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子上的别样世界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 · 08/16

来源:界面新闻

编者按:今天推荐的是美国作家、女权主义活动家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的自传。在1960-1970年代,她曾经加入“新新闻”写作的热潮,揭露了花花公子兔女郎的故事。后来,她参与创办了《纽约》、《女士》杂志。也一直投身于为平等、反对暴力的政治运动。写作和政治,在她的笔下是不可分的。

《在路上》并不是巨细靡遗、编年叙述的自传,而是选择了成长和政治运动中的重要时刻,幽默,感人,有政治立场,也很有文学性。是今天很少见的一种自传。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常年旅行,采访、演讲、创造对话的空间,因此《在路上》也可以看作另类的旅行文学。

本文是书中第三章,有删节。《轮子上的别样世界》原为本章的小标题。



 

文|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

翻译| 黄昉

 

 

我在写一本关于旅途的书,可是我没有驾驶资格证,更没有车。

曾经,我也跟别人一样,特别羡慕开车的人——因为开车看起来是“独立”的标志。高中的时候我曾经报名参加过一个驾驶班,但是我当时没车,就算借也借不到。当我在大学读到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革命性地要求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时,我静静地想,除了房间,还得有辆车。

但是,当我从印度回来的时候,公共交通对我来说已经非常自然了。我认识到,独享一车真的不是一种有益的旅行方式,因为我会失去跟同行旅者聊天的机会,而唯一能做的只有看向窗外。如果我没法留意身边事物的话,我怎么可以享受这段旅程呢?于是,我开始放弃为自己是一位不想拥有车的罕见美国人这件事想借口了。我甚至不再用开车会加重环境污染这一说法作为借口,也不再说“杰克·凯鲁亚克也不开车啊”这种话。(他说,他“不会开车,只会打字。”)有的时候我会引用公共调查的结果,说纽约人是美国人里面最幸福的。为什么?因为纽约是美国最不爱开车的城市,人们会走上街头,见到对方,互相问候,而不是各自坐在相互隔离的车子里。

可真相是,我没有主动做“不开车”这个决定,是这个决定自己找上我的。如今有人傲慢地问我为什么不开车的时候——对啊,还是有人这么问——我就说:“因为从我离开家门那刻,冒险就开始了。” 

 

* * *

 

我正和朋友一起,坐出租车前往肯尼迪机场,这是一个以总统的名字命名的机场,而这位总统六年前才上任。我们的司机较为年长,有点像田纳西·威廉斯戏剧里一个不好惹的做买卖的角色,他穿着一件汗衫,露出纹身,还有一张海军陆战队的旧照片塞在司机执照的框框里。很明显,这是他的出租车,这是他的世界。

我的朋友和我表现得非常像情侣,实际上我们确实是的。我们同时高度警觉到,司机在通过后视镜看我们。在那之前,当我们带着一堆行李在渐渐暗下来的街道上等车的时候,一辆载满了白人少男少女的车快速开过,在夜空中留下了致命的话语——“黑鬼!”现在我能感到,我们正在努力忘记那离奇的人身攻击,让自己冷静下来——虽然真的有点难。

当我们抵达机场的时候,司机拉开了前后座之间隔板上的小窗口。朋友和我都变得紧张起来。以往,从那个窗口对司机说话总让我觉得是在点薯条,但是这一次,我还蛮庆幸于这空间的隔绝。我们完全不知道司机是怎么看我们的。

那司机把什么东西从那小口塞了过来。原来是一张磨损的照片,上面有一个穿着西装的年轻男人,他和一位丰满而春风满面的年轻女人站在一起,她用双手抓着女式小坤包。“那是我和妻子结婚的时候,”他说,“除了我在朝鲜的时候,我们这40年里没有一个晚上是分开的。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甜心——但是,相信我说的,我们本不该结婚。她家是波兰来的犹太人,而我家是西西里的天主教徒——直到我们第一个孩子出生,我们双方的家庭才开始互相来往。

“我告诉你这个是因为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你们如果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你们俩其实让我想起了我和我太太。如果你不会因此受到冒犯的话,我愿意免费载你们这一程——那我就可以回家跟我太太说,我帮助了一对跟我们曾经一样的年轻情侣。”

我们又惊讶又感动,便对他说,他说的话已经够好的了,但是最后我们还是接受了他的请求,因为这个请求对他来说意义非凡。在机场的时候,我们站在他的车外,握着手——感觉有点儿怪,但是又很感动。

“你知道吗?”司机说,“我和我妻子,还有你们俩,我们是这个国家存在的意义。”

几年过去了,朋友和我分头走向了不同的人生。他住在西岸,有了孩子、孙辈,还有一个我无从知晓的人生。但我们非常肯定的是,我们都希望对方过得好。

当30年后我又碰见他的时候,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还记得那个出租车司机吗?”

我当然记得。

 

* * *

 

每当我坐进一辆出租车,我都会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人的人生。汽车仪表板上放着孩子的照片,后视镜上挂着有关宗教或者其他的装饰物,出租车司机执照上总能看到司机的名字或者其他的种族线索——加上在这小小的空间中,司机的身体作为一种物理存在,也冲击着感官——这所有的东西都让我感觉像是跳进了另外一个移动的世界里。作家皮特·哈米尔(Pete Hamill)有一个说法,他说,“出租车司机有一种防止孤独的策略,他们会和乘客迅速建立起短暂的亲密关系”——出租车司机会跟你说一些他们的事,同时他们也会很开心听你说你的事。

我最初发现这些“轮上世界”,还是我开始住在纽约的时候。在我开始为《纽约》杂志的“城市政治”专栏撰稿之后,我不仅靠着这些出租车司机载我去不同的地点,我还靠着跟他们交谈来接收关于公共意见和选举的消息。他们往往直截了当,引导你看到社会问题的现状,很多时候,他们甚至比媒体请来的专家更能预测政治走向。毕竟,他们花在听陌生人讲话这件事上的时间,或许没有任何一家民意调查机构可以媲美;他们无意中听到的小道消息,大概比窃听器接收得还多;还有,他们自己通常就是新移民或是新移民的同僚。这一切,让他们成为了信息宝藏,他们知道社会上真正发生着的事,不仅是美国的事,甚至也包括其他国家的事。

关于以上陈述,其实有例可依,这例子就发生在“9·11”恐怖袭击使坐落在曼哈顿的双子塔倒下之后的十天。我当时正被电视播放的恐怖画面困扰着——办公室里的员工宁可从高处跳下来死去,也不愿在那人间炼狱中被祭杀——那画面如此恐怖,以至于电视台很快就停止播放它们了。中心城区的大街被超现实主义气氛笼罩,覆盖着灰色的尘土和碎片残骸;水沟里填满了鸟的尸体,它们在飞行途中就被焚化了。

当时载我的司机是一个安静的年轻白人,他身上有一种庄严的气质,我一坐上车就发现了。我们开车经过围着围栏的施工场地,围栏上贴满了照片和通告,那都是还没有找到失踪的亲属、朋友或同事的人们放上去的。佚名人画的涂鸦如同传染病一般覆盖了纽约,他们都包含同一个信息:我们的悲痛不是对战争的呐喊。

“那是纽约人的感受,”司机说,“他们知道爆炸是怎么回事了,他们真真切切地知道了。但是在纽约以外的地方,人们觉得很内疚,因为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不在场。他们会大声呼喊着说要报仇,因为他们内疚,也因为他们无知。当然,我们都想抓住那些罪犯,但是只有不在纽约的人会想因此轰炸另外一个国家,重复在这里上演的炼狱。”

他说得对。即使在知道伊拉克和萨达姆跟“9·11事件”无关之前——乔治·W·布什总统错误地宣判了这个消息,看起来他关心石油多于关心事实——75%的纽约人就反对轰炸伊拉克。但是在全国范围来说,大部分的人都支持这个决定。

我也发现了其他城市的出租车司机的智慧。比如说,九十年代早期,当我在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都会区的时候,一个瑞典司机预测说莎伦·赛尔斯·贝尔顿(Sharon Sayles Belton)(译者注:美国黑人社区领袖、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会被选举成为明尼阿波利斯市的第一位美国黑人女市长。没有任何一个专业的政治家或者是民意测试专家认为莎伦在这个白人城市会有机会胜出。可是,那有着跟《魔童村》里孩子一样金发碧眼的出租车司机,却说,“我要投票给她,我的家人也都要投票给她,我的乘客们也说要投票给她,所以我想她会赢的。”他有他自己的测试组啊。他果然预测对了。

在美国乡村,小镇司机警告我要小心那些正在旺盛生长的新法西斯主义团体力量,比如在中西部的“地方民团”(Posse Comitatus)(译者注:通常是指地方的壮丁一起组织起来维持社会秩序,捕捉罪犯的自治团体。他们实际上没有执法权力)和在西北部的“雅利安国”(Aryan Nation)(译者注:美国白人霸权主义宗教团体)。本地银行不敢取消他们赎回作为抵押的农场的权利;而警察因为知道这些租赁人都武装齐全,因此也踌躇不前,不愿出手帮忙收回农舍和谷仓。当我把这样的消息带回纽约时,我的朋友们都不相信,觉得我是在夸大事实,或者这只是几个狂人说的鬼话。

驾驶是孤独的职业,这职业吸引了很多不同种类的叛逆之人,我遇到的司机中就有一个是极端主义者。在蒙大纳的比林斯市,一个在夜间兼职做司机的大农场经营者,告诉我联合国在用黑色的直升机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他们想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我没理他,认为他只是疯言疯语——但是一年之后,新闻报道说,蒙大纳的民兵组织在一个大农场集中起来,威胁说要把所有的直升机都射下来,并且说他们有武器来做这件事。我怀疑载我的司机是不是他们中的一个。

但是,当我回到纽约,说,“你知道吗?在那里有超级右翼团体,他们都有武器装备。”都市人就只会回应说,“就几个疯子嘛,没什么好担心的。”

直到后来,媒体才开始正视这些极端主义团体的问题。但是到那时,他们已经在好几个城市犯下了种族主义谋杀——受害者包括自由主义的犹太人脱口秀主持人艾伦·贝格(Alan Berg),他在他家的车道里被白人民族主义团体射杀——还有,他们还轰炸了俄克拉荷马州的政府大楼,在洛杉矶的一个托管中心对犹太人孩子开枪,还企图在斯波坎市(Spokane)一个拥护马丁·路德·金的游行中进行轰炸。

我还是没有在报纸中看见关于白人霸权主义者的报道——他们企图在加拿大西北部乡村建立一个自武装的分裂主义大本营。可是当我向出租车司机、加油站的人或者是其他乡镇权威人士问起此事时,他们都对当地“雅利安国兄弟会”的存在给出了实事求是的确认,他们还确认了在小城镇或者一些乡村地区(为了安全最好不要去)安然无恙地存在着的冰毒制作实验室。

因为司机们有时间,又有被深深吸引的听众,他们有时也可能会成为“现代神话”的传播者。比如说在博尔德市,我第一次听说杰克·肯尼迪就是林白小鹰这个理论。一个盐湖城的司机告诉我说,“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创造了女权主义运动”。然后一个达拉斯的司机又跟我说,女权主义是“一个犹太人企图毁掉基督教家庭的阴谋”,这可是我经常从右翼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口中听到的理论。因为去丹佛机场的路特别长,我听到了一个关于三极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的完整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巨型的、跨国的犹太人阴谋的一部分——它从对耶稣基督的谋杀开始,一直延伸到大卫·洛克菲勒。我觉得这个司机应该被授予一个阴谋论奖章——直到另外一个司机从纽瓦克市机场接到我,然后开始跟我讲说,三极委员会肯定跟“9·11事件”有关联。原来真不是开玩笑啊。

我甚至还能听说哪个新移民团体要去哪个城市,因为很多时候,驾驶是新移民的第一份工作。在华盛顿,我总能发现,来自非洲国家的司机特别多。他们可能不知道怎么抄最近的道,但是他们能告诉我一些更重要的事。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现在,来自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Eritrea)的司机一直给我更新关于这两个国家之间武装冲突的情况。美国、苏联还有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在这场长达30年的战争中都支持埃塞俄比亚——他们预想这个远远大于厄立特里亚的国家会赢。但是根据司机的陈述,他们却一直坚定认为小国厄立特里亚不会输。来自那个国家的司机很为他们在山上林间战斗的独立斗士们骄傲,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过哪个埃塞俄比亚的司机说他想为海尔·塞拉西一世(译者注:埃塞俄比亚前皇帝)或是他的军事政府而战斗。厄立特里亚的司机还骄傲地告诉我,他们军队中三分之一是女性,有些还是将军;还有,他们的战士建立了学校,还在山洞中建了一个医院,这医院可以不受轰炸的伤害;“文化战团”里面的音乐家们——他们是这么称呼他们的——为那些战士们表演,甚至巡回演出到欧洲。“当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将军被杀,他们的军队就混乱不堪,”一个厄立特里亚司机对我解释说,“当一个厄立特里亚将军被杀,每个战士都变成了将军一样的人物。”

小小的厄立特里亚确实赢了那个战争。可是,它的革命领袖却让这些出租车司机们心碎,因为他们要么接管了所有媒体,要么就是背叛了革命。当另外一个国界战争在这两个国家之间爆发时,我发现两边的司机们都不想回家去战斗了。

我想美国执政者们,应该跟出租车司机们聊聊天。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的著作。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的著作。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的著作。

 

* * *

 

我知道出租车司机这个职业能够吸引到有自由精神的人、还有那些太独立以至于不想干别的事的人。时间比较灵活,对学生甚至有些主妇来说都挺适合的,可是女司机还比较稀少。每当我遇上一个女司机,我都告诉她我非常高兴能见到她。总体来说,逐渐认识司机的内心也是一个冒险的事儿。

我很开心,在曼哈顿遇见了一个一辈子都在开出租车的司机。他告诉我他已经开了很长时间的出租车,以至于他在写一本叫做《在我背后》的书。我告诉他,这个书名真是启发灵感、鼓舞人心。这本书已经让他成为了美国人中非常稀有的一位——他能感到他跟那些富有又有名的人是平等的——整个车程中,他都在告诉我他书中描写的人物。“罗伯特·雷德福比你想象得要矮得多……雪儿非常接地气,又给很多小费,不过她做了太多整容手术了……唐纳德·特朗普真是自大,他夸夸其谈,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托妮·莫里森比伊丽莎白女皇还像女皇……听着银行家们聊天,我就知道次贷市场要倒了……”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喜欢这个司机,他对名人如此着迷,我想知道他对普通乘客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流浪的女人推着一个购物车——那可能是她的全副家当——突然冲到我们前面,这司机为了不撞到她,几乎侧击到一辆公共汽车上。我以为他得开始骂脏话了,但是,他没有,反而对她说,“小心啊,甜心!”

我们安静了一秒钟,他好像是想为自己的温柔做什么掩饰一样,说,“哎呀,她肯定是某一个人的甜心嘛。”

我又遇见了另外一个开了一辈子车的司机,他提出他可以给我的手拍照,然后作一幅画,亲自送到我家门口——只要30美金。在仪表盘上和乘客门上,贴满了他的艺术作品的样本,让人感觉有许多可怕的手在鼓掌。他说,他曾经和另外一个街头艺人一起在中央公园摆摊,但是在车里更舒服,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我告诉他我不想要画,但是我想要给他30美金,以示对他这移动艺术工作室的鼓励。他一开始拒绝了,然后又说他可以拿25美金,因为那是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入场门票价格——他会去那里看画,然后临摹那些画上面的手。我告诉他,他是我见过的最快乐的人之一。

我坐上了一个深红色头发、年龄看起来从35岁到60岁都有可能的女人的车。当我说我非常开心能遇见一个女司机时,她告诉我,一个东正教的拉比(译者注:指受过正规宗教教育,熟悉《圣经》和口传律法而担任犹太教会众精神领袖或宗教导师的人)拒绝坐进她的车,而她的车库里挤满了男司机,就好像那是他们的休息室一样。她又列举了她曾经做过的工作——油漆工、校车司机还有装饰铁片的焊接工——好像是要向我证明她完全不需要我的帮助一般。她同时也对那些想抢道的司机骂脏话,又在排队等过收费站的时候在她的阿富汗花纹织物上织一行。总体来说,她好像是一个在公海上主掌着小船的海盗。

为了弥补我对她的独立的低估,我问起了那在仪表盘上的五张男性的寸照,这些照片放在一个圣母玛利亚雕像和一个蓝色的克利须那神(Krishna)雕像的下面。“那些是我以前的爱人——总之,是那些我记得的,”她说,“我觉得,导向灵性的道路,就是令人心醉神迷的性爱——而导向令人心醉神迷的性爱之路,则是灵性——你不觉得吗?”

还好这是一个反问句,我顺势保持沉默,而她继续说道,“我跟他们中的两个人分别生了一个小孩,跟他们中的一个生了差不多一个摇滚乐队那么多的孩子。他们都还是我的好朋友。为什么?因为我教会他们什么是性啊。不只是性本身,我说的是那种整个周末都待在床上的性,充满神性的性爱,如果不能达到这个境界,恐怕只有与音乐及药物为伍了。”我试着显得冷静,便问她为什么有那个印度神克利须那的雕像。“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支持密宗性爱的男性神,所以他身边总是有女人。我告诉我以前的爱人,去跟他们后来的女朋友或者妻子实行这样的性爱。你知道吗,其中一个人的妻子去年还专程给我打电话感谢我。”

她开到了机场,跟一辆豪华轿车抢夺,并赢得了最后一个车位,然后把我装满了书的书包从后备箱拿出来,那书包在她手上看起来轻得像羽毛。“你应该写写像我这样的有主见的女人。女孩子们得知道她们可以打破规则。如果修女们以前告诉我这一点,我就可以少走20年的弯路。”

我离开的时候,她在我背后对我说,“你这有闯劲的婆娘倒是帮了我,即使我是个独行侠。”对她来说,这可是很高的赞赏。

我离开家前往纽瓦克市机场,最后坐上了一个严肃的、稍年长的司机的车,他看起来有点儿像一尊生气的佛祖。在往市中心去的过程中他不断地刹车又侧斜,用俄语喃喃自语,盖过了收音机里霍华德·斯特恩(Howard Stern)的脱口秀。斯特恩开了一个关于两个白人少年在科罗拉多州的利特尔顿市(Littleton)射杀他们的同学和老师的玩笑,这玩笑对于平时就以惊人言论著称的他来说都有点儿过火了。他说,他们至少应该在杀那些女受害者之前跟她们做爱。

我叫司机关掉收音机,但是他正忙着对那些乱穿马路的人骂脏话,“你这肮脏的懒人!”他朝着窗户外叫喊着,“你把这个国家都毁了!”这句话是朝着三个拉丁裔男孩喊的。“肮脏的罪犯!”这句话是丢给一对年轻的黑人情侣的。“我要撞死你!”这句威胁则指向一个骑着单车并穿着牙买加T恤的邮差。

“请别喊了。”我说。

这句话没让他停下来,反而让他在他的表达里加上了“黑人”这个形容词,让他叫喊的真正原因变得更加明显。

我想:好吧,我没办法在从这到纽瓦克的短短路途上改变他的,但是如果我不反对他讲的这些胡言乱语,我就是在鼓励这种行为。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如果真的生气了,我会忍不住开始哭,而那就很尴尬了。

“你知道吗,这里有的人认为来自俄罗斯的移民都很坏,而这是不对的——”

“你疯了吗?”他发飙了,“我来自乌拉圭,不是俄罗斯!乌拉圭好地方。所有人都是白人!不是这些脏人!”

明显地,把他称为俄罗斯人就跟说他和他咒骂的那些人有任何相似之处一样糟糕。

我又开始说:“在乌拉圭,没有黑人或者棕色人种,那你怎么知道——?”

“你这婊子!”他打断我。“你什么都不知道!黑人把这国家都毁了!”

我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不到星期五,都不想承认我在星期一生了气。可是这次我有了勇气,我告诉他,他给乌拉圭招来了不好的名声——可是就在那时候,他突然朝着一个年轻的、推着婴儿车的黑人女性咒骂,好像她是为了挡他的道才故意穿过马路的一样,“你这婊子!”

她震惊的表情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对他愤慨地说出一些话,程度类似“滚回属于你的俄罗斯去!”然后我又想,等等,我想说乌拉圭来着。我从车来车往的路上下了车,大力地关上了车门。

我下车的这个情节被他的再度叫喊打断了——他打算叫一个警察来逮捕我。我意识到我还没付车费。我最后沦为把钱丢进车窗里然后站在那里等着他一张一张、一个一个地数钱和硬币。我的唯一安慰就是看到那个推婴儿车的女人对他竖了中指。

我上了另外一辆出租车,然后到了纽瓦克,跑着穿过整个机场直到我的肺都痛了起来,然后刚好赶上我的飞机。整程前往三藩市的路上,我都在想我本应说的一系列狠话。

第二天,我才知道,霍华德·斯特恩把自己害惨了——就是因为他在收音机上可怕的评论。那些话对他的拥护者来说都可能太过分了,他的老板正迫使他道歉。不知怎的,我感觉到这对那个出租车司机来说也是一场败仗。我快乐地想象着他自己的愤怒和体重能把他了结。

我这么计算了一下:我目睹了种族主义的胡扯鬼话仍然在美国的大街上发生;我知道了俄罗斯和乌拉圭是不同的国家;我在我感到愤怒的时候表达了我的愤怒——还有,我没哭。

好吧,对一程出租车程来说,不算糟糕。

 

* * *

 

我在一周内第三次赶往机场,在滂沱大雨中尝试拦到一辆出租车。因为有点晚了,所以我有点儿不高兴。当一个司机终于载到我的时候,我压根儿没心情跟这个邋遢的、20多岁的白人小男生说话。我留意到的唯一一件私人物品是一幅撑在前座上的画,画上是一个巨型的眼睛。我按压住了我的好奇心。

我们安静了许久,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只说了五个字——我是个作家——希望这样的简短不会邀请来长篇对话。

“那我肯定不知道你,”他认真地说,“因为我不读书。”

我想他应该够聪明,知道我不想说话,我便继续不出声。“我也不看电视,”他继续说,“我不上网,不看报纸不看书,也不打游戏。我在过去的一年内都完全没做那些事。我不想要任何帮助来解读这个世界的东西,我要直接接触生活。”

我渐渐松弛下来,他让我想起了一个教授,叫我们读柏拉图、莎士比亚或者但丁时,要表现得好像我们在街上碰巧找到他们的书,从来不知道他们是谁一样。我一直都赞赏他对作品本身的信任——还有他对我们的信任。

最后,我忍不住了,便问他,为什么把所有这些普遍的信息渠道都关闭。他解释说他的女朋友在上类似于妇女研究或者有色人种研究之类的课,她把作者的人名用胶带遮住,然后让他在不知道作者的情况下评判那些观点。他意识到这让他完全失去了方向感。他开始清数这些“信息的过滤器”——这些“过滤器”告诉他“得想什么”。“过滤器过滤出来一杯水,”他说,“但是把整个海洋都隔绝在外。”

原来,开出租车只是他计划的一年中的一部分。他计划打着工横跨美国,做一些零活,比如修车、捡些水果来自给自足,同时戒掉只通过媒体来接受消息的坏习惯。他在亲眼看着美国,而不是先被告知他看到了什么。

我告诉他,他跟社会活动组织者们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是在尝试创造空间,让人们可以在不把对方分类之前互相聆听、思考。我建议他在这流浪的一年结束以后,带着他学到的东西,教给其他的人。

“你看,”他在我们接近拉瓜迪亚的时候认真地说,“这就是没有‘过滤器’的时候会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真正交流了。”

他说,他不要小费,但是他想要求一样东西。“把我的经历写出来吧,”他说,“说说你遇见的这个‘媒体瘾君子’,他曾经做梦梦见电影里的人,而非现实中的人;我从来没有在不听评论家推荐之前就看一本书;我对新闻重度上瘾,我会戴着耳机睡着;我甚至在和我女朋友做爱的时候都担心我会不会看漏了哪封电子邮件。我有媒体病,不过现在我想要看到不被过滤的生活。”

“我已经八个月没‘吸毒’了,”他认真地说。“我刚刚开始相信,我真正存在。”

最后,我问起了那副巨型眼睛的画。“我女朋友画的,”他说,“她提醒我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世界。”

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东西。我也正在尝试用我自己的眼睛来看世界。

 

* * *

 

在得克萨斯州的凯尔市(Kyle),驾驶是一种生活方式。出租车大多数都是为喝醉了的人、年老到不能开车的人、靠着社会福利过活而没有车的人,或者是像我一样需要前往奥斯汀机场的旅客服务的。我看着眼前这位奇卡诺人司机自己打造出的出租车小世界。她把孩子放在她旁边座位上的一个洗衣盆里面,还有一个用汽车仪表板上的贮物箱固定住的会移动的玩具。当我评论她的创造力时,她解释说,这样的话,她既可以赚钱,又可以不离开她的女儿。那是非常炎热的一天的早上六点,我问她这样的生活是否艰难。“不啊,”她坚定地说,“艰难的事是我得担心我那大女儿要独自一人从学校回家。开车载着我的女儿们是我生命中最开心的事情。”

在底特律,我留意到一个长相凶狠、有点儿年轻的白人司机穿着一件衬衫和西装夹克,戴着蝶形领结,就像一个摩门教的传教士。他说那天是他妻子的生日,并且问我关于生日礼物的建议,他想给她买套内衣。慢慢地,他关于内裤的问题发展得更加细节了。我意识到根本没有妻子这回事,甚至他用的人称代词也从“她”变成了“我”。然后他的话题转向稍微好一点儿的关于细带比基尼泳衣的问题,并开始尝试让我谈论我自己的内衣。

一切就像一个轮子上的下流电话骚扰。不仅如此,他好像开始享受起了我正在一秒秒增添的不适感。我想我一定不是第一个被他骚扰的女乘客,我们剩下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马上下车,另一条是由他慢慢达到他想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由于我们正在高速公路上急速行进,在那里停下来根本不可能找到另外一辆出租车,我尝试着想第三条路。我用能够振作起来的最严厉的态度对他说,如果他不停止对我和其他乘客的骚扰和性幻想,我将把他的名字和出租车牌号码报告给他的老板和警察。

他马上开始心急火燎地道歉,保证说他再也不会这么做了,甚至保证说会去看医生,寻求治疗方法。然后我们都安静了下来,太安静了。我们最终到达了终点,我快要走出车门的时候,他突然用一种令人怀疑的冷静和放松的态度说道,“我非常高兴您严厉地制止了我。谢谢您惩罚了我。”

我走在人行道上,那时我才意识到:我做了他心里预想会发生的事。

几年过去了,我已经忘掉了这个奇怪的男人。然后我又来到了底特律,上了一个女司机的车。她看起来40多岁,化了大浓妆,好像全身都被香水浸透了。像平时一样,我告诉她说很高兴遇上了一位女司机。她什么都没说。在最后,她才问:“您还记得一个很久以前开车载过你,并问您关于内衣的建议的年轻男人吗?”

我说记得,我绝对记得。

“嗯,我就是那个可悲的男人,”她说,“现在我做了上面和下面,我是一个快乐的女人了。”

我恭喜她做出的选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与他们内在真正认同的自己匹配,找到性别连续区上面属于自己的、在出生之时并没有被分配给自己的那个性别。但是听到同样的声音、坐在相同的车里时,我的感官记忆却想起了这个司机在我被控制和支配时的快感。一个人可以改变他/她的性别,可人格和性格呢?

 

* * *

 

在我们一起做巡回讲座的日子里,弗洛伦斯·肯尼迪和我坐在一辆出租车的后座,前往波士顿机场。我们在讨论弗洛伦斯的书《流产说唱》(Abortion Rap)。那位司机是一位年长的爱尔兰女人,也是我曾经遇见的唯一一位这样的司机,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她转头对我们说了那些不朽的话:“亲爱的,如果男人能怀孕的话,流产简直会被看作是圣礼!”

她想不想让她说的这些话被公开呢?我不知道,不过如果我们当时问了她的名字就好了。当弗洛伦斯和我在演讲中讲述这个出租车故事的时候,那位司机的经典话语传播开来,被印在T恤上、徽章上、诊所的墙上,还有抗议横幅上,从华盛顿到梵蒂冈广场,从爱尔兰到尼日利亚。到2012年为止,那次出租车行程的40年之后,那位司机的话被写到了一个横幅上,挂在于坦帕市(Tampa)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外;当时,共和党正在提名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作为美国总统候选人,而他们的政纲中,正包含着“堕胎非法化”的提案。弗洛伦斯和那位女司机都没有机会活到这个岁数来看罗姆尼是怎么输的——但是她们的精神,一直都在。

几年前,当我总是逗留在我一位住在布鲁克林的朋友处时,我开始使用“黑珍珠”——那是定位于最古老片区的汽车租赁服务,那个片区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住户是美国黑人。因为曼哈顿的黄色出租车经常逃避黑人聚居区,也会拒绝跑长途去别的片区——虽然,根据法律,他们必须载乘客去任何他们要去的地方——于是很多吉普赛人的出租车服务出现了。其中最老的一个就是“黑珍珠”,它们的口号一直都是:“我们不是黄色的,我们哪里都去。”

我从与司机的交谈中得知,这样的汽车服务多么重要。很多黄色出租车直接无视街上的黑人——不然就是说,“不好意思啊,我不去布鲁克林”——快要临盆的黑人女性也不能指望出租车带她们去医院,她们得提前找好车。因此,一位名叫卡尔文·威廉斯(Calvin Williams)的美国黑人男性在从朝鲜战场回到布鲁克林之后,开发了“黑珍珠”。它变得如此流行,以至于选民们把他选进了纽约州议会,他任了两期议员。

在“黑珍珠”里面供职的司机,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有好几次搭车,我都遇上了同一个司机,后来我便问他,为什么他的车里有百叶窗,我从来都没有在别的车上看过。

“在这里,”他边指向布鲁克林的贝史蒂区的街道边说,“钱比隐私来得更容易。你可以借钱,也可以偷钱,但是你找不到一个绝对隐私的地方。当我带着七个兄弟姐妹来到这里时,我和我的女朋友只能躲避着老鼠和酒鬼在楼梯底下见面,我和兄弟们经常在街区角落冻得不行。我想要的只不过是冬暖夏凉,听着音乐——拥有一个小小的私人空间,享受幸福。

“所以,从我离开在城市的职位,开始为‘黑珍珠’工作开始,我想,就是这儿了!我是个救援者!我是一个穿着银色盔甲的黑骑士!我总是确保没有人带着枪、毒品或者酒精上车。然后我打开音乐,关上百叶窗帘,然后开车,我的顾客想让我开多长时间我就开多长时间。”

他的常规乘客们有在一个本地天主教学校上学的女孩们,她们跟她们本不该谈的男朋友们一起坐着车到处去;一个有五个小孩的黑人穆斯林父亲,他的妻子不允许他听“罪恶的音乐”;两个男消防员,他们总是一起搭车回家,而他们供职的单位是城市里最有名的“恐同”单位;一个单亲母亲,她想要远离工作和小孩的一点儿属于自己的时间;还有一对年长的非婚情侣,他们总是在他们的孩子、孙辈们看不见他们的时候手牵着手。

“只有食物和水比音乐和隐私更重要,”他严肃地说,“我是个拯救者。”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自传中文版《在路上》。

 

—— 完 ——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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