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后见人”的晚宴

罗洁琪 · 09/03

来源:界面新闻

 

天冈宪子的家在一条陈旧的铁轨旁边,每当电车驶来,两条长杆子就放下禁行。 红灯时间很长,电车很慢,行人很少,那是7月8日的黄昏。日本律师三上了资先生领着我拐进巷子里,在盛夏余热中,汗流浃背地走进一个米色的公寓楼群。楼房低矮,装修简单,阳台是长长的走廊,映着余晖。四处无人,悄然无声,在一楼的尽头,我们轻轻地敲响了紧闭的房门。

了资是我在京都访学期间认识的律师朋友。6月份的时候,我向他请教日本超级老龄化社会存在的侵权问题。他说,日本实施了《高龄者虐待防止法》和《障害者虐待防止法》之后,越来越多高龄者意识到日常所遭受的待遇属于虐待,包括精神虐待、肢体虐待和经济虐待,甚至语言虐待。而且,日本还修改了成年人的后见人制度,完善了“后见人”的角色,帮助处理重大事情,例如入院治疗、管理财产、实现遗愿等。

“后见人”的语义是一个站在身后的人,注视和关照,在委托者失智、失能的时候,忠诚地代理私人事务,管理财产,类似中国法律上的监护人。后见人可以是机构,也可以是在地方家庭裁判所登记在册的个人,大部分都是获得职业资格证的社会福祉士。

日本的老龄化是全世界最严峻的,65岁以上的高龄者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而且失智症比例高,最容易沦为弱势群体。在核心家庭为主流的日本社会,鲜有三代同堂的模式。2000年4月,日本推行长期介护保险政策,把家庭主妇从照顾老人的义务中解放出来了。大部分长期介护的产品,例如日托机构,上门服务的护理员,这些费用的90%由保险覆盖,个人只需要支付10%。儿女们从赡养老人的经济负担中解放出来了,甚至“赡养”这一观念已经淡化甚至消失。少子化,则让这种现象得到了强化。

为了保证“老有所养”,日本财政超负荷地保障退休年金;在老人拿到年金之后,为了预防老人失智失能无法自理,或者被虐待、被侵占财产,日本又进一步完善了“后见人”制度。中国没有类似法律。初次听说,我深受触动,想了解这道最后防线在日本是否行之有效。

了资律师说,他可以帮我。他常和社会福祉士合作,为高龄者提供法律服务。这个米色公寓楼就是他们不定期聚会的地方。早在6月份,他就提前邀请我,很友好地说将为我举办一个欢迎家宴。

开门迎客的是女主人天冈宪子,60多岁,穿着白色短袖上衣,戴着围裙,短发往后梳,露出明亮的双眼。鞠躬致意之后,进门换鞋,左侧是卫生间,再穿过一个门帘,就是家的全部,一个十多平方米的空间。一排白色书架上是叠放紧致的衣物和布匹,旁边是一台缝纫机,柔和的日光透过白色的短纱窗。房子中间是两张拼在一起的长木桌,旁边坐着两位早来的男客人,一胖一瘦。大家很客气地安排我坐在离立式空调机最近的位置,女主人递上冻成冰棍一样的湿毛巾让我擦汗降温。桌上摆着一瓶1升装的日本清酒、啤酒和葡萄酒。清酒是胖的男客人带来的。他是爱喝酒的内科医生,在诊所的冰箱珍藏了很多日本好酒。他话不多,双眼迷蒙,脸泛酒意,低头独自续杯。了资说他医术很高明,常常为精神障碍人士和高龄者看病。高高瘦瘦的客人是河上高志先生,他曾是政府公务员,负责和高龄者商谈,了解需求,解决难题。退休之后,就专职做后见人。

在谈话的间隙,又一个男客人和两个女客人走进来。他们坐在我的身边,互换名片,男客人叫高岛康伸,40多岁的模样,皮肤光洁红润,是来自奈良市的社会福祉士。两个女客人都是司法书士,是代写法律文书的职业。高岛端详着我红色的名片,理解了“正午故事”之后,又很认真地问界面新闻的“界面”是什么意思。我回答不上来。在尴尬的时候,天冈宪子用高脚杯为我们倒上葡萄酒,陆续从厨房端出精美的日本料理,其中一道是像樱花一样烂漫的天妇罗。

2015年9月21日,日本东京,中老年人拿着木哑铃锻炼,庆祝敬老日。政府称,预估日本80岁以上的人口首次突破1000万(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2 

 

天冈宪子喜欢在家做料理,把吞拿鱼、芹菜、鲑鱼籽等食材平铺在厨房的灶台上,专注地琢磨,神情果断自信,双手灵巧。她说,在精神病院护理病人的时候,她就爱琢磨,爱想事情。退休前,她在京都府立大学的精神病院做了25年的护士。当女儿还是婴儿的时候,她清晨把孩子送去保育园,再去精神病院上班照顾病人。

在她的理解里,认知症的发病是直线向下的,精神障碍呈M字型的。她在精神病院目睹了很多精神病患者犹如进了旋转门,病情反复,出院再入院。她认为社会对他们的照顾是不够的。她想了解政府对这个群体有什么福利政策。于是,她去大学参加业余学习,考取了社会福祉士的资格证。2004年,她55岁,决定提前5年退休。在京都府的地方裁判所登记注册,获得资格认定,专职做“后见人”。京都府登记在册的后见人共有约250名,天冈宪子的客户主要是高龄者和精神障碍者,共14个。那些人的故事都是日本社会的日常。

几年前,她服务了一个老母亲,其儿子是精神病障碍者,患综合失调症。老母亲是丧偶的家庭主妇,每个月享受主妇年金66000元(约4400RMB),因其丈夫曾是公司职员,所以她每个月还有12万日元(约8000RMB)的遗孀年金。尽管生活有保障,但是随着年迈体衰,照顾儿子越来越难。根据日本的长期介护保险政策,她本来可以享受上门的护理服务,自己只需支付10%。可是,儿子拒绝外人进家门。某天病倒,叫了急救车,需要住院治疗三年。支付了入院费用之后,她就一直拖欠费用。最后,她下定决心告诉医院,儿子控制了年金的银行账户,她希望聘请一个后见人。

依据法律,她儿子的行为属于经济虐待。经地方裁判所决定,天冈宪子担任了她的法定后见人,帮助把年金转移到新银行账户,并且把积存5年的遗孀年金取出来,还清住院费用。为了改善客户的晚年生活,天冈宪子把她转移到特殊养老院,接受专业护理。那个儿子失去了母亲的年金,生活陷于困顿,一度被停水停电,只能去便利店买水,用手电筒照明,去公共澡房洗澡。后来,经地方裁判所同意,她和那个儿子见面,也帮忙安顿了他的生活。

这些服务都是可以领取酬劳的。法定后见人的收费数额,由家庭裁判所根据客户的积蓄、年金等财产状况作出决定,从银行账户划拨,每年支付。如果客户的财产不够,欠缺部分由政府财政补足。另一类是任意后见人,是客户在意识清醒,有足够判断力时,自由选择后见人,约定委托事项,酬金也由双方自由约定。

天冈宪子在家中

 

天冈宪子在厨房中准备食物

 

晚宴上的精美食物天妇罗,由天冈宪子亲手制作

 

天冈宪子亲手制作的甜点

 

 

3

 

带葡萄酒来赴宴的是河上高志先生。他是天冈宪子的老朋友,相识20年,同为社会福祉士,从事着后见人的职业。他的言行举止很沉静,挺直腰板地坐着。

他喜欢电影《小偷家族》,认为情节很写实。电影讲述了年轻的夫妇用老母亲的年金作为生活来源的故事。甚至,当老人去世之后,都不办理通报手续,选择在家里秘密埋葬,继续骗取年金。在他的客户中,很多人都遭受经济虐待。对高龄者的经济虐待,类似“啃老”。在日本,没有工作的高龄家庭主妇,每月拿到66000日元(约4400RMB)的年金,除此之外,还有可能申请8万日元(约5300RMB)的生活补助。如果是公司职员的遗孀,还可以每月领取12万日元(约8000RMB)的遗孀年金。有了遗孀年金,就不能享受8万日元的补助。年轻时工作的女性,会有自己的年金。

关于经济虐待,河上高志先生认为,很多日本年轻人属于非正规雇佣,不是长期合约的职员,工作不稳定,经济基础太脆弱,没有条件结婚,就和父母合住。相比于身体虐待,经济虐待比较隐秘。很多情况下,都是为高龄者提供服务的人先察觉的。在日本的每个社区,都有为高龄者设置的支援中心,有介护经理(Care manger)为遇到困难的老人提供咨询和帮助。他们分属于政府委托的各个私营公司,为老人提供一对一的服务,推荐介护服务,制定长期护理方案。另外,长期介护保险可以提供上门服务的人(Helper),一个星期有几次帮忙做饭,打扫卫生。高龄者还可以去日托养老设施接受淋浴、换纸尿裤和练习健身操。尽管长期介护保险可以覆盖大部分的费用,他们仍然要支付10%。如果他们拖欠,就会暴露出他们的年金被侵占。从事介护服务的人,都属于触觉灵敏的群体,如果发现了虐待情况就会给地方家庭裁判所报告。随后,裁判所会组织调查组去核查虐待是否属实。如果属实,受到精神虐待或者身体虐待的老人有可能被安置到养老院;受到经济虐待的老人就可能被家庭裁判所指定一个法定后见人。在河上高志先生的印象中,被虐待的高龄者中,女性居多,部分原因是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是86岁,比男性高出约8年。另外的原因是女性和子女更亲近一点,合住的可能会更高。

餐桌上酒意正酣,房间的门锁“咔咔”地响了一下,门被打开。透过门帘,我看到一个人的身影,趴在门口。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心里猛地惊了一下,其他人都没反应,气氛如常。我静待那个人进来。那个身影跪着,稍等片刻,换完鞋,径直迅速爬到餐桌边上,钻进桌子底下,我沉住呼吸。很快,那个人就坐在我对面的轮椅上,我才看清那是一个穿着格子衬衫的短发女子。经旁人介绍,才知道她是天冈宪子的女儿,天生残障,刚刚下班回来,赶上晚宴。

我们吃饭喝酒的时候,天冈宪子一直和另一位妇女在厨房忙碌,像流水席一样,陆续端出鲑鱼仔寿司,牛油果鲜虾沙拉,紫苏炸寿司,还有各种我喊不出名字的日本料理。偶尔,她会走进餐桌旁边,一只手叉腰,另一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就像一个在舞池跳累了的女人。

女儿回家后,她端来一大杯清酒,笑着说,这个女儿食量大,酒量大。旁边的客人也帮忙往她的菜盘里夹菜,哄着这位晚归的小主人。女孩26岁,牙齿很白,头发很短,笑声爽朗。在她的脸上,看不到一个单亲家庭和残障女孩可能出现的愁苦。她用冰冻的湿毛巾擦了脸上的汗,举起那杯清酒,一口就喝了一大半。放下酒杯,大声喊,“太渴了,太渴了!”我问她,平常坐公交车上班难不难。她说,公交车一般会有一个升降台,轮椅能上去。可是,有的坏司机不愿意等,看到她招手,也视若无睹。我问她,会不会很气愤。她乐哈哈地说,从小到大,习惯了。看到家里有记者在,她很兴奋,也很好奇。她约我数天之后吃下午茶,在家里继续接受我的采访。

在约定的下午,我带了家里做的醋炆牛腩去天冈宪子家,是粤菜。她的女儿说,爱吃中国菜,最爱吃饺子。可是,我不会做饺子。河上高志先生也来了,带了几个新鲜的菠萝包。天冈宪子把菠萝包切成四小块,夹了紫色冰淇淋,变成夏日可口的点心。伴随而来的,还有油浸橄榄点缀的吞拿鱼小脆饼和三文鱼塔,精致美味。

河上高志先生认为,年轻人没钱结婚,没钱养孩子,是日本少子化的主要原因。日本经济不景气,公司都愿意低成本聘请临时工,而年轻人也觉得,临时工的责任少,没那么辛苦,如果只是养活自己,这些钱就足够了。天冈宪子的女儿在旁边插话说,妈妈那个年龄的人,可以拿到年金,生活有保障,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是临时雇佣,连自己的年金在哪里都不知道,是否有能力拿到年金都不知道。如果连自己的老年都保障不了,还去结婚生子,何必给自己添烦恼 。她说,“我们这一代人看不到光明的未来”。

河上高志先生说,社会养老的压力转嫁到年轻一代的身上了。年金制度就是让年轻人交税养他这样的父辈老人。他今年68岁。当他年轻的时候,日本社会也存在买房结婚的概念。职场上,上司会利用权力从精神上压迫下属,大部分自愿或者被迫地加班,晚上十一点才回家,压力很大,自杀率很高。现在,社会变了,年轻人认为不需要买房了,结婚生子也不是必需的了。但是,他认为,一个社会缺乏孩子就会失去活力,应该维持一定数量的孩子。

日本的少子化现状,让他感到很遗憾。他问我,中国的计划生育也导致了人口数量过少。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变得严重,以后中国人如何养老呢?

河上高志

 

天冈宪子的女儿

 

 

4

 

晚宴的时候,高岛康伸坐在餐桌最里面的位置。酒过三巡,脸上已经泛起酒意。他爱笑,礼貌但不拘谨,有一种让人舒服的稳重和真诚。他来自奈良,在那个城市,早在千百年前,鹿就和人们和平共存,自由自在地漫步在屋前院后,村间田舍。因为鹿的缘故,奈良游客众多,但是,常住人口并不密集。15年前,他在奈良开了社会福祉士事务所,开展后见人业务。去年,他开始在京都市开展业务,因为人口更多,有更多潜在的客户。晚宴后的十几天,我就在他京都的办公室再见面,进行了数个小时的采访。我给他带了一小盒中国茶叶当见面礼,他拿出京都鼓月的点心来款待。

他有一位很特别的客户,一个86岁的退休女保险经理。第一件见面的时候,她78岁。那时候,她看起来很寂寞,有心脏病,随身带着药物。在社区养老支援中心,他和她谈了一个小时,一个社工陪着她。

她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在日本东北地区,兄弟姐妹都在一场自然灾难中去世了。高中毕业后,她去了大阪的保险公司,后来读了大学。她一直从事保险业,升迁至经理的职务。在日本,女性谋得高职位,意味着一定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高岛康伸说,她一直奋斗,某一时刻突然发现已经错过了结婚的年龄。日本战败后,男性占人口比例低,很多女性都难以找到适婚对象。她独居,一直单身未婚。

她喜欢佛教,30多岁的时候就走了中国的丝绸之路,去敦煌看佛像。她特别喜欢,总共去了三次。遇见高岛康伸之后,她签署了任意后见人合同,委托他处理身后事,其一就是要把部分骨灰撒在敦煌,留在她最喜欢的那片土地上;其二就是把剩下的骨灰安葬在京都郊区岚山的常寂光寺。那里有一块墓地,安息着经历过战争、终身未嫁的日本女性。

合同的酬金和工作义务是双方自由约定的,可以分阶段的。在身体健康,判断力无碍时,客户可以签订代理契约和任意后见契约;当身体微恙时,代理契约就开始生效,在地方家庭裁判所登记后,受委托的人可以代理生活中办理入医院,联系养老院等活动;当客户的判断力开始缺失时,经医院诊断,后见人向家庭裁判所报告,经判决后,任意后见开始生效,后见人开始管理财产。在必要的时候,家庭裁判所还会指定监督人来监督后见人的行为。

女经理至今肢体健康、意识清晰,高岛康伸只需要每个月去养老院探望一次,关心她的生活需要,一个月收取1万日元;双方约定,等她身后,再帮忙安置遗体,实现遗愿。高岛说,客户有钱的话,酬金会高一点,但是要求他处理的事情也会复杂一点。例如,这位女性就给他留了一笔去中国旅行的费用。对于去敦煌撒骨灰,他说,没想太复杂,觉得应该挺简单的。他从来没来过中国,不了解情况,但是他担心,如果把骨灰埋葬,会被中国政府惩罚。估计在某个漆黑的夜晚,把骨灰轻轻地扬在沙漠里,会容易点。每年春天,日本关西地区都有从中国吹过来的风沙。他觉得和中国还是有不可言说的联系。

高岛康伸说,自从签了后见人合同之后,客户的心脏病好了很多,安心了,至今不需要他真正出场。每个月去探访,按次收费。有一年,她在家摔跤骨折。他就帮忙送去医院,办理手续。因为她独居,骨折之后很难自理,于是他就联系了很好的养老院,把她送过去。他认为,日本很多普通的养老院很难维持对生命的尊严。养老院缺乏劳动力,就算床头有紧急铃,按了很多次,也没有人来。他谈到横滨市一个护士涉嫌在3个月把消毒水注入点滴毒死50名老人的案子,认为如果日本不能解决介护人才的短缺,虐待老人的行为会越来越多。

每月一次的交谈,可以感到女客户对死亡并不恐惧。现在,她86岁了,也没有认知症,精神一直不错。她觉得自己一辈子想做的事情已经做了。去了三次丝绸之路,工作到退休,人生满足了,好像死都不怕了。她曾说,如果精神更好一点,想和高岛康伸一起再去敦煌。尽管说不畏惧死亡,可是,仍然害怕病痛。骨折的时候,一个星期要他陪着跑三次医院。在活着的时候,后见人仍然是她的依赖。

高岛康伸深切地了解老人对他的依赖。上世纪90年代,他大学毕业后在商场的营业部工作,经常去客人家里营销,问客人需要什么物品。一个地方做了8年,他观察到客户的生活变化,很多人越来越老,生活越来越不方便。一旦衰老了,就不能再独自旅行,甚至不能再独自参加宗教活动。

很多老人邀请高岛康伸一起去旅行,那是他们在生命末期的强烈愿望。他们中的多数人都不和儿女同住。高岛因为工作去不了,那些老人也就一直去不了。哪怕他们不缺金钱,在生命终止之前,仍然不能完成愿望。高岛认为这是社会制度的缺陷,想自己努力去尝试一下,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始。他去看各种职业资格证书,发现了社会福祉士的资格证。

2000年,他辞了商场的工作,白天在一个老人院工作,学习介护知识,业余完成了三年的社会福祉士育成课程,考了社会福祉士资格证书和介护福祉士资格证。他实现了最初的心愿,陪几个客户去了夏威夷、韩国,以及日本的其他城市。

最让他难忘的是,2005年的一次旅行。有5兄弟相约去夏威夷,后来,最小的弟弟在60多岁时中风,在家卧床了3年,日子沉寂无望。最后,他们决定要实现当初的约定。高岛康伸要求对方签署了免责条款,跟着他们登上了飞机,在旅途中专门照顾那个弟弟。

到达夏威夷之后,那个弟弟很开心,很兴奋,什么都想吃。可是汽水、牛排都不是中风病人可以吃的流食。高岛康伸想满足他的心愿,就把汽水放进碗里,一直搅拌,让碳酸散发出去。汉堡包也被切成小块,但是仍然可以看得出汉堡包的样子。确定安全了,高岛把食物递过去,最小的弟弟很享受。旅行回来之后,他不再郁郁寡欢了,喜欢和别人分享旅行中开心的事情,一直到5年后去世。高岛康伸觉得很欣慰,在生命结束前,客户减少了一个遗憾。

还有一个癌症末期的客户,需要在意识清醒时,紧急安排遗产继承,声明安乐死的态度。高岛康伸办理了遗言公证手续,在客户临终时,给医生看客户签名的安乐死宣言,放弃延命治疗和喂食。在宣言里,还可以包括选择去世的场所。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一个月之内。

在执行任意后见人合同的过程中,客户什么时候失去判断力,后见人开始管理财产,需要家庭裁判所作出最终决定。通常情况下,后见人观察客户的变化,觉得其明显失去判断能力,就要去医院开证明,向裁判所提出申请,由家庭裁判所决定,是否启动后见行为。后见人是否及时向裁判所申请鉴定客户的判断力,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其良心。如果客户有认知症,判断力不足,后见人有可能不及时向裁判所申请,侵占客户财产,高岛康伸认为,这是后见人制度最大的缺陷。

至于法定后见人合同,客户一般是认知症老人,由家庭裁判所直接指定后见人。日本法律规定这类合同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解除的,旨在不被日常情绪干扰,确保老人的经济利益。

后见人每年需要向地方家庭裁判所提交报告书,每笔钱都要说明去向,解释财产的运用情况。一旦发现侵占客户财产,后见人的职业资格就会被撤销。高岛说,他会很小心翼翼,因为这是他赖以生存的饭碗。

在办公室的高岛康伸
高岛康伸担任后见人的工作流程表

 

5

 

财产得到保护,对于很多失智症老人来说,是很艰难的事情。高岛康伸的同事,今井昭二先生见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其中一个发生在京都市的某个居酒屋。几十年前,一对夫妇共同经营,居酒屋的营生繁重辛苦,需要熬夜。生活细碎,夫妻不合,日久生恨,丈夫出走了。妻子独自继续经营,拉扯着四个儿女。由于是个体经营,不能享受退休年金,年迈体衰之后,关闭了居酒屋,就从政府领取每月约13万日元(8600RMB)的高龄补贴。但是,长子控制了她的银行卡。

她一辈子没买房,后来是租房独居。长子曾经给她交纳房租,后来就一直拖欠。社区的介护经理(Care manager )每月上门商谈,经过长期观察,发现80岁的老人患上了认知症,缺乏食物,欠房租,生活境况糟糕。于是,打电话给她的长子,要求把钱退回给母亲,但是遭到拒绝。

介护经理把这种情况投诉到家庭裁判所,老人的遭遇被认定为虐待,时长已经有一年多了。今井昭二成为了她的法定后见人。在第一次见面时,那位老母亲抱怨没食物可吃,没钱花,买不起便当,但她也不是很信任陌生的后见人。经过一段时间相处,她才慢慢接受今井昭二来管理她的财产。

今井昭二把她长子控制的银行账号冻结了,重新管理,还了她的房租和配送便当的欠款,以及借邻居的钱,每个月再给她安排了5000日元的零花钱,慢慢改善了她的生活条件。在日本,在多数情况下,是穷人用法定后见人制度。传统的养老模式主要是儿媳妇承担义务,自从2000年实施长期介护保险之后,儿女赡养的观点越来越稀薄。无论独居还是丧偶的老人,如果依赖年金生存,后见人制度无疑是他们的最后一道生存保障。

在高岛康伸的眼里,后见人制度固然是保障,最重要的还是健康的生命。如果为了迎合别人而生存,生命就没有意义了。生命短暂,日本是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无论地震还是海啸,生死就在一线间。人为自己而活,要好好地生活,不能仅仅是呼吸着。

工作中的今井昭二

 

2015年3月21日,日本东京,老人的手表和信件。这间公寓中有一位85岁的老人已经死去一个月,尸体一直留在房子中。期间没有家人回来,直到遗体散发尸臭才被邻居发现。在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的日本,许多空巢老人孤独死去,无人知晓。日本如今有500万左右的空巢老人,老人死在家中无人问津这样的事情也只会越来越多(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 完——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018年4月26日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总务省最新人口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0月1日,日本总人口为1.27亿,较上年减少22.7万人。日本人口连续7年呈下降趋势。

 

本文除特别注明外,图片均由正午记者罗洁琪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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