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日的雅尔塔散步

刘子超 · 05/14

来源:界面新闻

1

从塞瓦斯托波尔到雅尔塔有80多公里。汽车向南穿过城镇,然后就沿着黑海岸边的公路开。公路在高高的悬崖边,大海就在下面,像绸缎一样平滑,闪烁着金色的光辉。公路的另一侧是石灰岩,生长着挺拔的松柏。那些比较平坦的坡地上是古老的葡萄园。秋天收获后,葡萄就会用来酿造克里米亚葡萄酒。

克里米亚的酒庄有好几家,但最著名的是雅尔塔附近的马桑德拉(Massandra )酒庄。那里出产的加度波特酒非常出色。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是它的拥趸。据说,沙皇沿着黑海岸边的“阳光小道”散步时,靴子里总是藏着一小瓶马桑德拉的波特酒,不时拿出来啜饮一口。其他著名的酒客,包括契诃夫和高尔基。

汽车路过一个风景优美的村子。旁边的克里米亚人对我说了句什么,我没太听清。

“你说什么?”我用俄语问。

“戈尔巴乔夫的别墅。”

我把目光移向窗外,但什么都没有看到。

“戈尔巴乔夫?他还好吗?”

那人撇了撇嘴,脸上没有表情。很难想象,我们在谈论一个依然在世的人物。凭借一己之力,他改变了眼前的大地——或好或坏。

到达雅尔塔,我在市中心的布里斯托酒店放下行李。这里离海滩很近,而且外表看着不贵。前台小姐穿着一身黑色制服,显得非常专业。我问她房间多少钱一晚,她报了一个双人间的价格。

“这么贵?”

她耸了耸肩。

“快跟英国的布里斯托一个价了,”我拿起酒店的卡片仔细看了看。这明明只是一家普通的三星级酒店。

“这个价格包含了双份早餐。”

“有没有单人间?”

“没有了,现在是旺季。”

我扫了一眼幽暗的大厅。除了我,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保安。

算了,我心想,反正只住几天。

我要了一个双人间,拿出信用卡。前台小姐努力地刷了好几遍。

“怎么回事?”

“这张卡不是俄罗斯的吧?”

“不是,”我说,“这是维萨卡。”

“先生,克里米亚受到了美国的制裁,”她说,“境外的信用卡交易全被冻结了。”

“这可严重了,”我说,“那怎么付款?”

“你的现金还够吧?”

我拿出一叠卢布,数了数,还够支付房费。前台小姐递给我房卡和早餐券,告诉我早餐在离酒店50米开外的一家餐厅里。我让她帮我叫了一辆去马桑德拉酒庄的出租车。

 

         

2

在马桑德拉酒窖的入口处,悬挂着酒庄经理亚宁娜·帕夫连科的致辞。照片中,亚宁娜一头金发,身材富态,一点都不像一个“在逃”的嫌犯。

2015年9月,普京带着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参观马桑德拉酒庄。负责接待的正是亚宁娜·帕夫连科。在她的带领下,一行人流连在酒窖近百万瓶尘封的佳酿之间,其中很多是带有俄国皇室和欧洲皇室玉玺印记的年份葡萄酒。

亚宁娜介绍说,这些酒中最古老的是一瓶1775年的西班牙雪莉酒。狡猾的贝卢斯科尼用英语问道:“可以喝吗?”看了看身边的普京,亚宁娜立即表示:“没问题。”

俄罗斯电视台播放了他们品酒的画面。乌克兰政府立即表示抗议。检方还决定以盗窃罪起诉亚宁娜。因为在乌克兰的法律下,开启马桑德拉的陈酿需要获得总统授权,而亚宁娜开瓶时显然没有征求乌克兰总统的意见。

贝卢斯科尼被禁止入境乌克兰3年,他领导的意大利力量党要求乌克兰方面做出解释。马桑德拉酒庄一时间名声大噪,订单激增。其中很大一部分订单来自中国。

参观完酒窖,我和几个说俄语的客人一起走进品酒大厅。大厅里摆着三排长桌,两侧全都坐着等待品酒的人。每人面前有8杯不同种类的葡萄酒,还有一杯矿泉水,用来清口。

“嗨,你从哪儿来?”旁边戴着黑框眼镜的男人问我。

“北京。你们呢?”

“莫斯科。第一次来马桑德拉?”

“第一次。”

“我们也是第一次。觉得这里怎么样?”

“酒不错。”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作家。”

“会写俄罗斯吗?”

“有这个打算。”

“为什么会对俄罗斯感兴趣?”

我说,俄罗斯和中国一样幅员辽阔,两国有过相似的历史,后来却走上了不同道路。另外,我看过一些关于俄罗斯的书,它们大都是从宏大叙事的角度写的。我更想写写那些旅途中遇到的故事和普通俄罗斯人的故事。

他点点头,同时把我们谈话翻译给其他人。他们一共5个人,两男三女,全是40来岁的中年人。

这时,其中一个女人说了句什么,其他人全都笑了。

“她说什么?”

“她说你很帅。”

“天……”

“你会把这段写进书里吗?”

“当然不会!”

大家又笑起来。

这时,男人转变了话题:“俄罗斯的经济不行,越来越差。能挣到的钱越来越少。”

“但你们还是可以来克里米亚旅行,说明还不算太差。”

“我们来克里米亚,是因为喜欢葡萄酒。”男人说,“我们属于一个葡萄酒爱好者的小团体。周末时,大家总是聚在一起,品尝各自带来的葡萄酒。”

“也喝伏特加吗?”我问。

“也喝!也喝!”

男人告诉我,以前在莫斯科的超市可以买到很多外国葡萄酒,现在选择越来越少。

“以前我们也喝格鲁吉亚葡萄酒,”他说,“但是在1998年,我们和格鲁吉亚打了一仗,两国关系……”他用手做了个“爆炸”的手势,“现在,在俄罗斯已经很难买到格鲁吉亚葡萄酒了。”

“好在还有克里米亚葡萄酒。”我说。

“没错。我们都知道马桑德拉的葡萄酒。这是沙皇时代的酒窖,历史非常悠久。现在,我们重新拿回了克里米亚,代价是受到了西方的制裁。如果说这件事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克里米亚的葡萄酒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到莫斯科了。现在,在超市都可以买到。”

“你们在莫斯科也喝过马桑德拉的葡萄酒吗?”

“喝过,我们都很喜欢。所以决定夏天来这里看看。这是个很棒的地方,”男人环顾四周,“天气也好极了,是不是?”

交谈结束后,我们开始一杯一杯地喝酒。每喝完一杯,他们就用俄语小声交谈,好像在讨论酒的口感。最后,那个男人问我:“哪杯最好?”

“波特不错。”

“那也是我们的最爱。”

喝完酒,我乘坐公共汽车返回雅尔塔,开始探索这座城市。

马桑德拉酒庄的品酒会。 

 

 

 

夜幕中的雅尔塔,有一种老牌度假地之感。新潮的餐厅和酒吧也在零星出现,但更多的是苏联式的繁华。大街上人潮涌动,但几乎看不到什么时髦的度假客。大部分人是普普通通的俄国中产阶级,或者退休老人。他们穿着朴素的衣服,吃着朴素的晚餐。在朴素的夜色中,就连餐桌上的烛光都显得有些廉价。

经过高大的列宁雕像,穿过一座夜间游乐场,我走上热闹的步行街——路边的棕榈树在风中晃动。一位街头艺人穿着苏联时代的海军服,保持着一动不动的雕塑姿态。不时有游客凑过来,表情拘谨地合影。谢顶的手风琴手,正在演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忧伤的乐声中,一位穿着肉色丝袜的大妈,坐到旁边的长椅上,仿佛在回忆着凝重的过往中发生的一切。

我路过海滩,拿着浴巾的人们正在散去。一座仿造的埃菲尔铁塔,即将陷入大海灰色的背景。我拐了个弯,进入一片安静的街区。街角是一家苏联式的大众食堂,只卖罗宋汤和俄国饺子。我走进去,点了一份饺子,想再要一杯啤酒。收银员摇了摇手指,让我到对面的熟食店去买。我买了1.5升的啤酒,吃着饺子,渐渐产生了一种幻觉:尽管我从未到过苏联,但如今我正置身其中。

         

或许,生活可以被想象成

           另一种模样

透明,而且温暖,

           如同别墅里的夏日……

           但它并非如此这般地消逝。

        ——维拉·布里奇《在饭馆里》

         

雅尔塔当然还有更吸引我的一面,这也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在俯瞰港口的山上,坐落着契诃夫的夏日别墅。正是在这里,契诃夫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5年的大部分时光。也是在这里,他写出了杰出的剧作《三姐妹》和《樱桃园》。

第二天,我在布里斯托酒店吃了一顿丰盛的早午餐,然后步行前往契诃夫的居所。我一边爬山,一边汗流浃背,想着契诃夫当年是不是也是这样狼狈?

故居藏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巷里,周围的老房子已被苏联时代的建筑替代。一个瘸腿男人穿着军服笃笃走过,一个挂着圣像的老者望着阳光投下的阴影。空气中飘荡着一股煮卷心菜的味道。我走进契诃夫故居,发现里面静悄悄的。除了我,这里没有别的客人。

1899年,为了治疗肺结核,契诃夫来到雅尔塔,盖起了这座白色的乡间别墅。前一年,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排演《海鸥》时,契诃夫认识了女演员奥尔佳·克尼佩尔。在作家的邀请下,奥尔佳来到雅尔塔。两人结婚,在伏尔加河上度过蜜月。两年后,契诃夫去世了。

奥尔佳比丈夫多活了55年。她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的种种混乱:从罗曼诺夫王朝解体,苏联建立,到卫国战争,再到“冷战”。她经常回到这座别墅,直到91岁那年去世,埋葬在莫斯科郊外,丈夫的身边。我突然意识到,她所经历的,也正是契诃夫所错过的。与她相比,契诃夫简直单纯得像个孩子。

顺着花园中的小路,我走进那栋别墅。一楼是餐厅,木质长桌上铺着白色桌布,墙上挂着普希金的画像。房间凉爽而明亮,午饭从每天下午一点开始。随后,契诃夫就步入书房,开始工作。

书房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样子,仿佛作家刚刚放下笔,外出散步,很快就会回来。壁炉上挂着“巡回展览画派”画家伊萨克·列维坦的画作。他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完成了这幅《月光下的稻草堆》。他和契诃夫是同时代的人,从十几岁起就认识了。列维坦生于立陶宛的一个贫穷的犹太家庭,契诃夫把他当作兄弟和朋友。他们有着同样的爱好——打猎、钓鱼、逛妓院。或许,正是由于太过了解自己的朋友,当列维坦爱上契诃夫的妹妹玛利亚时,契诃夫告诉妹妹不要嫁给列维坦。

列维坦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契诃夫的作品中。在《跳来跳去的女人》中,他是那个好色的艺术家里亚博夫斯基,与一位跟自己学习艺术的有夫之妇偷情。因为这篇小说,列维坦与契诃夫断交了三年。1900年,列维坦死在了克里米亚。他的病因和契诃夫一样,都是肺结核。

书房里还有一个书架,然而藏书不多。在搬到这里之前,契诃夫已将几乎所有的书籍捐给了故乡塔甘罗格。书架旁的椅子上,放着一只刻有花纹的木箱。那是1904年《樱桃园》首演时的道具,由导演斯坦尼拉夫斯基赠送。房间直到1912年才通电。所以,夜幕降临后,契诃夫就会燃起蜡烛和煤油灯。

在不写作时,契诃夫是个“像磁石一般热情”的主人。客厅的墙上,挂着朋友们的肖像:作家伊凡·普宁、高尔基、托尔斯泰,还有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在客厅一角,我看到一台德国制造的钢琴。完全可以想象,拉赫玛尼诺夫坐在那里弹奏着,而契诃夫和妻子站在一旁,静静地聆听。

那一定是契诃夫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他过着宁静的生活,收获了爱情,同时还维持着惊人的创作力。他写了两部话剧,几篇足以传世的小说——其中包括发生在雅尔塔的《带小狗的女人》。我的脑海中滚动着其中的句子。      

 

当初此地还没有雅尔塔,没有奥列安达的时候,下面的海水就这样“哗哗”地响着,如今还在“哗哗”地响着。等我们不在人世的时候,它仍旧会这样冷漠而低沉地“哗哗”响。这种恒久不变,这种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和死完全的无动于衷,也许包藏着一种保证:我们会永恒地得救,人间的生活会不断地前行,一切会不断地趋于完善。

——契诃夫《带小狗的女人》

 

1901年5月1日,契诃夫永远告别了这里。他和妻子一起,经由莫斯科,前往德国治病。临行前,他对友人说,他不会再回来了,仿佛已经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两个月后,他在德国的温泉小镇巴登韦勒去世。

离开契诃夫故居,我沿山路而下,前往里瓦几亚宫(Livadia Palace)。

契诃夫的书房一角。

 

4

下山的路上,我看到一张东亚面孔。此人身前身后都背着书包,脊背弓成了对虾的弧度。我看到他时,他也看到了我。

“日本人吗?”他用日语问我。

“不是。”

他刚刚点燃的目光又黯淡下来。也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而他又太累。聊起来后,他告诉我,他也去里瓦几亚宫。

我问他为什么扛着行李。他说,看完里瓦几亚宫,他就要离开雅尔塔,想办法去对面的土耳其。

“特拉布宗(Trabzon)?”

“你怎么知道?”

“猜的。”

“去过那里?怎么样?”

我告诉他,特拉布宗有几家不错的鱼餐厅;有很多来黑海度假的阿拉伯人——他们选择特拉布宗,而不是异教徒的雅尔塔;码头上有不少啤酒馆,里面徜徉着前来淘金的高加索女郎。“厉害!”他用日语说。

我们一起朝着里瓦几亚宫走,路过一片树荫遮蔽的商业区。那里有一家旅馆,一家鞑靼餐厅,还有一家啤酒馆。我看到店里摆着几只硕大的啤酒桶,全都连接着橡皮管子。你可以拿着自家的塑料桶过来打鲜啤。

“太热了,喝一杯吧。”我说。

日本青年如释重负地卸下书包,“唉”地一声瘫坐在门口的长凳上,一动不动。于是,我去买了两杯啤酒,递给他一杯。

他接过来,喝了一大口。

“雾霾!”他心满意足地说,“你一个人吗?”

“对。”

“我也是。从海参崴出发的,走西伯利亚大铁路。到这里,再去土耳其。”

“然后呢?”

“希腊、巴尔干、匈牙利……最后想一直走到伦敦。”

“假期够长的。”

“辞职了。间隔年。”他说,“之前在东京一家面包店做糕点师来着。每天从早上6点干到晚上10点。”

“厉害。”

他从地上拎起书包,拉开拉链,拿出一份自制午餐——抹了蛋黄酱的三明治,里面只夹了几片黄瓜。他告诉我,为了省钱,每天吃这个,已经快一个月了。

我想起泽木耕太郎的《深夜特急》。那本书被日本人称为“自助旅行者的圣经”。虽然书中写的是1970年代的旅行,但似乎从那时候开始,日本年轻人省吃俭用的间隔年模式就固定下来了。

喝完啤酒,我们继续往里瓦几亚宫走。那是“三巨头”召开雅尔塔会议的地方。1881年,《中俄交收伊犁条约》也在那里签订。中国从此失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土地。如今,那里属于哈萨克斯坦。

里瓦几亚宫是一座美丽的宫殿,让我联想到的里雅斯特(Trieste)的米拉马雷宫。同样是白色的大理石,同样俯瞰着大海,同样是帝国的遗产,而两个帝国也同样在“一战”中灰飞烟灭。

我们买了门票,进入白色大厅。正是在这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决定了“二战”后的势力范围和国际秩序。英美默许苏联获得整个东欧,以保证地中海的安全。他们决定维持外蒙独立,从而换取苏联对日宣战。那张“三巨头”的著名的合影,如今依然挂在墙上:三个貌合神离的男人,正在镜头前谈笑风生。

沙皇的夏宫里瓦几亚宫。
里瓦几亚宫外的散步小道,被沙皇称为“阳光小道”。

 

关于雅尔塔会议的俄文报道。

 

         

5

里瓦几亚宫原本是沙皇的夏宫。1867年,马克·吐温来到这里,受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热情款待。当时,克里米亚战争的伤痛仍在持续。为了缓解财政困难,沙皇刚刚以720万美元的价格,把整个阿拉斯加卖给美国——并不比沙皇的夏宫更贵。

那是俄美历史上的蜜月期,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段。在《傻子出国记》里,马克·吐温不无幽默地写到当时的情景。他甚至想拿起沙皇的手掌仔细端详——因为他想知道,这位一言九鼎的君王,究竟是不是血肉之躯?

亚历山大二世废除了农奴制,同时大力推行改革。和戈尔巴乔夫一样,他没有料到改革会释放出如此巨大的反作用力——那力量把他也击倒了。

1881年,从里瓦几亚宫返回莫斯科的路上,亚历山大二世遭遇炸弹袭击,证明了他是血肉之躯。他的儿子和孙子目睹了这场变故。他们后来将成为俄国的最后两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可以想象,或许正是由于这场暗杀,他们才变成了保守的独裁者。他们拒绝进一步改革的呼声,大肆镇压反抗。直到1917年10月,一场铺天盖地的革命,终于变得在所难免。

我和日本青年步上二楼,徜徉在沙皇的房间里。1910年,尼古拉二世重新修缮了里瓦几亚宫,此后每年都会来这里度假。沙皇的一个女儿写道:“在圣彼得堡,我们工作;在里瓦几亚,我们生活。”

1917年2月退位后,尼古拉二世曾经请求革命政府,允许他和家人退隐到里瓦几亚宫。这个请求遭到了拒绝。布尔什维克把沙皇的夏宫,变成了工人阶级的肺病疗养所。

我想起,在拉脱维亚的山城锡古尔达(Sigulda),我也曾借住在一栋贵族的夏屋里。1917年,贵族遭到流放,夏屋同样被改成了肺病疗养院,后来又变成了儿童康复中心——没有什么比家庭空间的变化更能反映这场革命的日常。

我去的时候,还有孩子在那里接受治疗,但一到晚上,整座别墅就变得无比寂静。夏屋在外形上还保留着贵族时代的样貌,但到处是开裂的墙皮。我住的客房,陈设极为简单,也可以说没有任何陈设。我当时想,如果奢侈酒店集团收购了这里,很容易改造成几千块一晚的精品酒店。但是,谁会在拉脱维亚投资呢?

周围没有吃饭的地方。唯一的咖啡馆,也早就关门大吉。我走了很远,才在山下的食杂铺里买到了面包和香肠,还有一瓶啤酒。

夜幕降临后,我回到山上,治病的孩子已经离去。我像主人一样,踩着“咯吱”作响的楼梯,在夏屋里游荡。走廊上挂着当年贵族的照片,三个漂亮的女儿,契诃夫迷恋的“三姐妹”主题。她们后来都去哪儿了?还有苏联时代的黑白照片:消瘦的肺病患者、穿着白大褂的女护士。我回到房间开始喝酒,感到灯光摇晃得厉害。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地方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一种物是人非后的沉寂。那沉寂中,有着极其孤独的意味。在里瓦几亚宫,我感到了类似的孤独。罗曼诺夫家族的房间里,又摆上了当年的家具,墙上挂着家族的画像。一切又恢复了原样,仿佛时光就停在那里,之后的一切都没有发生。那些疯狂、血腥和革命的片段,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一切,都被悄无声息地抹去了。眼前的一切,试图营造的是与之完全相反的东西:高贵、文明、和谐、永恒。

我突然意识到,列宁——革命的另一方——也处在相似的情境下。他的躯体躺在莫斯科红场的陵墓里,真实得如同一个超现实的梦境。然而,那躯体与它的时间早已脱离:它在那里,又不在那里;它在时间之内,又在时间之外。

 

历史是一场我试图从中醒来的噩梦。

——乔伊斯《尤利西斯》

 

我和日本青年走出里瓦几亚宫。在茂盛的花园里,不时眺望悬崖下的大海。我们又路过那家啤酒馆,我提议再喝一杯。

日本青年想掏钱,被我拦住了。

“我来吧,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喝着啤酒,聊着间隔年,以及他希望从中找到的意义。他说,那意义或许就在每天节俭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过程里。

最后,他说他要去码头乘船了。

“那么,再见。”

“再见!谢谢你的啤酒!以后一定来东京找我!我请你喝酒!一定要来!”

“好的!”   

  ——虽然他并没有留下联系方式。

 

—— 完 ——

 

题图为雅尔塔海滩上的人们。本文图片均为作者拍摄。

刘子超,作家、译者、媒体人。1984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德媒体使者、牛津大学访问学者。著有旅行文学作品《午夜降临前抵达》,获2015年“书店文学奖”。他最新的译作是伊恩·弗莱明的游记《惊异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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