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舒博（Harold Scheub）第一次到达南非时，像是开始了某种狩猎之旅。那是1967年，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正盛，这位热忱的美国中西部青年背着帆布包，跳上通往偏远地区的汽车。他二十多岁，曾在空军服役，刚刚取得英文硕士学位。但是，他的行李里没有枪支弹药，而是塞了一台笨重的磁带录音机和一堆D号电池。舒博此行并不是为了追逐猛兽，他所寻觅的只是故事。
几年前，舒博在乌干达教英语时，第一次接触到非洲的民间口述故事。人们用原生语言讲述的古老故事深深迷住了他。他决心带着设备重返这里，记录这些声音，使它们能够被翻译、研究并保存。
于是，舒博飞到南非，从东海岸的约翰内斯堡出发，开始流浪。当公路不通时，他就步行，挨家挨户敲门。他记得，当时许多人家独自住在南非的丛林深处，当人们看到一个白人突然出现在门口，手持新奇的录音设备，都“非常警惕，且充满犹疑”。但舒博成功说服了当地居民：他既不是白人优越论者，也不是政府官员，而“一旦那些故事开始，它们就太壮观了。”
舒博的实地考察历时四年，走过6000英里，收集了近万个故事。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他的“大工程”是把这些故事从科萨语、斯瓦西里语、约鲁巴语翻译成英语。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成为口传传统的捍卫者，而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口传是逊于文字的。今年已经八十岁的他，刚刚出版了第31本书（一本译成英文的南非桑人诗歌集），由于一条腿生病，他坐着轮椅，现在还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为大一新生教一门课程，名为“非洲的故事讲述者”，这门课非常受欢迎。（我在2006年上过这门课）
近期，我打电话给舒博，请他谈谈讲故事的艺术，以及非洲2000种语言的未卜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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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姆·麦克唐纳（Tim McDonnell，下文简称麦克唐奈）：该如何定义一个故事讲述者？
舒博：这要看在哪儿。有时候讲故事的人是职业的，而在非洲南部，讲故事并没有报酬，这不是一门职业。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在讲故事，而这一点真的很让我着迷。我很早就明白，讲故事是一种沟通方式，可能是交流想法，也可能是社会中不同族群的沟通方式。所以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无论你采用的是哪种方法。
讲故事的人常常选取一些古老的意象，转换为某种当代形式。因此所谓原创的故事是不存在的。无论书面还是口述，事实上每个故事都已被讲过。如果我们想要寻找创意，是可以找到的，不过要通过一些特别的方法。这些方法不在于故事的讲述方式，也不在于故事本身，关键在于连结。“连结”就是一切。现在和过去之间的连结，讲述者和听众之间的连结。
所以说，你问了一个很难的问题，我的结论是每个人都是故事讲述者。我们都有故事，并且我们都从同一个宝库寻求故事。每个人都是这样。
麦克唐纳：你第一次去非洲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你希望找到什么？
舒博：我向来对讲故事感兴趣。高中毕业后我到空军服役，那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有各种各样的背景，这很吸引我。最让我着迷的是，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在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的酒吧里讲故事，仍然会感觉非常熟悉。那种连结的感觉，就像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而我们以如此相似的方式看待和体验这个世界，尽管表面上看来并非如此。
那时我从不知道非洲会在自己的生命中变得那么重要。然后，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我拿到研究生学位后，像很多人一样，想休息一下。而东非刚脱离英国独立，想找150名美籍教师和150名英籍教师到乌干达的高中授课，那里当时是坦噶尼喀和肯尼亚地区。我抓住了这个机会，到乌干达中部鲁文佐里山山脚下一个小小的寄宿学校任教。从那之后，一切都改变了。我一眼就爱上了这个地方，随后，学到了很多跟讲故事有关的事。
回到美国后，我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大学教了几年书，然后决定攻读非洲语言文学博士学位。于是我来到威斯康星大学，它在当时和现在都是美国唯一一所能授予非洲语言和文学学位的院校。来到这里后，我遇到了一位从南非流亡的科萨小说家，他教会我第一种非洲语言。我当时并不想去南非，因为那里正受种族隔离政策控制，但我的教授说：“如果（你）不去南非，你怎么能够教授任何关于南非的事情？”我就去了，这真是我做过的最棒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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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唐纳：请描述一下你的田野研究方法：那是什么样的体验，你有什么样的设备，等等。
舒博：抵达南非后，我联系了所有的大学，然而所有的专家都说没那种东西，南非的口述传统已死。这真的让我很郁闷，但是后来我知道，不是这样的。我搭乘公车，尽可能进入山区深处，然后开始步行。我从没有自己的车，也没有带翻译人员或机器，就这样开始走。人们并不住在村庄，他们的房屋分散在乡间，而我挨家挨户拜访，努力参与到他们讲故事的活动中。
人们对突然出现在非洲偏远地区的白人非常警觉，这也可以理解。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发现我是真的很感兴趣，并且已经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他们就开始邀请我参加了。
请记住，当时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还没有很先进的磁带收录机等设备。我提着一台在德国买的Uher磁带录音机和一些五英寸的磁带，它们可真是笨重。我的难题在于如何携带足够多的磁带和同样大小的D型电池——录音时需要五个这样的大家伙。因此我总是在请别人把电池寄往各种山间腹地，然后我去邮局领。
在这过程中，我发现以前学到的所有关于叙事、关于口述传统的知识都是错的。对我而言，这是一次真正的教育。我在非洲待了十年，其中四年，我都在东南沿海的1500英里路上走来走去，收集故事，最后收集了九千到一万个口述故事。
麦克唐纳：我猜，其中大多数都是第一次被译成英文？
舒博：是的。现在，南部非洲有一些更古老的故事集，能看出一些现在的故事和一百年前的故事是来自同一个传统，这点也很吸引我：一个是一百年前的故事，另一个是我到达那里时听到的故事，它们的异同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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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唐纳：你是怎么学会这么多语言的？
舒博：非洲有两千种互不相通的语言，翻译并不容易，你知道的。我可以进行基本的翻译，但讲故事的人会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逐字逐句的硬译固然可以，但我必须明白故事不止这些。你如何捕捉一个非语言层面的内容？身体的运用，声调的运用，讲述者和观众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因素都很重要。
我不会假装说，我已经能够捕捉这些了。在一些早期的翻译中，我做过此类尝试，像剧本一样，把舞台指示写在括号中，但这也不对。我现在仍然在思考这个问题。当意义处于语言之外时，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每个人都想把握伊索寓言式的意义，但是这些故事的重点不在这里。它们比这复杂多了。当我们归纳出简单的意义时，就已经扼杀了故事。
麦克唐纳：他们讲故事的场景如何？我很想得到更多画面感。
舒博：我得再强调一下，这些人都不是职业说书人，所以观众和讲述者非常熟悉，是家庭或家族成员等等。人数从两个到四十个，都有。房屋是圆形的，中间有一个火堆，人们围着火堆坐成一圈，讲故事的人就坐在他们中间。
有时，讲述者会问问听众的反应，有时不会。但听众总是深深沉浸其中，否则他们就不会加入。如果他们感到厌倦，就会直接离开。所以听众能否投入其中，完全取决于讲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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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唐纳：你说每个人都是讲故事的人，但美国人好像没有你刚才所说的那种体验。有什么类似的情景吗？
舒博：嗯，我的意思是，这并不是非洲的独特之处。当你坐在电视机前，看着情景喜剧，这其实是一样的事情。当你去威斯康星大学的纪念堂，坐下和那里的人交谈，你就是在讲故事。尽管表面似乎不同，但实际上我们在讲同样的故事，而且，我想我们会对同样的故事做出同样的反应。我在非洲南部听过的故事越多，就越是这样觉得。这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异国情调。那种相似性和熟悉感对我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它打破了所有隔阂——事实上我们人类在讲同一种语言，即故事的语言。
麦克唐纳：说到隔阂，你收集故事的时候，也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很严重、气氛非常紧张的时刻。你觉得作为一个陌生的白人，讲故事、听故事能在某种程度上弥合分歧吗？
舒博：在非洲南部，无论你住得多么偏远，所有人都有过因种族隔离而不愉快的经历。但好处在于：语言帮了我很多，一旦我们熟悉对方，这一切就都消失了，种族隔离政策也无法隔离我们。
麦克唐纳：冒着以偏概全的风险问一下，你可以描述一下这些故事是怎样的吗？涉及哪些类型，情节是什么？
舒博：有些故事只讲了动物，有的只讲了人类，某些二者皆有。通常情况下，你不能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动物，因为讲故事的人对它们做了一些安排。并且，动物往往不是真的动物，而是一些幻想中的生物。讲述者在它们身上注入了真实世界的个性。
讲述者不会为你解释这些。他们没有给故事附上明显的意义或道德准则，听众必须自己体会。如果故事变得复杂，叙事模式和想象的图景等要素也会变得更加复杂。我在1975年听过一个故事，一个女人从某天开始讲，讲到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就这样一个故事持续了二十天，一共有120小时，但还只讲完了三分之一。那是在七月，她邀请我十月回去听第二部分，十一月听第三部分。也就是说，这个由三部分组成的史诗总共有400-450小时长。真是恢弘的讲述，恢弘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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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唐纳：你的研究能够揭示出哪些全人类的共同点？
舒博：最明显的共同之处也许是成人礼。所有的社会都要处理人们生命中的转变，因为它们令人恐惧。从童年到成年，从未婚到结婚，步入中年的危机，各种各样的东西。因此许多故事都在围绕这种转变，尤其是成人礼和结婚仪式。讲述者找到很多方式去表现人们结婚前后的变化。也有一种模式是，当一个人从儿童变成成年人时，他会在两极之间进行性格的挣扎。
麦克唐纳：故事是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和应对这些变化呢？
舒博：我们的确需要很多帮助才能顺利完成这些变化。远古时期似乎就是如此。我们目前所知非洲最古老的故事，是用象形文字刻在埃及中部地下的墓穴里，那是一个成人礼的故事。一个即将成年的男孩，在指控他强奸的嫂子，和代表他光明面的圣人之间挣扎。我们看到他从一人到另一人移动的过程。这故事和时间一样古老，但我们今天仍在不断地复述同样的情节。实际上，我们需要这种熟悉感，并且永不会放弃它。
麦克唐纳：你一直在收集这些故事，现在，作为一个教授，你已经成为了一个讲故事的人。这种转型的感觉怎么样？
舒博：嗯，我不想装作和我曾经遇到的那些伟大的讲述者一样，但他们的确教会了我如何组织一个故事，现在我试图把这些技巧传递给我的学生。你看，无论口述传统还是小说，它们都是用同样的方式组织在一起的。在我的课上，我们正在把口述故事转换成小说，乍一看它们似乎完全不同。为了完成这项工作，我既概括故事要点，也讲述故事。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学方法，可以讲清楚故事是怎么回事。而且，你知道的，在非洲就是这样，讲故事就是一种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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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唐纳：学生的反应如何？多年来你也让学生参与这项研究，效果怎么样？
舒博：一开始，有学生说：“什么鬼，这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大学课程，我是在这里……讲故事吗？”我要做的就是让他们自己讲故事，他们会感受到一些很棒的经验。我今天刚刚批完第一次考试的分数，学生们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小故事，考次试就完了（笑），他们得明白，不是这么回事。那里面还有些别的东西。我必须让学生认真起来。
麦克唐纳：现在，有谁在跟随你的脚步，在那里收集故事吗？
舒博：没有我希望的那么多。每年，我们都在失去至少一种语言。我曾敦促毕业生到非洲完成他们的博士论文，那里的语言还没有被完全记录成文字，可以在它们消失前记下一些词汇、语法，或者一些口语习惯。但我们仍然一直在失去它们，而让学生到那里去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他们无法在到达非洲之前学习语言，或者是这些语言已不存在了。这项研究的要求很高，但也会非常非常令人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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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 McDonnell是Mother Jones杂志的环境记者。他出生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目前生活在布鲁克林。
Andy Fate是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Badger Herald报纸的摄影师和图片编辑。他是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的二年级学生，主修经济学和政治学。
翻译：靳曼 校订：郭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