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坐在公寓前的木椅上，用手机和母亲聊天。某个话题令我们哈哈大笑，忽然一个念头闪过。“为什么我正在和你说话？”我问，“你不是去世了吗？”“咔嗒”一声，电话断了。有时梦境真能说出人所不能。
我在英格兰北部长大，房子周围有一片灌木林。小时候，我和哥哥安德鲁放学后总会去那里玩。我们在灌木林里一玩好几个小时，躲在树木之间，在凤尾草中奔跑，蕨菜在脚下发出清脆的响声。回家路上，天色渐晚，我会看到母亲站在厨房的窗户前，一边做晚饭，一边向外张望，等待我们。
我15岁的时候，父亲的生意失败，所有事情都变了。我在一家鞋店找了份周六的兼职，哥哥离开学费昂贵的高中，开始工作。生活艰难前行。几个月后，安德鲁死于一场摩托车事故，一切都停摆了。他那年十七岁。
我父母心碎欲绝，觉得英格兰已无可留恋，于是决定举家搬到以色列，开始新生活。以往在家里，犹太人的身份并不重要，至少我这么认为。但是安德鲁去世后，父母突然深刻地感受到民族之根。母亲相信，在以色列，这个许多人因战争而失去亲人的国家，她将获得理解与共鸣。
我的母亲意志很坚定，她将我先行送往内盖夫沙漠的一所寄宿学校。我那时16岁。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件事比失去哥哥更严重。安德鲁刚刚去世，母亲为什么要把我送走？我需要安全感，需要住在家里，需要一起上学的朋友和我的叔叔阿姨们。最重要的是，我需要妈妈关注我。她却好像要把已经破损的家分裂，她和父亲留在一边，我在另一边。
我对以色列一无所知，也不认识任何人。为了生存下去，我刻意阻隔过去的一切，直到自己忘记它们。几个月后，我的父母抵达了以色列，但已经太晚了。每逢周末，我会和学校的朋友们搭便车去特拉维夫的海滩，买一些毒品，找乐子。我没有“回家”的概念，因为我熟悉的家已经荡然无存。
我们都回避那些令人痛苦的话题，一直谈论政治、衣服或天气。在少数情况下，当有人提到安德鲁的名字，就会出现尴尬的冷场。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和我之间的隔膜不断加深。我在他们的房子有一个房间，但住在那儿感觉就像作客。我们也很少有肢体接触。亲吻只留给假日，我不记得她曾发自内心地拥抱过我。每当她触摸我，我都身体一缩。每次电话结束时，她都会说同样一句愉快的话：“爱你”。而我总是略带冷酷地想，她爱的那个“我”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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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我遇到了拉兹，生活才安定下来。拉兹个子很高，也很聪明，他出于良知，没有在以色列军队服役，那条路也确实不适合他。我们养了三个孩子，他们成为母亲和我之间脆弱的桥梁。我的父母和孙子孙女之间的关系日益亲厚，这并没有让我感到嫉妒，反而十分欣慰。事实上，我喜欢看母亲耐心地教我的小女儿如何编织，或者在孩子们放学后给他们读《小熊维尼》。也许我小时候，她也曾这样对我，尽管我已经不记得了。
然后，母亲开始莫名其妙地滑倒。水杯经常从她手中滑落，打碎在厨房的地板上。她去看了家庭医生，被介绍给一位神经科医生，然后又是另一个医生。虽然父母相互支撑了这么久，但这实在超出了他们能够承担的范围。他们向我求助。那时母亲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床到卫生间，她得拖着脚往前走。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父亲和我把母亲拖下床，带她去耶路撒冷的一家医院，向专家问诊。
父亲把车停在医院门外。警卫大吼，说我们不能在这里停车，应该把车停得远一点。“我妈走不了路。”我回他说。那时我还不知道，这是母亲最后一次走路了。
这一天我们见到的神经学家确定地说：我母亲得了ALS，渐冻症，也被称为葛雷克氏症。
我做了一个决定，要尽我所能照顾她，直到最后。这一决定是基于自己的私心：我想告诉自己，我已经尽力了，我终归是一个好女儿。我想表现得好一点。当最后的时刻来临，我希望得到她的认可。
几个月过去了。我停止工作，回到母亲的生活，全心照顾她，就像是为离开她那么长时间而忏赎罪。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请了一位全职护士，租了医疗设备，把她带回家，等死。母亲受制于这副日渐不再听话的身体，长时间处于愤怒和痛苦之中。她以前就很容易突然生气，现在她生父亲的气，觉得父亲不再理解她了，她也生护士的气，因为晚餐时她听到护士和父亲在厨房说笑。
她接受了我的存在，但很勉强。一次，我坐在她的床边，摆弄着床头柜上的金表，她突然对我厉声叫道：“把它放回去，它不是你的表，现在还不是。”我放下手表，走出房间，进入浴室。我把头靠在镜子上，闭着眼睛，站了好几分钟。
但是，在我们之间发展出了一种微妙的亲密关系。我们会玩她一直擅长的拼字游戏。我在一张纸上写下得分，而她总是胜出的那个。当她再也不能挪动字母时，我就帮她挪动。
有一天，她说想向我口述记忆中的安德鲁，我犹豫了。虽然我明白了她想修复母女关系，但我还是无法鼓起情感来适应她。这时我们找到一位体贴的英国义工，他将口述内容打成了五张双行距的纸，开头是这样：
安德鲁去世后，我连一个字都写不出——直到现在——只是为了你，我亲爱的女儿。
最后，她向我伸出了手。
那时是10月。我的儿子丹尼尔，到下一年4月就满13岁了，到了举行成人礼的年龄。而母亲病情恶化，我担心她无法参加仪式。经过了这么多年没有她的生活，我需要她。我在父亲的犹太教堂向拉比咨询，她同意我们尽早举办成人礼。我告诉母亲这件事，她非常生气。
“你想摆脱我。”她指责道，声音含糊而沉重。
“不，”我坚决地摇头，“我们是一家人，你是这个家的一部分。我们希望你能和我们在一起。”
她就这样坚持过了12月初。那时，清晨的窗户已经结霜，窗外是萧萧落木。
母亲身上的肌肉一部分一部分地失去控制，她明确表达了一些愿望，希望都能处理干净。她签署了一份生前遗嘱，声明她不希望用人为手段延长生命。然后，有天晚上，母亲问临终关怀医生，为什么她还不能死。他轻声告诉她，她还存在于世，是因为她还有话要说，她应该想想到底要说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这也是在给我时间，让我想清楚自己想对她说些什么。不久，母亲失去了语言能力，但是她的目光会一直跟着我，不管我在铺平床单，放好枕头，拿来她的茶杯，还是拉开窗帘，好让她看到外面。我为她感到难过。
成人礼前三周，我意识到自己到达了情绪的临界点。我已经为了来访的亲戚而无数次换洗床单。我保持着愉快的声音，鼓励大家坚持下去。我觉得自己或许一刻也坚持不下去了。我约好去看家庭医生，随后取消预约，但还是又约了一次。当我走进医生的房间，我痛哭失声，根本不能解释自己到底想干什么。我甚至不认为自己知道想干什么。我没有时间和任何人商量，也没有时间理清母亲临近死亡而使我产生的混乱情绪。
医生递给了我一张纸巾，静静地等待着。他给我开了镇定剂，告诉我，我不需要等那么长的时间才来找他。我觉得自己被打败了，但同时也感到了解脱。
就在成人礼的前几天，母亲开始感染。我很怕是因为自己改变受戒的日期，欺骗了上帝，让她就这么死了。她被注射了大剂量的抗生素。我整个星期都守在她的床边。我为她读着仪式后午饭的菜单。她已经不能说话，也不能移动身体的任何部位。我问她：南瓜还是蘑菇汤？乳蛋饼或蔬菜？如果她眨了眨眼，就意味着肯定；如果她移开目光，就意味着“不”。
我们帮她选择在犹太教堂穿的衣服。母亲曾经很会打扮，小心保养着每件衣服，精心熨烫。我打开衣柜，抚摸一件件礼服、裙子和西装，它们都整齐悬挂着，母亲却再也不能穿了。我拿出衣服给她看，等着她的反应。最后我们选中了一件棕色和奶油色的针织长裙，搭配一件开衫。外面很冷，她将坐在厚重的轮椅上，我将推着她从家里出发，五分钟后到达教堂。
成人礼那天上午，我前去欢迎每个人的到来。人们期待地走来，“恭喜，”他们说。服用过镇定剂后，听到这句话感觉怪怪的。的确值得庆祝，因为我母亲还活着。
当仪式开始后，我回到家里接母亲。护士刚刚为母亲穿好衣服，我们将她抱到轮椅上，为她苍白的脸化好妆。退后几步，我欣赏着我们的杰作。“你看起来真漂亮。”我说。我是认真的。最后，我将一顶羊绒帽戴在她头上，这样她就不会在路上感冒了。我把帽子拉下来，盖住她的耳朵，她就像孩子一样。进入大厅前，我取下了她头上的帽子，用我的手指梳理她婴儿般柔软的头发，直到它们变得顺滑。“你可以做到的。”我说。这句话说给她听，也是说给自己听。
当我推着她进了大厅，会堂里一阵愕然。我听到了前排传来抽泣声。我们已经做到了。
我们并不是笃信宗教，但当丹尼尔站在那里，用清晰而响亮的声音歌唱时，当拉兹和我站在他两侧，母亲、父亲和我的两个女儿站在我身旁时，我知道，我们已经做到了。我们在一起，这是最后一次。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在父母家度过了周五晚上。我太累了，没有力气做饭。护士做了一个菠萝鸡砂锅，我们在盘子里推来推去。我们轮流离开饭桌，到母亲的卧室里陪伴她。那夜的最后，我把孩子一个一个叫进来，和躺在床上的母亲说晚安。她双手摆在被面上，僵硬而苍白，脸颊湿冷。丹尼尔是最后一个进来的。他俯下身子，吻着她的额头。“没关系，”他微笑着说，“你不用说话，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她看着他，眼中闪着微弱的光。“你想说你爱我，”他笑了，“但我已经知道了，所以你躺着就行了。”他说出了我说不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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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礼过后一周，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上午，我父亲打来电话，语气沉痛。她无法呼吸了。
厨房柜台上有一碟用塑料盘装着的肉，正在解冻，我们计划这天烧烤。我离开家，赶紧向母亲奔去。路上，我打电话给医生，请他在父母家和我碰面。我和医生同时赶到。他到母亲房间里简单看了一下情况，然后把父亲和我叫到了客厅。我们没有坐下。
“就这样了。”医生说。他解释道，母亲被自己的体液呛溺，“你们可以选择插管，也可以让她就这样离开。”我的父亲就站着，没有说什么。
只能由我来为母亲说话了，这是我做过最容易的事情。“让她走吧。”我干脆地说。
医生说，我们应该到房间里告别。一旦他开始注射镇静剂，母亲将会失去意识。我走进去，用我的脸贴着她的脸，在她湿冷的脸颊旁呼吸，告诉她那句不得不说的话：“我们之间一切都被原谅了。”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这么想，但我希望她相信我的话。我俯下身，更贴近她。她微微睁开眼睛，知道我还有话要说。“安德鲁在等你，”我低声说，好像怕别人听见，“走吧，去找他。”
在医生离开之前，他给了我们严格的指示。她还要几个小时或几天才会去世，但我们应该再等半个小时叫救护车。我们不应该说她死了，应该说，我们觉得她已经没有了呼吸。这是为了避免任何可能涉及到的违规问题。事实上，不到一个小时，我的母亲就走了。我离开了那个房间一会儿，站在阳台上，想知道当我回家后，厨房的肉是否已完全解冻。我看着父母公寓下的道路。两个孩子在街上玩球，空薯片袋在风中上升又跌落。
护士把我叫回了房间。“我想她走了，”她轻轻地说，“但我不确定。”我把我的头放在母亲的胸口。她还是温暖的。护士做了同样的动作，然后我们笑了，我又试了一次。你怎么能辨别一个已经几个月没有动弹过的人是否已经去世？我们等了半小时。我们呼唤她的名字，抚摸着她的手，她的头发。然后，我又回到了阳台上。玩球的孩子都不见了。我叫了救护车，声音颤抖。然后我给拉兹打了电话，只能重复念着他的名字，一遍又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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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na Chen的诗歌、散文和文学翻译作品发表于Guernica、Asymptote和Poetry International等杂志。她是洛杉矶书评中“本地观点（The View From Here）”的作者。
翻译：靳曼 校订：郭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