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凯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终身教授、社会与人格心理学专业主任，现任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
纯白大门外贴着一张警告牌：“小心强磁场”。研究者们透过玻璃向里观望，志愿者仰面朝天，在“嘀”声后逐寸滑进三百万美元的成像仪。
成像仪与世隔绝如太空舱，研究员握紧对讲机，问志愿者能否正常呼吸。同时，中控室的电脑屏幕开始记录大脑影像。脊髓以上连接的首先是脑干，四周大脑皮层状似丑陋的褶皱，褶皱里盛满记忆——幸福的记忆储存在左侧前额叶，恐惧的记忆则靠近边缘系统的杏仁核。
抽烟、做爱、吃上一块巧克力，大脑被多巴胺激活，人就会感到幸福。在电脑屏幕上，被激活的奖赏回路从黑底色里蹿出红与黄，像天气预报中指示海浪高低或洋流冷暖的那种图像。爱等于多巴胺。
彭凯平不同意这个结论。他在2008年辞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终身教授职务，回到北京，带领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研究者们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fMRI）和大数据技术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基因、大脑结构与心理感受的研究。他们想知道“幸福”究竟是什么。以及，中国人怎样才能过得更幸福。
访谈
正午：首先，心理学是什么？是科学还是伪科学？
彭凯平：我把心理学定义为“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性、人情、人欲”。人类的天性、感情、思维方式，所有这些我们生为人类的确证，都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说完了“什么是心理学”，那什么不属于心理学呢？电视上演的“心理学”基本都不是真正的科学。星座、血型、相面、奇门遁甲……所有这些我们认为跟心理学有关系的事情，其实都不是心理学。心理咨询属于心理学的一部分、一个应用，但它也不是心理学。
正午：提到心理学，人们首先想起的往往是弗洛伊德。您怎么看弗洛伊德和现代心理学的关系？
彭凯平：弗洛伊德有贡献，也有更大的毛病。他的贡献在于将心理学引向了大众文化，把心理学研究的领域扩展到了无意识。我们以前认为，心理是你清醒的时候所想到的东西。但实际上你没有意识到的心理活动还有很多。
正午：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大脑活动有哪些呢？
彭凯平：比如睡眠中的意识活动，比如大脑的自动加工会让你把同一条裙子看成金色或蓝色的，在火星地表上看出一张人脸。再比如，当你眼前的电脑屏幕飞快闪过一个词，半秒不到，你都不知道有个词闪过去了，但它能够影响到你之后的决策。这都是无意识的心理过程。
所以，弗洛伊德把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扩展了，把它大众化、通俗化、世俗化了，这些都是贡献。但弗洛伊德的问题也很严重：数据量不够，而且大多来自于病人。他的推论有点任性，结论太偏颇，尤其是文化偏颇特别厉害。
弗洛伊德的很多东西对我们中国文化不适用。比如他提到“俄狄浦斯情结”，认为所有的男孩都有杀父娶母的欲望，在后续科学研究中发现那其实不过就是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犹太男孩的一种孤独的心理体现，根本没有普世价值。甚至有研究发现，小孩最喜欢的人反而是跟自己的妈妈有性关系的男人，只要他们对自己好就行。所以，不是性让小孩有报复性，而是男性父亲的压制和管控，让他们有不满。这和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一点关系也没有。
正午：科学的心理学与现在流行的心灵鸡汤区别在哪里？
彭凯平：科学与非科学有三大区别：
一，科学讲究证据。心灵鸡汤没有证据，只有故事、例子，但是例子只是由作者主观选择出来的，算不上科学概念中的证据。心理学的实证研究需要有大量样本，跨年龄、跨文化的样本，才能得出具有推广价值的结论。
二，科学有证明过程。从原因到效果，从机制到技巧，它把因果关系说得很清楚。给予细胞或者人类一种药、一个操控，观察记录后续变化，才知道什么导致了什么。心灵鸡汤直接说“我们要乐观”，但为什么？证据是什么？怎么来的？心灵鸡汤的结论都是主观性的选择。而我们科学心理学要把证据摆出来，还要有证明过程。
三，心灵鸡汤永远教你相信：只要这么做就行了。而我们心理学还有证伪的态度：我不一定是对的，你可以试一试，证明一下，数据来说话——这是科学的心理学与心灵鸡汤最大的区别。甚至可能有时候二者结论是一样的，但来源不一样、分析不一样、证据不一样。
正午：近一百年，心理学有很多重要发现。心理活动其实发生在大脑内，所谓“灵魂”是有生理、化学基础的，并不是漂在空气中的。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把心理特征和生理机能相联系，比如演员科林·费斯作为第三作者发表在《生物学前沿》的论文：政治左倾或右倾的青年大脑结构是不同的，比如演员娜塔莉·波特曼在攻读心理学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再比如我们都知道爱情伴随多巴胺的分泌。这些结论会不会赋予心理学更多的科学性？
彭凯平：不一定。心理学的科学性并不在于其生物性。很多人在误解，我甚至觉得这算是还原论的错误——非得把高级的人类心理活动还原到低级的生理水平上。人的社会行为不一定能找到精确对应的生物学证据。爱情那么复杂，它不对应某一种具体的生理反应，所以心理学永远不是简单的神经科学、生理学、生物学。心理学是一门行为科学，研究活生生的人，既有生物特性，又有人性。人不是动物，也不是上帝。人就是人。
正午：科学研究首先要下定义。心理学是怎样定义幸福的？
彭凯平：已经有两个学者试图从科学的角度定义幸福。一个是诺贝尔奖得主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教授。他在论文《精细定义幸福是什么》中提出任何科学概念必须具备可测量性、可观察性、可统计性、可证伪性。如果不具备这四个特点，就不是科学概念。
积极心理学对幸福有四个定义：一，主观幸福感。就是说能够承认、能够判断说我一天中经历的正面情绪多于负面情绪。虽然主观判断看起来很粗糙、简单，但也有一个区分效度，把一些过得真的很不幸的人筛出来。
二，幸福特质，或称长期稳定的幸福风格。一个幸福的人不应该是一会儿幸福一会儿不幸福的。他（她）在所有的情境、所有的时候，有相对稳定的积极风格。比如说话比较积极，姿态抬头挺胸，走路快等等。很多研究者已经发明了量表测量幸福特质，辨识出幸福者所具有的认知风格、归因风格、思维方式、情感表达方式等。
三，愉悦感。幸福一定包含愉悦的感受和正面的情绪。如果你说你很“幸福”，但是全身发冷、发紧，头也抬不起来、心胸很憋屈，这就肯定不对了。
四，生理指标。多巴胺、内啡肽、血清素、催产素，这些已知的神经、生理、化学反应，应该是伴随幸福体验的。
幸福的定义不止这一种。积极心理学奠基人马丁·赛里格曼教授把幸福定义为五个维度：PERMA。积极的情绪（Positive emotion），沉入其中的感觉（Engagement），友谊、爱情等人际关系（Relationship），生命的意义（Meaning），成就感（Achievement）。这五个维度的感受都是可以定量测量的。
最后，我自己把幸福定义为“有意义的快乐体验”。它首先一定要是有意义的，有人说“我抽大麻也很幸福”，但是这个行为没有意义，你找不到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正午：但人生意义的定义本来就相当主观。如果这个人把自己的人生定义为“我要尽可能去探索，不在于深，而在于广”，那他可能主观认为抽大麻是有意义的行为，因为他踏出了自己的舒适区（comfort zone），实现了探索。
彭凯平：完全正确。这就是我说的，幸福是一个主观的体验。快感是普遍的，但幸福来自于意义判断、价值判断。有些修行的人把自己困在地牢里，打自己、折磨自己，认为这样符合宗教要求、是有意义的。他们认为惩罚自己是一种幸福。但是在生理上却很痛苦，这个行为本身不愉悦、不快乐，所以虽然对个体来说有意义，但不符合心理学定义的幸福。
正午：您刚刚提到，幸福的特质是长期稳定的（比如积极的归因风格、情感表达方式）。这些特质是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而改变的吗？
彭凯平：这是积极心理学的一桩公案，曾经有过很大的争议。Sonja Lyubomirsky利用一种心理学的经典方法——双生子研究（比较在不同环境成长的、基因完全相一致的同卵双生子），发现积极性格的遗传达到了40%，也就是说悲观和乐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很难改的。
但是去年，好几位学者（如Newman和Larsen等）质疑他的统计方法有问题。这些学者采用元分析的方法，统计了先前大量的关于积极性格的先天性和后天性的研究证据，最后认为遗传只占14%。现在两方正在打架，争论的起点其实是研究方法的不一样。
我个人更愿意相信后面这个说法，因为很多证据表明，人的幸福感受是可以提升的。举两例：对强奸受害者的研究发现，她们可以选择特别幸福，也可以选择特别不幸福。如果碰到心爱的人、生活在一个包容支持的环境，那么二十年后她和其他妇女的幸福感是没有差异的。但如果环境不理想，就很难。另外，对大脑可塑性的研究发现，玩一些名为Juggling的玩具球可以提高大脑幸福中枢的活动。幸福中枢是在左侧前额叶，左耳朵前方，多刺激奖赏回路，它肯定会开心的。
正午：《自然》杂志刚刚发表的一篇论文也证明了这个观点。麻省理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用光刺激激活了储存大量积极经验的大脑神经细胞，能纠正小鼠的抑郁行为。
彭凯平：我们积极心理学，顾名思义，是比较积极的。我们花这么大的功夫推广、普及这些研究，因为我们相信大脑是可以改变的。
正午：但是此前也有研究者收集了大量面临终身教职评选的学者的数据，发现在评选结果揭晓之前和之后六个月，幸福的人始终幸福，不快乐的人依旧不快乐，不管有没有评选上终身教职。这个发现怎么解释？
彭凯平：这其实是一个很著名的心理学概念，叫做情绪预测。人类的情绪预测度是很差的，连我们自己将来是什么感受，我们都预测不到、预测不准。我们以为会让自己幸福的东西，得到的时候可能发现根本没有那么幸福。这个研究主要是说情绪预测度的问题。幸福是一种情绪体验，但你其实没法预测未来会不会很幸福。所以有首美国歌是这么唱的：孩子问妈妈我长大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妈妈回答：whatever you will be, you will be。其实你将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未来是要你自己创造的。
正午：人们预测“什么会让自己幸福”的能力其实很差？所以人们常感慨“人生是骗局”？
彭凯平：很差。就连伟大的思想家都有“历史终结的幻觉”（end-of-history illusion）。伟大的思想家总认为现时已经达到了变化的高峰，未来不会有太大变化。这是幻觉。我们中国很多学者都说过“千万年未见之大变局”，从孔夫子到梁启超，几千年前说这样的话，现在还说这样的话。其实每个时代都在重复原来已经观察过的现象。
正午：具体谈谈您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当代中国人过得幸福吗？
彭凯平：我们借鉴先前美国研究者创建的幸福词库，扩展了具有本国特性的词汇，共得到700个中文词，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端。然后利用大数据技术检索、统计2013年社交媒体比如新浪微博用户的文本数据，分析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变化。
有几个很重要的发现：
第一，我们证明了“拐点理论”——在社会发展初期，经济和幸福感呈线性相关，一分钱一分幸福。但是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幸福就变得和经济无关了。我们通过大数据技术第一次在上亿人规模的数据中证明了“拐点理论”。对于中国来说，这个拐点是在人均GDP五万元人民币左右（在人均GDP五万元以下的地区，越有钱，越幸福）。过了拐点，边际递减效应非常明显。在拐点之后幸福和金钱脱节了。
第二，我们发现了“万众一心”现象，这是之前没有人证明过的。社交媒体的文本数据都是自发产生的，上亿人可以经历心灵上一致的时刻。比如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因为受害者有我们中国人，那一天、那一个时刻，与之前和之后的时刻相比，我们中国人的心情直着就下去了，非常明显，大家都觉得很不开心。还有恒大夺冠这个意外事件。按理说这只是一个足球俱乐部，它夺得亚洲冠军，跟大部分人应该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们的数据中也观测到了明显的幸福感提升。所以你看到，偶发事件可以产生巨大的心理效应，而这一效应可以发生在亿级的水平上，这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科学研究发现。
第三个大的发现就是人际关系和健康。过去一直说有亲情、爱情、友情才会健康，我们证明了人际关系和健康确实是相关的：一个人去医院看病的次数和他（她）拥有人际关系的紧密程度呈反比。
正午：那么您对其他文化、其他地区人民的幸福感有哪些发现？
彭凯平：我们团队对Google Ngram也进行了大数据分析。当时Google Ngram收集了九种语言、从1800年到2000年间的出版物，转换为电子版、免费向公众开放，大约占人类所有出版物的6%。我们利用马丁·赛里格曼教授的PERMA词库确定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意义”、什么是“人际关系”，在人类两百年间的出版物中进行统计。最后发现，过去两百年间意义感和幸福感是不断下降的，谈得越来越少。甚至到了有一段时间，大家都不愿意谈幸福的事情，觉得虚伪、没有意义。这是我们的研究范式所得出来的结论。
正午：可我们为什么要把幸福作为人生目标？从古至今有很多其他价值体系，将理性、认识自己或对城邦忠诚认作终身追求。把“活得幸福”当成终生追求是一种现代的、美式的价值观吗？
彭凯平：我觉得不是。我们心理学家是讲证据、讲逻辑的。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说法：现实啊、理智啊、谨慎啊、思考啊，都有。但是，作为科学家，我们就得有一个标准。如果用反向思维，去考察自杀的人对生命失去兴趣的原因，就能知道什么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哪些东西如果缺失了人就会不想再活。
我们发现现在自杀的人中有三个原因最突出：一，活得不开心。那说明，开心就是生命的意义之一，是基本成分。二，失恋、失去人际关系。所以你看到，人际关系也是生命的意义。人活一辈子，就是跟周围的人发生联系。感情是人的一种生命意义。三，活得没劲，没有意义。这说明意义感也是生命的基础成分，人总要去找我这一辈子活着是为了什么。
所以我个人觉得，从科学的角度讲，有实证研究支持的，生命至少有这三大基本的意义。你说还有别的意义，那些由文学家、思想家都写得很优美了。
正午：您的幸福研究大多基于社交媒体的数据。那么您觉得Facebook和朋友圈对使用者的幸福感有什么影响？
彭凯平：现在很多研究者在探索这个问题。正面影响是Facebook、朋友圈等社交媒体把人与人之间的联络密度降低了一度，以前是六度分离，即隔五个人，而现在是五度分离，隔四个人。分离度少了，密度变得很紧。你现在就可以迅速联系到国外的另外一个人，这在以前是做不到的。它的负面作用就是由机器替代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而面对面的沟通来往其实是人的进化选择出来的天性，人大脑中有一个区域叫做梭状回面孔区（FFA），专门负责识别人脸和表情的，这是一种进化优势。但现在面对面的交流已经替换成了数码化的交往，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你看不到对话者的表情了。
所以，我现在觉得未来是不确定的，到底让我们变得更幸福、还是更不幸福。一方面技术发达，让我们的交往更加便利、选择的自由度更多。另一方面，现在的技术和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带来的风险与心理不确定性都很大。
正午：心理学认为，自尊来自社会比较。Facebook、微博、朋友圈把大家时时放在一个社会比较的情境中，很多人通过展示自己的生活和品位收集“赞”、提升自尊，但同时也不得不旁观其他人展示各自的生活。
彭凯平：这也是社交网络的一个负面作用。人类以前的社会比较，是跟自己熟悉的对象。也就是说，我只要同周围熟悉的人差不多、稍微好一点就幸福了。现在我们不得不跟全世界特别幸福、特别有钱的人比较，这就产生了挫折感。
但是，社交网络还有一个我们以前没有意识到的秘密——你能选择你的朋友圈。所以，很有可能你屏蔽的就是那些对你有负面影响的人。所以说互联网对人的影响，还是要打问号。一方面，你说它应该是这样的，但另一方面，你也可以举出反证，说其实是那样的。
我们能跟全世界的人比较，是不是反而变得更加封闭、更加自我保护了？这些目前还不知道的。我们可能把那些会伤害我们自尊心的人抛出去了，可能主动离得更远，更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了。你甚至可能永远只跟自己的朋友圈相处，大家永远说你好、赞你好、互相赞。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很难讲，自尊可以变得更高，也可以变得更低。这就是心理学在互联网时代有意思的地方——有好多问题我们还不知道它的答案会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