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何柔宛
翻译 | 翟宇航 等
1998年到1999年之间，当我联系在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信孚银行结交的同事和朋友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的受访人经常凸显并标榜自己的“聪明”。
这一词语似乎在华尔街的词典里非常重要。我的受访者声称，全世界最聪明的人都来这里工作；在他们眼里，华尔街创造了迄今为止全世界最精英的工作社会。几乎我遇到的所有行政管理人员都一再强调他们的同事如何聪明，他们这家银行富有多么“深厚的才华”，以及只要一个企业雇佣了“最聪明的人”，那么其他的一切自然顺理成章。
刚刚毕业于普林斯顿的克里斯·罗根和尼古拉斯·伯恩，分别就职于信孚银行和美林银行，他们提到，从新人的角度来看，华尔街最令他们觉得文化上与众不同的是伯尔尼称之为置身于“最聪明和最富有雄心的人们”之中的体验。罗根补充了在华尔街成功的三个素质，即“聪明、努力和进取心”，“其他的一切都被认为无关紧要”。而据毕业于斯皮尔曼学院、曾任摩根士丹利前研究员的凯特·米勒称，被面试者通常会被告知，他们将会与“世界上最聪明、拥有本世纪最伟大的头脑的人”一起工作。
这样的情绪并不仅仅属于那些充满渴望的年轻分析师，和那些炫耀他们的行业来获得应聘者的敬畏的投行代表。刚刚拿到哈佛MBA学位的胡里奥·穆尼奥斯是帝杰证券（Donaldson, Lufkin and Jenrette, DLJ）的一名合伙人，这是一家颇有声望的精品投行，最近刚刚被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公司（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 CSFB）收购。他说，投资银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他们的聪明和排他性：
（华尔街的）人们真的很聪明。事实上他们从来不招聘任何（不符合要求的人）……招聘标准很高。他们真正关注的，也是将投资银行与其他工作环境区别开来的，是他们只针对那些拥有良好学术背景的有经验的应聘者。（这就）为投资银行营造了一个高度的精英社会——那些拥有途径进入某几所（顶尖）大学就读的人。如果计算投资银行招聘范围内的大学数量，不会超过15到20所。
这种“聪明文化”对于理解华尔街金融机构以及理解投行家们如何从个人和机构的途径获得权力，践行他们的世界观、输出他们的实践，并成为影响深远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典范来说，非常重要。在华尔街，“聪明”远不只意味着个人智慧，更传达出一种象征精英、“深刻印象”、高端地位和专业性的自然而又普遍的感觉，而这些被用作彰显甚至证明投行家作为美国企业的顾问乃至是作为全球金融市场领导者的价值。
在华尔街被称为“聪明”，意味着被裹挟进一张关于情境化的实践与意识形态的网，这张网是由多种机构、流程和整个美国文化共同制造的，赋予高级金融以权威和合法性，带给部门以巨大的影响力。这种聪明的文化不只是华尔街的一种优良品质，更是一种通货，一种能够带来利润积累与全球技艺的驱动力量。
聪明的关键标准在于具备能令客户发出“哇”的惊讶声音的能力，通常而言，这些客户都是财富500强企业的高管。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虽然专业技能和商业悟性有助于在华尔街创造聪明的头衔，但它们都被认为是次要的，能够“在工作中”学会的。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最伟大的”、“最聪明”的人才，是通过一套认证程序识别和挑选出来的，而这套程序主要靠外表和绩效来支撑。
换句话说，聪明必须通过一种能带给别人深刻印象的特别的外表和身体技艺来表征和强化；毫不意外，这些诸如穿着无可挑剔的得体、外表时尚、智力敏捷、体力充沛、充满进取心和活力的特点，是参考了那些典型的上层阶级、男性、白人和父权主义的完美投行家形象。尽管此处我主要关注作为聪明的核心要素的精英主义，但在下一章节，我将深入探讨聪明被识别和传递的“整体包装”。
是什么使得投行家们可以自认聪明，又是什么在最初的时候界定和合法化这种聪明，而正在实践中的聪明又是哪种独特形式呢？这些问题在投行家的身份与社会形成过程中愈见明晰：这一过程包括对新近毕业的大学生和MBA的招聘、技能训练和入职培训，使他们初入华尔街世界。由此便可以觉察出，正是华尔街行动中的文化价值观，特别是对霸权式的精英主义的建构和维护，创造了金融市场中的“专家”知识，这一发现真是一种残忍的安慰。通过招聘和入职培训的持续实践，华尔街实现并重塑了它的合法性根基。
我格外关注“聪明的投行家”的建构：他们是由精英学校校友组成的类似于“家庭”延伸网络的成员，是专业技术和全球性机构的鲜活象征。残酷而高强度的工作以及不安定的工作环境巩固并证明了他们带给人的深刻印象及其金融影响，这反过来也让他们能够将自己的分析与推荐建议的价值内化。在被广泛构建的华尔街制度文化中——工作经验和职场激励映射到精英的成长传记里——投行家们不仅自身吸收了关于股东价值的独特意识形态，同时也将它传播到美国企业中，而且也推动社会按照华尔街投行家的形象对数以百万的工作生活进行重新设计与重建。
通过研究同时作为个人和变迁的集体行动者的投行家，我并不想假设一个前提，即“市场”总是行使权力，而是认为那些既在其所处的文化和制度位置中获得权力又受其限制的投行家们的人生经历、体验和实践，在日复一日中创造了社会变迁和金融的霸权地位。
就像那句话，“只有通过那些‘小故事’，一个人才能开始破解和挑战那些嵌入观念中的均质化话语，例如全球化、‘这个’市场和‘这个’国家，通过指出市场不过是由每天的日常和琐屑构成，我们就能将市场去中心化成一个抽象的能动者和强大的力量，这有助于我们在关于它的独特性与情境性的全部语境下，理解这种领导权的创建。否则，我们只能冒着特权化、均质化市场中的元叙事的风险，或者将其视为理所当然，讲述一种大故事。”
关于招聘
尽管我当时很难意识到，但是华尔街在校园中无处不在，大学生对投行的兴趣之强，意味着仅仅作为普林斯顿的一名学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可以自动进入对这个社会的参与式观察中了。在田野调查之后，我回到普林斯顿大学撰写学术论文，自认为已经摆脱华尔街，返回到象牙塔中来做一些严肃的思考和写作。
但相反的是，这却像返回到虎穴一般。我当时是一个本科生宿舍的毕业咨询师。入职的两周后，我在饭后散步时，碰上一群穿过街道走向拿骚堂（Nassan Hall）的本科生（其中两个住在我所负责的学生宿舍）。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已经把我带进了美林证券的演讲！这大批聚集在各种招聘宣讲与信息发布会的学生，造成了类似于音乐会开场和散场时的校园交通状况。
我曾参与过1996年的招聘流程，但在大约四年后的今天，由于牛市的推动，校园招聘更加密集，我发现自己参与了无数关于投行的食堂讨论，参加了更多的演讲，阅读《每日普林斯顿人》上无休止的投行广告、动态、新闻与参考建议。在2000年，我同样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华尔街在哈佛大学的文化类演讲和实践活动，因为我的妹妹那时是哈佛大学的一名学生。她为我介绍了很多正参与招聘流程的朋友，加上我之前的投行受访人很多是哈佛毕业生，所以我能够充分观察华尔街与这两所精英学校之间的联系。
比起其他的常青藤学校，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更是“这些声名显赫的华尔街、管理咨询和其他一些能够提供类似工作的企业最主要的招聘基地”。就像我的很多受访者所说，“如果你去了哈佛、耶鲁或者普林斯顿，那么只有两种职业路径可供选择：投行和咨询。”
这令人惊讶的狭隘性通过我在普林斯顿和华尔街的那段时光已经得到证明：我发现不只是大多数银行家来自于少数几个精英学校，而且大多数的本科生甚至研究生都认为，从普林斯顿毕业后唯一合适的生活方向——也是唯一能够提供一种真正的“普林斯顿式的工作”的岗位——首先是投资银行，其次是管理咨询。
作为或许是华尔街最重要的雇员来源学校，一般情况下普林斯顿会输送数量惊人的新职员到金融服务机构，特别是投资银行。据职业服务办公室称，2001级毕业生中有30%，2003年有37%，2005年和2006年有40%的学生毕业后进入金融服务机构。尽管从2000年到2005年，有470名普林斯顿学生去修习法律或医学学位了，“但仍有520位普林斯顿学生——大约是普林斯顿毕业后直接选择全职工作学生总数的40%——决定入职金融服务部门”，这是占比最高的一个行业。而在不断挑战普林斯顿作为华尔街雇员的主要生产者地位的哈佛大学，投行（也包括管理咨询）同样为它的学生在毕业时提供了大多数的工作岗位。根据哈佛大学职业服务办公室报告，在2005年，将近一半的哈佛学生通过“招聘流程去竞聘投资银行和咨询的工作”。
就像《每日普林斯顿人》的一位学生作者德文·彼得森在2002年观察的那样，“每年许多（普林斯顿）学生加入金融帝国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这就造成了这样心情愉悦却有几分自嘲的笑话，哲学专业（的学生）成为投行家，而曾经很有前途的小说家进入了华尔街。”
这么多在进入机构之前没有任何投行专业知识的学生是如何在他们要毕业的时候意识到他们原来一直想去的是华尔街呢，而且这些学生可能曾经一度非常渴望成为作家或者老师。这些富有天赋又出身名门的学生，本来拥有无限可能的未来，又是如何相信投资银行是他们毕业后唯一可及的最有声望的职业选择呢？我认为只有打开这种生命进程中的转折和与之相伴的话语转换的暗箱，才能理解整个招聘流程要求并在这过程中使之形成的独特世界观、文化关联和倾向性。
将这些大学生推向投资银行的力量显然有很多，举几个为例：独特的校园文化，校友和同辈网络的影响，成功、聪明与华尔街之间的文化联系，职业选择等级化的缩窄和构成声望的诸多因素。也许解释华尔街招聘霸权地位最不证自明的原因就是它的存在主导了整个校园生活：招聘者差不多每周都去学校访问，即使周末也如此；他们最频繁地出现在校园论坛、专题讨论会和社交活动中；他们在信息通报会上发布广告、安排“见面会”，他们发放免费饮料和精致小吃，这些新闻占据了每日的校园报纸；他们的企业文化和申请表极容易获得，既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点拿到，也可以在线申请。
整个招聘流程从每学年的第一天开始几乎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主导了初秋的人才招聘会，定义了构成成功职业的所有条件（揭示了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的出场总是绚烂夺目、光彩照人，人数极多，吸引着学生们的眼球。他们分发最好的礼品包，最有趣的磁贴、马克杯、飞盘、水壶、帽子和T恤衫，这样过几天之后，数以千计的学生就变成了他们的移动式广告牌，带着他们的标识行走于校园生活中。在2006年普林斯顿招聘会上，104家企业中有60家企业是金融服务类和咨询类企业。在2003年的哈佛招聘会上，与会的接近百家的企业中有超过一半是投资银行、普通金融公司和咨询公司。这种为象征着抵达华尔街职场做出的很早而又密集的品牌化活动，这种将投资银行与通常意义上的“职业”相等同的做法，使学生对成功的观念变得狭窄，除了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外，别无其他。
招聘宣讲会当天，投行的代表们会成群结队踏进校园的中心区域，通常都是学校附近最昂贵的商务酒店。就普林斯顿而言，投行家们会包租一辆大巴，几辆豪华轿车，甚至一些出租车，来将包括投行家、分析师、交易员在内的30—50人的团队（他们通常都是校友，并且承担招聘人员的角色）从纽约载至普林斯顿的拿骚酒店。对哈佛大学也是如法炮制。在剑桥的查尔斯饭店或者职工俱乐部举办精心制作的招聘宣讲；正在华尔街工作的数十位新近毕业的哈佛学生和经验丰富的校友挤满了这些房间。包括近期在哈佛和普林斯顿举办的招聘在内的活动让这些潜在的雇员见证到师兄师姐是何等聪明和成功，因为他们成功地实现了从学生生活到进入华尔街职业快车道的转变。
1995年，作为研究生的我正在考虑研究华尔街现象。我参加的第一场华尔街宣讲会，是由高盛组织的。我抵达普林斯顿镇神圣的拿骚酒店时有些迟了，迎面而来的是一群身着炭灰色、海军蓝和黑色商务西装的人。人数上肯定超过150位，这些在校生顶着精心打理过的发型、穿着职业而笔挺的西装，涌入酒店的大厅，去听16位高盛高管——大多数是普林斯顿毕业生的演讲。
忧惧和渴望充斥着这个房间：这不是社交的时候，而是一场对“会面时间”和雇主良好第一印象的激烈争夺。这些大三、大四的学生没有与朋友寒暄，而是巡视着这个房间，期望能够留下自己的印记。作为整个房间里唯一的研究生（我可以看得出这一点），我笨拙地试图观察并参与整个招聘流程。而且，我穿着一条皱了的灰色便裤和牛仔布的背心（这是我的整套着装），感觉到与环境极不相称。
灯光很快变暗了，以便展示介绍的幻灯片和一段视频报告。这是对曼哈顿全景的叙事性记录，那些快节奏的“国际范的”、西装革履的职员到处旅行或者健步走进企业大楼，精心打扮的投行家们正在开视频会议或者正卷起袖子与他们的团队一起工作。叙事者解释道，华尔街的职业全部都是“与变革打交道”，“世界的变迁越来越迅速，我们需要像你一样的人”。
当灯光再次亮起，我们将目光转向招聘团队。我数了一下，一共有8位白人男性，5位白人女性，1位拉丁裔男性，1位南亚女性和1位黑人男性。其中一位相对年纪较长的白人，是董事总经理（普林斯顿1982级），开始用一种骄傲的语调讲话：“我们是普林斯顿的大家庭。我在这里遇见了我的妻子。普林斯顿的学生会成为最优秀的分析师，所以我们会在这里招聘很多人。”
其他的演讲者都是新近毕业的，通过细数他们的学校来介绍他们自己：哈佛大学、威廉姆斯学院、哈佛大学、普林斯顿、沃顿（宾夕法尼业大学沃顿商学院）、普林斯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我来自芝加哥大学。”那位南亚女性苦笑了一下，说，“我没有其他人那么聪明。”
接下来那位普林斯顿的董事总经理转到商业问题上，“两年的项目弹指一挥间。你们的学习和成长曲线呈指数型上升。你们将与客户真正地交流互动。你是我们企业团队的一员；你们的职责可不是复印材料。我们专门雇了10位员工去复印材料，那是他们的全部职责。我们需要的是你们的智慧。”
毫无疑问这就是晚上整场活动的导向性主题。“那么为什么你要在这里工作呢？”一位刚从哈佛毕业的白人男性校友问道。“这是因为，如果你与愚蠢的人在一起，你学到的将会是愚蠢的东西。在投资银行，人们都非常聪明；因此他们才能得到这份工作。这是一份快节奏的、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而且，你能学多快，他们就能教多快。”
一些演讲者强调高盛的职位提供的成为能人的机会，“我们的分析师可以走向世界各地。”其中一位白人男性副总裁，沃顿的校友，说道，“在香港，在悉尼，在伦敦都有我们的分公司。”当然，他把话题一转，回到整场演讲的中心主旨上，用一种赞赏的目光扫射全场，宣称，“你们都那么聪明！”
最后，普林斯顿的董事经理起身并宣布：“让我们去拿骚酒店的酒吧间休息一下，饮料免费畅饮！”一大群在校生们径直走向招聘团队，希望能与真正的高盛高管见面，而我却在座位上犹豫。
决定加入到这混乱的人群中时，我俯视了一下全场，发现每一位投行家们至少被围上了2—3层的学生：第一层的学生正争相去给投行家留下印象，并拿到他们的名片，第二层的学生开始快速地挤进“面谈”的位置。人群中给我留下的唯一空间实际上是在演讲者的背后，而且还没有等候线！在那个位置上，我整个晚上主要是在观察，只有一个人转向我跟我交谈，就是那个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年轻的南亚裔美国分析师，我热切地握住她的名片，表示我进入了这个疯狂的流程。
在后续的招聘演讲中，我体验到的情形大致相同：身着西装的校友进行宣讲，“我们只雇佣超级明星”，“我们只从五所学校里招聘”，“你们是精英”。在这些活动中，我被这些精英主义的宣言（包括“世界级的”大学，关于聪明和全球化的宣传话语）所触动，看起来这些宣言体现了每一家投行如何看待自身、世界和他们身处其中的位置的核心思想。
呈现一个“每个人都聪明”的世界和排他性似乎不仅从根本上与成为投行家的标准密切相关，同时也揭示了他们在做的事情的本质。精英主义和他们践行的金融专业知识与全球梦想之间，华尔街对聪明的宣称和他们承诺的全球范围的强大能力之间，究竟是何种联系呢？我很大程度上被这些慷慨激昂的演讲触动，因此想去理解这些宏大的，甚至令人迷惑宣告，我决定去华尔街找份工作。所以我从研究院请了一段时间的假，参与到“真实的”过程当中。
“充满活力的校园招聘季”通常以一场精致华丽的“签约日”活动作为结尾，敦促大四的学生们接受这份工作。给出的一些特殊待遇包括“犹他州的滑雪旅行和拉黑尔酒店的晚宴”（拉黑尔是普林斯顿的四星级酒店）。我访谈的每一位大三和大四学生都在谈论着整个招聘环节的诱惑：应接不暇的酒会和晚宴；弥漫在这些高档酒店和俱乐部当中的精致气息。
这里明显的暗示就是如果哈佛和普林斯顿的学生加入他们的企业，那么过不了几年，他们也可以拥有这些。
在2000年我去哈佛大学拜访我的妹妹期间，我联系到肯德拉·林，一位医学专业预科学生，她并不想进入投行，但希望去理解“这些天花乱坠的宣传到底是什么”，对她的同学们如此着迷于华尔街表现出一种纯粹的好奇心。在招聘季开始时，哈佛学生服务公司（Haward Student Agency，HSA），携手哈佛商业学院、一些顶级投行和管理咨询公司，资助了哈佛商业领导力项目（BLP），包括几周的招聘、培训、社交和关于华尔街金融机构、管理咨询和一般商业实践的简单情况介绍。能够被选拔参加BLP项目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寻找“商业领导者”的充满挑战的过程，作为很多学生组织的领导者，林完全符合标准。
在描述她对BLP项目的印象时，林说演讲者中给她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数高盛的代表们。“他们的确是投行中的精英，能够为很多美国企业的主管提供关于并购和证券发行的意见。在举例中，他们谈的是在中国和西班牙如何管理大型企业的私有化过程。”而一些非投行的金融机构和一些规模更小的初创型公司（这只是少数）对林而言显得很平凡，只有像摩根大通、高盛和例如波士顿等咨询公司才“看起来如此有成就感”并“自视甚高”。这样的结果就是，所有的哈佛学生都成群结队地去跟他们攀谈。而在演讲结束后的鸡尾酒会和晚宴上，投资银行们又强调说哈佛大学培养了最杰出的员工。在谈话的结尾，林讲到高盛带给她的愉悦的印象：
我真的很喜欢高盛——插一句，这些公司在招聘学生方面真的很有本事。他们使得哈佛学生感觉他们是最优秀的人。我们有着最聪明的头脑。这种对哈佛学生的印象通过这些招聘者和商学院里的人而变得更加深刻。在这一星期中我听到了无数遍这样的话：哈佛学生是最优秀的商业人才，因为无论你给他们何种难题，他们都会是那个最快给出解决方案的人……当我离开演讲时，我认为高盛是所有投资银行中的哈佛，只因为他们都知道如何把他们自己很好地销售出去。
高盛，正如林所描述的那样，非常努力地把自己营造成哈佛大学的延伸，通过这种方法，确证哈佛大学就是“优秀”这一品质的发祥地。
根据林的说法，投行家们强调他们是如何“拥有完美的生活”。“一位经理说他住在郊区，有一辆小型货车、一条狗和两个孩子。这是在说真的！他的妻子毕业于普利兹克（Pritzker，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现在是哈佛医学院的教授，而他呢，则是一位富有的副总裁。”听完林对于华尔街招聘演讲的最初印象，我向她询问了她在BLP项目里一周的体会——包括那些晚宴、社交活动和商学院的案例研究中，她喜欢的是什么，不喜欢的又是什么。
林：全都是些毫无意义的闲谈。你不得不溜须你的招聘者。你必须掌控很多轮面试和随之而来的更多的溜须拍马，而你一旦进入那里，你就不得不按照一个商务人士的“生活方式活着”，经常社交、喝酒、参加聚会，奉承更多的人，而且……实际上没有任何对社会变迁的承诺。
何（作者）：有意思的观察。你是如何通过这一星期、在这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人们不得不“过着那样的生活”？哪些线索让你觉察到这点？
林：我想是整个BLP项目的创立就已经给了我提示：我是说，他们提供我们所有的饮食，我们的宴会全部是在查尔斯酒店，这些对这样一群象牙塔里的孩子来说实在太奢侈了。哦，注意，我是很爱吃鸭子和寿司的！在我们进入酒店开始晚宴前，有一个社交环节他们提供饮料和苏打水，就是这个给我造成了很大影响。基本上你能够看到所有这些学生挤成一团围着那些投行家和咨询师们去拍他们的马屁。每一个人都是盛装打扮——这完全是一种不同的文化。与电影中那些关于商务人士的刻板印象联系在一起，你看到的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
这种将精英学校与投资银行、“完美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方法对整个招聘流程而言非常关键，正像它所做的那样，再现了华尔街鸡尾酒会上的氛围，投行家们用一种极为慷慨的、无可挑剔的迎合方式来“奉承客户”。这些规范是为学生们量身定做的，一旦向他们展示出来，就像林一样，这些学生立刻就会注意到表现“聪明”的重要性，更不用说华尔街的商业成功是怎样以出身、竞争式消费和父权规范为前提了。
毫不奇怪，华尔街对普林斯顿、哈佛和其他一些学生的格外青睐和坚持不懈的追求，已经间接影响到学生文化。报纸和宿舍间充满着对投行工作生活利弊的争辩，充满着有关投行家们“实际上在做什么”的兴奋讨论，并到处流传着曼哈顿上流生活的浪漫故事。学生们开始将“投行”看作是一个“神秘而迷人的，相对不确定的世界”。普林斯顿和哈佛大学的校园出版物就可以见证这种集体的沉迷，连篇累牍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记录着“招募疯狂”，“拒绝投行的阴影”，“拿骚酒店中的溜须”，“为那站不住脚的职业辩护”，“招聘的致命诱惑”，“雄心勃勃的戈登·盖柯”，“新员工”，“未来金融家涌入达尔文式盛宴”，“银行之痛”，“投行之怒”，“投行如何销蚀了我的生活”，“投行之外是否还有更多的生活”。热烈的校园专题讨论辩论着投行和咨询的优缺点，这些专题小组成员们（公司的代表，通常是往届的该校学生）以两种职业选择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展开对峙，并利用这个平台来进一步争取学生加入他们的阵营。如此，那些会讲述神话的投资银行把他们自己描述成解决毕业后焦虑的最好选择就一点都不令人奇怪了。
尽管我参加的大都是校园招聘的本科生组（同时我也通过了分析师校招项目），但那些从精英商学院招聘MBA作为合伙人（比分析师高一个等级）的项目流程也大抵相同。他们中大部分都是来自颇有声望的商学院的毕业生，例如来自哈佛商学院、沃顿和（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哥伦比亚商学院等，都有着金融从业经历。大多数都在投行或者在一些管理咨询公司做过分析师；而那些没有金融背景的也有大量的机会在商学院里修习金融作为“专攻”。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MBA学员都遭到各种招聘演讲和信息发布会的狂轰滥炸，而这些往往都是商学院自己的学生金融俱乐部、协会和华尔街投行们自己赞助的。
对于那些MBA，推销“这种完美的生活方式”一方面被认为是理所应当、意料之中的，但另一方面，也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大多数毕业后就在华尔街工作过的MBA，已经体验过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多么令人疲惫、带有剥削性。然而，对精英社交关系网络和华尔街影响美国企业的预测则更具有诱惑力。
这种圣意遴选（anoint）在哈佛商学院女性专题研讨会上是很明显的，这是一个为迎合那些年轻职场女性社交和申请商学院而成立的组织，由哈佛商学院赞助，1999年由花旗总部在纽约筹建。虽然被设计成一个开放式的职业论坛，但哈佛商学院的女校友成员们谈论的却大多只是金融和管理咨询：“哈佛商学院的女性中30%要去咨询，40%会去金融和投行工作。”“投行实习来得非常快。你会在你的实习决策前收到一对一的职业咨询。招聘者很早就在那儿了。”
精英主义的交流互动
他们被宣称是“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他们会很快习惯来自同龄人、父母、求职者和全社会的尊敬、给予他们的地位和钦佩的赞赏。那些最迷恋和依赖于他们所拥有的公认的
“精英圈”资格的人，总是想方设法保留并继续享用他们早已习惯的高地位，尤其当毕业即将到来。
就像一位《每日普林斯顿人》的学生作者德文·彼得森观察到的：“四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享受着自己是最优秀学校的孩子的事实，在这个历史上最精英、绝对强大的国度……这些投行企业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保持我们在社会上优势地位的方法，通过提供其他职业不能提供的通向财富与权力的途径。”彼得森提到自己正处在权力顶峰，这对于我们理解未来投行家身份建构而言非常重要。
戴芬娜·霍克曼，一位《哈佛深红报》（The Harvard Crimson）的学生作者，同样认为，理解这一现象的核心要义，不仅在于对哈佛学生来说，被荣誉、地位和聪明所界定的，必须成为最优秀的是多么的重要，还包括到底是什么赋予了华尔街在招聘中的这种关键性的竞争优势。华尔街能够如此有效地推销自己，是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最吸引这些学生：这同样也是投资银行自己所寻求的东西。
霍克曼观察到，“整个商业世界非常明显地希望榨取我们的思想、年轻、创造性和职业道德。他们也正确地评估了到底需要用什么来吸引我们：表现出有竞争力的、负有名望和能够向上流动……他们知道早在四年前，我们就希望绝对地优秀。我们从不满足于大学排名里的第三或第四名。他们捕捉到我们企图寻找所有事情中的‘哈佛’这样的意愿：在活动中，暑期工作中，人际关系中，而现在又表现在职业上。”
精英学生与毕业后的生活
暗含在这种从大学生到投行家身份转变中的是华尔街的概念，那就是如果有学生不在毕业后选择华尔街，那么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聪明的”，因为聪明是被追求精英地位的持续拼搏努力行为所界定的。对特定类型投行家的培养和将精英规范特权化，暗含了种族歧视，这一现象在凯特·米勒的职场生涯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1997年，米勒，摩根士丹利的前任分析师，是公司从曾经的黑人学校中招聘来的第一批职员之一。在以下描述她与一位高级经理的工作经验中，米勒深入展示了所谓的“聪明”与否，明确取决于学校出身和种族。
好吧，有几位职员以人品好、对有色人种非常公平而闻名。非常有趣的是，我当时在文字处理中心（是投行中的一层，投行达成交易所需的所有文件都是在那里专业付印的）工作。在那里，我正与几位助手处理一份文件，一位主管（principle，相当于高级副总裁）来到了文字处理中心，谈论到那一年他的招聘经历。然后他转向了我，当然，他正在跟另一位分析师说话，“你知道的，我确实对我们在曾经的黑人学校招聘存在一些看法。我是说，我知道人们会说，那些能够上得了这些学校的学生，都足够聪明，完全可以上得了哈佛和斯坦福，能够进曾经了这些顶级机构，只是在实际上选择了到黑人学校读书而已。然而，我就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果他们那么聪明，他们拒绝过这个国家中顶级学校中的一所，那么我认为这就显示出了他们较差的判断力，我们真应该重新思考一下这种人是否是我们想要为公司招聘的。”
他是这么说的，我无意中听到，我猜他一定认为我去的是一所常青藤学校，因为他后来转向我说，“那你怎么看呢，凯特？”然后我说道：“好吧，我去的就是一所黑人学校；我读的是斯贝尔曼（Spelman）。”接着他看着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惊人的错误，然后说道：“好吧，我想我是误解了情况。我想你已经有力地反驳了我。”我只是耸了一下肩。那你会说什么？你已经在那工作了五个月了。你从来没有真的跟这样一个人共事过。你们俩不像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但仍然很尴尬，特别是想到此人是那群真的认为应该提高公司内部多元化的人中的一员。
由于“选择”了斯贝尔曼学院，米勒就被认为缺乏判断力；她不仅从量上看“不够聪明”，因为她没有选择去哈佛或斯坦福大学，而且她还是乡下而粗野的，不够全球化。将聪明与这些机构画上等号，将历史上的白人学校识别为世界性的、全球化的机构，同时又抹掉了嵌入这些学校中的白人上层男性特权，这些做法只是如何理解优秀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华尔街构建自己优势地位的核心必然带来如此的推论，那就是其他的企业、行业“比不上”他们——没有那么聪明，缺乏效率，缺乏竞争力，缺乏国际化，缺乏努力工作——所以也就不太可能在全球资本主义的需求中存活下来，除非他们按照华尔街的标准来重构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和实践。就在这样一种精英治理的反馈回路中，他们不断增长的影响力逐渐成为证明他们事实上是“最聪明”的证据。
这里有必要停下来强调一句，事实上很多学生都已意识到这种聪明的文化，由精英学校、学生和华尔街共同创造，正利用、垄断着并缩窄了学生们的兴趣。凯瑟琳·莱利，一位《每日普林斯顿人》的专栏学生作者，呼吁她的同学们去寻找“抗拒把我们伺候得很好的制度系统的勇气”：“我们不应该让那些被成功、金钱、权力或者对最终堕落在普林斯顿‘可以接受的’成就范围之外的恐惧所驱动的优秀，来指引我们应该怎么生活。”
很多学生意识到这种霸权行为体现在投行和咨询已经占据了他们对未来的期待，已经认识到参与这一招聘流程阻碍了他们对“我们处在世界中的位置和特权”这一问题的反思，因为对紧握特权的渴望已经在这种招聘过程中自然化了。如果一个人的人生目标是使得“资产数百万的企业变得更加富有”，这是一回事，而如果一个人的目标是“如果不进入高盛，就不幸福”，那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问题的难点就在于学生很难质疑或者反思他们真正对什么有热情，更不用说反思与他们已有的特权相矛盾的事情了。相反的是，这些学生更可能依然维持着“明年只有一件事情要做这种可笑的印象”，也就是求诸已被设置好的“典型的普林斯顿工作”。他们认为，这是实现持续向上流动的下一个步骤，是一种确保自己确实是最优秀的和最聪明的不可置疑的迹象。
可以肯定，这种精英管理的巅峰必然是危险的：充满了阶级、种族和性别秩序；充满了关于聪明的持续而急迫的表现；充满了依靠位居高处的特殊族群而进行的颇具声望的品牌化，然而这品牌除了等待贬值并没有什么用。正像凯瑟琳·纽曼在很早之前就不断指出的那样，美国文化事实上没有一种文化语库（cultural repertoire）能够帮助中产阶级理解向下流动的含义，这一事实对那些精英，对那些认为超出或者偏离那维持地位的狭窄通道就是一种地位滑坡或者堕落的人而言，可能更加正确。哈佛毕业之后上哪儿再去寻找“哈佛”？这种复制的推力极其强烈，令人备感折磨。就像德文·彼得森观察的那样：“也许最难克服的是放弃社会地位和精英生活方式这一本质上就很艰难的任务。”
—— 完 ——
《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
何柔宛（Ho Karen），普林斯顿大学人类学博士，明尼苏达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华尔街制度文化、美国企业裁员现象和新自由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