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难说清这个念头从何而来。也许是我童年在康沃尔郡山崖边的漫步，也许来自于大学毕业后长达一个月的西班牙徒步旅行。也可能是当我发现飞行带来碳排放、导致气候变化之后，我越来越无法忽视这种联系，试图寻找负罪感较小的冒险方式。
无论源自哪里，总之这个念头已然萌生，无法动摇。我想知道，当我以人类最初走出森林的速度，旅行于日益匆促的21世纪，到底是怎样的感觉。居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伊斯坦布尔，似乎是个不错的目的地。
主意虽已打定，实现它却花了好几年时间。大学毕业后，我得到了一个伦敦的工作机会。在那里，我参加了企图关闭一家火电厂的环保抗议活动，遭到逮捕。释放之后，等了几个月，我还是不知道法院何时开庭审理。最后，我决定趁这次机会去旅行。我的钱足够买地图和靴子，为了能轻装上路，我不准备带帐篷。我只带了一件湿了之后有二十磅重的外套、三组相机镜头、一份植物鉴别指南（精装本）和一支长笛。真想知道，路上会发生什么。根据英格兰老朝圣者们的经验，我绘制出一份可供前几天使用的路线图，最远到达多佛。自多佛以后，我一无所知。
2010年3月，我在寒风中告别了父母，离开了索尔兹伯里棕色的大地和仍旧干枯的树木。我一直走到天黑，然后在城镇外的森林过夜。我太累了，懒得去找一个合适的露营地，手电筒也不见了。我吃掉了母亲给我带的最后一个三明治，然后躺进睡袋，在潮湿而坑洼的地面上尽量让自己舒服点。
走了几天后，我到了伦敦，在那里和朋友们告别。在坎特伯雷市，我站在贝克特的墓前——许多朝圣者曾经来到此地，石板被擦拭得光亮无比，我想像着欧洲大陆，想像着即将开始的旅程。再过几天，我登上去多佛的渡船，离开英格兰，历时八个月的跋涉之旅正式开启。
在平坦开阔的法国北部，春天总是来得很晚。狂风暴雨中，每一个司机都会停下来，提出载我一程，我总是迎着风大吼：我必须靠双脚走下去。他们看着我，像看着一个疯子。我就这样从一个湿漉漉的小镇，走到另一个湿漉漉的小镇，途中所见甚少。树木都已被砍掉，大地更为空旷，风声呼啸，没有阻挡。这里曾经生活着农村社区，此时只剩下废弃的谷仓、给英国人提供的度假村，学校、商店和咖啡馆都已关闭。有人告诉我，最近的小镇在20英里之外，这需要足足走上一天。我只能睡在城墙、墓地、商店门口，裹着潮湿的衣服，睡在同样潮湿的睡袋。醒来后，一份羊角面包配一杯卡布奇诺，出发。
在那个漫长而潮湿的冬天，我感受到了许多原以为已经不复存在的善意。只带一个帆布背包和一个故事走进酒吧，就可以让我认识很多陌生人，这真是我从未想过的。有一天晚上，那时我仍在英格兰，我发现自己的脚踝肿了，而距离计划中的休整地还有几英里的路程。自旅途开始，疼痛就是常事，身体已经慢慢习惯了这些“份内之痛”，但此时还是觉得非常不舒服。从那里坐火车，二十分钟就可以到伦敦。我可以去投靠伦敦的朋友，找一张温暖的床铺。但是，我给自己订的规则是用脚走过每一里路，如果坐火车，听着就逊多了。
我走进一家酒馆，点了杯饮料，坐在火炉旁黯然自伤。到了关店时间，店里只有我和老板两个人，雨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我们开始聊天。我告诉他自己的计划，他告诫我，世界非常危险，你不可以轻信陌生人。对于一个酒保来说，这句话很好笑。也许他见多识广，远胜于我，但我仍讲给他一路的经历：有一家人邀请我到他们家，我可以洗澡，和他们一起吃一顿周日的午餐；一群奥尔顿人像带着吉祥物一样带我环城游览，还为我找了根手杖，我打算一路带它到伊斯坦布尔。
我对他说这些的用意不仅是证明我相信他人，更重要的是，那些时刻是我旅行中最美好的部分。最后，他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而且让我用烘干机把衣服弄干。
二
旅程继续。我在亚眠市遇到一个老太太，她坚持要帮我在酒店定一个房间。一位巧克力商人，送我一个复活节彩蛋。一位杂货店老板，塞给我一个桔子。一个男人同意我借宿，吃过晚饭，他才告诉我，他的儿子上周刚刚去世。通常，人们谈话、分享秘密，是为了消除寂寞，或是打发时光。这些陌生人所做的，并非了不得的牺牲，但是他们给我一种感觉：有一张网在欧洲延伸，将互不相识的人们联系在一起，为孤独者或有需要的人们提供依靠。
和伦敦不同——它和周边乡村并没有清晰的分界，原始森林和郊区、高速公路相连——巴黎与周边泾渭分明。登上小山，看到一片旷野，尽头处即是巴黎。我在机场睡了一晚。从伦敦希斯罗机场到这里，我走了整整一个月，但是飞机飞行只需一小时十五分钟，通勤者每天可以往返两次。
睡在机场里不止我一个，还有那些没有证件的流浪汉，他们在行李手推车之间度日，到卫生间洗澡。在这座时尚之都的郊区边缘，高速公路立交桥之下，都有纸板搭建成的棚户区。巴黎的居民很少提及或注意到这里，但徒步旅行却让人不得不面对这一切。我们常常忽略它们，然而，它们也是世界的一部分。
我发现自己能够敏锐地意识到每个季节来临的信号，比如第一朵绽放的山楂花，又比如第一声乌鸫的啼叫。我离开了巴黎，沿着塞纳河走向第戎，一路溯源而上。走了几个月的平原之后，地势终于有了起伏，这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山川对于平原居民意味着什么。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在这些山峦间行走，这幅景象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我连续几周在阿尔卑斯山脉中攀登，从一座山峰到另一座山峰，不停寻找着出山的道路。
季节将转，积雪融化，水没过双膝，又逼近腰部。我隐约明白雪崩的概念，但并不知道如何具体判断。只见春日雪水消融，河流也涨了起来。在一条偏僻的小路上，一位老人告诉我“前路不通”，我执意不听，两天后才不得不掉头回返。从那时起，我决定重视旁人的建议。不巧的是，当时正处旅游的淡季，滑雪场没有使用，登山者庇护所也空空如也，大多数日子里连个人影也看不到。
有几个晚上，我会下山，在酒吧里看世界杯的首轮比赛，酒吧里挤满了农民，都是法国茴香酒的味道。我独自心想，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窗外是无尽的群山、羚羊和旱獭，漫长的沉默。这种感觉很美妙。
最高点Col de Clapier位于意大利边境，海拔2491米。边境上还有两国交战时的铁丝网，已然生锈，你无需护照就可以越过它。步行使得边境在政治上的意义变得抽象，地图上的国境线并不存在于脚下，但是在地理意义上，它又是存在的。它界定于一条河流，或是一座山峰，这些都是各个地区之间的天然屏障。从一个村庄走一个小时到另一个村庄，听到人们讲着一种截然不同的语言，就像一种奇妙的伪装术。
他们的语言的确不同。在意大利，我向着利古里亚海岸出发，那是我几个月以来第一次看到大海。伴随着逐渐上升的气温，我开始每天游泳。村镇间的小路有几百年历史，临海的梯田上种着橄榄、杏仁和柑橘。在节日里，全村人盛情招待了我。我沿着亚平宁山脉的山脊穿过这些村庄，那里的山比阿尔卑斯山脉更低矮，也更紧凑。我穿过葡萄园，来到波河岸边。很多天前，我在都灵看到波河，此后跟随着它来到波河三角洲，威尼斯，直到东欧的起源之地。
三
我在斯洛文尼亚呆了不到24小时，就沿着一条山间小路走到了克罗地亚边境。两个拿着手枪和香烟的卫兵站在一幢活动房屋外，看起来很不友好。自从我来到欧洲大陆之后，这是第一次用到护照，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每次过境时都要接受一番相似的询问。当我终于解释清楚自己的情况，他们其中一位邀请我到房子里坐一坐，并给我倒了一杯自制白兰地，庆祝我来到他们的国家。“欢迎来到东欧，”他说，“你会在这里遇到很好的人。”听起来我真的离家很远了。
克罗地亚的海岸线上，是连绵的山脉。覆盖着石灰岩的悬崖从几千米的高空处落入碧绿的大海和散落的岛屿上。山脉侧面蜿蜒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险路，路旁还有战争时期遗留的地雷，它们仍未被清除。我在山中临时小屋住了一晚，喝了用高山药草而酿的烈酒后，一位退伍军人在烟盒背面画起了分析图，解释南斯拉夫战争的复杂性。每个人都有故事，要么身边有人深受战争的影响，要么自身被卷入战争。有的家庭仍住在被烧坏的房子里，路标上仍有弹孔。
我从没有到过战争仍如此切近的地方。在克罗地亚的控制范围里，人们恳求我不要走进塞尔维亚的地盘。“他们会杀了你，”一位酒保送酒时说道，“他们会把你肢解，在市场上卖掉。”而在塞尔维亚，人们震惊于我竟然毫发未伤地走出克罗地亚，但他们马上保证，我会在塞尔维亚体会到何为真正的“好客”。每个边境都是类似的故事，每个国家都是如此热情款待。
我离土耳其越来越近，伊斯兰教的的痕迹越来越重，徘徊于天主教和东正教之上。信徒们的祈祷声从清真寺宣礼塔的阴影里一圈圈扩散开来。而我吃烤肉，喝浓茶。
在黑山共和国边境的罗扎伊，我向科索沃方向走去，一位警察驱车到我身旁。他放下车窗玻璃，问我在做什么——罗扎伊向来并非旅游城市。我回答了他的提问。他摇摇头：“这太危险了，上周有两个骑手在这条路上被绑架了。”
“我必须走过去。”我说。
“那我必须逮捕你。”他说。
我没有选择，只好上了他的车。他带我到他父母家。他们安排我洗澡，并为我准备了晚饭和一把自制刀，好让我抵达伊斯坦布尔时也记得他们。到了晚上，这位警察开车带我穿过山中森林，直到边境。这段路程原本需要走上两三天，开车却只用了半个小时。我不能确定这是一个放松的新奇体验，还是一处败笔。
当我们经过每一个检查站时，他都会下车，和边防人员窃窃私语，我慢慢觉得自己被骗了。他每次回来时都告诉我，我欠他几百欧元的伪造旅游签证费用。我越来越恐慌，却不知道如何应对。在边境的荒地里，他实在太多疑了，尤其是在我们进入科索沃后。
他用强烈怀疑的眼神看着每一个路过的牧童，跟我说，他们的外衣下都藏着猎枪。经过路边的圣坛，我猜它们是用来纪念交通事故的，他却说那是黑帮枪战的遗物。我搞不清楚，我是被抢劫还是被绑架了，不过他最后将我放在佩奇地区的路边，留下一个电话号码后离开了。后来我发现这个号码竟是假的。在八个月的旅途中，这是我唯一一次感到自己被威胁了，也是唯一一次失去了旅行的主控权，被迫乘坐汽车。我想，这其中一定有什么教训。
四
转眼秋至。整个夏天，我摘食了足够多的无花果和樱桃，现在则是核桃、苹果和伞状蘑菇的天下，它们在广阔而古老的山毛榉林中随处可见。在长途跋涉中，我严格遵守一条饮食规则：只要有机会就吃，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在高海拔地区，牧羊人们正在将羊群赶在一起，准备迁徙到山下，以渡过寒冷的冬天。他们给了我很多新鲜的白奶酪，然后我发现，手杖可以赶走那些循味而来的牧羊犬。
松林起雾时，我刚被帐篷里的霜唤醒。初雪后的夜晚，我在雪地上发现了狼的脚印。保加利亚小村庄的老人们在黄昏的光线中摆弄着多米诺骨牌，并喃喃自语：实行共产主义后，事情一直在好转。一位罗多彼山脉的农民觉得我的裤子实在太恶心了，他坚持要把自己的裤子送给我。虽然我对保加利亚所知太少，但是他毫不介意，为我倒了一杯又一杯的自制白葡萄酒，我们聊了好几个小时，他拍着我的肩膀，被自己的笑话逗得大笑不止。我们吃的是他种的蔬菜，自制的酸奶和蜂蜜。这里的商店里几乎没什么新鲜的农产品，因为当地人似乎已经习惯自给自足。第二天清晨，我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制止他帮我出资叫车到伊斯坦布尔。
到达土耳其时，徒步已接近尾声。每天晚上，都会有人邀请我到清真寺，或当地家庭留宿。我在乡村消磨时光，一杯杯地续茶，当地人则试图教我西洋双陆棋戏和土耳其语。我不希望这种日子结束。一旦回到伦敦，过去八个月简单又朴实的生活就会迅速消散。此时，我的案件的审理日期已经定下来了。几周之后，我将在诺丁汉法庭度过一个月，听人命令起立、坐下、说话。而这几个月以来，我没有做过比醒来、走路、吃饭、睡觉更复杂的事情。我会想念这些日子，想念进入他人生活的感觉。
在旅程开始后的第一个礼拜天清晨，我经过一个伦敦郊外的村庄，当时教堂的钟声正在敲响。我已经很多年没去过教堂了，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我才发现，当你背着帆布背包走进一个小型的教众聚会，会有很多人邀请你共进午餐。在饭桌上，我和家中的女儿聊天，她即将成为一名牧师。我告诉她我为什么要旅行，我想要用最简单的方式离开原地，进入这个世界。她说，这就是 “信仰”。我在那一刻认识到，所有的山川也好，所有的美景也罢，是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真正充实了旅程。我曾经预先设想了很多情景，但这一点是我从未预料到的。乘车旅行、匆匆忙忙的旅行，都太容易了，因此才会认为，这样的热情好客早已不存在了。
五
我花了整整一天走进伊斯坦布尔：流动的摊贩、卖橙汁和香烟的，在堵车时等待的马车，炎热混合了烤肉和柴油的气味。长夜降临后，双脚擦伤的我抵达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找到地方坐下。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想象这个瞬间，如今它真正到来，我却觉得有点乏味。在河岸稍远的地方，一小群渔民即将结束晚饭。他们叫我过去，送给我一些葡萄和当地名为Rakija的白兰地酒。我用一知半解的土耳其语讲着自己的故事。他们非常自豪地告诉我，要观看这座城市，只有在水上。他们邀请我上船。
船长用牙齿夹住一支烟，警告我说，一旦船开进海湾，将有许多波浪袭来，我们必须快速前进，并紧紧抓好。我们驶过金角湾桥下，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口。
这里就是亚洲了。眼前是将两个大陆牵扯在一起的一英里长桥、一座座清真寺和宫殿、数以百万计的水灯，至于我们这叶在波浪间跳跃的小船，则疾速穿梭在一艘艘渡轮和货轮中。我已经从英格兰走到了亚洲的起点，我将在这里停下。从海湾吹来的暖风带着沙漠的气息，恍惚间我想，我终于抵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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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 Weymouth是一位自由撰稿人，曾为各类报纸和杂志写稿，包括《卫报》、《大西洋月刊》和Lacuna，。他生活在伦敦the River Lea的船上。
翻译：靳曼 校订：郭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