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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李霄峰又找出了黑泽明的自传《蛤蟆的油》。这是一本他读了无数遍的书。翻开扉页，那句影响过千万文艺青年的名言扑面而来：“不要怕丢脸”。

几天后，他的第一部导演作品《少女哪吒》将上映。这段时间，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其实拍摄完成以后，我才真正学着做导演。我开始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别人了。”

李霄峰的熟人会发现，他的微信朋友圈完全变了风格。在私人领地宣传自己的作品，过去对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搞得跟安利似的，我还是安利的总头目。”以前，李霄峰的朋友圈是标准的高冷文青范儿：时不时甩一句令人费解的隽语，发个酷图片，心情波动时随机删，不经意间让世界感到此人骄傲……现在李霄峰每天平均发15条消息，每条都是《少女哪吒》的宣传。

6月24日深夜将近12点，李霄峰发了这天的最后一条朋友圈：为《哪吒》拉选票的小视频。贴完视频，他郑重地对766位好友打上一行字：“……请病毒传播这条视频，谢谢你们！”——“不要怕丢脸”，他对自己说。

李霄峰今年36岁。十几年前，他是著名的影评人，笔名LIAR，以文风犀利著称。后来合作过的许多导演和朋友当年都被他狠狠骂过。当了导演后，李霄峰翻出那些文章重读，“当年骂人家的这些缺点，好像现在我都有。”出了一身冷汗。随后某一天，他逛网偶得，黑泽明曾在1971年自杀过一次，未遂。那年黑泽明61岁。李霄峰觉得自己被黑泽明生生骗了一场，“你不是说不要怕丢脸吗？你那么大岁数了还自杀！”然后他慢慢想，慢慢明白，“其实，哪个导演不脆弱？” 

李霄峰生就一副文艺青年命运多舛的样子。不高，一丝脂肪也没有的精干身材， 发型是极短的短寸；一副眼镜上框是黑色的，镜片直接融入脸色；笑时薄嘴唇扯开，嘴角羞涩，眼神狡黠，而眉头微倒挂，略显悲怆。头骨明明线条流畅，不知为何却让人觉得到处反骨。整体看上去，像是用密度极高的材料制成，放到水中便会直沉到底的一个人。

“那天我在想啊，从《哪吒》这个电影，我能看到我小时候，我难道是又把小时候的路重新走了一遍吗？”中学时因为“到处反骨”，李霄峰常被老师孤立，因为老师孤立，同学也就不敢理他。李霄峰父母都算是学理工的知识分子，希望他大学别学文科，结果他考入中国农业大学，读“市场与广告”。上到大二，他退学，去了比利时学电影。在比利时上完两年基础课，他又跑了回来。

不止一个李霄峰的朋友这样形容他：“比较蹉跎……他是有点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劲头。”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迎来第一次互联网热潮。1998年左右，一个搞IT的程序员“边城浪子”建了网站“电影红茶坊”，李霄峰常去那里逛，聊天，看文章也写文章，结识了一批热爱电影的同龄人，其中包括后来的著名编剧顾小白以及《少女哪吒》的制片之一冯睿。后来李霄峰又摸到了新浪论坛，“像疯狗一样四处乱窜”，参加各种线下聚会。最后，这批人进驻当时规模最大的电影论坛“西祠胡同—后窗看电影”。

2001年，李霄峰出版了电影随笔集《天亮说晚安》，署名LIAR。

2002年年底，李霄峰进了陆川《可可西里》剧组，担任纪录片导演。这是他接受的第一次专业电影训练，他自认从中获益良多。两年后，《可可西里》完工，李霄峰累坏了，他想不如找个工作，试试上班吧。

那一年，李霄峰用LIAR的笔名写了最后一篇影评，批评了顾长卫的《孔雀》。 当时LIAR撰写的影评可以拿到一个字一块钱的专栏稿费，出去行走江湖也能“吃香的喝辣的”。但是李霄峰决定停止写影评，从此当一个真正的电影创作者。因为“不喜欢给自己留后路”，他还决定以后再不用“LIAR”这个名字。“那时候我很年轻，写的影评其实就是观后感，不属于评论范围。不写了，对我来说有什么损失呢？当想要抒发自己的时候，难道不借助别人的作品我就不能发光了吗？”

他给许多电影公司发了简历，把以前写影评写专栏的经历一概去掉，名字只署“李霄峰”。接到第一份OFFER，职位是策划，月薪1500。“我第一反应是受到了侮辱，后来再想，这是正常的，人家凭什么啊？我有什么经历呀，我不就是进一剧组，当了一个文学策划和纪录片导演吗？”后来他去了另一家电影公司作策划和发行，月薪3000。

2005年，当初被LIAR骂过的导演张元正在寻找年轻人一起合作。在带《看上去很美》奔赴威尼斯的航班上，他读了李霄峰的两个故事。从威尼斯回来，张元去找李霄峰，说：“下一部戏，我们合作”。当时李霄峰正百无聊赖，浑身力气没有使出的地方，又有杂志找他写影评，他刚有点心动，张元告诉他，霄峰你真的不能再写影评了，“这是俩方向”。

李霄峰觉得张元说得对。接下去，他开始查资料，实地考察，写剧本。一年多后，新剧本出来了，讲述某地一群不满18岁的少年团伙犯罪的故事，取材真人真事。李霄峰给剧本起名《无法无天》，也没想到应该改个名就送了审。审查意见发下来：“不批准拍摄”，有关部门认为这剧本“不适合张元”。李霄峰说，潜台词是“太适合张元，所以不许拍”。

李霄峰心灰意冷。他去工作室找张元，打算再喝一顿酒，就“拜拜”。张元穿着大拖鞋，大T恤，晃晃悠悠地进来，把手里的酒杯递给李霄峰，说：“来一口”。

那天晚上张元和李霄峰喝着酒聊了一夜，又聊出一个电影剧本，就是后来由李霄峰出演男主角的《达达》。

《达达》拍了50天。拍完之后，李霄峰有些厌倦几年来的电影生涯：“觉得没希望，对自己也绝望，这难道就是电影人的生活吗？就是每天聚在一起，胡吃海喝？跟那些商人打交道？拜这个大哥拜那个大姐？”对于电影，李霄峰的感触是编剧太没有掌控权，“做导演有掌控权吗？有，但也不多”。他想，不如自己开个公司算了。

李霄峰忽然想起来，他以前是学广告的。管别人借了笔钱，他跑去上海，开了个广告公司。公司开完再次忽然想起来，这是盘生意，应该先做市场调研。调研了半年，结论是没有客户。

李霄峰在上海度过了人生中状态最差的一段时光。每天，他宿醉起来，到楼下的罗森超市买一小瓶芝华士，再上楼，喝到人事不省。直到2009年《达达》公映李霄峰搬回北京，那几年他说自己是“写什么剧本什么被毙，干什么项目什么黄”，除了写作，就是喝酒。希区柯克有篇小说叫《醉鬼》，讲一个人酒后杀了自己的老婆，自己却全然不知，“我那时候就那状态，喝完以后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在国贸桥上车开着，我把门一开，要跳下去。”

严重酗酒的问题困扰了李霄峰很久。“但有的时候，我突然一醒过来，会比清醒的人更清醒。我会清晰地看到世间的正在发生的一切和身边的人，心里很清楚自己到底在干嘛。”2012年，他出版短文集《失败者之歌》，在扉页上写着“真正的失败来自情感”。“这共鸣让我不安，像久旱的土地掠过风”——导演贾樟柯在序言中说。

2015年，《少女哪吒》杀青后的那个春节，李霄峰彻底戒了酒。

《哪吒》的第一笔启动资金是李霄峰管母亲借的。“借给你拍电影，还不如买理财，你也不给我利息……”母亲唠叨几句把钱打了过来。李霄峰说，这些年他的生活还是要靠父母接济。“说白了，温室里的一代，所以才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李霄峰的父亲说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直没在一个固定的平台上干过活，一直漂着”。

在人生最低谷的那段时间，李霄峰曾给父亲打过一个电话，说自己想改个名。“李霄峰这仨字儿特别冷，你说你本来有一山峰吧，跑到云霄里干嘛呀，能不能让人看得着啊？我觉得这名儿不平和，给人感觉特别傲慢。”父亲想了想，跟他说，别改了，“你就长这样，改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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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2月，卫西谛在BBS“西祠胡同”创建了“后窗看电影”版块。

卫西谛出生于1973年，比他在“后窗”结识的LIAR、顾小白、绿妖等人要大上一截。但是关于电影，他们的经验很相似：大都在小城市出生长大，大学里学理工科，观影经历是以录像厅中大量的港片为启蒙，经由好莱坞，来到欧洲艺术电影大师；热爱电影的同时，他们都喜欢写作，渴望表达，但在现实中缺乏能够交流的同类。

回忆起在“后窗”的时光，顾小白说：“那是一个解渴的氛围，就像得到了源头。”顾小白2000年写的影评《等待是一生最初苍老》曾高悬于“后窗”首页很长时间，被无数网友满怀激情地阅读和转发。

2001年，在武汉上大学的绿妖即将毕业。武汉当时有电影爱好者自己组织的的观影活动，放阿巴斯、侯孝贤等导演的作品，放映地点一般是旧电影院或录像厅。那时候的周末，绿妖经常早上六点起床，坐七点钟的公共汽车从武昌到汉口去，刚好赶上九点钟的放映。

在公交车上，她会昏昏沉沉地睡过去，头磕在玻璃上，又醒过来。

看完两部电影，绿妖再坐两个小时的车回到学校，然后写文章，发到“后窗”。她记得，那时候的放映员偶尔去北京淘碟，带回从小西天、新街口淘来的VCD刻录碟片，都是用牛皮纸口袋装着，碟片上手写着片名。“那就是我们下一周的精神食粮，”绿妖说，“那时候的心情就像朝圣”。

毕业后没多久，绿妖来到了“圣地”北京。那一阵，“后窗”正是最鼎盛的时期。除了这批年轻的民间影评人，一些就读或毕业于艺术院校的专业人士也活跃其中，如史航，张献民，程青松和陆川……还有当时最出名的“饭局通知”版主、资深文青老六。顾小白记得，那时候北京的聚会频繁到几乎一周一次，一伙网上结识的朋友们吃喝、玩闹、聊天、淘碟，也赶各种各样的电影放映。

2002年，“后窗”爆发了建版以来最大的一次论战。

当时，LIAR受《21世纪环球报道》之约采访贾樟柯，期间谈及王超导演的《安阳婴儿》。后来报纸被禁，LIAR将两万多字未删改的访谈原文贴到了“后窗”。“结果呢，”当时的LIAR、现在的李霄峰说，“就引起了一帮所谓的独立电影界人士的愤怒，还有学院派的愤怒——两边都得罪了。”

论战的起因，李霄峰回忆是“因为贾樟柯批了一句《安阳婴儿》，我原原本本把这话给写出来了，然后还附和了一句。他们就揪出我这一句话，上纲上线说我诋毁独立电影。” 不知为何，争论的点又迅速转移为“电影是否与政治有关”，一周内，每天都有数万字的长篇大论发布到论坛，各种注册小马甲出现，许多潜水ID浮出水面，更有人撕破ID以真身亮相，各种立场、利益、派别、关系错综复杂。

关于这场论战，不同的当事人说法各不相同。有说是电影理念之争，有说是年轻的民间影评人与学院派之争，整个过程，张献民曾评论：“像希区柯克的电影一样惊悚”。据说，那时候的网民还比较有要求，想人身攻击，也还先发一篇说理讲事的长贴，然后在下面用马甲开骂……LIAR就读的学校和原名很快被“人肉”出来贴上了网，李霄峰说“那是最早的人肉搜索”。绿妖则记得自己懵懵懂懂地被拉去帮战，听见顾小白在电话里问李霄峰：“你那边还需要多少人？”

现在回忆，顾小白把它总结为“长者和不愿意被束缚的年轻人”之间的论战。这场空前绝后的论战之后，LIAR及一批民间影评人出走，另辟版面，“后窗”步入式微。 

2005年，“后窗”的精华文章结集出版为《后窗看电影》，内容简介中写着：“‘后窗看电影’成立的这六年，正是网络影评崛起、发展、成其规模的六年。而后窗网友这些文字，基本代表了这些年来的民间电影评论的正果。”

那个时候，BBS已盛况不再，曾活跃于论坛的民间影评人大多被吸纳入传统媒体。顾小白离开供职五年的铁道部机房，去《精品购物指南》当电影记者，同时写剧本。绿妖则早已开始更为严肃的纯文学创作。

除了《后窗看电影》，“后窗”的“遗产”还有老六编撰出版的《独立精神》、《家卫森林》等一批电影文化书籍。顾小白2005年出版的随笔集也仍命名为《等待是一生最初苍老》。

北京爆发“非典”那一年，“后窗看电影”的创始人卫西谛从京城回到了南京，养狗，写文章，过起独立撰稿人淡泊的生活。说起“后窗”，卫西谛说：“回头看我自己那时候写的，也就是认真而已。这是因为无知。大家知道的都很少，然后又很敢写。然后，更多的是那种交流的渴望。”

2013年5月开始，卫西谛和两三个年轻朋友合作，以南京为起点，在全国十几个城市发起了每年一度的“后窗放映”项目——每个城市找一到两家电影院谈合作，放映一些小众的艺术影片，以国产作品为主。

卫西谛说，他厌倦了以前独立电影那种在咖啡馆和大学里放映的状态，“后窗放映”要的是标准的影院放映，“因为他们本身拍的就是电影”。北上广等大城市已存在所谓的艺术影院，电影节也不少见，“后窗放映”关注的多是二三线城市。项目做了几年，许多媒体都有过报道，发展势头比较稳定。“这算是我做的比较符合影评人身份的一点事情吧。”卫西谛淡淡地说。

卫西谛的家离高铁南京南站不远，是个幽静的小区，楼房旁边种着大丛竹子。他的书架上放着自出版的摄影集《Way Away》，那是2013年夏天他在美国66号公路14天旅程的影像日记。照片是用胶片相机拍摄的。

除了《Way Away》、“后窗放映”的小宣传册，卫西谛的书架上还有他历年来出版的电影文集：世界电影评论年鉴《电影+》系列丛书（2002年起）、《为希区柯克尖叫》、《未删的文档》、《华语电影2005》……也有《后窗看电影》。每年的“十大榜单”他仍然在做，但是他说，对写影评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中国电影吧，我没有太多评价欲望。但是一个中国影评人老写外国片，不太靠谱，在媒体和大众其实也没市场。还有，即使是世界范围内的电影，也不像我们当时刚喜欢电影的那个时候，因为有好多大师没有看过，看到会刺激，会兴奋。电影的黄金时代差不多，2000年以后，我觉得看到的好电影越来越少。然后，剩下的就是自己的一些电影品味了吧？我觉得我越来越狭隘……每年我都会做一个小东西，就是年度十大，结果每年都很像，还是那几个导演的新作品。我觉很无聊了，写来写去总是那些…… 虽然我还是一个电影爱好者。”

夏天过去后，卫西谛计划去欧洲，也许会再出一本影集，也许写一些小说一样的东西。 他没考虑过做导演，他说自己“进入一个圈子的那种想法一向就很弱。”

这些年来，卫西谛与李霄峰几乎没有联系。《失败者之歌》出版那年，他们在杭州正好碰上，两人都挺高兴。那之后，卫西谛去北京也会专门找李霄峰聊一聊。李霄峰最终当了导演在他看来是件挺顺理成章的事。他说，李霄峰要拍电影，是好多年了吧？

《少女哪吒》的原著是篇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作者绿妖。那个“剔骨还母，彻彻底底把自己再生育一回”的少女哪吒晓冰，是以绿妖少年时的一个伙伴为原型，“写完后，作为一个年少时拼命想要离开家乡的人，”绿妖说，“感觉自己无意中投射了情感”。和李霄峰一样，绿妖也出于“难道不借助别人的作品我就不能发光了”的质疑，逐渐脱离了影评写作。但是当导演，哪怕编剧，对于绿妖来说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那太复杂了”。

2012年11月，李霄峰第一次读到《少女哪吒》原著。读完小说，他说：“我看到这俩少女，当场就已经活灵活现地戳在这儿了。再加上人物关系非常紧密，这种紧密是从内到外的，是在心灵深处建立的关系。这已经解决了一个电影最重要的问题。”他当即决定，放下手头已经改到第九版的另一个剧本，筹拍《少女哪吒》。

李霄峰找到绿妖购买五年的小说改编权时，绿妖问他：“你想好了？真的要拍？”

在一分钱投资都没有的情况下，李霄峰开始为《少女哪吒》看景。所有人都劝他说李霄峰你不要发神经病，你是不是疯了？ 恰在此时，《哪吒》的第一稿梗概在上海电影节的创投单元拿到了最具创意项目奖。“我就知道，这个事儿可以做，没有什么退路了。”李霄峰说，“有一个瞬间，我感觉到四面八方的空气呀，正在向我聚拢。”

 

3

2002年，李霄峰从比利时逃学回到北京，一时不敢告诉家人，也就没地方住。他找到了在“电影红茶坊”结识的老朋友冯睿。当时冯睿住在东直门的回迁房，一个月房租1800。李霄峰就在他的房间里打地铺。有天晚上两人喝酒谈心，冯睿说：“李霄峰有一天你做导演，我来给你当制片人。”

那时候冯睿的工作是《新京报》的电影记者，为一篇调查报道，冯睿把整个中国电影产业的底子摸了一遍，报道发表后得罪了不少人。因为对真实的限度产生了质疑，冯睿后来离开《新京报》，彻底进入电影业，做宣发和制片，自己接一些项目。他说：“说是站着挣钱趴着挣钱还是躺着挣钱，但是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我是撅着挣钱，挺痛苦的。”

2014年春节，《少女哪吒》的试拍、建组、谈演员都已经完成，李霄峰忽然发现，管母亲借的40万快花光了。就像刚从比利时回来那天一样，他又找到了冯睿。冯睿想了想，建议他“停，先止损”。

但是冯睿知道，李霄峰是一个嘴上答应“好的好的，对对对”，但是绝对不听建议的人。根据冯睿在电影业的经验，《少女哪吒》有融资的先天缺陷：不够商业，新导演，没有明星——李霄峰坚持用符合角色设定的新人主演。冯睿告诉他：“你弄这么一个东西目的一定要明确。第一次拍电影，你是想要作品成立还是想要卖大钱？口碑和票房你可能只能选一个，这个片子它先天不具备票房的潜质，那我们干脆就放弃，就一心来扑口碑。多少导演第一部拍完就籍籍无名了，与其这样不如用作品来把你抬出来。”

“这些都是我，一个制片人的嘴脸，”冯睿说，“制片人会比较功利，比较现实。”

实际上，冯睿当时手上正进行着一个自己的项目。考虑一周后，他决定卖掉手头的项目，将钱挪过来投进《少女哪吒》。“第一，李霄峰是我朋友，还是投友谊嘛；第二有个承诺在那儿摆着——虽然是酒后的。”2014年初，冯睿正式进了《少女哪吒》剧组。

之后，就是无数人的钱在滚来滚去，拆了东墙补西墙，“今天找这个借40万，明天找那个借30万，先把前面这个还上”。最惨的时候账上没钱，而冯睿卖项目的资金一时还没到，他觉得快完蛋了，“如果停机的话，李霄峰会损失，因为他前面自己垫了100多万，我要给他停掉的话，这100多万就打水漂了，怎么办呢？——我就哭。”哭完，又有朋友的钱刚好到账，然后冯睿项目的买主也通情达理地打来了尾款。《少女哪吒》就是这样在2014年5月18日杀了青。杀青后半年，所有资金才到位，投资方共计9名。

愉悦的创作过程告一段落之后，真正焦虑的阶段就在眼前。

作为独立制作的《少女哪吒》，9个出品方里面没有一个懂发行。2015年春节，李霄峰拿出家藏的好酒，专门请发行界大佬们来吃饭，取经。大佬听完情况，有的说：“霄峰，你这个片先搁一阵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什么什么片，拍完以后搁了三年，现在发，成了！”还有的说，你们走节展啊，“长了一副得奖相儿”。李霄峰急了，整个项目开始了两年，拍完都快一年了，“我必须得有个交代”。 

在冯睿看来，饭等于白请，好酒也是浪费，“还不如给我喝了。”但他也承认，这情况正常。“李霄峰是用最难的办法，办了一件最难的事儿。”看过样片的大发行公司直接跟李霄峰说：“我觉得你这电影不错，你下一部戏想拍什么？我愿意跟进，剧本给我看啊，行，再见。”

最后，《少女哪吒》的发行交给了上海的“鑫岳”，一家小型发行公司，老板是冯睿的朋友。冯睿找到他的时候，他说：“发行了那么多恐怖片，也该为真正的电影还还债了。”

更改了无数次发行策略，走了无数弯路后，《少女哪吒》的上映日期最终定在2015年7月11日，正处于“国产片保护月”。冯睿预见到票房很可能不佳是在上映前的两个月，但是真正感觉“要完蛋”，是在7月6日。

7月2日到19日，冯睿与李霄峰正在跑全国的院线，一家一家影院考察环境，见排片经理谈排期。7月6日，冯睿在重庆见到了7月10号的排片：《小时代》48场，从早上10点排到晚上11点，7个电影院全部如此。“我就知道完蛋了。”

冯睿说，这与他两三年前做第一部电影发行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世界。“那个时候你还能影响到影院经理的排片，那时候片源少，哪怕是暑期档也没这么多的大鲨鱼…… 现在是一个死结，最终话语权在影院。”

在合肥的左岸影城，李霄峰走进排片经理的办公室，亲眼见到了挂在墙上的大图表，每周、每月的票房清清楚楚写在上面，影院经理直接对票房负责，他们的收入和影院绩效也直接挂钩。“他们的压力很大，权力也很大——他愿意为你做点什么的时候，权力就会大，如果不愿意，他就是正正常常的一个影院经理。”

这家影城的排片经理告诉李霄峰，他们特别向总部申请了《少女哪吒》，一天排一场，包括周末。“我觉得我们作为电影人，应该为电影做点什么。”听见经理这么说，李霄峰差点从沙发上跳起来，“什么情况？一个排片经理跟我说他是电影人？我当时惊诧莫名，特别感动。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都不把自己当电影人，一个经理说他是电影人，把自己看成整个电影行业里的一部分，把自己的事业看成比自己高的一个东西。”

当然，李霄峰也知道，这样的人是沙里淘金，少之又少。他和冯睿都很清楚，跑院线，见经理，其实不会得到任何正式有效的承诺——哪怕得到了也没用。冯睿的目标和出发只是，让李霄峰从一个不想跟观众交流的人，变得能够将同样的话在一个晚上面对不同的观众，在不同的影院说三遍。“我觉得他在成长。他知道和观众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也会看到只有三四个人的一个场，这也是影院给的。他会明白在终端，面临的生态是怎样残酷。”

在《小时代》和《栀子花开》的夹击下，《少女哪吒》公布的排片率是百分之0.12，据冯睿说，实际排片率更低。首映那天，《哪吒》排了104场，而发出的拷贝是2012份。

李霄峰说，所有人都在告诉他，要研究市场，要尊重市场。“我不认为这是个健康的市场。把这些事儿都说透了，就是金钱可以操纵一切，可以蹂躏一切。”

《少女哪吒》的总投资超过900万，票房在100万左右，加上卖版权等收入，总共亏损20%-30%。李霄峰说，9个投资人对他的要求都是“别亏太多”——所以，还凑合。但这与冯睿“打平”的期许有差距。目前他们在操作第二轮放映，准备进大学校园，尽量让投资人“再少亏一些”。同时，李霄峰重新开始修改筹拍《哪吒》时放下的剧本，那将是一部接近类型片的犯罪电影，制片人仍是冯睿。开拍日期初步设定在明年4月，“这取决于资金”。

顾小白和卫西谛都表示，这样的结果已算是不错。“品相很好。”卫西谛这样评价《少女哪吒》。新晋导演的处女作往往是小制作艺术片，能够做到品相好，业内有口碑，下一部的资金压力相对就会减小，“之后，也许会逐渐融入一些类型片元素，慢慢探索艺术和商业的平衡，也是常见的情况”。

《少女哪吒》讲述了两个少女的故事。 在影片中，一个女孩妥协于世俗生活，另一个选择自毁，点题的话由这个十几岁的女孩说出：“这个世上只有一种活法，那就是诚实地活着。”

像当年的LIAR一样，许多看完《少女哪吒》的电影爱好者写了观后感。李霄峰收到很多邮件，有些人告诉他，被这部电影打动到落泪，也有人感到恐惧，还有人讨厌它，甚至表示仇恨。回想为这部电影经历的一切，李霄峰承认，有些时候，他会“轻微地厌恶自己”，也有些时候，“我在想，可能都是我当年骂过的，这事现在要报应在我们身上了，挺有意思的。”

在杭州的一次免费放映会上，李霄峰遇到了一名主动发言的女观众。她盯着李霄峰说：“你给我讲讲，白马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这电影，我没看懂。”李霄峰回答，你看不懂正常。女观众很生气，站起来拎着包走了。

事后很多朋友批评李霄峰处理得不好，劝他以后别这么直接，“多讲讲你创作的艰辛”。李霄峰说：“我是很真诚的，我是真的觉得没看懂特别正常，为什么一定要看懂呢？”

几天后，《少女哪吒》的一名文学策划给李霄峰发来一条微信说：“你本身就拍了一个不为世人所理解的人，不要指望别人会接受你。”

“白马”这个意象来自于李霄峰的另一名文学策划。那个女孩本是山东胜利油田一个造油厂的会计，生活在东营一个县城中。她读了《失败者之歌》，给李霄峰写邮件，李霄峰被她的文笔和文学素养吓着了。有一天，这个女孩早上8点钟骑一辆破自行车去上班，县城的主干道上全是拉煤的大货车，尘土飞扬。骑着骑着，她突然看见马路对面有一匹白马，就栓在电线杆子上。她停下车，看了很长时间，然后骑着车又走了。回到办公室她给李霄峰写了封信，描述那匹白马，诉说心中的难过。她写：“我很后悔，为什么没有上前去把它放了。”李霄峰回信，告诉她：“你是看到了生活中的奇迹。”

“在普通平常的生活，日复一日的枯燥里，忽然看到一个活灵活现的东西，而且还美，这不是奇迹吗？”李霄峰说，“所以很多人问我白马是什么东西，我说你管。你看到它，不就够了吗？还要怎么样，难道你非要看到它撒欢着跑才高兴吗？”

在《少女哪吒》的结尾，终于有一个女孩走上前，解开了那条缰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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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题图为《少女哪吒》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