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的话：
今天推送的文章，讲的是一个激进的环保主义者，何为激进？
在环保运动中，有不同的流派，城市里的人们关心的是城市里的“环境”，主张关闭、迁移污染工业，采用高标准的排放措施，炼好油，开发新能源，有干净的空气可以呼吸，就像柴静在《穹顶之下》所建议的一样；也有的认为应该回到源头，植树造林，治理流域；还有保护珍稀动植物，等等。
但是有一种环保主义者，认为这些手段都只是治标不治本。他们认为，环境被破坏，根本的问题是过多的（消费）欲望、对自然的滥用，因此解决之道是减少欲望，回到土地。这种激进的做法背后也有一种政治理念，即无政府主义。假如不谈政治理念，这种包块地、不施化肥农药、让土地生息的耕作方法，也并没有多高明，它就是数十年前的中国农业。
一
“我不想击败它，”彼得·伯格说，“我想诱惑它。”
这是2011年3月，这位六十年代的激进分子、生态活动家和梦想家快要死了。肿瘤瘫痪了他的部分声带，声音因此变得沙哑扭曲，用他的话说，像是一辆砂石车在卸货。“我想把它引走，”伯格不停念叨，”把它灌醉，丢在加油站的厕所里。”
伯格的家是一栋绿色的房子，位于旧金山一处倾斜的住宅区诺丘 ( Noe Hill )，他坐在饭桌边，慢慢喝着印度奶茶。春日寒意尚浓，他穿着一件加厚的棕色长袖衬衫。尽管经历了几个月的化疗和放疗，他依然是满头长长的银发。
他能感觉到肿瘤在压迫喉咙下端的神经。“一般是从左肩胛骨开始疼，接着蔓延至左胸部，然后传导至另一边，”他说，“疼得厉害的话，路都没法走。”尽管如此，他仍拒绝使用镇痛剂，因为过去服药的经验让他不敢掉以轻心。“医生不知道戒药是怎么回事，真的。他们不知道戒药是什么感觉。我知道。”
彼得·伯格一生都在战斗——为了民权、为了结束越南战争、为了更清洁更周全地使用自然资源。但肺癌三期太难战胜，在这次采访后不久，2011年7月28日，伯格去世了，丢下长期伴侣朱迪·歌尔德哈芙特 ( Judy Goldhaft )、女儿奥茜恩和两个孙辈，享年73岁。
伯格性子刚烈，富有魅力，作风粗犷，进取心强。朋友和敌人都深知，他从不放弃，也从不妥协，不论对手多强大，也不论艰险多难克服。他的使命是：将人类从自取灭亡的病态中拯救出来。
“我这个人性格很极端。什么事都爱往极端想，”3月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们正在经历的可是全球范围的自然灾难啊。”
这样的挑战太大了，他会觉得气馁吗？伯格坐在椅子上，身子前倾，眯起眼，似乎逼视着这个荒诞的问题。
“不，这激起了我的斗志，”他坚定地回答道，“这是一个挑战。一小群人就能造成巨大的改变。我已经做到了。”
二
1937年，伯格生于长岛，他“在东海岸的颠沛流离”中长大。从佛罗里达大学退学后，他去军队服役了三年。1960年代，到旧金山闯荡，加入一个关注民权和社会正义的反主流文化剧团哑剧剧团 ( Mime Troupe ) 。
1970年代初，他和歌尔德哈芙特同居，住在一座杂乱又不失品味的房子里。家里到处都是盆栽、小装饰、瓶瓶罐罐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有墨西哥的面具、亚洲的碗。房子后面是院子，有一小爿蔬菜地，有花、杏树和蜂巢。
歌尔德哈芙特形态优雅，秀丽的灰发扎在脑后。伯格生病期间一直是她在照料，正如几十年来她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她不是公众人物，却是伯格终身志业中安静的伴侣。在洒满阳光的卧室里，她往电视里塞了一盒磁带。屏幕上出现了“挖掘者” ( Diggers ) 的影像片段，这是1966年伯格参与创建的一个流动街头剧团，致力于反对政府的肆意妄为、反对打压毒品使用者、反对越南战争。在影片中，“挖掘者”们占领了旧金山市政厅的台阶，在那里播放音乐，跟来来往往的上班族捣乱。年轻的彼得·伯格一头齐肩的棕色头发，嘴上一撮小胡子，他和一个耶和华见证会的教徒起了冲突，因为后者侮辱了吉他手。“到底是谁讨人厌？”伯格问他，眯着眼睛狠狠地瞪他。
现在，伯格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鼻子里插着氧气管，笑着看电视上曾经的自己。“我总跟人说，我们竭尽所能让一切变得自由。”他说。“挖掘者”支持了海特-阿什伯里区 ( Haight-Ashbury ) 著名的“免费商店”（Free Store)，为前来旧金山朝圣的人提供免费的食物和庇护所，力图建立一个在资本主义禁锢之外的社会。影片仍在继续，“挖掘者”们挂在电车上向路人撒钱，他们被逮捕，他们在“自由剧院集会”上，当时詹妮斯·乔普林 ( Janis Joplin ) 正在唱歌，听众在跳舞，抽大麻，裸身到处走，为所欲为。
“我不知道你看到这里明白了没有，这就是无政府主义，”伯格说，“无政府主义就是这个样子。”
但此景很快崩塌了，毒品和暴力取代了理想主义，“挖掘者”们带着一个骨灰盒穿越城市的街道，以象征1967年的“嬉皮之死”。伯格离开旧金山，去了加州北部的黑熊牧场。“这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地方——充满了自由之土、自由性爱之类的东西。”他回忆道。74岁的前“挖掘者”成员大卫·辛普森 ( David Simpson ) 说，就是在那里，伯格的思想从街头剧场和行动主义转向了生态——跨度不算很大。
“在那些东西当中，有一个是‘挖掘者’真正会支持的：社区，”辛普森说，”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对自己说，我们正在为社区和生活的地方负起责任。这种责任感是可以持续的。”
在牧场的那段时光，伯格萌生了此后让他奋斗终身的想法——生态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 )。
“生态区域主义正好和土地运动相呼应，”辛普森说，“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吃穿的东西、我们工作用的物品，都逐渐融入了自然大地。”
伯格乘车向东穿越美国，拜访了不同的社区，结识了一群志趣相近的人。1972年，他去了趟瑞典，声称要代表以土地为基础的公社群体，参加第一次联合国环境会议。由于他不是任何国家的代表，所以不能参加正式会议。他失望地回到加州，决定追寻自己的理想。通过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雷蒙德·达斯曼 ( Raymond Dasmann ) 和詹姆斯·帕森斯 ( James Parsons ) 合作，生态区域 ( bioregion ) 的概念诞生了。他们给这个词下了正式的定义：“一个由连续而相互关联的动植物群体和自然系统形成的独特区域，通常由流域划分。生态区域是自成一体的生命之所 ( life-place ) ，对人类定居有独特要求，因而不被打扰或损坏。”
真正依照生态区域主义来生活，意味着：只吃当地的食物；食物的生产方式对当地生态有益，而不造成伤害；用当地的材料做建筑；减少乃至完全摒弃化石燃料的使用；废弃物与生态循环融为一体；永远不能为了牟利而牺牲可持续的生活。
“生态区域主义要多基本有多基本。”伯格说。
1970年代，主流环境保护主义的工作重心是游说华盛顿改变政策，伯格反其道而行之，走草根路线。1973年，他和歌尔德哈芙特成立了 “行星之鼓基金会”( Planet Drum Foundation )，致力于提升旧金山和世界各地的生态正义。他给旅行中结识的人们寄送大量文献材料，他建立了通讯《提高风险》( Raise the Stakes )，聚拢了一小群坚定的追随者，他们每隔几年就会举行生态区域主义聚会。“这在某种程度上推广了整个生态运动，让人们关注他们应该知道的事情，”来自俄亥俄河谷流域、56岁的玛丽·梅耶 ( Mary Meyer ) 说，“这也是在精神上学习如何跟当地发生关联。看看你住的地方，它不止是一个邮政编码，还有整个植物、动物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总是会发生各种问题，人员变换，资金也总是周转困难。“支持我们的人没有钱，”伯格说，“有些人不想要这种生活方式，因为太过遥远，生态区域主义的生活极大地冲击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也被称为“环保运动中的一根刺”，对此他颇为自豪。“很多人说彼得·伯格是傻子，”伯格认真地说，“但是环保运动需要一些刺头。”
生态区域主义这一名字从来没有流行过，但其原则已渗透进了本世纪以来逐渐风行的可持续性思潮之中。“很多组建家庭的二十多岁年轻人，乐于接受可持续社区的观点，自己种植食物，与居住的地方发生关联。”59岁的肯·拉斯曼 ( Ken Lassman )说，他是美国最早的生态区域团体之一“堪萨斯地区流域理事会”的创立者。“这一信息充分说明了当下的情况。”
伯格的哲学甚至渗透进了政界。1984年，第一届生态区域大会期间，一个绿党委员会形成了，尽管伯格对政治的态度是不介入：“如果你想创造新的可能性，必须跳出这个社会。你不能在这个社会中做。所谓的内部改革是扯淡。”
他也在环太平洋地区找到了共鸣。澳大利亚政府做了一幅地图，勾勒出该国生态区域的地图，这被视为一项官方政策。1998年，日本长野，“行星之鼓”与当地社区合作，以减轻奥林匹克相关建设对环境的灾难性影响。但他最好的机会，还是来自厄瓜多尔的一座海滨小镇。
三
彼得·伯格得到了一个从头建立一座可持续城市的大好机会。2009年，他率领数百名居民、几辆生态主题的宣传车在厄瓜多尔卡拉克斯湾 ( Bahía de Caráquez ) 的街头游行。伯格带着大家，用西班牙语高喊“生态城市万岁！”行人在路边围观。伯格领着游行队伍走上舞台，极力赞扬这座小镇取得的进步，但也告诫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伯格和“行星之鼓”1999年抵达这座2万人的小城。卡拉克斯湾一度曾是厄瓜多尔富人的度假胜地，白得发亮的公寓楼俯瞰着太平洋。但是1990年代后期，它几乎被摧毁。一次7.1级的地震震塌了建筑，导致山体斜坡产生大量泥流，抹去了整片地区。失去家园的居民拥挤在街上的帐篷营地。“这是南美洲西海岸受灾最严重的城市，”54岁的卡拉克斯港居民帕特里西奥·塔马雷斯（Patricio Tamarez）说，“高速公路上的泥有70米厚。”
一个有机龙虾养殖者塔马雷斯，带领一群人向伯格求助，希望他把卡拉克斯湾重建成一座生态城市。“行星之鼓”在那里成立了一家志愿者旅社，将被毁的西班牙语居民区变成了公园。为了阻止泥流再度发生，来自世界各地、心系环保的志愿者们在山坡上和城市里种树。他们遵循生态区域主义的原则，只使用本地的物种，比如瘦小但适应性强的角豆树，大而尖的木棉树以及结果的牡荆。
“用本地植物恢复植被 ( revegetation )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伯格说。他坚持认为这项工作不该叫做重新造林 ( reforestation )：“我真的想跟那种破事儿撇清关系。重新造林是为了伐木工业的利益。你肯定什么都不种，只种松树，就因为它们长得快，你就可以砍掉它们吗？”
每年有一两次，伯格拜访卡拉克斯湾，检查工作，会见志愿者，用标志性的粗犷风格跟他们打招呼。一位游客没有像约定的那样，付出一段时间的劳动，伯格骂了她。她在网上写道，“我的结论是，他肯定精神有问题，或者有糖尿病，血糖什么的特别低。”
听到这个反馈，伯格皱起了眉。“这个我喜欢，”他宣称，“我希望像她那样的人因此都不要来。人们不知道志愿工作的乐趣，他们到这儿来，以为自己是耶稣驾临呢。”
除了恢复植被，“行星之鼓”还为当地年轻人制定了生态区域课程，和针对大学生的海外留学计划。2007年，卡拉克斯湾被Grist杂志评为地球上15个最生态的城市之一。然而，当地官员对于把生态措施变成政策，并没有太大兴趣，不管志愿者和关心的市民是多愿意做出贡献。
“让我们的国家把生态区域主义视为规划的主要来源，让未来几代人的发展和生活变得可持续，还需要一段时间，”塔马雷斯说，“但至少我们已经起步了。”
四
2011年3月20日，一如过去的几十年，在日落时分，伯格、歌尔德哈芙特和几个朋友驱车前往沙滩，迎接春分的到来。旧金山已经下了一个礼拜的雨，但是当太阳坠入地平线时，天空晴朗了起来。太平洋翻滚的海浪卷起泡沫，冲刷着沙滩。
伯格裹着臃肿的黑色大衣，头顶黑色贝雷帽，抵抗着凛冽的晚风。歌尔德哈芙特戴着绿松石和塑料太阳镜。太阳落得更低时，伯格击打了一只日本碗，声音响彻海滩，清晰而饱满，在涛声中依旧听得清。随着海洋缓慢的节奏，他又敲击了一下，其他人随之加入进来，打着手鼓，吹着口琴。伯格抓起一个海螺，吹出悠长而感伤的曲调。为了保暖，也为了保持兴致，他们喝起了苹果白兰地。
海滩上的家庭、年轻夫妇、遛狗的人没怎么注意他们。太阳西沉，坠入海洋尽头的云层里，只留下这几个纵情歌舞的人。
伯格关注的是更大的图景：我们要向哪里去，留给他女儿和孙辈的是什么样的世界。“我们和其他物种一样，身处同样的境地，”他说，“我们都会死。我们都会生育。我们都性交。我们都进食。我们都需要资源。”
“我们其实继承了丰厚的遗产。我们的物种伟大而美丽。对我来说，那就是财富。那就是高贵。做好人是可贵的。这是你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现在，做一个好的人，就是要求你从良知出发，以一个好的物种生活在生物圈里。”
危险无处不在，也迫在眉睫。气候变化。战争。自然灾难。食物和水源短缺。堆芯熔毁。
“我们必须控制自己。不是为了清心寡欲，而是为了生存，”伯格说，“我想那么做。”
拯救世界。从人类手中拯救人类。
“这就是我一辈子想做的。”
在他参与所有的战斗中，他从来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种族主义、威权主义、帝国战争一直都在。我们的生态灾难仍在持续。生态城市更多地存在于纸面，而非现实之中。但伯格意识到，为这些理想而奋斗远超过他个人的得失。如果他能提供榜样，也是值得的。
“我们必须自己做出改变，亲身为之努力，”他说，“人们会这样做的。然后，他们就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社会。”
很快，太阳西下，彼得回到车里，逃离了寒冷。歌尔德哈芙特驱车穿过海特，他们年轻时有很多精力都挥洒在这里，而现在，这里到处是服饰店和伪嬉皮装饰品店。她提到春分日天气凑巧放晴，提到在沙滩上小小的庆祝之乐。
“大多数夏冬至和春秋分，云都不会太多，”她评论道，交通灯变换后她继续开车，“通常我们都能看到日落。”
Aaron Kase是一名自由撰稿人，目前居住在费城。在这里可以看到她更多资讯：www.aaronkase.com
译者：刘普曼 校订：郭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