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凶案
这事发生在1995年11月29日。那天天气晴朗，微微风，有点冷，镇子上有些人已经早早穿上了秋衣。
“闵记旅馆”坐落于织里镇的仁舍街道，原来叫仁舍乡。仁舍街的斜对面是乡政府，往南是通往外省的318国道。织里是个典型的浙江制造业小镇，河道纵横，交通便利，既开放又封闭。出于历史的继承，人们以生产服装为生，几乎没有女人不会做衣服。当地人开设工厂，从外省招揽劳动力，却因先天的优越感寸步不离出生的地方。他们世代生活于此。
闵记旅馆的老板闵富生一家就是镇上所有家庭的典型，家族成员种田、经商或者做手艺，个个受人尊敬。
和村里其他的农民一样，闵富生二十岁出头便早早结了婚，妻子叫钱水英，比他小三岁。婚后生了一儿两女。长子留在白鹤兜务农，二女儿嫁给了湖州的一名油漆工，小女儿闵阿凤在镇上开饭店。四十八岁那年，闵富生的孙子闵超出生了，闵富生把孙子看做家族唯一的香火，疼爱有加。他用多年的积蓄买了一栋三层的楼房，从村里搬到了镇上，开了一家“闵记饭店旅馆”。平时他待在旅馆，除了打牌，没别的爱好。女儿闵阿凤的饭店就在旅馆对面，闵超则和爷爷奶奶一起住在旅馆的二楼。
闵富生六十一岁那年，孙子十三岁，在镇上念小学。年初闵富生雇佣了一名来自安徽宣城的女人高美娜做服务员，她本来是旅馆的客人，想找家服装厂缝衣服。“不是大美人”，“不好看”，“没印象”，镇上的人回忆。
平淡的日子终止于11月30日的那个早上。服务员高美娜先是发现了老板娘和孙子的尸体，看了一眼她就怕得不敢再看。她的叫喊引来楼上的住客和同伴，他们又叫来了旅馆对面的闵阿凤。随后，警察包围了旅馆，封锁现场，并发现了闵富生及另外一个住店客人的尸体。痕迹专家在现场提取到了脚印、杯子上的指纹和烟蒂上的DNA，在公安局存档的资料库中，没有比中。警察在那个住店客人的尸体上发现了一只缝在内裤上的绿色钱包，里面有4700元和一对金色耳环。查明他的身份后，派出所发了一封电报到他的村庄：“于官峰遇害”。警察推测凶手是住在203房间的两个身份不明的人，可能来自安徽——他们入住时没有登记任何信息。仅此而已，没有更多进展。
多年后，湖州市织里镇白鹤兜村的村民回忆起闵富生，这个惨死于凶杀案的老头，最常用的词是“好人”。或许出于生意人的本能，他很少和别人发生正面的冲撞，除非涉及道德和信仰。在闵富生那儿，这些小事全被他用善良的笑容和口袋里的香烟化解了。但这一切，没能让他和家人从一桩无妄的杀人事件中幸存下来。
2、旅馆
闵记旅馆规模很小，陈设简陋。一楼是饭店，二楼和三楼是旅馆。旅馆对外开放四个房间，每个房间摆了三张床，每张床位住一晚十五六块，有一间公共厕所，洗澡得去外面的公共浴室，也不提供毛巾牙刷之类的洗漱用品。来的基本是做小生意的，熟客居多。闵富生和妻子负责接待、打扫卫生和做饭。
11月28日中午十二点左右，旅馆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一个高个子一个矮个子。高个子身高将近一米八，三十岁出头，很瘦，脸庞棱角分明。他戴着一顶深蓝色的鸭舌帽，穿了一件黄色夹克衫。矮个子身高一米六不到，四十岁的样子，脸又圆又黑，穿了一件陈旧的黑色皮衣和地摊上卖的常见的十几块钱的塑胶球鞋，看上去不是很体面。他们一直在抽烟。
闵富生带他们上到二楼的203房间。二楼一共三个房间，闵富生、妻子和孙子住在202，服务员高美娜住在201。两人推门进屋，靠门摆了一张床，似乎前一晚被人睡过。床的对面摆了两张床，一个靠东一个靠西，中间隔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台十四寸的西湖牌电视机，电视机天线像一根长长的触角伸在空中。高个子把他随身携带的红色帆布旅行包放在靠西的床上，矮个子睡在东边。不一会儿，两个人坐在了一楼的大堂。他们点了炒鸡块，炒鱼块、雪菜肉丝和一瓶古井贡酒。高美娜打量着这两个闯入者。她猜矮个子不是农民就是打工仔，高个子举止斯文，既不像农民也不像打工仔。她猜不出。
两人吃完午饭便出了旅馆。三个小时后，旅馆来了一个胖子，长得肥头大耳，皮肤光滑饱满，穿了一件米黄色西装，像气派的老板。闵富生一眼就认出了他，于官峰，来自山东临清，经常来镇上收废旧轴承，再运回山东的轴承集贸市场上卖。一趟买卖能赚七八百。于官峰看起来凶猛，其实为人和善，是那种递支烟就能交朋友的人。他原来是个有五亩地的农民，从湖南买了一个女人当老婆，为他生了一对儿女。来织里做生意有两年了，打算今年盖座新房。闵富生见他一个人，便叫他住到203剩余的那张床。
天快黑的时候，高个子和矮个子回到旅馆。又问高美娜要了炒鸡块和花生米，连同中午喝剩的白酒带到房间。于官峰也在。两人和他聊了一会儿，互相发了香烟。于官峰说自己是来这儿收账的，两人注意到他床底下有一只大包，像装了什么。说了一会儿话，三人就各自睡了。
此外，三楼的一个房间住了一对来自安徽黄山的母女，来织里卖茶叶。闵富生问她们买了二斤茶叶，泡了一杯，觉得这次卖的茶叶不好。另一个房间住了三个桐庐人，其中一个叫王奎，在桐庐的有机玻璃制品厂上班，来这儿进口有机玻璃板。闵富生听说还有六个桐庐人明天一早过来，打算住两天。闵富生和这些桐庐人很熟，闵记旅馆是他们赌博的一个据点，闵富生也会参与。
那天晚上，旅馆平静如常。高美娜给各个房间送了热水，就回去睡觉了。闵富生最近觉得身体不如从前了，到了九点就犯困。闵富生睡一张床，钱水英和孙子睡另一张床。自从钱水英因为患乳腺癌而不得不割掉双乳，夫妻二人便再也没有性生活。比起这件事，更令钱水英气恼的是住在斜对面的服务员高美娜，那个不知好歹的女人。她以为自己不会觉察到这种事情吗？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她和闵富生搞上了。
3、抓赌
第二天清晨五点，六个桐庐人敲了敲旅馆的门，闵富生告诉他们另外三个桐庐人在303房间。这些人到了房间就按老习惯开始打牌，轮流坐庄，一直打到九点半，然后集体出发采购玻璃板。中间闵富生上楼去瞅了一眼。
高个子和矮个子一直快到中午才起床。昨天晚上他俩没怎么睡好，同房的于官峰打起呼噜来声音像闷雷。高美娜去203打扫卫生，问他们：“你们来打工的？”
“不打工，我们是来做服装生意的。”高个子说。
“做服装生意的话，你们怎么还没买？这里服装很多的。”她半信半疑，同时听出来高个子的普通话带安徽口音。
“还没谈成，主要是价格问题。”
洗漱后，他们离开了旅馆，朝西走了五十米，看见两家挨在一起的五金店。他们在其中一家买了一根绿色的尼龙绳和一把羊角榔头后，返回旅馆。
下午一点多，桐庐人陆续回到了旅馆，开始打牌九。闵富生摆庄，运气不错，一直在赢钱。高个子叫他炒菜，闵富生不耐烦地叫他找服务员炒去。在楼下，高个子和服务员高美娜调了几句情。他说：“晚上陪我睡觉吧。”高美娜没理他。
赢了三千元以后，闵富生就下楼了，其他人继续赌。过了一会儿，住在303的王奎下来找他，说：“我输了五百块钱，今天周志明（参与赌博的织里当地的老板）带了不少钱，现金一万。”他把身上的三千块钱存在了闵富生那儿，怕万一抓赌。这一幕被高个子听得一清二楚，他回过头来，问王奎：“你们这里赌钱赌这么大？过两天我带两个客人过来。”
王奎问：“你们是哪里的？”
“衢州的。”他回答。
“我们赌得很小的。”
高个子上三楼看了一会儿，就下楼出了旅馆，几分钟后又回来了。一个在楼梯间望风的桐庐人觉得他形迹可疑，上楼提醒其他人，“你们小心点，收场算了，二楼那个住客出去过马上又回来了，他进来后就往三楼张望，可能是去打电话举报了。”
闵记旅馆的后边有一间岗亭，是织里派出所设的报警点。有三名联防队员。下午三名联防队员在街上巡逻，看见闵记旅馆门口停了一辆货车，车门上印了“浙江桐庐”四个字，想进去检查一下。他们从后门进，看见一个男人神色慌张地守在楼梯间，示意他不要出声，循着声音上到了三楼。
赌博的差不多有十个人。全部乖乖地站在墙边，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一共上缴了一万七千多元。联防队员收了钱就走了，但其中一个叫周新星的兴奋难抑，这次抓赌数额巨大，平时除了劝阻小流氓打架，这座小镇上没有什么可供发挥的地方。他向派出所汇报了这一重大的战果。领导觉得应该把这些人控制起来，做一份笔录。这样，三名联防队员又返回旅馆。
联防队员走后，桐庐人聚在旅馆门口，觉得应该没事儿了。就是运气不太好。闵富生对王奎说：“你运气好。”意思是幸亏把钱存在他那儿了，没被抓获上缴。结果那三个联防队员突然又回来了，带着派出所的警察，一众人等被分散在一楼、二楼、三楼的各个房间做笔录。王奎被拉到203。给他做笔录的联防队员看见床上睡了两个男人，一把掀起被子问：“你们有没有赌博？”
“我们没赌，一直在睡觉。”高个子说。闵富生上来为他们作了证明。
笔录做完后，有人建议，赶紧走吧，派出所明天还要过来，一个人至少罚三千。桐庐人一哄而散，逃离了闵记旅馆。只有303的王奎和另一个同伴觉得其他人过于谨慎，留了下来。
联防队员在旅馆对面闵阿凤开的饭店吃的晚饭。闵富生特意过去敬了他们一人一支香烟，不好意思，让你们费心了。
4、杀人
必须等到深夜。想干些肮脏的勾当而不被抓住，只能在夜里，在人们睡着的时候。比如现在，那个山东大汉于官峰，他开始打呼噜了。这一整天他都不在旅馆，直到晚上才回来。白天他一定累坏了。他不知道警察来过，赶走了原本可以阻止这场杀戮的桐庐人——他们一般会打上一整夜的牌，同时不放过楼下的一点动静；或者，两个凶手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高个子和矮个子躺在床上。桌上有一只白色瓷杯和一只棕色玻璃杯。热水瓶里剩了大半瓶热水。地板上散落了一些橘子皮和烟头。烟头大部分是高个子抽的，他紧张得不行。他能听见矮个子在床上翻来覆去。等到12点，就要动手，按照白天商量好的，先杀了于官峰，再去老板房间。于官峰来收账，肯定收了不少钱，而且不杀了于官峰，他们就不能抢劫老板，更无法脱身。于官峰该死，谁叫他住到203来了呢？
忽然，屋内传来嘭的一声，该死的于官峰竟然把床压断了一条腿。这声巨响连刚踏进旅馆的王奎都听见了。整个旅馆都听见了。高美娜骂了一句，“死胖子怎么这么重！”闵富生也醒了，他不得不从一楼搬来一张板凳，把床架起来。于官峰很快又睡着了。
王奎在高美娜房间洗脸。他知道她和几个桐庐人有不正当关系，他还知道闵富生也和她搞过。但她申明自己不是“做那个的”。他不信，也瞧不起她，他知道她收过钱，觉得她“档次很低”。高美娜说：“你今天晚上睡我这儿算了。”
“我几点钟下来？”王奎问她。他不想被任何人知道。
"两三点都不要紧。”她似乎很希望他来。
命运设定的时间到了。高个子和矮个子从床上爬起来。灯一直亮着。他们走到于官峰的面前，他翻了个身，趴在床上，头侧着，露出右边的太阳穴。他睡得很香，不知死之将至。高个子用榔头朝他太阳穴的位置用力砸了一下，又砸了一下。可能有第三下。他太紧张，已经记不清了。接着矮个子也拿榔头砸了几下。砸第一下的时候，于官峰的身子动了动，接下来就一动不动了。
他们摘下了于官峰手腕上的上海牌手表。开始翻他的衣服，他的大包，以为那里一定藏了很多很多钱。除了衣服，只有一个空信封和一串钥匙，衣服口袋里有不到二十元的零钱。矮个子抱怨，一个老板身上才这么点钱。他提议把闵富生骗来，叫高个子拿着绳子在房间等，闵富生进来后就把他捆起来，“叫他拿钱他肯定拿”。“反正已经弄死一个人了。”他嘟囔了一句。
楼下闵富生听见有人敲门，边敲边喊：“老板结账，我们要走了。”他起身开门，203的矮个子站在门口。矮个子的手上握着一把榔头，背在屁股后面，向他解释钱在房间里，叫他过去拿。
闵富生如计划被骗了过来，一进门，于官峰死在床上，流了一大滩血，他本能地喊了一声“救命”。有人从后面捂住他的嘴巴，后脑勺和脖子挨了几下，他伸手去抓高个子，却无法动弹。高个子用绳子捆住他的双手，捆了三四圈，然后扔在一张床上。怕他发出声音，把绿毛巾塞进他的嘴里，又用枕巾捆扎了一圈，防止他把毛巾吐出来。
矮个子摘下闵富生的金戒指，说：“我们已经杀了人，你给钱，就不要你的命。”闵富生一直在抖，就给他盖了一床被子，问他：“钱在哪里？”闵富生喉咙发出快要断气的人会发出的“嗯嗯”的声音，没有其他反应。逼了十几分钟，矮个子失去耐心，把他砸死了。
已经到了这个份上，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如果找不到钱，连逃走的车费都不够。一不做二不休，矮个子提着榔头去了老板的房间，高个子没跟去，他很害怕。不知过了多久，矮个子回了203说：“房间里也没有钱。”高个子生性多疑，说要一起过去看看。情况显然失控了。他看见老板娘和孙子浑身是血，脑袋被砸得稀巴烂。床和橱柜被翻得一团乱。
他们又在房间找了一遍，找到了一百多元。打开了橱柜的所有抽屉和床底的箱子，翻出了首饰盒、布料、被子、衣服、药物甚至卫生巾。可就是没有翻到更多的钱。慌乱中，他们忘记拿走老板娘脖子上的珍珠项链和左手中指的绿宝石戒指。
夜色在消退。得离开，否则可能被发现。他们从橱柜里抱了三层被子，盖住老板娘和孙子的尸体。
后来，法医解剖尸体，认定于官峰、闵富生、钱水英和闵超全部死于“锤类打击头部致严重颅脑损伤”，医学上的专业名词叫“挫裂创”。凶手的残暴让所有人无法忘记，四人头部布满月牙形的伤痕，其中钱水英的头部被击打了20次，闵超的头部和面部被击打了14次 ，把他的两颗牙齿都打掉了。
逃走时，高个子和矮个子把掰断的牙签塞进锁里，关上门，好让外面的人打不开，可以拖延时间。矮个子说：“那个女服务员也去搞一下看看有没有钱？”
“服务员打工的有什么钱？”高个子只想赶紧离开。
“没钱的话也可以强奸她一下。”
“时间不早了，走吧。”他们沿着楼梯下到一楼，从厨房后门离开，在318国道扔掉了榔头，上了一辆到上海的客车。在车上，两人开始分赃，每人分到五六十元，山东人的手表归矮个子，老板的戒指归高个子。在上海火车站，他们分道扬镳。
在同一个晚上，可能就在闵富生归西的时候，王奎如约下到二楼，进入高美娜的房间。两人尽情欢爱了一番。高美娜说，她听见矮个子喊老板退房，之后没听见任何声音。
5、高个子和矮个子
刘永彪不喜欢待在家里。他初中辍学，但爱好文学，喜欢鲁迅和《红楼梦》，自己也试着写小说。1990年，他自费六百多元去鲁迅文学院进修，卖了家里的一头猪才凑够学费。母亲觉得他不务正业，看见他写小说便唠叨个不停，她希望他能像村里其他的小伙子去田里干点农活，或者外出打工。村民们也觉得她生了个好吃懒惰的儿子。对于安徽南陵中洲村这么穷和封闭的地方来说，当作家的想法太不切实际。
在距离刘家三百米的地方，住着一个鳏夫，叫汪维明。老婆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就自杀了。娘家人说是汪维明的妈逼死了儿媳妇，最后汪维明他妈坐了七年牢。从此汪维明断绝了和丈人家的来往。除了种田，他也外出上海、浙江等地打工，还会编篾萝拿到镇上卖。汪维明有个爱好，喜欢请人到家里来讲大鼓书，刘永彪也会去听。他觉得汪维明虽然初中毕业，但是个文化人，很尊敬他，也常常到汪维明家中写作。
二十七岁时，刘永彪结婚了，第二年女儿出生了。女儿生下来眼睛极小，是隐性的家族遗传病。眼皮盖住了眼睛，透出一条缝，得把头抬得高高的才能看见东西。他们带女儿去上海找了一名退休医生做手术，手术失败，不仅没有治好眼睛，反而导致眼睛变形。他报了警，去了医生的家里，却没拿到一分钱赔偿。后续的治疗需要上万元，但刘永彪一年不吃不喝也凑不到两千块钱。
生产队催他交公粮了，刘永彪心烦意乱，家里实在拿不出几个钱来。他在门口没头苍蝇似地走，碰见了几个月不见的汪维明。这两年，汪维明一直在浙江湖州一个叫织里的地方打工。刘永彪和他打了声招呼，问能不能借点钱，他以前也常向汪维明借钱，再开口也没那么难。
汪维明没有拒绝，只说之前上海的工钱没有结，暂时手上没钱。不过，他出了个主意，之前在织里打工，那里有很多服装厂，开厂的老板都是有钱人，随便绑架一个，搞个一两万块钱，应该很容易。
后来再见面，汪维明每次都会说起这个想法，刘永彪被那些琐事催逼着，慢慢有些动心。当年在鲁迅文学院进修，其他作家的条件都好，他的自尊心受了些伤。虽然加入芜湖市作协，成了所谓的农民作家，但在经济上几乎没什么改善。在省级刊物发表文章的稿费是十块钱，还不是每个月都能发。他每天抽两包香烟，稿费不够烟钱。文学能改变什么呢？
仅凭两人之力，抢劫或者绑架笃定失败。刘永彪个子高挑，但性格怯懦，胆小怕事；汪维明性格暴烈，但身材短小，力量薄弱。汪维明也同意再找一个搭档。刘永彪说：“有钱的人是不干的，想干的人没本事也不行。”他提了个人，自己的老表王二保，在镇上卖苦力做搬运。
王二保也同意了，刘永彪让他去铁匠铺帮三人各打了一把长二十厘米的刀。刘永彪在刀柄上绑了一圈绳子，打算抢劫时用这把刀威逼对方。刘永彪还用收音机的零件制作了一个圆形的假定时炸弹，和刀一起放在包里。三人坐长途汽车，在织里的318国道下车，开始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晃荡，每当看见西装革履的老板，刘永彪便问王二保，“可不可以动手？”可是王二保打了退堂鼓，坚决不愿意下手。第二天，他们只好仓皇回去了。
选错了搭档，如果不是王二保这个瘸腿子，他们可能已经抢到一大笔钱，发了横财。到了秋天，确切地说是11月份，天气也越来越凉了。刘永彪约好了去上海找汪维明，在车上想起那次失败的经历，十分后悔。
他在七宝路下车。在路边的电线杆上，看到一则招聘编辑的广告，他居然按广告地址找到了招聘单位，位于一栋楼的最底层，招聘台位置站着一个打红色领带的衣冠楚楚的男人。刘永彪问他，“是不是招聘？”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个作家。”刘永彪掏出随身携带的芜湖市作家协会的会员证。
男人叫他留下姓名和地址，第二天过来面试。他在纸上登记后，满意地离开了，然后去找汪维明借钱。
两人在工地上聊了一会儿，又说起去织里抢劫的计划。两人想不到还有什么办法能改变贫困的处境。不忿于王二保的胆怯，他们说干就干，再次动身。
中午，两人到了织里。在街上走了半个小时，一直确定不了目标。他们偶然走进仁舍街上的一家旅馆——“闵记饭店旅馆”，一个瘦削的老头接待了他们，老头的左手带了一枚镶了花边的金戒指。高个子和矮个子互相递了眼色，如果物色不到合适的目标，为什么不从眼前这个老板下手呢？
一切偶然从这里开始汇聚，并向着最终的灾难结集。
6、余波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多限于办案条件而无法侦破的案件逐渐浮出水面。最典型的是白银案，依赖于DNA技术的进步才得以破案，锁定高承勇。白银案侦破的消息让刘永彪担心起来，他记得他在房间里留下很多烟蒂，警察很快就会找到他。
2017年8月，有四个人到刘永彪家采集了血样，说是为了修家谱。他不是傻子，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他给汪维明打了个电话，说：“我今天已经做了DNA，织里那个案件估计查到我们了。”声音控制不住地发抖。
作案之后，刘永彪和汪维明很少再往来。汪维明留在上海打工，偶尔回一次老家，两人见面也不敢再谈起这件事情。回到家后，刘永彪一直担惊受怕，经常做噩梦。那枚戒指被他藏在家门口的水泥砖缝里，他不敢销赃，也不敢佩戴，藏来藏去藏丢了。他的脾气变得暴躁，对很多事情失去耐心，沉迷于打麻将。有一次，他准备了老鼠药，想到父亲的坟前自尽，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过了四五年，他稍微平复了一些，心想事情可能过去了。2014年，他搬到南陵县城，在县里的中学任职校刊编辑，老婆在村里办了一所幼儿园。他们还生了一个儿子。
“不要紧没事的，该来的总归要来。”汪维明安慰他。
2017年8月11日凌晨一点多，警察在汪维明家逮捕了他。他说，我的裤子里有一封信。他希望警察把这封信交给他老婆。他试图解释自己犯罪的动机是为了有钱给女儿看病，希望家人别怨恨他，他还解释了不肯戒烟戒酒的原因，为了“早点得病，求个正常死亡”。他说欠她的，“只能来生相报了。”
由于案情重大，刘永彪和汪维明在看守所羁押了七个多月。有人好奇刘永彪的作家身份，问他“如果没有这个案子，你会是个成功的作家吗？”他的回答倒挺自信。在警察抓他的三个月前，有人请他写电影剧本，但是他想到“历史问题”，“不敢进一步发挥”，“如果没有这个案子，我的高度绝不是现在这样，不论是质还是量。”
于官峰死后，他三十二岁的老婆患上了抑郁症，生活在仇恨和痛苦中。她独自一人照顾有心脏病的婆婆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家里原来有三亩苹果园，没有劳力，只好全部改种小麦。两年后，儿子和女儿没钱读书，被迫辍学，和母亲一起务农。女儿十三岁就外出打工，因为家里穷得吃不上饭了。一切直到于官峰的儿子成年了才有点起色。
闵阿凤把饭店租给了别人，她仍住在饭店的二楼，院子里一间房屋的屋顶摆了一盆植物，抬头就能看见那抹绿色。对于当年的事情，她不愿再提，她控制不住地流下眼泪。
事件发生后，高美娜因为行为不端被派出所劳教了八个月，出来后嫁给了派出所传达室的一个光棍。据光棍所说：婚后几年，高美娜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好，记不住事情，喜欢说胡话，要不然就发脾气打他，自己浑身上下都有被她殴打的痕迹。刘永彪和汪维明归案后，警察让高美娜指认两人，她已无法辨认。
一桩案件带来的影响远比人们想象的错综复杂。凶手逍遥法外，警察威信动摇，镇上的人们不敢在夜晚外出，生活得小心翼翼。闵记旅馆当然没有人敢去住了，那里被认为是不祥之地，是受到诅咒的地方。证据之一是，破案没几天，租下旅馆一楼的车行老板被车轧死了。镇上的老人不忘叮嘱他们的孩子，不要靠近那儿。
从案发到破案，整整过去了二十二年。织里镇已经发展为中国最大的童装生产基地。现在这里遍地是服装厂，撤乡并镇，街道改建，很多地方不复当年。唯独仁舍街，保留着上个世纪的模样。你还能看到当年的“闵记旅馆”，蓝色的墙壁上点缀了白色的斑点，只是一楼变成“小李车行”，二楼和三楼改为出租房，只有后来的、不了解这段往事的年轻男女打工仔租住在里面。
—— 完——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内文中所有照片为李纯拍摄。
为保护隐私，文中高美娜、王奎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