本为师、精力充沛的考古迷非常开心。
论文发表后，刘武、吴秀杰和蔡演军忙着在安徽发掘华龙洞，那里刚刚出土了直立人头骨化石，他们希望几年后研究出炉，也许又是一个重大发现。而杨雄心，也在寻找下一次考古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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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CFP；其他图片作者：杨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