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在凤山长大，有三家戏院，放影片的时候我就会去看，没钱看怎么办呢？我就跟一个伙伴做假票，拿票进去以后捡撕下来的票根，回去粘上，下次接着用。通常虚线的图章不合，但是撕票的人是不会每天看的，因为要撕的票太多了。再后来我年龄更大一点，就是初中高中爬墙、剪铁丝网，反正他怎么封我们就怎么进去。

看电影一直看下来，只是纯粹好看，想看。我另外一个爱好就是看小说，我感觉文字跟影像是一样的。你以为影像很直接？其实不是，好的影像是会透露其他隐藏的信息。其实跟文字是一样的，文字是表面的，但是它隐藏了深度，从表面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两个是异曲同工的。    

高中时候我的经历也很特别。高中没毕业，也不可能毕业的，留校察看我也不搭理。考联考又考不上，只能去服兵役，服兵役回来两年我跑到台北打工。那时候有给通用电子公司做零件的，很多学生都在那里打工。我升到初级技术员时一个月1100块，就开始准备考国立艺专。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国立艺专影剧科，一边工作一边看书。在台湾的联考里面国立艺专影剧科是分数最低的，别人最后才会选的，我选第一志愿，也因为服完兵役可以降低录取分20%，所以我就考上了。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跑去艺专的图书馆，借了一本名字叫《电影导演》的书。英文的序言，只有一页多一点，我却查字典查半天。它最后一句话说：“当你把这本书都弄透彻了，你还是不能当导演。”我就合起来就还了。后来就在学校里混，一年级就被留校查看，因为打架什么的一堆事。但最后我也正常毕业了，因为我服过兵役，肯定会毕业的。

我年轻时候很叛逆不羁，但其实也没有到“黑帮”这类用词这么严重，基本上就是喜欢玩。

我家住的是县政府宿舍，我们巷子一出去就是一个城隍庙，是那种最古老的城隍庙。城隍庙不管是里面的建筑、树木，还是住在那附近的人，都历经好几代了。就像个社区一样，彼此之间常常玩在一起。如果有外人进来发生冲突，我们自然会团结在一起。或者是你在凤山别的地方被欺负了，我们就会一起去找回来。

城隍庙旁边有个打铁店，我们打了很多铁器，其实很危险的，打铁器是因为跟别的地方有冲突了要防备。我那时候应该初中吧，约架约在凤山一个公园。那时候天很黑根本没什么电，他们那群人是从那边来，我们这群人在这边一直找，找不到，后来就派我跟另外一个小学同学过桥去探。结果他们就躲在桥下，黑暗中突然就拥上来了，只看到黑夜里面刀剑相碰的火光。

有没有人受伤？小伤。会不会死亡？不会。这种明着打一点都不会有事，不可能出事的。你听起来好像很恐怖，其实没有。真正会出事的是结怨结久了，对方要刺杀就会偷偷来，这种事在凤山发生过好几次。所以你说《南国，再见南国》我会不会拍？当然会了，必然会。但那种拍法跟一般的不一样，一般的就是好像帮派里面都很跩，穿得很炫。而我们就是每天没事聚集在一起，不然就是一起赌，赌的钱也不大。

从我离开凤山以后就开始变化了，毒品开始进来，我们叫四号、吗啡，还有四号之前类似咳嗽糖浆的这种。我不涉足这些，包括毒品或者什么的。我有一个尺度，最严重的只不过把士官俱乐部的大门给砸烂了，最多就是这样子而已，或者是带着刀在街上寻对方的人，找了几天也没找到。所以我基本上没有进入到没办法脱身的状态。

后来我就离开这些东西了，原因就是我非常喜欢小说，看了很多小说后就有一种向往，这种向往是说不上来的。

回想以前的种种，假使我没有那些经历，可能会像你们一样，在念大学、念高中的时候就想我要做什么、怎么过活，又或者是家长压力，或者种种，那我可能也会变成老师。我姐姐跟我哥哥都是师范毕业的，两个都是老师。那做老师能不能变？绝对可以变，就看你们怎么变！假使你们从小学就看小说，喜欢看电影，你就有机会变。

进职场后我当了几年场记，后来是编剧兼副导。写的第一个剧本是《桃花女》，第二个是《定婚店》，其实就是“月下老人”的故事，唐传奇里面收录的一篇。《定婚店》的时候我同时兼副导演，因为导演是摄影师，我还要负责现场的调度。所以你看我的机会多好，从此很快就做编剧、副导，一直做到导演。

我们那时候在电影上刚刚冒头，每天一堆人聚在杨德昌家，写了一堆要拍的，每天讨论来讨论去。杨德昌能力非常强，而且他是用英文思考，不像我们用中文思考。英文思考有什么好处？逻辑性比较强。我们中文是一颗一颗的，是具象的；而英文是抽象的，每个字的拼写相关字都会用到，是有逻辑的。他逻辑方面比我们强很多，我们是直观、直接、具像，所以反映到电影上，我拍片的方式跟他就不一样。

那时候陈国富也会在一起。我第一次是在电视上看到他，很厉害的。高级工商学校毕业，连大学都没有上，英文还是自修。我就说他的脑袋特别好，处理什么事情特别快。

焦雄屏是从美国奥斯丁念书回来的，她性格比较直，写了一堆评论被人家骂。你写电影不好，那人家片商怎么上片？所以她没事就找我帮她出面，或者打电话来说某某又怎样，某某要怎样，我就直接打电话过去骂人家。她胆子非常小的，我不骗人。但是她的企图心又很大，非常可惜，她对电影还是不了解，毕竟是念电影理论的。这个电影圈最流行一句话“你是导演（还是）我是导演？”嘴巴上不说，大家心里都有数。后来她得罪太多人了，没有人和她合作，她的学生也不想跟她合作。我现在不知道她在干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因为最后我也跟她闹翻了。我当金马奖主席的时候，她直接凶我底下的执行长。我当台北电影节主席三年，金马奖主席五年，把整个组织架构都做好了——执行长最重要，主席是虚位。所以无论怎么换主席，执行长还是一样做，是最重要的。她这样削一个电影节执行长……电影节不是任何人的私人领域。

我以前最喜欢的一个年轻人其实是非演员。那时候她还是高三，我在台湾万国戏剧院门口看到她，当时就傻了，犹豫半天不敢上前。结果她就走了，我就舍不得，一直在后面跟。她上天桥，我就跟着过天桥。她下，我就跟着下。没办法最后还是舍不得，我就掏出我的身份证，跑到她面前说我是某某——因为我那时候小有名气——我是拍电影的怎样怎样，希望能跟她要一个电话。她留给我了，她就是辛树芬。

我前面拍她的是《恋恋风尘》，其实《恋恋风尘》你们看过就知道了，简直是……然后她就嫁到美国了。老公是她小学同学，这个同学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全家移民到巴西，他们一直保持通信。拍完《恋恋风尘》辛淑芬就跑到美国嫁给他了。我是后来拍《悲情城市》硬邀她回来，但她拍完那部就再也没回来。

我说我的电影“背对观众”，是指在想事情时一天到晚盯着观众干吗？每天都想这群人希望我的剧本应该是这样，那样写可能不行，这种东西上次票房不是很好，这次应该搞成这个样。那你是干吗，迎合吗？迎合怎么会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我说背对观众，你的创作才开始。你不能一直想着观众，背对他们才能认真面对自己。你关注的不是木头，不是大厅，是人。因为你要拍的是人，你对人彻底理解了，你就能拍得到，拍得到了他们才会理解。你不能老想着我这次十个亿，下次二十个亿，就去把这个元素抓来，那个元素抓来，想着哪个明星可以用。你也许可以成功一次两次，但绝对不会长久，慢慢你自己就没了，因为你不是在创作，你是在帮观众找一些迎合点。

所谓主流电影消费者，他们愿意来我欢迎，他们假使还没办法懂得欣赏，没关系，我迟早会让他们懂得，反正我会一直拍。

现在年轻人的时代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那时候只要肯做就有得活，只要认真做就会做起来。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技艺是人在世界上存在最重要的东西。意思是这样，好像是卡尔唯诺说的。为什么？因为技艺是确切的，是你跟现实事物的接轨。比如你要进入这个行业，假使你会画画，你会一样特殊的技能，这就是最好的起点，而且你会越走越深，深到一定的程度，什么都是通的。讲俗一点就是，你要发现你的特长。为什么技艺最重要呢？你要是从小就是一个木匠的话，你做一辈子，越做越厉害，而且这个技艺会通到别的技艺，你的眼光也会非常厉害，这是一定的。就像我虽然做电影，但我看人看事，看各种造型艺术都能有我的判断，我会有非常强烈的感觉。

现在很多学电影的一开始就要当导演，我感觉不是，你自己有没有准备好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我们不能被架着上，好像大家认为你很棒你就可以，其实不一定。底子打扎实，技术层面就会升很快，文学底子跟生活世俗方面经验很充沛，你就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没关系，你自己可以操练，只要你喜欢。哪怕找半天只找到一个马马虎虎的工作，去之后记住认真做，它会回报给你的。或者哪怕你一直心里面不喜欢，你也把它做到底，最少懂得怎么跟人家沟通，怎么跟人家横向、纵向连接，公司的营运操作是怎么样。我感觉你只要对你第一个进入的行业认真，它就一定会回报给你，一条路你越走就会越清楚。

———————————

本文为6月20日侯孝贤导演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实录，经过编辑，经主办方授权，独家发布。

题图：《童年往事》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