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春天我告别陆地，移居水上。那时我刚结束一年的徒步欧洲之旅，回到英国，正在寻求一种稳定的生活。但又不能太稳定，否则我会受不了。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去选择某个具体的地方，在地图上戳个针头似乎太过随意。于是，一个能随身携带的家最好不过了。
“Nettleton 美人”号是一艘漆成几层深浅蓝色的窄船，长四十英尺，宽不足七英尺，说我住在过道上也不为过。船上有一间卧室，一间厨房，两三个沙发，还有一个与逼仄空间极不相称的巨型柴火炉。一位朋友的朋友要卖这艘船，那时他和伴侣以及他们的宝宝正住在船上。他在一些袋子里种满蔬菜和草莓，绕着船身挂了一圈，那些袋子原本是用来在衣柜里挂着收纳鞋子的。那时候是春天，这艘船很美。我一瞬间对它倾心不已，陷入一种青春期的狂热迷恋。几天之后我就搬了进来。
我喜欢它的精致齐全。我已过了一年背着帆布包晃荡的日子，正准备给自己添置点东西。一个用于做饭的煤气罐，用来供电的太阳能电池板，一台热水器、一个用来储存饮用水和污水的大容器。这里到处都隐匿着储物空间——床下，沙发下——但我仍然需要严格筛减自己的行头。书架上的书一丝不苟地遵循着单进单出的原则。所有一切都已被缩减成可以适用的尺寸，虽然水管、电工之类的东西对我来说仍是个谜团，但这儿看上去是个可以接受的挑战——事实上租住公寓倒让我无法忍受。12伏的供电系统意味着我不太可能杀死自己。
我拥有它的那天，“美人号”正停泊在Avoncliff，这个村子离布里斯托尔几英里，横跨一座峡谷，埃文河穿谷而过。我放下自己为数不多的行李，捧杯茶坐在船尾，太阳正在下山。乌鸫鸟歌声拂耳，燕影掠过水面。岸边的山楂花馥郁芬芳，荨麻、八仙草和紫草簇拥成一片翠绿如织。周遭如此寂静，远离电视机，远离道路人流，此地只有春日傍晚的声响。我决定晚餐前驾船出去转转。
我松开绳索，尝试着启动发动机。我那时对它一无所知，我从来没有开过船。我所拥有的全部经验，是某年圣诞节看管了一星期朋友的船，还被告知绝对不可以乱动它。把船卖给我的人叫里奇，他告诉我水上居民友好而亲切，然而我的无知如此严重，以至于我担心，如果自己对什么人坦白我根本不会开船，他们可能会没收我的船钥匙。
我驾船以步速缓缓离岸。最初的几个事故是慢速进行的，当我不知不觉撞上其他船之前，人们至少还有时间走上甲板观察。不过，一旦我灵光一闪地发现掌舵时需要朝与目的地相反的方向使劲，事情就不那么艰难了。随后，正当我跳下船站上纤道，握紧绳索打算泊船之际，才发现船仍在行驶。我的船载着我所有的一切，继续向布里斯托尔驶去，而我抓紧尾缆沿着河岸追赶，最终才得以把船拉近跳上去。真是一个精疲力竭的夜晚。
我第一次过船闸是在早上六点，周围空无人影。在这前一天，我尽了最大的努力翻读和记下过船闸的步骤。关闸门，开阀门，给船闸输水，关阀门，开闸门，驶入船闸，关闸门，开阀门……我查阅了所有可能出错的环节：水位下降时船可能撞到混凝土基石裂成两半；绳子太短会把船中空吊起——前一天我就正好看到有人犯了这个错误，把船顶扣住了。我缓缓驶过，在进行每一步骤之前仔细检查。当水开始涌出船闸、美人号开始下降时，我确信自己搞砸了，担心自己将要给下游带来一场水啸或者把上头的水排尽什么的。然而美人号顺利下降，闸门如同书上所说正常开启。我攀下锈迹斑斑却因水草而变得湿滑的梯子，回到甲板上重启发动机。等我驶出船闸，后头的船早就排起了长队，但自己心里却是满满的成就感。
我的地图也已被重新绘制。去往伦敦意味着直行三周并在雷丁右转，第一个月是在一种牧歌般的诗意中度过的。我才刚刚完成欧洲徒步游，没想到居然还能找到一种更慢的旅行方式。运河穿行于远离城市和高速公路的乡村郊野；我陶醉于森林、田野、乡村酒吧，晚上就下水游泳。我想我逐渐熟悉了这种生活方式。好几天，我都没有靠岸。但紧接着，我和一个朋友在雷丁因为误判了停靠点而被流水裹挟冲向湍急的水面，要不是水上有充气系船柱，我们差点就要被冲到下游去。由于舷侧对着水流，发动机无法使船调转过来。我一边依靠系船柱维持平衡，一边努力让船能被途径船只带起的水流带动，还要耗费功夫理清一团乱麻的绳子，船一时停滞不前。一直以来，我对于雷丁的记忆，便是在市中心不停划桨打转，那天下午所有人都出来了，他们停下来给我打气、拍照片。最后我终于使帆角索缠在某架船的船尾，完全没注意到距离那条船的推进器太近了。他们把我们拉转过来，我浑身湿透，非常丢脸，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呢。
伦敦越来越近，水道也渐渐宽阔起来。现在沿河两岸是英国精英阶层仿都铎王朝式的宅邸群、类似于亨利镇、伊顿、温莎这样的村镇，亮漆游船停泊在绝对上乘的草地旁，它们光鲜得像没用过一样。我到达伦敦，顺泰晤士河而下，经过国会大厦、圣保罗教堂，从塔桥下穿过。众多船只在发动机驱动下超过了我，而我的小“美人号”则在波浪中颠簸。能从这样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我熟悉多年的城市，真是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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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网络繁忙地运作，很多人赖以生存，在相关产业、运输公司讨生活，这种状况也使得社会边界变得模糊。在美国，人们对火车扒客和铁路沿线迅速涌现的棚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美国任何一处的棉花、扁桃和苹果种植，都依赖于火车运来的廉价劳动力。在英国，相对应的则是运河。从十八世纪开凿运河以来，就有人靠它生活。船上人家认为，既然可以在水上生活，就没有道理上岸供套房子。
这其中有些船承包给了公司，有些则做自己的生意，在5000英里水道上运送货物——煤、生铁、谷物和瓷土——这些商品当时驱动着英国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很多船雇佣了员工，但家庭雇员其实更好，不用付薪水。小孩会管理马匹，处理船闸闸门，而且哪里都能睡下。具体数字难以统计。很多人避开了官方人口普查；为了逃避对超载的处罚，检查员一上门，孩子就被放上岸了。运河历史学者Wendy Freer估计，在1851年，大概有14000个男人住在运河船上，女人的数字是2000多一点，这意味着大约有7000到10000艘船上住着人。随着铁路对业务的蚕食，运河贸易日渐没落，到1970年代，这些运河已处于荒废状态。但是最近，对运河重启的资助，以及热心的志愿者使得这个系统恢复了生机。河床得到疏浚，船闸闸门被修缮，已经消隐于灌木丛下的昔日运河重见天日。如今这张运河网络中有2000英里都投入了运营，而5000个像我这样没有安置点的人，流动在水上。
如今，我已断断续续在水上住了四年。我并不觉得自己住在伦敦。每当我远行后回到这里，在国王十字车站走下列车，那些人群、交通，以及一切的节奏，并不能让人有归属感。但当我走出街区，回到水上，却有家的感觉。那里有一种可以立即辨识的气味，却不知从何而来，那是一种潮湿、带着金属味儿的隐蔽气味，同柴烟的清香糅杂在一起。晚上，从运河边上昂贵公寓里溢出的灯光在水面上闪烁。红松鸡在黑暗中扑腾着翅膀，警车汽笛声从远方传来。那些亮灯的舷窗里能瞥见人们的生活，有时正在下厨，有时聊天，有时是在阅读。清晨拂晓有人经过时，躺在床上感到船体微微的颠簸，雨点密密地打在船顶上。
也有艰难的时候：冬天，当寒冰刮磨船身，你躺在床上望着空气中自己呼出的白烟。在伦敦从秋到春漫长的雨季里，一切都是湿的，狗是湿的，衣服是湿的，纤道上拖下的泥是湿的。有时你不得不以风驰电掣之速驾船狂奔，上班已迟到，因为马桶排污失灵了。在伦敦，补给水箱、排空污水的设施相当少而且分布稀疏，那些设施也常常是坏的，而排队等候能等上好几个小时——为了护理船只，要消耗掉整个周末。过去几年，非法闯入事件、无照明纤道上的动武冲突仍在发生。对于那些深夜踉踉跄跄归家、乱踢舷窗和解开锚绳的人来说，我们很容易成为靶子。
水上生活其实也很“富有”。人们熟悉的一个隐喻是，在城市里你和邻居互不认识，但水上世界可不是这样。人们将船肩并肩停泊在一处，大部分生活是在舱外，他们常常需要跨过别人的船走到自己的，需要互借工具，因此孤立地生活不太可能。大家彼此照看，使得纤道比前几年的安全性大大提升。我曾遇到很多单身女人在水上独自生活。
停泊着的各色船只是船主们个性的延伸。未见其人，先见其船。他们的柴堆、养蔬菜的盆盆罐罐、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和人生琐屑都堆积在船顶和甲板上。我在伦敦北部的一个造船厂工作时，我爱上了旁边一艘美丽的荷兰游艇，火红色，充满生气，有一百多岁了，仍然保有最初的彩色玻璃和内部柚木装潢。后来见到了船主，我也同样爱上了她。
我们这里也是个混合社区：有刚刚加入的年轻职业人士，也有几十年都居住于此的老住户。这些船就像是由铁锈和漂浮的阁楼组合而成。有些人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有些人只是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曾居住于红砖巷后来难以承受高房价而搬到东部克尼域的艺术家社区，如今正在转战水上。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如果我不是生活在“美人号”里，不可能负担得起伦敦的生活成本，很多人跟我的情况一样，比如学徒、音乐家、还有那些正在接受培训的教师们。
但生活正在发生变化。尽管有人尝试指控我们违法，但1995年的《伦敦水路法案》保护了我们当中被称为“连续巡游者”的人的权利，这些人需要每两周移船一次，并且船只“真实用于航行”——而不只是静止的家。该法案实行了很多年。运河原来是公众所有，但到了2012年，转为由一个公益信托来监督管理，这当中发生了一个可察觉的转变。运河与河道信托开始拒绝更新轮船执照，这些船据称是没有“离开到足够远的地方或者移居频率不高”，然而他们并没有法律权限去解释“足够远”是多远。该信托声称伦敦这样的地方实在太拥挤了。河道的一些部分已经不属于我们了，河岸区域已经被出售，但实际上，仍有足够多的空白点，混凝土纤道上增建的系船环完全容得下船只铺展开来。
去年秋天我的船发生了几周的故障，变速箱出了问题，使得我无法减速。该信托告诉我，在找到一位机械修理工和需要的零件之前，我可以保持停泊状态。我修好了机器并继续航行，然后收到了一封指控我停留时间过长的信，忠告说我的行踪已被监视。到了今年初，我又收到了另一封建议我找位律师的信，我航行的距离没有达到他们认定的“足够远”的标准。但我的每一条回复好几个星期都得不到回答。这样的经历并非不寻常。与我交谈的很多人都有这种广泛存在的恐惧——那种始终有人监视你的、环形监狱似的无处不在的感觉，你几乎不知道到底应该如何做才能满足他们的条件。该信托机构表示，他们不希望船主们停留在某个特定区域，而似乎很有可能发生的是，最终我们将被迫远离我们的工作、家庭、孩子的学校，生活变得难以忍受。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很早就有了，游牧民族在立法压力下已逐渐绝迹。就像在那个“美丽新世界”里一贯发生的，我们这些船上居民中，最脆弱也最逃不掉的那些人，正首当其冲，遭受着严重打击。
然而眼下那一切似乎都还很遥远。此刻我正坐在家里写这篇文章，这是个晴朗的春日，阳光在水面上跳跃闪烁，通过舷窗投射着光影的游戏。一只天鹅同它的小天鹅舰队一起在河面上漂游。如今我已无法想象以另外一种方式在伦敦生活。与此同时，我感到欣慰：我们仍然在这里，并且想继续留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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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 Weymouth是一名自由撰稿人，给《卫报》、《大西洋月刊》等各种报纸和杂志撰稿。他如今住在伦敦利河上的一条小船上。
翻译：蔡云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