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塞瓦斯托波尔到雅尔塔有80多公里。汽车向南穿过城镇，然后就沿着黑海岸边的公路开。公路在高高的悬崖边，大海就在下面，像绸缎一样平滑，闪烁着金色的光辉。公路的另一侧是石灰岩，生长着挺拔的松柏。那些比较平坦的坡地上是古老的葡萄园。秋天收获后，葡萄就会用来酿造克里米亚葡萄酒。
克里米亚的酒庄有好几家，但最著名的是雅尔塔附近的马桑德拉（Massandra ）酒庄。那里出产的加度波特酒非常出色。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是它的拥趸。据说，沙皇沿着黑海岸边的“阳光小道”散步时，靴子里总是藏着一小瓶马桑德拉的波特酒，不时拿出来啜饮一口。其他著名的酒客，包括契诃夫和高尔基。
汽车路过一个风景优美的村子。旁边的克里米亚人对我说了句什么，我没太听清。
“你说什么？”我用俄语问。
“戈尔巴乔夫的别墅。”
我把目光移向窗外，但什么都没有看到。
“戈尔巴乔夫？他还好吗？”
那人撇了撇嘴，脸上没有表情。很难想象，我们在谈论一个依然在世的人物。凭借一己之力，他改变了眼前的大地——或好或坏。
到达雅尔塔，我在市中心的布里斯托酒店放下行李。这里离海滩很近，而且外表看着不贵。前台小姐穿着一身黑色制服，显得非常专业。我问她房间多少钱一晚，她报了一个双人间的价格。
“这么贵？”
她耸了耸肩。
“快跟英国的布里斯托一个价了，”我拿起酒店的卡片仔细看了看。这明明只是一家普通的三星级酒店。
“这个价格包含了双份早餐。”
“有没有单人间？”
“没有了，现在是旺季。”
我扫了一眼幽暗的大厅。除了我，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保安。
算了，我心想，反正只住几天。
我要了一个双人间，拿出信用卡。前台小姐努力地刷了好几遍。
“怎么回事？”
“这张卡不是俄罗斯的吧？”
“不是，”我说，“这是维萨卡。”
“先生，克里米亚受到了美国的制裁，”她说，“境外的信用卡交易全被冻结了。”
“这可严重了，”我说，“那怎么付款？”
“你的现金还够吧？”
我拿出一叠卢布，数了数，还够支付房费。前台小姐递给我房卡和早餐券，告诉我早餐在离酒店50米开外的一家餐厅里。我让她帮我叫了一辆去马桑德拉酒庄的出租车。
2
在马桑德拉酒窖的入口处，悬挂着酒庄经理亚宁娜·帕夫连科的致辞。照片中，亚宁娜一头金发，身材富态，一点都不像一个“在逃”的嫌犯。
2015年9月，普京带着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参观马桑德拉酒庄。负责接待的正是亚宁娜·帕夫连科。在她的带领下，一行人流连在酒窖近百万瓶尘封的佳酿之间，其中很多是带有俄国皇室和欧洲皇室玉玺印记的年份葡萄酒。
亚宁娜介绍说，这些酒中最古老的是一瓶1775年的西班牙雪莉酒。狡猾的贝卢斯科尼用英语问道：“可以喝吗？”看了看身边的普京，亚宁娜立即表示：“没问题。”
俄罗斯电视台播放了他们品酒的画面。乌克兰政府立即表示抗议。检方还决定以盗窃罪起诉亚宁娜。因为在乌克兰的法律下，开启马桑德拉的陈酿需要获得总统授权，而亚宁娜开瓶时显然没有征求乌克兰总统的意见。
贝卢斯科尼被禁止入境乌克兰3年，他领导的意大利力量党要求乌克兰方面做出解释。马桑德拉酒庄一时间名声大噪，订单激增。其中很大一部分订单来自中国。
参观完酒窖，我和几个说俄语的客人一起走进品酒大厅。大厅里摆着三排长桌，两侧全都坐着等待品酒的人。每人面前有8杯不同种类的葡萄酒，还有一杯矿泉水，用来清口。
“嗨，你从哪儿来？”旁边戴着黑框眼镜的男人问我。
“北京。你们呢？”
“莫斯科。第一次来马桑德拉？”
“第一次。”
“我们也是第一次。觉得这里怎么样？”
“酒不错。”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作家。”
“会写俄罗斯吗？”
“有这个打算。”
“为什么会对俄罗斯感兴趣？”
我说，俄罗斯和中国一样幅员辽阔，两国有过相似的历史，后来却走上了不同道路。另外，我看过一些关于俄罗斯的书，它们大都是从宏大叙事的角度写的。我更想写写那些旅途中遇到的故事和普通俄罗斯人的故事。
他点点头，同时把我们谈话翻译给其他人。他们一共5个人，两男三女，全是40来岁的中年人。
这时，其中一个女人说了句什么，其他人全都笑了。
“她说什么？”
“她说你很帅。”
“天……”
“你会把这段写进书里吗？”
“当然不会！”
大家又笑起来。
这时，男人转变了话题：“俄罗斯的经济不行，越来越差。能挣到的钱越来越少。”
“但你们还是可以来克里米亚旅行，说明还不算太差。”
“我们来克里米亚，是因为喜欢葡萄酒。”男人说，“我们属于一个葡萄酒爱好者的小团体。周末时，大家总是聚在一起，品尝各自带来的葡萄酒。”
“也喝伏特加吗？”我问。
“也喝！也喝！”
男人告诉我，以前在莫斯科的超市可以买到很多外国葡萄酒，现在选择越来越少。
“以前我们也喝格鲁吉亚葡萄酒，”他说，“但是在1998年，我们和格鲁吉亚打了一仗，两国关系……”他用手做了个“爆炸”的手势，“现在，在俄罗斯已经很难买到格鲁吉亚葡萄酒了。”
“好在还有克里米亚葡萄酒。”我说。
“没错。我们都知道马桑德拉的葡萄酒。这是沙皇时代的酒窖，历史非常悠久。现在，我们重新拿回了克里米亚，代价是受到了西方的制裁。如果说这件事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克里米亚的葡萄酒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到莫斯科了。现在，在超市都可以买到。”
“你们在莫斯科也喝过马桑德拉的葡萄酒吗？”
“喝过，我们都很喜欢。所以决定夏天来这里看看。这是个很棒的地方，”男人环顾四周，“天气也好极了，是不是？”
交谈结束后，我们开始一杯一杯地喝酒。每喝完一杯，他们就用俄语小声交谈，好像在讨论酒的口感。最后，那个男人问我：“哪杯最好？”
“波特不错。”
“那也是我们的最爱。”
喝完酒，我乘坐公共汽车返回雅尔塔，开始探索这座城市。
3
夜幕中的雅尔塔，有一种老牌度假地之感。新潮的餐厅和酒吧也在零星出现，但更多的是苏联式的繁华。大街上人潮涌动，但几乎看不到什么时髦的度假客。大部分人是普普通通的俄国中产阶级，或者退休老人。他们穿着朴素的衣服，吃着朴素的晚餐。在朴素的夜色中，就连餐桌上的烛光都显得有些廉价。
经过高大的列宁雕像，穿过一座夜间游乐场，我走上热闹的步行街——路边的棕榈树在风中晃动。一位街头艺人穿着苏联时代的海军服，保持着一动不动的雕塑姿态。不时有游客凑过来，表情拘谨地合影。谢顶的手风琴手，正在演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忧伤的乐声中，一位穿着肉色丝袜的大妈，坐到旁边的长椅上，仿佛在回忆着凝重的过往中发生的一切。
我路过海滩，拿着浴巾的人们正在散去。一座仿造的埃菲尔铁塔，即将陷入大海灰色的背景。我拐了个弯，进入一片安静的街区。街角是一家苏联式的大众食堂，只卖罗宋汤和俄国饺子。我走进去，点了一份饺子，想再要一杯啤酒。收银员摇了摇手指，让我到对面的熟食店去买。我买了1.5升的啤酒，吃着饺子，渐渐产生了一种幻觉：尽管我从未到过苏联，但如今我正置身其中。
或许，生活可以被想象成
另一种模样
透明，而且温暖，
如同别墅里的夏日……
但它并非如此这般地消逝。
——维拉·布里奇《在饭馆里》
雅尔塔当然还有更吸引我的一面，这也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在俯瞰港口的山上，坐落着契诃夫的夏日别墅。正是在这里，契诃夫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5年的大部分时光。也是在这里，他写出了杰出的剧作《三姐妹》和《樱桃园》。
第二天，我在布里斯托酒店吃了一顿丰盛的早午餐，然后步行前往契诃夫的居所。我一边爬山，一边汗流浃背，想着契诃夫当年是不是也是这样狼狈？
故居藏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巷里，周围的老房子已被苏联时代的建筑替代。一个瘸腿男人穿着军服笃笃走过，一个挂着圣像的老者望着阳光投下的阴影。空气中飘荡着一股煮卷心菜的味道。我走进契诃夫故居，发现里面静悄悄的。除了我，这里没有别的客人。
1899年，为了治疗肺结核，契诃夫来到雅尔塔，盖起了这座白色的乡间别墅。前一年，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排演《海鸥》时，契诃夫认识了女演员奥尔佳·克尼佩尔。在作家的邀请下，奥尔佳来到雅尔塔。两人结婚，在伏尔加河上度过蜜月。两年后，契诃夫去世了。
奥尔佳比丈夫多活了55年。她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的种种混乱：从罗曼诺夫王朝解体，苏联建立，到卫国战争，再到“冷战”。她经常回到这座别墅，直到91岁那年去世，埋葬在莫斯科郊外，丈夫的身边。我突然意识到，她所经历的，也正是契诃夫所错过的。与她相比，契诃夫简直单纯得像个孩子。
顺着花园中的小路，我走进那栋别墅。一楼是餐厅，木质长桌上铺着白色桌布，墙上挂着普希金的画像。房间凉爽而明亮，午饭从每天下午一点开始。随后，契诃夫就步入书房，开始工作。
书房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样子，仿佛作家刚刚放下笔，外出散步，很快就会回来。壁炉上挂着“巡回展览画派”画家伊萨克·列维坦的画作。他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完成了这幅《月光下的稻草堆》。他和契诃夫是同时代的人，从十几岁起就认识了。列维坦生于立陶宛的一个贫穷的犹太家庭，契诃夫把他当作兄弟和朋友。他们有着同样的爱好——打猎、钓鱼、逛妓院。或许，正是由于太过了解自己的朋友，当列维坦爱上契诃夫的妹妹玛利亚时，契诃夫告诉妹妹不要嫁给列维坦。
列维坦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契诃夫的作品中。在《跳来跳去的女人》中，他是那个好色的艺术家里亚博夫斯基，与一位跟自己学习艺术的有夫之妇偷情。因为这篇小说，列维坦与契诃夫断交了三年。1900年，列维坦死在了克里米亚。他的病因和契诃夫一样，都是肺结核。
书房里还有一个书架，然而藏书不多。在搬到这里之前，契诃夫已将几乎所有的书籍捐给了故乡塔甘罗格。书架旁的椅子上，放着一只刻有花纹的木箱。那是1904年《樱桃园》首演时的道具，由导演斯坦尼拉夫斯基赠送。房间直到1912年才通电。所以，夜幕降临后，契诃夫就会燃起蜡烛和煤油灯。
在不写作时，契诃夫是个“像磁石一般热情”的主人。客厅的墙上，挂着朋友们的肖像：作家伊凡·普宁、高尔基、托尔斯泰，还有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在客厅一角，我看到一台德国制造的钢琴。完全可以想象，拉赫玛尼诺夫坐在那里弹奏着，而契诃夫和妻子站在一旁，静静地聆听。
那一定是契诃夫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他过着宁静的生活，收获了爱情，同时还维持着惊人的创作力。他写了两部话剧，几篇足以传世的小说——其中包括发生在雅尔塔的《带小狗的女人》。我的脑海中滚动着其中的句子。
当初此地还没有雅尔塔，没有奥列安达的时候，下面的海水就这样“哗哗”地响着，如今还在“哗哗”地响着。等我们不在人世的时候，它仍旧会这样冷漠而低沉地“哗哗”响。这种恒久不变，这种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和死完全的无动于衷，也许包藏着一种保证：我们会永恒地得救，人间的生活会不断地前行，一切会不断地趋于完善。
——契诃夫《带小狗的女人》
1901年5月1日，契诃夫永远告别了这里。他和妻子一起，经由莫斯科，前往德国治病。临行前，他对友人说，他不会再回来了，仿佛已经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两个月后，他在德国的温泉小镇巴登韦勒去世。
离开契诃夫故居，我沿山路而下，前往里瓦几亚宫（Livadia Palace）。
4
下山的路上，我看到一张东亚面孔。此人身前身后都背着书包，脊背弓成了对虾的弧度。我看到他时，他也看到了我。
“日本人吗？”他用日语问我。
“不是。”
他刚刚点燃的目光又黯淡下来。也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而他又太累。聊起来后，他告诉我，他也去里瓦几亚宫。
我问他为什么扛着行李。他说，看完里瓦几亚宫，他就要离开雅尔塔，想办法去对面的土耳其。
“特拉布宗（Trabzon）？”
“你怎么知道？”
“猜的。”
“去过那里？怎么样？”
我告诉他，特拉布宗有几家不错的鱼餐厅；有很多来黑海度假的阿拉伯人——他们选择特拉布宗，而不是异教徒的雅尔塔；码头上有不少啤酒馆，里面徜徉着前来淘金的高加索女郎。“厉害！”他用日语说。
我们一起朝着里瓦几亚宫走，路过一片树荫遮蔽的商业区。那里有一家旅馆，一家鞑靼餐厅，还有一家啤酒馆。我看到店里摆着几只硕大的啤酒桶，全都连接着橡皮管子。你可以拿着自家的塑料桶过来打鲜啤。
“太热了，喝一杯吧。”我说。
日本青年如释重负地卸下书包，“唉”地一声瘫坐在门口的长凳上，一动不动。于是，我去买了两杯啤酒，递给他一杯。
他接过来，喝了一大口。
“雾霾！”他心满意足地说，“你一个人吗？”
“对。”
“我也是。从海参崴出发的，走西伯利亚大铁路。到这里，再去土耳其。”
“然后呢？”
“希腊、巴尔干、匈牙利……最后想一直走到伦敦。”
“假期够长的。”
“辞职了。间隔年。”他说，“之前在东京一家面包店做糕点师来着。每天从早上6点干到晚上10点。”
“厉害。”
他从地上拎起书包，拉开拉链，拿出一份自制午餐——抹了蛋黄酱的三明治，里面只夹了几片黄瓜。他告诉我，为了省钱，每天吃这个，已经快一个月了。
我想起泽木耕太郎的《深夜特急》。那本书被日本人称为“自助旅行者的圣经”。虽然书中写的是1970年代的旅行，但似乎从那时候开始，日本年轻人省吃俭用的间隔年模式就固定下来了。
喝完啤酒，我们继续往里瓦几亚宫走。那是“三巨头”召开雅尔塔会议的地方。1881年，《中俄交收伊犁条约》也在那里签订。中国从此失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土地。如今，那里属于哈萨克斯坦。
里瓦几亚宫是一座美丽的宫殿，让我联想到的里雅斯特（Trieste）的米拉马雷宫。同样是白色的大理石，同样俯瞰着大海，同样是帝国的遗产，而两个帝国也同样在“一战”中灰飞烟灭。
我们买了门票，进入白色大厅。正是在这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决定了“二战”后的势力范围和国际秩序。英美默许苏联获得整个东欧，以保证地中海的安全。他们决定维持外蒙独立，从而换取苏联对日宣战。那张“三巨头”的著名的合影，如今依然挂在墙上：三个貌合神离的男人，正在镜头前谈笑风生。
5
里瓦几亚宫原本是沙皇的夏宫。1867年，马克·吐温来到这里，受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热情款待。当时，克里米亚战争的伤痛仍在持续。为了缓解财政困难，沙皇刚刚以720万美元的价格，把整个阿拉斯加卖给美国——并不比沙皇的夏宫更贵。
那是俄美历史上的蜜月期，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段。在《傻子出国记》里，马克·吐温不无幽默地写到当时的情景。他甚至想拿起沙皇的手掌仔细端详——因为他想知道，这位一言九鼎的君王，究竟是不是血肉之躯？
亚历山大二世废除了农奴制，同时大力推行改革。和戈尔巴乔夫一样，他没有料到改革会释放出如此巨大的反作用力——那力量把他也击倒了。
1881年，从里瓦几亚宫返回莫斯科的路上，亚历山大二世遭遇炸弹袭击，证明了他是血肉之躯。他的儿子和孙子目睹了这场变故。他们后来将成为俄国的最后两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可以想象，或许正是由于这场暗杀，他们才变成了保守的独裁者。他们拒绝进一步改革的呼声，大肆镇压反抗。直到1917年10月，一场铺天盖地的革命，终于变得在所难免。
我和日本青年步上二楼，徜徉在沙皇的房间里。1910年，尼古拉二世重新修缮了里瓦几亚宫，此后每年都会来这里度假。沙皇的一个女儿写道：“在圣彼得堡，我们工作；在里瓦几亚，我们生活。”
1917年2月退位后，尼古拉二世曾经请求革命政府，允许他和家人退隐到里瓦几亚宫。这个请求遭到了拒绝。布尔什维克把沙皇的夏宫，变成了工人阶级的肺病疗养所。
我想起，在拉脱维亚的山城锡古尔达（Sigulda），我也曾借住在一栋贵族的夏屋里。1917年，贵族遭到流放，夏屋同样被改成了肺病疗养院，后来又变成了儿童康复中心——没有什么比家庭空间的变化更能反映这场革命的日常。
我去的时候，还有孩子在那里接受治疗，但一到晚上，整座别墅就变得无比寂静。夏屋在外形上还保留着贵族时代的样貌，但到处是开裂的墙皮。我住的客房，陈设极为简单，也可以说没有任何陈设。我当时想，如果奢侈酒店集团收购了这里，很容易改造成几千块一晚的精品酒店。但是，谁会在拉脱维亚投资呢？
周围没有吃饭的地方。唯一的咖啡馆，也早就关门大吉。我走了很远，才在山下的食杂铺里买到了面包和香肠，还有一瓶啤酒。
夜幕降临后，我回到山上，治病的孩子已经离去。我像主人一样，踩着“咯吱”作响的楼梯，在夏屋里游荡。走廊上挂着当年贵族的照片，三个漂亮的女儿，契诃夫迷恋的“三姐妹”主题。她们后来都去哪儿了？还有苏联时代的黑白照片：消瘦的肺病患者、穿着白大褂的女护士。我回到房间开始喝酒，感到灯光摇晃得厉害。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地方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一种物是人非后的沉寂。那沉寂中，有着极其孤独的意味。在里瓦几亚宫，我感到了类似的孤独。罗曼诺夫家族的房间里，又摆上了当年的家具，墙上挂着家族的画像。一切又恢复了原样，仿佛时光就停在那里，之后的一切都没有发生。那些疯狂、血腥和革命的片段，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一切，都被悄无声息地抹去了。眼前的一切，试图营造的是与之完全相反的东西：高贵、文明、和谐、永恒。
我突然意识到，列宁——革命的另一方——也处在相似的情境下。他的躯体躺在莫斯科红场的陵墓里，真实得如同一个超现实的梦境。然而，那躯体与它的时间早已脱离：它在那里，又不在那里；它在时间之内，又在时间之外。
历史是一场我试图从中醒来的噩梦。
——乔伊斯《尤利西斯》
我和日本青年走出里瓦几亚宫。在茂盛的花园里，不时眺望悬崖下的大海。我们又路过那家啤酒馆，我提议再喝一杯。
日本青年想掏钱，被我拦住了。
“我来吧，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喝着啤酒，聊着间隔年，以及他希望从中找到的意义。他说，那意义或许就在每天节俭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过程里。
最后，他说他要去码头乘船了。
“那么，再见。”
“再见！谢谢你的啤酒！以后一定来东京找我！我请你喝酒！一定要来！”
“好的！”
——虽然他并没有留下联系方式。
—— 完 ——
题图为雅尔塔海滩上的人们。本文图片均为作者拍摄。
刘子超，作家、译者、媒体人。1984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德媒体使者、牛津大学访问学者。著有旅行文学作品《午夜降临前抵达》，获2015年“书店文学奖”。他最新的译作是伊恩·弗莱明的游记《惊异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