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来张口去青海

黄昕宇 · 07/02

采访、整理 | 黄昕宇

 

我和我的朋友们曾经组过一个乐队,叫饭来张口。

2011年夏天,我们饭来张口乐队的几个人骑着三轮,载着吉他、手鼓和音箱,逆黄河走了两千多公里,从北京一路卖唱到了青海。

现在再回忆这段旅途其实挺痛苦的。我也没法解释当时为什么走了这么一段路,有时候只是又蠢又冲动罢了。

我们的年纪都在越变越大,我还是躁动不安,也许还会干一些其他出格的事,但可能再也不会像那时干得那么好了。

 

1

2010年的冬天,几乎每个下午都一模一样。我们到吉他手麦子哥租在昌平的房子那儿排练。房子在一个村子里,有条铁轨,旁边就是玉米地和垃圾堆,整个村子都灰头土脸的。铁轨边上停着一辆废弃的中巴车,风大的时候我们就钻到车里。太阳惨白惨白的,村子里很安静,偶尔有狗叫。我们坐在铁轨上抽烟。因为风很大打不着火,我们总是“嗒,嗒,嗒,嗒”不停地按,声音特别清。

我是这个土摇乐队的另一个吉他手。

上高中之前,我听到了摇滚乐。那是在2005年左右。有一天,我花5块钱买了一张盗版光碟。放到电脑里打开一看,里面全是当年的Flash小游戏,此外居然还有一千多个歌曲MV,Flash动画做的,特别变态。我把光盘里的Flash一个一个点开看,看着看着就看到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动画是当年很有名的闪客老蒋做的,红色的色调,特别丑一个崔健在红色上面。

听到崔健就像撑开一把伞,把我的世界整个打开了。

2008年7月,北京青年汪浩来到上海。他来上海有两件事:打架,顺便看看魔岩三杰的演唱会。

他在一个类似《搏击俱乐部》里那种打野架的QQ群和人约架约在上海。见面后,汪浩发现对方是个两米多高的大胖子。大胖子看到汪浩就挑衅:“你北京的吧?你们北京,甜食不好吃。”汪浩马上被激怒了,准备开打。结果胖子很不屑,不肯跟他打,因为汪浩只有一米六多,不是一个重量级的。最后他们吃了个饭就散了,架遗憾地没有打成。

然后他就去看魔岩三杰的演唱会。我也去了。上高中时我混摇滚论坛和好多莫名其妙的QQ群,在其中一个群里认识了汪浩。那天我们第一次见面。汪浩剃了个平头,穿着拖鞋和一条黑色的格瓦拉大裤衩。他后来成了我们乐队的鼓手。

那年9月,我来北京上大学,又见到了汪浩。那时候我还比较蠢,看他在校园里抽着烟,提醒他别这样,“影响不好”。

2010年的一天,汪浩发来一条短信:“一起组个乐队吧, 乐队名字就叫饭来张口。”我、汪浩和麦子哥于是组建了饭来张口。汪浩还说,这个乐队要带上二锅头还有一辆板车出去卖唱。

因为大家都没去过青海湖,就把青海湖定为目的地。我们到北京郊区亦庄的双龙三轮车厂,花了1000多块钱订做了一辆焊了棚子的三轮车。又到另一个村子的修车铺,花了1000多块钱给三轮加装了马达。然后汪浩把车子骑回家,没事就在他家那个高档小区里骑着破三轮转来转去,说是“练车技!”

我们混过了一整个冬天,又混过了一整个春天,终于决定在2011年的夏天上路。7月8日,我和汪浩驾驶着三轮正式出发,麦子哥将在半途与我们会合。我们的另一个朋友小日啊(编者注:是的,他自称“小日啊”!)骑自行车与我们同行,他要给我们拍一部纪录片。

 

2

第一天上路车就坏了。

那时汪浩开着车,刚上路比较谨慎,一辆辆运货的大车从边上呼啸而过。我们虽然慢,却很稳健,三轮看起来状况不错。但马上我们就遇到一个特别长的斜坡。汪浩想刹车,却发现刹不住,车子一路加速直下。我们大喊大叫:“哎哎哎!”“小心!稳住!”,“啊啊啊!”当时确实很慌,但又有点故意。车子“咣当咣当”地冲到下面一个烂泥地里,颠得特别狠,终于停了下来。

我们回了回神,都下了车,互相说:“抽根烟抽根烟,压压惊。”这时我们才到官厅水库,刚进入河北界。

这天晚上,我们就在水库河滩上找了一块干的泥地安顿下。水库边上特别漂亮,周围是山,水面被风吹来吹去,非常开阔。我们直接用水库的水洗手洗脸,捡来柴火用一点汽油点着,下了点面条吃。这天挺累的,太阳没下山我们就歇了。隔天一早,我被太阳晒醒,全身都不舒服,就像前晚被人打了一顿。脸上一层灰和草,还爬着虫子。

再出发,我们路过漂亮的薰衣草和葡萄酒庄园,上了一座公路桥,然后轮圈就爆了。车子失控往前歪着滑行,擦出刺耳的声音,最后撞在了桥一侧的栏杆上。我下车一看,轮圈都变成桃心形了。

破三轮后来几乎每天都要坏一点。我们一路跟无数个修车铺子的小哥大叔打交道,自己也成了修车能手。

出发时,我们只带了一本旧地图,这是一本九十年代的地图,好多路早就改线了,甚至有的行政区划都变了,我们被它坑了许多次。此外唯一可依赖的就是我的诺基亚6120C手机,这个手机甚至都不是智能机,里头的地图也非常烂,无比难用。

出河北进山西的路上,我们走错了好长一段路,来到一个不知叫什么的小镇子。这就是个一条街的镇子,挺窄的一条公路,沿着公路有些房子和农田。晚上我们在路边的大戏台里睡觉,棚顶还有鸟和蝙蝠。早上醒来,身边围了一圈老头老太,他们就看着我们,不说话,研究了半天,问道:“弄啥(四声)滴?”

11号我们到了大同县,进入山西境空气马上变差。运煤车明显多起来。路是黑色的,尘土飞扬。汪浩一路都戴着面罩,我则戴着风镜和一个没什么用的防毒面具。

山西当地有个说法:“左云贫,右玉富”,原因只是一个地方有煤而另一个地方没有。差别确实很明显,左云到处都破破烂烂的,是个落后了二十年的县城,我们先到了左云,在那儿卖唱只挣了十块钱。在山西一路路过的尽是些又小又破的村镇,当地人根本没见过卖唱的。他们看我们衣服脏兮兮头发乱糟糟的,却带着眼镜,又野蛮又斯文,都很好奇。我们屡次被当成流动补胎的,或者卖鞋子、卖鱼杆的货郎。跟他们解释卖唱,往往不如弹琴唱一个来得明白。

到右玉已经是下午五六点,天黑沉沉的,开始打雷。我们赶紧找了个小广场,拿乐器、接线、调音,迅速开始唱。整个广场上的人都围过来看。远处有闪电了我们还是不肯停下,直到雨点落下来,才赶紧收拾东西跑到一个屋檐下避雨。一群无所事事的小孩从我们刚进县城就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这会儿也跟着躲雨。

我看到路上昏暗的路灯,灯光颜色几乎跟我老家的一模一样,我想起自己小时候也像这群小孩一样到处游荡,直到我妈喊我回家吃饭。我们一起看雨,还把烟分给小孩子抽。

这天晚上为了给音箱充电,我们只能派一个人住进小旅馆。讨价还价失败,旅馆要收25块钱。但第二天结账的时候,老板娘好像认出我们是昨天卖唱的,多找了两块钱当作卖唱费。

离开右玉,我们在一个山里的小加油站停下,坐着休息。两个本地人在边上坐下跟我们聊天。突然,他俩站起身一左一右跑了。我们正诧异,一抬头看见前面山上下来一辆消防车从面前快速开过,正好压过一个大水坑,泥水“哗”地泼了我们一身。气得我们追车大骂。

7月13日,我们总算到了凤凰城镇。没进城我们就被震慑了。城门开在非常高大的一大圈城墙中央,很气派。

进去却是另一幅景象。整个镇上都看不到年轻人,只有老人和小孩。镇里有大槐树,老太婆包着头巾在树下蹲着抽烟。这里没有医院,没有学校,也没有修车铺子,只有一些新修的小房子,全都长得一样,方方矮矮地排列着,跟军营似的。这里是个地质灾害村民安置村,政府投了很多钱搞旅游,在山顶上新修了一座挺雄伟的佛家寺庙,我们去看,庙还没造好,上面狗屁都没有。从山顶俯瞰,下面广场的地上居然画着巨大的奥运五环。

傍晚,我们爬到寺庙顶,天边的火烧云特别好看。庙里的和尚开始撞钟念经,这大概是整个镇子唯一的声音了。晚上我们爬到城墙上睡觉。这个镇子到点断电,9点左右,全镇的灯一下都暗掉了。

 

3

出凤凰城镇不久,麦子哥来了。

和麦子哥认识,也是在那场魔岩三杰演唱会。那天我和汪浩碰了面,在上海体育馆大门口聊天。有个人晃晃悠悠地走过来,看着跟瘸子似的。他背了一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包,穿着格瓦拉的T恤。这个人走过来指着汪浩的格瓦拉裤衩说:“你这裤子不错,能不能送给我,这样我就可以穿全套格瓦拉了。”汪浩很淡定地说,不行,因为我里面没穿内裤——他真的没穿。

这个人就是麦子哥。我们三个同岁,但麦子哥已经不上学了。这次,他晚我们几天从杭州出发,我们在准格尔旗会合。

出了准格尔旗,三轮上国道一连赶了四天路。连着一百多公里路全在修,路过的都是运原料的大车。有的柏油路整段被挖得坑坑洞洞,黄乎乎的全是土。我们走着走着就开始下雨,裤子全都黑了。

这几天路过的村镇都很穷,水很稀缺。小日啊有一次找村民要水,人家只给了他半碗。在那种气候下人每天会出很多汗,当地人喝咸的砖茶,估计是为了补充盐分。

我们在路上看到了劫道的老头老太。老头摆了几个石块和树枝在路中央,老太婆搬个小板凳坐在那儿。每辆大车路过都得停下来交“过路费”,大车司机也不敢动他们,老老实实给个十几二十块,还得自己移开障碍。

三轮车的刹车一路都有问题,我们不得不在一个修车铺子停下修理。车子要换弹簧,还有两个零件需要加工,我们在铺子里等了几个小时,和修车的小伙子聊了起来。小伙子跟我们差不多大,马上就要结婚了,他在修车铺对面造了个难看的小房子当做新房。那是个刚建好的毛坯房,就像两个叠起来的纸盒,里面空空荡荡,只有水泥墙。小伙子说,我们晚上可以住在他的新房里。

天快黑了,他的朋友们来找他吃饭。大家都搭了把手,帮我们把车子推起来以便装零件。小伙子给我们修完车,没要钱,还送了我们一个后视镜,让我们把它装在车上。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他们还说:“你们是远道而来的。”

然后所有人挤进他们的一辆破桑塔纳到县城里的饭馆吃饭。我们本来想请他们吃一顿作为答谢,到饭馆一掏口袋发现只有80块,估计是请不起了。饭馆里有个大圆桌,我们围着桌边坐下。他们也坐下,却突然变得有点奇怪,他们坐在了另一边,和我们隔开一两个座,坐下后自顾自聊天,没搭理我们,过了很久也不点菜。我们有点尴尬,感觉到他们其实不想和我们坐一桌,我们估计可能是他们请不起,还觉得人太多,让我们请也不好意思,于是我们干脆另开了一桌。

我们就这么分了两桌吃饭,吃完他们又把我们载了回去。

我们一路都在跟陌生人打交道,情况常常很微妙。

还有一次,我们休息的时候遇到了几个年轻人。聊了两句,他们就扛出两箱啤酒跟我们聊天。我们喝着酒弹琴唱歌,非常开心。一个小伙子喝大了,还想把钱和MP3送我们,我们当然没收。可第二天跟他们道别时,小伙子们又变得特别生疏,眼神回避,好像不认识我们了,场面很尴尬。

车子还在不断地坏。坏在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半路上,我们就只能推着车走。人太多车载不动,轮番推车上了好几个上坡后,我们筋疲力尽,于是决定分头走。小日啊骑车,麦子哥搭车。我扒了路过的大车,回头对开车的汪浩大喊:“山顶等你!”

在山顶能看到很多圆圆的山头,顶上有大铁塔,那是信号站。汪浩小小的三轮,从远处的山顶直冲下来,又慢腾腾地爬上下一个山坡,越来越大。

 

4

在鄂尔多斯的一个公园门口,我们打算卖唱,碰到了来赶我们的管理员。我火气上来,莫名其妙跟他吵了起来:“凭什么不能唱歌?”“有规定吗?拿我看看!”“公园是大家的!”围观群众就起哄,大喊“好好好!”

后来有人带我们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在市政府对面中心广场的斜角,人多车也多。好多人围了过来,有人停下摩托看,还有人停下车看。一开始把人行道堵了,后来把机动车道也堵了,场面一度混乱。唱到九点多城管来了,我们准备撤。边上摆摊的小贩看到城管赶紧收拾东西,顺手放到我们车里,我们帮他盖上布打掩护。那天我们赚了不少钱,心情不错。晚上在小馆子吃完饭,我们把钱都摊到桌上,一张张点。

麦子哥突然说,饭来张口不应该这样,赶路、唱别人的歌,再赶路。

他说我们应该找个地方住下来,安静下来写歌,搞创作。他刚来我们就连着赶了几天难走的路,这几天他都特别没精神,估计觉得现实跟想象中的不一样。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拿话岔他。他说该停下,我就说上路;他说该原创,我就说翻唱。话赶话吵了起来,麦子哥气跑了。

我们的车停在饭馆门口,麦子哥直接到车那儿收拾东西。我追出去,问他是不是要走,还攥着他的包劝他别走。他半天都没理我,最后说了句:“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得回去找工作。”

我觉得留不住他了,就说,走之前拥抱一下吧。麦子哥就跟没听到似的,背上包走了。那时他家里刚出事,无依无靠的,可能也觉得不能靠搞乐队活下去了。

那天晚上麦子哥没跟我们住在一块儿。第二天一早,他就上火车回家了。

旅程从此少了一个人。我们挺郁闷的,但也只能继续走下去。鄂尔多斯真是个无聊的城市,满大街都是高楼大厦和名牌跑车,扫大街的大妈说她一个月能挣4000,不知道是不是吹牛。

傍晚,我们去市里另一个区转了转。发现了一个很大的下沉式公园。这是个卖唱的好地方。我们选定了这里就吃饭去了。再回来一看,那儿已经被残疾人歌手占了。汪浩不甘愿,拿着手鼓凑上去问正在接线的人需不需要敲鼓的。对方没理他,他就把板凳一搁坐了下来,自己敲起来。敲了一会儿还是没有任何人理他,只有残疾歌手看着他,一言不发。汪浩又敲了一阵,觉得不对劲,就拿着手鼓灰溜溜地撤回来了,他对我们说,以后他再这样犯傻逼一定要拦着点。

 

5

魏大哥在杭锦旗卖煎饼。

杭锦旗是个很土的县,在库布齐沙漠里,往东一百公里往西一百公里都荒无人烟。县城里连路边摊都很少,煎饼算是新奇事物了。魏大哥几乎是这里唯一卖煎饼的,他每天起大早备原料,和面糊,一天下来能挣300多块。

魏大哥十几岁就去了新疆,是个搞电焊的管道工,挣得挺多。但他总觉得不自由,就自己去学了摊煎饼,辞职来到杭锦旗摆摊。我们卖唱时认识了他。

魏大哥的家是个只有十平米左右的小屋子。他向我们介绍他女朋友,那姑娘才19岁,笑得特别开心。他俩是网恋在一块儿的,女朋友家嫌魏大哥穷,不同意,姑娘于是借口打工从家里逃出来,和魏大哥私奔了,俩人过着自给自足的小日子。

魏大哥说他有个牧民朋友叫巴特尔,在沙漠里放羊,推荐我们去找他玩。

巴特尔家在戈壁上,有三千亩草场。他老婆跑了,他和老母亲相依为命。巴特尔每天没什么事做,他有把吉他,只会几个和弦,却可以用这几个和弦唱所有歌。他经常玩手机游戏“吹裙子”打发时间,他妈看到了就骂。

我和汪浩去边上的一片沙漠玩,天暗下来,我们迷路了。我俩绝望地想,估计得在沙漠里熬一夜了。这时我突然看到了车灯——巴特尔开车找我们来了。

但那天晚饭前,巴特尔突然很戒备,要看我们的身份证。

晚上,他把被子搬到院子里让我们睡下。夜里很冷,我醒过来睁眼一看,深色的夜空缀满了星星,美得不得了。

后来我们听说,这里的牧民们吃过很多亏。抢羊的匪徒曾经假扮游客住到牧民家里,半夜把主人控制了,里应外合用大卡车把羊全部拉走。

第二天我们特地回去找魏大哥道别。三轮开出去一段了,魏大哥又追上来给我们送西瓜。

隔天路上,我和汪浩喝了好多别人送的酒,三轮在空荡荡的国道上扭来扭去。小日啊有点紧张,我们就扭得更欢了,放声浪笑。远处居然出现一个人的背影,拄拐杖一瘸一拐地走着。当时我们酒就醒了,这么荒无人烟的地方,热气蒸腾的,居然有人。我们把车停下,问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个人口齿不清,说他从山东来,要去山西。我们告诉他走错了,这都到内蒙了。他很坚持自己没走错,跟我们据理力争,“太阳从西边升起来,我往太阳升起的方向走一定会走到。”还拿出了一张陕西太白山旅游地图,说我们的地图是假的,他的才是真的。我们崩溃了。

这是个精神病患者吧,简直难以想象他已经走了多久。我们生怕他死在路上,就捎上他接着往前开。路上捡了个人我还挺高兴的,一路跟他聊天,随口瞎编一些歌唱给他听。他跟我们说话,我们就点头表示认同。其实他话都说不清楚,我基本没听懂他在说什么。

到了鄂托克旗,我们把他带到了派出所。民警了解了一下他的情况,他叫屈庆平。他背着一床棉被,兜里有半袋方便面,还带着一个扳手。他跟民警说,自己是从去年秋天开始走的。我们拍了拍他的肩跟他道别,又继续上路了。

后来我时常想起他,无数次跟各种朋友提起,搞得大家都很挂念他。有时候我会怀疑当初把他送到派出所到底对不对,是不是一手断送了他的流浪生涯。我们都觉得流浪汉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人。

好多人都梦想拥有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自由,但向往“在路上”的人比真正上路的人多得多。我们遇到许多人,得知我们在干嘛后都表示欣赏,并且请我们吃饭。有个说川普的光头大叔听说了我们的事,一定要请酒。他是做水果收购批发生意的。酒过三巡,大叔提出让他刚高考完的儿子跟着我们走一遭,还立刻给儿子去了电话。可惜在电话里就被拒绝了。另外一个大叔煞有介事地说要把他身上带着的一个重要的东西送给我们——他的公交车驾驶工作证复印件。他非常羡慕我们,说他年轻时也想像我们这样,一路唱歌、流浪。

这样的话我们听太多次了,我一直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和话来回答这些感慨。

 

6

出沙漠那天天特别漂亮,洁白的云朵像葡萄一样一串一串的。车又坏在了路上,我们大吵一架,就地解散。

当时我们停下修车,让小日啊先往前骑。他骑出去好久,我们才发现修车工具在自行车车兜里,又把他喊回来。小日啊回来了,带着一股子怨气。汪浩也突然爆发,开始猛砸车子。三个人都没由来地火冒三丈。我们吵成一团,把啤酒罐用力摔在地上。

后来我没力气了,捡起一罐啤酒打开,说“为了奥运,干杯吧,朋友!”喝了一大口。混乱停止了。汪浩背起鼓原路往回走去。小日啊也骑上车先走了。

我一个人被撂在原地,坐了好久。

只剩我一个人,车变得很轻。我把油门拧到底,开进了沙漠,一路狂飙。我数着路边的里程碑计时,估计时速达到了一百多公里,这辆车从没开这么快过。跑一段我就得停下车,用水给发动机降温。还对着滚烫的发动机撒尿,散出一股骚味。

这条路似乎是已经废弃了的主干道,修得平整,但空荡荡的。车胎坏了,我下车补胎。天气太热了,我站的地方被汗水打湿了一圈。后来水也快没了。车胎磨烂没法再补,我不知道离下一个城镇还有多远,也管不了了。我往破车胎里垫了两块旧胎,就开着没气的三轮一路颠着往前猛跑。

开着开着,一只蜻蜓突然撞在我的风镜上。往前一看,前面出现一片绿色,回过头,后面是一片黄色,好像有条明显的分界——我走出沙漠,进了银川。

那天吵完架,小日啊骑车走了一段,搭上中巴到了银川。汪浩往回走,也搭上去银川的车,打算到那儿坐火车回家,但真到了气也消了。我们在银川重新会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7

银川真是个好地方。八车道的北京路简直是银川的长安街。这里吃得好,看起来人民也很幸福,连要饭的都有尊严。我们在福州街看到回族的要饭老头,一个个正襟危坐,干干净净的。

我们在中山公园后门卖唱,围观的人特别多,有好多漂亮姑娘。很多人听过我们常唱的苏阳之类的歌,还有人主动一展歌喉,特别热闹。后来城管找上来,居然客气地敬礼,还跟我们和边上的小贩说,一会儿领导来,等领导走了你们再摆。

回民聚集地吴忠,到处都是戴小帽子的人;跨黄河往南,是枸杞之乡中宁和荒凉的中卫。国道修在山脊上,我们一路开过,两旁深沟里成团成团的风卷草微微晃动。

冒着雨,我们来到白银。龙哥来接我们。他是我学校的师兄,我们一块儿在吉他社混,不久前他毕业了,到白银成为一名高中物理教师。

一路走来,我穿的棕色裤子整条掉色发白,军绿衬衫破了大大小小的口子,被汗水浸了好多遍,上面都是一块一块的白色盐渍。我们三个都晒得格外黑,全身脏兮兮的,车也破破烂烂。龙哥看到我就笑了,说“张亮你都落魄成这样了”。他跟我们一起卖唱,就像以前在北京的地下通道卖唱时一样。

白银的下一站是兰州,离青海湖不远。到了兰州,我们忽然感到,旅途就要结束了。我们决定把这辆快废掉的车寄存在兰州,坐火车或者搭车走完剩下的路。

那天晚上我们喝了点酒,在兰州大学门口唱了最后一场,把能唱的歌都唱了个遍。风把琴包里的钱刮跑,汪浩说:“就让它们随风飘走吧。”第二天,我们把车擦得干干净净,把卖唱音箱的音乐开到最大声,在兰州市区里一路开到了火车站。

我们的三轮车没有到青海湖。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丧。那时总有些原因:走不动啊,车子快废了啊,家里还有事啊。但其实并不是那么心甘情愿停下来的,或许我们只是没那么坚忍,没那么热爱这些,否则为什么就停下来了?——为什么就停下来了?

我们去的那段青海湖没有想象中干净,游客不少,但依然很漂亮,湖和天一样蓝。我们并不激动,连欢呼都没有,只是坐在湖边发了很长时间的呆。太阳暖烘烘的,烤得我都要睡着了。

要走的时候,我叫住他俩说:“我们忘了干一件大事!”说完我把自己摔在地上打了个滚,哈哈大笑。这是我们出发时定下的目标:去青海湖边打一个滚。

这一天是2011年8月12号,距离我们出发,36天过去了。之后我们在西宁分别,各奔东西。

再之后,乐队当然有一个下场。既然都用上了“下场”这种词,一般不是什么满意的事。饭来张口后来又苟延残喘了两年,这两年大家各自闲着或者忙着,几乎没有排练过。2013年乐队解散了,演出的最高规格停留在了我们学校学五食堂二楼。

后来汪浩当了爹。他一直没工作,婚后过着平静的家庭生活,逗逗儿子。直到这个月,他开起一个卷饼铺子。听说,魏大哥的女朋友甩了他回家了。小日啊今年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而我成了一名高中语文老师。麦子哥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系,他没有找稳定的工作,长期混迹于杭州文艺圈。

但我还在搞乐队,现在这个乐队的排练室在一个大学里,前阵子汪浩来玩,我领他参观。曾经的情形又发生了一次——走在学校里我抽着烟,汪浩居然很严肃地跟我说:“你这样影响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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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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