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这事儿没法办了。什么都没准备好。”我惊慌失措地给他打电话。此时，身处加拿大的他刚刚睡醒。而在印度，夜晚已然降临。
“我的爱，那不是真的，”他回答我，“所有事都安排好了。我们会搞定文件的。”
他说得对。场地已经定好了，在阿马尔菲海岸一栋童话般的别墅里。我的礼服也有了——那件昂贵的婚纱看上去简洁低调，当我试穿它时，眼泪立刻涌了上来，就是它了，我想。这一想法令一向吹毛求疵的我倍感惊讶。一个才华横溢的朋友帮忙设计了邀请函，马上就要印刷了。婚礼日期已经通知到位——我们所有最亲近的人都等不及要来见证这一时刻。
我们甚至上了两天课，并拿到教会颁发的结业证书——该课程辅导我们如何建立一个像样的天主教家庭。这不是我们打算如此，而是因为要在教堂结婚就必须上这门课——对此我心甘情愿，我喜欢这项传统——而他为了取悦我，也答应参加。课程地点在德里市郊，两天里我们和其他夫妇同住在一家修道院里，在不同楼层睡觉（男人在楼上，女人在楼下），聆听关于家庭价值与婚姻义务的课。外国情侣在那里很少见，因此我们成了焦点——特别是当出现性方面的问题时，所有人都假设我们比老师知道得多，尽管我们玩笑着表示抗议。
“那么，精子从哪里来？或许你知道？”有人问我。
“不，我不懂，”我回答，课堂爆发出一阵笑声，“或许他懂？”
他微笑着看看我，摇摇头：“为什么我会知道？我不知道！”
我需要冷静下来。一切都挺顺利的。
但是跨国身份带来了难题，我是意大利人，住在印度，他是加拿大人，现在加拿大，我们想要举办一个天主教的婚礼。我们无论如何难以准备好齐全的文件。
“或许这是个征兆？或许整个婚礼就是个坏主意？”我呜咽道。我累了，并且变得让人难以忍受。
他大笑起来。“亲亲爱人。”他开始以一种歌唱般的语调安慰我。他用滑稽的口音说着他仅知的那几个意大利词语，点亮我灵魂深处最黑暗的角落。“听着。结婚是我们做过的最好的决定，而且我们会做成的。一切都会解决的。我保证。”
* * *
他对我们的事如此坚定，从我们订婚起就从没动摇过，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们已经一起在印度住了好几年——我跟随他去那里，开始自己的事业，最终还是为了和我爱的男人在一起——然后，他向我求婚了。
在同居之前，我们的关系是飘忽不定的远距离恋爱，两个人似乎从未呆在同一处。我们在意大利相遇、相爱，在短短几周燃烧掉整个夏天的激情，然后各奔一方：他的摄影项目将他带去阿拉斯加、日本、刚果；我则作为志愿者去科索沃收集故事素材，后来又搬到巴黎去完成硕士学业。他因为工作也来到巴黎，于是我们在一起度过了极其幸福的几个月。那是从我记事起，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很美；感到自己被爱着，被渴望。我们会在午夜时分穿戴整齐，去24小时餐厅吃一份法式洋葱汤。我们共用一间工作室，那个房间对一个人来说都太小，更别提两个人外加数量惊人的照相机了。
遇见他之前，我总是调侃说“爱情被高估了”。可爱情没有被高估；爱是完美的。当他必须要回到印度——他在意大利之前的居住之地，我担心一切就要结束了。
然而并没有。我们不放过任何一个闲聊的机会。永远说不够。我们如此不同，以至于这份爱恋对我们彼此来说，都是一个谜：我喜爱学习，他则连高中都没有毕业；我这个人循规蹈矩，他却无视一切规则；我总是在担心很多事，他从来不。有时候，我们仅有的共同之处，就是对另一方的爱。
而这已足够。
放春假时，我去印度看他。飞机降落在德里二月夜晚的大雾之中，我感觉很糟糕，不断往身上喷驱蚊液，全身都湿透了。到达大厅里，他举着一块牌子站在霓虹灯下，活像个酒店派来的司机。上面写着：Amore Mio。我的爱。
印度的一切都把我吓坏了。气味。噪音。灯光。和我以前所见的如此不同。那些从附近公园飞到房顶晒台上的孔雀，它们迷人却又如此陌生。我陪他前往加尔各答完成拍摄任务。在那一条条熙熙攘攘、令人窒息和晕眩的后街，我目睹了贫穷和肮脏，非常骇人。有一次，我哭了整晚，因为我们只住得起不干净的招待所。当我回到巴黎时，真是如释重负。
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会见面。在巴黎，在伦敦，在意大利，在纽约——我俩都觉得我们最终会常住于此。我们一起过圣诞，我的家现在成了他的家。他和父母中断联系已有多年；在我的坚持之下，他和他们重新有了联络，但要真正拯救他们的关系似乎没有什么希望。他们曾经对他很苛刻，残忍，在他高中毕业之前就把他踢出了家门，如今他们依然拒绝承认这一点，更不用说为此道歉了。作为一个凡事都倚仗家里的人，我很难想象他的遭遇到底有多么艰难。所以，当我听见他叫我母亲“妈妈”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在我第一次去德里的一年之后，我搬了过去。原本我计划呆上几个月，没想到一段生命历险就此开始。
我们找了一套公寓，用色彩缤纷的织物装点家居。我拼命想办法让灰尘远离我们的房子；拼命忍耐夏日的滚滚热浪里挣扎，拼命想找份工作。至少有两次，我收拾起行李，对他大喊，我要回家。他在印度住了这么久，早就忘了初来乍到时的艰辛。而且，他为了工作频繁出差，我时常独守空房。我向他发脾气——我们终于能住在一起了，他却前往非洲、中国，只因他那令我无法理解的流浪情结。
我想要的只不过是他的陪伴，当他来到我身边，一切立刻美好起来。我们都如此渴望共度时光，于是在一起的每个点滴都不显得琐碎：我们骑上他的摩托车，探索这座城市，去偏远的地方度假，将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都化作一次历险。
然而，零零星星的几周时间远不足够。我觉得自己一直在做的，就是等他。终于，当他探望生病的叔叔——又一次长途旅行之后回到家中，我彻底崩溃了。我感觉很糟糕。这趟旅途并不是为了寻欢作乐，我怎能生他的气？但我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告诉他，我们最好分手，他的生命里没有我的位置。我大呼小叫，他叫得更大声，以至于邻居过来看我是否安全。在这个女性常常成为家暴受害者的国度，人们很难相信是我先提高了嗓门。争执过后，我们决定分开。
* * *
当我意识到自己不想离开他时，我正在去上班的路上，已经迟到了，还有股难以名状的悲伤。我想要留下来。我爱他，还有我们的生活。
我回到公寓。他正坐在沙发上，看上去和我一样，因为无休止的争吵而精疲力竭。我拥抱他，而后坐在他的腿上。
“对不起，这些天糟透了，”我道歉，“我不想离开。永远都不。”
“我也不想你走。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
“是的。永远。”我说。我是认真的。然而，当我看到他眼中的决心，还是被深深震撼了。他似乎要问一个问题，我此前从不知道这个问题存在于他的心中，也从没指望过他会提出来。
“那么……你愿意……你愿意嫁给我吗？”
“什么……你不用……不用这样——我哪都不去。你得好好想想这事。”
“但我已经想过了！我想过了！你看——”他把手伸进背包，取出了一个小盒子，“我甚至还有戒指！我一直在等待恰当的时机。”
“那么。你愿意嫁给我吗，我的爱？”他是认真的。
他准备好了。
那是枚华丽夺目的戒指，装饰派艺术风格（Art Deco）的加拿大家庭祖传之物——作为戒指，它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平衡——既让人没有奢侈浪费的愧疚感，又很难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人们的确注意到了：他们由衷地为我们高兴，这份激动之情让人晕眩。每个人都赞叹，我们的故事多么浪漫。
那的确是我听说过的最浪漫的故事。
* * *
尽管是难以置信的甜蜜，我却有一种隐约的预感挥之不去，好像什么事就要发生了。我常常做梦，即将失去一切的恐惧变成了噩梦，猝不及防地出现在每一个重要的时刻。
我爱他，却没想到他也同样爱我，它带给我巨大的快乐，也令我倍感恐慌。父亲的过早离世让我早已无法相信美满结局的存在，更不消说相信我注定与某人在一起。
我四处寻找霉运的迹象。我们被迫搬出公寓，房东太太坚称我们还欠她几个月的房租。押金是他负责的，可他找不到收据证明我们已经付过钱了——单这一件事便足以激怒我。他太不负责任了，我说，他怎么可能已经准备好成为一个丈夫？我们该把整件事叫停。
我们开始寻找新的住处。他优先考虑的问题与我大相径庭——他想省点房租，事实上所有东西他都要省，以便把钱投入在他的工作上；我却想要住在干净、舒适的地方，我觉得自己既肤浅又物质。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我哭得像个被宠坏的小孩。我再一次对他说：“看到了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该结婚。”
对于我们的关系和未来，我充满了怀疑，又如此渴望并惧怕着。
但是对我所有的疑问，他都有答案。“我俩就是这样的，亲爱的，”他会这么告诉我，声音总是那么镇定又亲切，“我不会让你临阵脱逃的。”当我变得犹豫不决时，他却越来越坚定，而他总能将我的恐惧减到最少，让我一次又一次看到他的爱之深切。
最终，我们找到了一个算是过得去的住处，还添置了新的家具。我们没有太多钱——我为一家小型的网络刊物做编辑，我在印度的薪水一直是我俩生活的主要来源，而他的工作则进展缓慢。他手头有几个私人项目在进行，而我下定决心要帮他实现。他的摄影任务总是零零星星的，但他工作一天的收入常常能抵我十天。每当我们的存款快要见底时，总有一些机会降临让我们渡过难关。
可这次似乎有所不同。我担心我们负担不起婚礼——我从未认真想过结婚，此时却发现我真的渴望这场童话式的婚礼。我的母亲承担了大部分花销，但我坚持认为我们至少应该付一部分的钱：譬如鲜花、邀请函，还有小礼物。几周时间过去了，然后是几个月，我越来越担心钱还是不够用。
有一个想法尤其让我恐慌。如果他再不快点找到活干，我甚至得替他的婚礼西服和飞往意大利的机票买单。我将不得不替我自己的捧花买单。我为自己的婚礼买花，这画面令我不堪忍受：这就是我即将踏入的生活吗？如果他的工作没有一点实质性突破呢？我甚至查了一下，万一我们离婚，我是不是得付他赡养费。
我被自己的想法恶心到了。
我吞吞吐吐地建议他向一些名声较小的刊物找找活，而不是只替大刊做事。他很受伤，觉得这是我对他缺乏信任的表现，并指出原本他可以搬去非洲工作，只是我不愿放弃自己的事业跟随他四处游荡。
但事实上我无条件地信赖他的才华——我不相信的只是命运。
* * *
尽管如此，在书面材料的麻烦出现时，我们已经过了最艰难的当口。看上去我们是陷入了一个官僚漏洞，在我所接触的困惑的工作人员中，没一个人有办法替我们解围。
“这就是为何我们如此特别。”他说。这是事实。
他去加拿大更新他的签证——这趟归途榨干了我的存款，不过终于一些工作找上门来，他很快就能赚到钱了。我们回到了早期的长途电话模式。在我俩为数众多的告别中，这是第一次，我没有在他离开的时候哭泣。他告诉我他马上就会回来，他的快乐如此显而易见，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也重新给了我安全感。
然而，到了他本该前去处理材料的日子，我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他没有接电话，也不在线——他平时几乎总是一门心思挂在网上。我发邮件给他。没有回复。
有些事不太对劲。
或者是某种第六感，或者是我时刻都在担心发生最糟的事，我开始忧心忡忡。我给他的朋友打电话，试着不让自己听上去太偏执多疑；毕竟，距离我上一次联系到他，只过去了几个小时。他不在家。当印度的黑夜泛起曙光，加拿大的白天正在流逝。我打他电话，打了又打，躺在那儿睁着眼睛干等。睡觉，绝无可能。
终于，我收到了一封只有两行字的邮件。他说他爱我。但他需要空间。
我呆若木鸡。
接下来的几天就是一场等待的游戏。我忍不住一遍遍查看手机和邮箱。我盯着屏幕看他是否登上了Skype。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我告诉自己不该尝试跟他联络，他需要自己呆着。我也写信给他，告诉他只要他愿意，我们可以将婚期延后，告诉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我们都将一同面对。我知道我们可以。
我责怪自己太多疑。是我毁了这一切吗？我不停地工作，将自己置于人群之中，可我已麻木不仁。
随着他的归期临近，我尝试平静下来，集中精神告诉自己马上又能和他相见了。我们从未失去联络如此之久，而我疯狂地思念着他。我试着让自己耐心等待，又一个无眠之夜，当他的名字在Skype上亮起时，我无法抵御跟他说话的冲动。
“我亲爱的，”我打字说，“真高兴下周你就回来了。我们会把问题解决的，我保证。”
“是的，”他回复。“我们有好多事要做，不过都会解决的。会没事的。”
但他不准备回来。至少暂时不。他的生日马上就到了，可他不想我和一起度过。
“我不想怨恨你。”他说。
他没打算多说，但是我跟他说，他还欠我一个解释。他保证很快会再上线，而他也做到了。
“你真美，”当我打开视频聊天时，他温柔地说，“我想你。”
他看上去也漂亮极了，身穿浅蓝领子的衬衫，袖子卷起，发型凌乱。
他开始解释自己的想法：他需要自由去旅行和工作，而我想要有保障的生活——我们就是太不一样了，没有办法在一起。
他的语调温和，却渐渐在我耳中丧失了意义——话语变成白噪音，我打断了他。
“噢上帝，”我说，“你出轨了。”
他的目光冷硬起来。“没错。”他回答。
“不，别再来一次。”我乞求道。我知道这是真的，再一次。
我已经有好些年没去想这个了——遭到背叛的记忆深埋于美好生活的幻觉之下。搬去印度之前，还在我们分隔两地时我就发现了他的不忠。累累谎言与背叛：我们刚在一起时，他就有一个秘密女友，在他离开巴黎后，还曾搬去与之同住；还有一个年长一些的女人，他甚至觉得自己爱上了她；以及他因工作环游世界时那些形形色色的艳遇。
可是这一切我们都过来了。在被我发现后，他乞求我留下，说我是他平生至爱，是他拥有幸福人生、改头换面的最后机会。他把问题都归于距离，而我亦然，之后好几年都风平浪静——这么平静，太平静了。我曾如此努力地忘却他的不忠，以至于有一度的确忘记了——过去与现在的真相，令我灼烧的胸口不堪重负。
“没错，又一次。”他的语气瞬间冰冷。他的身上，他的声音里，有我无法辨认的东西。他成了一个陌生人。
“但这一次不太一样，”他继续说道，“我找到了那个对的人。”
我发誓我听到了心碎的声音。
他告诉我他俩刚刚相遇不久。只消几天时间便足以认定。他本来已经放弃了寻找那个对的人。可她就这么出现了。他们会一同旅行，一起看世界，云游四方，如他所愿，也如她所愿。而我从来都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我打赌她穿得很邋遢。”我说，心中的悲痛已经溢出破碎的胸口，留下一片狼藉。
我成了个怪物；我几乎说不清话，满腔怒火地震惊于自己采用的语言暴力，我颤抖着，向他低吼，告诉他他根本不是真的心怀愧疚——他感觉良好，他不觉得抱歉。
“你想让我内疚，因为我恋爱了。”
他预备搬去和她同住。
“你准备娶她吗？”我疯了。这太疯狂了。
“我们现在还不打算结婚。”他也疯了。
这场对话持续了一整夜，怒火、眼泪、爱语也持续了一整夜。最后我问他，这是不是我们住在一起后他第一次出轨。
“不是。”
“是因为有我还不够吗？”这不是每一个被甩的人所害怕的么？
“对，我一直都在寻找更好的。”
“更好的生活还是更好的人？”我无法停止追问。
“更好的生活，更好的人，我不知道。我本以为和你在一起就是最好的了。现在我知道并不是。”
“什么意思？”
“我不爱你。我想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
窗外，黎明已至。正在苏醒的印度熙熙攘攘，大声宣告着这场对话的终结。我们——“我俩”——的终结。
“我会多么思念你。”挂掉电话前，我喃喃道。我绝望地想要抓住他。可他却成了难以辨认的模样。在他的凝视里，爱和欢乐成为黑暗力量，将他从我身边拉走，把他带到可怕而不可及的地方，一个我怎么伸手都无法触及之处。
我哭不出来。我睡不着觉。除了恐惧，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他到底是谁？
* * *
我如同行尸走肉一般降落在米兰。好几天都没吃东西了；羞愧是我唯一的感受。姐姐去机场接我，她一言不发地抱住我，我哭了。当我见到母亲，我哭了。我的外婆也来了——通常一见到她我就能心情大好，可我只是不停地哭，什么事也做不了。
“对不起。我很抱歉。”我能说的只有这些，实际是低声的耳语。我为自己曾信任他、跟随他，还把他带回家来感到抱歉。我为自己如此难堪的心碎感到抱歉。我为自己把一切搞砸了抱歉，为自己的失败抱歉，为取消婚礼造成的尴尬感到抱歉。他不仅欺骗了我，还欺骗了我的家人，这令我痛苦难当。我将一切归咎于己——所有的一切。
我的歉疚无穷无尽。并且痛彻心扉。
我径直走向母亲的床，躺在那儿哭了好几天，起来也只是查看邮件寻找他的痕迹，或者在午饭和晚饭时坐在餐桌旁，滴水难进。
每当我盯着餐盘发呆时，我生命中的意大利母亲们——我自己的，以及我妈妈的——就会讨论我，和他，就好像我不在那儿似的。
“她不吃饭。”
“我看到了。”
“我们该拿这姑娘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又不能强迫她。”
看看，一口都没嚼。”
“我知道，妈。她不想吃。”
我那处事强硬的外婆经历过许多风雨——童年就失去了父亲，少年时期战争爆发，后来丈夫去世，她三十出头便成了寡妇，年近五十岁时，一场地震又摧毁了她的家园——太多太多，一场心碎的爱情在这些事情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那个小伙子一直就有些奇怪，”她提道，“记得他是怎么开始不吃肉的吗？”她始终都把他的素食主义当作一种怪异的疾病。
当我好不容易有力气下床走动，我开始试着拼凑记忆的碎片，重新振作起来。我总是一味地谅解，而我越是沉湎其中，整件事情就越发显得令人害怕。
我离开了对我极其担忧的家族，回到德里，决心挽回可以挽回的一切：我所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将拯救我的国家。
我的痛苦仍然剧烈，一系列新的小创伤令它保持着鲜活的刺痛。
我不得不取消婚礼，一个人通知所有宾客，而他则忙于新生活，甚至都没空告知自己的家人——他们想知道原因又找不到他，因此给我打了电话。
* * *
理性起不了作用，尽管身处这所有痛苦之中，我依然疯狂地爱着他。我盼望着他能够回来。有一天我半夜惊醒，确信自己听到了他按铃的声音。那是一个梦。
作为一个康复中的病人，我每天过得亦步亦趋，巴望着心中的爱能够慢慢消褪。正如一句著名的意大利语诗句所言，它就像戒掉一个恶习（Come smettere un vizio）。这是一种有关节制的日常练习——不打电话给他，不要他，不爱他。
不知不觉中，我已经一个月没有见到他的面容，而上一次还是在电脑屏幕上。接着是两个月，然后整个夏天。
8月26日，也就是我们原定举行婚礼的日子，阿玛尔菲海岸阳光普照，而我独自前往尼泊尔，在雨中的加德满都度过了那一天。我在帕舒帕蒂纳特庙与一群猴子漫步——那是座供奉湿婆的寺庙。
我庆幸，原来存在着这样一个神灵，让我能够向毁灭表达谢意。
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着迷于这个故事，着迷于他的各种谎话。他的家庭、他的过去、我们的关系，我发现了更多、不计其数的谎言。而看得越透，伤痛也越平复，逐渐释怀。
我写信给那个他因我而离开的女人——让她知道，我们也没有好的结果。不知怎的，我觉得应该让她知道这一点；如果我是她，我会想要知道的。她理解、原谅并且帮助了我——她太了解我正经历的这些。她重复了很多次：我所失去并的不值得珍惜。
数年之后，当他的妻子向我来信，我把这些话告诉了她。
————————
Annalisa Merelli是个住在纽约的意大利裔作家。她是美国财经新媒体Quartz的记者。
本文中文版经过了编辑和删减，原文请见：这里。
翻译：黄韵文 校订：郭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