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

谢丁 · 11/27

 

一个西部年轻人,一段折腾不休的生活。他厌倦了一成不变,想在变动的世界找到自己的位置,有时他能如愿,有时未必。

 

30岁那年,潘松开着他的蓝色切诺基,从兰州前往西藏。车上还有妻子和他信仰藏传佛教的母亲。三个人沿着青藏公路进藏,疲劳驾驶导致了在唐古拉山的车祸,切诺基闯出公路,差点丢了性命。几天后,他在拉萨给我电话,一边大喊倒霉一边兴奋地对我吼道:“我终于开车进藏了!”

那是潘松对自己兑现的第一个重要的承诺。几年以后,他说那可能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对许多人来说,前往西藏最大的感悟,除了赞叹独特风景,往往是精神上的净化。但潘松不是,他在那里重新选择了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行当。

在兰州,潘松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在父母的安排下,他的工作清闲,薪水还不错。他顺理成章结婚。新娘是个漂亮的兰州姑娘。他们有一套新房,刚刚装修好。他的破吉普里装着高级音响,每年在中国西部的几个省份四处游荡。如果没有什么出格的想法,潘松的人生可以继续完美地走下去。

在更年轻的时候,潘松在北京上大学。所学专业和艺术设计有关,大学期间他在北京一家企划公司找了一份兼职的差事,做VI设计。那些年,他还听摇滚,是个愤青。参加各种现场演出,去认识各种各样奇怪的人,只要和艺术沾边的事情,都要往上靠一靠。直到父母让他回到兰州。

兰州属于那种正在衰落的城市之一。它是整个中国蓬勃发展的另外一面。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曾经往西部倾注了大量的人才和物力,政府认为那里很安全。三线建设带去了众多的科学家,导致兰州一度发展辉煌。但很快,随着沿海地区改革力度的爆发,兰州像破了口的气球,一日一日瘪了下去。

对潘松来说,北京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和文化的变革。而兰州,那几乎是一座死城。零星的西部摇滚乐队已经不能给他带来力量。除非认定自己的命运将终结在这里,否则他无论如何都不甘心。但是,像所有中国二三线城市的年轻人一样,放弃稳定的工作,转而去投奔一个不可掌握的未来,需要极大的勇气。大多数时候,他们在等待一个外来的刺激,好让他们能做出艰难的决定。

这一年,潘松在西藏等来了这种刺激。在拉萨时,我们偶尔会打几次电话。起初,他修好了他的切诺基,母亲送到了医院。我们聊着他未来旅游的路线。后来,他告诉我在那里认识了好多朋友。他们一起逛街,吃火锅,聊天到通宵。有一次,他在电话里对我叫道:“你真应该来!这边好多旧东西可以买!”

“都是些什么?”

“有许多古董啊!肯定是你感兴趣的。”他兴奋的说。

我那时对西藏一无所知。常识里理解的古董,应该是瓷器字画一类。要是真货,可贵得吓人。我对他说,你小心别买到假货。随后,潘松把剩下的时间都耗在了拉萨的八角街。在母亲住院的那些日子里,他掏光了口袋里的所有钱,全都拿来买东西。

那是2005年秋天,当潘松开着修好的吉普车返回兰州时,后备箱装了满满一车旧货。“全都是旧东西!”他在电话里洋溢着兴奋的光芒,“当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古董,但我都很喜欢。”

第二年,潘松就辞了职,前往拉萨专门做古玩生意。

 

我刚认识潘松时,他对古玩似乎没多大兴趣。2005年上半年,我在丽江征友一道前往梅里雪山。潘松应征而来。他那时刚从西双版纳过来,买了一些小玩意——大都是旅游市场上常见的民族饰品。我觉得那些东西根本不值得购买,很可能是从义乌小商品市场批发过来的。

他个子不高,却瘦得厉害,像套在T恤衫里的衣架子。隐隐约约的络腮胡,刮得很干净,一片青色。说话干净利落,是个直爽的人,没多少心眼。我们俩常一起在丽江古镇闲逛。有一次,我花20块钱买了一个旧梭子,是以前的女人用来纺织布料的。我拿它当烟灰缸。潘松拿在手里看了很久。

我们从丽江到中甸,然后穿越稻城亚丁,最后走到成都。一路上,潘松开始有意去一些商店淘旧货。那些店散落在各个小城市的游客集散处,大多装修古朴,充满少数民族风情。老板们都声称,所有的东西都是从西藏或尼泊尔带进来。潘松没买太贵的东西,但抵达成都时,我们的背包已经装满。随后,我们分手回到各自的地方。临走之前,他对我说,他回去要重新考虑自己的生活。

那年冬天,我到兰州出差。潘松开着那辆破吉普车到市中心接我。健伍音响里传出来的仍是摇滚乐,在冷清的兰州城,吉普车显得挺咋眼。潘松熟练的穿梭在街头小巷里,带我去吃兰州拉面。他说他实在受不了这里的生活,“我离婚了。”

“真的?”我很吃惊他的速度,“你接下来要干什么?”

“我想到西藏去。”他的语气似乎有一些犹豫,“我想在八角街寻个摊位卖手工艺品。”

这实在是需要极大的勇气。那时,潘松的工作比以前更轻松了,他常常不去单位上班。对大多数兰州人来说,他的生活令人羡慕。但一个拉萨街头的手工艺品小商贩,听起来毫无吸引力。我问他,“那可能没什么意思吧?”

“我想好了。我想收集一些藏族文化的东西。”潘松盯着我碗里的面条,理着板寸的头顶闪闪反光,“我喜欢西藏。”

那天晚上,我住在潘松家。他家的客厅是北欧风格的,但他的卧室却像一个藏族家庭。他从西藏买回来的奇奇怪怪的古董,塞满了整个屋子。相比之下,房间里那些昂贵的进口电器倒显得毫不起眼。一个藏式柜子充当茶几,德国床垫直接铺在橡木地板上,一整面墙的书,其中很多是外文版的有关西藏的学术类书籍或者画册。或许是他母亲信仰的缘故,我总觉得屋子里还有一种酥油茶的味道,很特别——但那肯定不是一个公务员的房间。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他在军医院度过的童年,从国民党隐退后做了半辈子木匠的爷爷,小时候逛古玩摊的经历,小学一年级卖画挣钱还处于萌芽状态的生意头脑,去意大利都灵以自己绘制的汽车草图制造出概念车的终极理想。

回到北京,我收到潘松邮寄过来的礼物,是一套尼泊尔纸张制作的日历, 一个旧马镫,还有几个木头做的西藏旧物。从那时候开始,我认为他的生活也许要发生剧烈的改变。但我们谁也不知道,他即将踏入的新生活是什么样子?对潘松来说,无论什么样子,都比现状好。为此,他卖掉了自己的一套房子,挽起裤腿下海了。

2006年的一天,潘松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带着几十万块钱去拉萨了。不过不是摆摊卖手工艺品。他一动手,就租了拉萨旧城区的一个门面,做起了古玩买卖。我知道,那肯定是要先交学费的。

 

插画:木青年

中国的民间收藏者队伍,据说已达上亿人。收藏,可以追溯到数千年之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全国性的收藏热潮,每一次热潮都伴随着文化的繁荣和经济发达。北宋时期,宋徽宗是皇帝玩古的一个典型。到了明清时代,文人士大夫阶层玩古成风,波及民间。清末民初时,北京的琉璃厂是藏家们最喜欢光顾的古玩市场。

但对许多人来说,如今最熟悉的古玩交易,都来自影视剧。《五月槐花香》和《古玩》都曾试图展现琉璃厂的盛况。在那个动乱时期,大量的古玩从宫廷流出,而少量仅存的贵族阶层是这些古玩的真正买家。和现代的普通购买者不同,他们具有更多的古玩知识,懂货,也识货。而那时的古玩商也有一套独特的经营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守信誉。

古玩商有他们自己的行规。绝不会私自定价,也不会漫天要价。因为价格的随意涨落,必然会使买家丧失信心,所以古玩商们必须形成一个统一的价格机制。而且那时的买家也不是好惹的,大多具有一些权势,如果捅出篓子,结果也不太好看。

当时的琉璃厂有条不成文的规定:所售出古玩字画,只要完好无损,没有改变原状,无论经过时间多长,只要买主发现与原先议定的价格不符,就可以按原价无条件退回钱款。这个条款,类似于现在许多行业里的“三包”政策。

而且,古玩商之间讲究通力协作。他们之间组织严密,经常交流各自的藏品和经营状况,彼此之间都非常了解。如果顾客想买的货物店里没有,可以从别的店中取来销售,而且绝不会趁机渔利。一旦有人不讲义气,采取了不合行规的经营方式,就会遭到古玩行会组织的打击和排斥。

但这些不成文的行规,到现在几乎已无迹可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正掀起全国性的第四次收藏高潮。各地兴起的古玩城,和良莠不齐的收藏地摊,一到周末就人满为患。拍卖市场的价格一路往上飙升。30年的经济改革,填满了一部分人的钱包,随之兴起的精神文化上的需求,正使古玩行业成为一个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汇点。

曾经有一段时间,当代艺术也是收藏热潮中的一个分支。不过,对它的争议却由来已久──当代艺术品的真正价值和疯狂上涨的拍卖价格是否一致?但真正的古玩却很少引起争议。每当在古玩城或者拍卖行发现一件真品,人们会争相谈论它的价格,却很少有人去质疑它的价值──没什么可疑问的,因为真品已经越来越少。

潘松曾告诉我,收藏古玩最好的时机,是1980年代初期。那时文革刚刚结束,而民间文物市场还未真正兴起。但十几年过去,市面上的古玩如今大多数已握在藏家的手中。收藏热潮带动了赝品的疯狂制造。中国人向来不缺少仿制能力,像南方的加工厂模仿国际奢侈品大牌一样,在古玩这一行,赝品的仿制技术也精进神速。不是每一个收藏者都有火眼金睛,对大多数人来说,“打眼”或者“吃药”,是常有的事。

在潘松住进拉萨几个月后,有一天他在电话里骂道:“我被骗了,妈的!”

 

整个2006年,潘松都穿梭在兰州和拉萨之间。年初,一个当地的朋友帮他在拉萨古玩城找了一个柜台。转让费说好是8万。他预付了6万订金,开始装修这个挺宽敞的地方。从一开始,潘松就不打算搞得太寒酸。柜台背后的墙上,是手工绣的大幅吉祥图案,地上铺着中产阶级趣味的咖啡色格子地毯,靠墙的隔板上摆满了大型的古老水壶和木器,许多橘黄色的射灯投射出金色的光,柜台里被它照耀的每一件东西看起来都光彩夺目。

很少有人像潘松这样,以突兀的方式进入古玩这一行。许多经营者在拥有一个柜台之前,都有一些零散的古玩经营经验。他们也有一些固定的客源。这一行风险很大,全凭眼光和运气,他们大多选择保守的进出,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潘松很快发现,他上的第一个当,居然和古玩无关。开张两个月之后,他的柜台几乎没什么收入。客流量少得可怜。他打听才知道,这个柜台的转让费最多只值1万元。换句话说,他还没怎么开始卖东西,已经先亏了5万。一怒之下,他扔下铺子,回了兰州。

在兰州,潘松情绪低落。他去逛了一圈当地的古玩城。在一个古玩店,他看上了一堆西藏的珠子。几番讨价还价,最后以3000元成交。他觉得转手应该能卖到2万以上。干古玩这一行,吃亏就在贪心,抱着捡漏的心态肯定上当,要知道,卖家永远比买家精。潘松很快就发现那些珠子是仿制的,根本值不了几个钱。

古玩店老板曾经对他保证,这批货“保老”,意思是它们绝对是旧货,不是仿制品。如果在以前,这样的保证是可以算数的,就像琉璃厂那条不成文的行规一样,买家要是觉得“不对”,可以拿来退货。

但如今的古玩市场早就不理这一套。“你看走眼了,是你自己的事。”当潘松回到那个古玩店时,老板对他说。

“你到底退还是不退?”几番争论后,潘松最后问到。

“不退。”

“好。 那珠子送你了。”潘松放下珠子,眼睛冷冷的盯着他,一字一顿的说,“铺子砸了别后悔。”

这是生动的一课。当曾经的古玩行规不起作用时,他采取了另一条不成文的行规──恐吓。一般来说,这总能起点作用。潘松没走多远,那个老板跑上来,把钱退给了他。此后他再也没有在兰州买过古玩。

那年7月,他又赶去拉萨。正值西藏旅游的旺季,他一个月内轻松赚了5万块钱。这给刚入门道的潘松一个变相的奖励,也鼓足了他的信心。

拉萨的经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培养眼光和客户。西藏的“古玩”概念,和我们日常理解的古董有一些不同。它集中在佛像、唐卡、法器等等旧货上。它们带有更多精神文化上的含义。

潘松学得很快。之前他已经信奉藏传佛教十几年,也读了很多相关书籍,还常常去藏区寺院或是藏民家里吃住。有时候,他能在无意中买到好货。在这一行,见得多,是很重要的经验。他的客户大多来自中国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当然,潘松此时经营的货物,都属于这个行业的中低端,比较便宜。他还没有足够强大的资本。

玩古玩的人,大约有四种。一种是文化人,他们侧重从古玩里汲取营养,丰富自己。二是收藏家,他们一般是某一古玩领域里的专家或有相当造诣的人士,有的是为了研究,有的则是兴趣与文化的需求。三是经营者,纯粹是为了经济利益。最后一种则只是普通的爱好者。

起初,潘松只是最后一种,他那时候什么东西都买,只要价格上能承受。当他开始做起买卖后,曾经有段时间他变成了第三种人,经营者。但后来,他的身份又变了。

2007年春节前的那个冬天,我在兰州给潘松电话。我们约在省政府门口的空地上见面。他从出租车上跳下来,吉普车不见了。他那时变得更消瘦,穿得又很单薄,天上飘着一点雪花,有那么一刻我以为他很落魄。我们在附近一家清真馆子吃饭。他请我吃手抓羊肉。

二斤羊肉摆到桌子上时,他已经滔滔不绝的讲了很久。大多数时候,我搞不清他讲的那些买卖到底有什么意义,好多名词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但他很兴奋。有时候,他会突然停下来,仿佛鼓足了勇气,看着我说:“我觉得这条路,走对了。”

那时他已经在拉萨做了一年的古玩生意。他对自己的眼光很自信。“拿到一个东西,有时候我看一眼就知道新旧,而且,普通的东西,我早就看不上了。”他眼神里流露出一种不屑,仿佛另外一桌坐着一个外行人。“还有人经常拿东西到我那里,让我鉴定。”我问他这一年到底赚钱没有?他说赚了不少,但都在货里。

“什么货?”

“天铁、印章、唐卡、经书、雕塑……”他得意的说,”我赚来的钱都用来投资了。“

“你在收藏这些东西么?”我觉得他似乎并不想卖掉它们。

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是的,我一直在“以藏养藏”。

那时我终于意识到潘松所说的“这条路走对了”指的是什么。依托这个暴利行业,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凭着眼力和胆识完成了原始积累,却又一直不甘心做一个古玩贩子。以他的知识背景和在北京的经历来看,潘松总是试图在文化上寻求依靠。他的精神不能停留在庸俗的事物中──至少他一直这么告诫自己。

潘松喜欢上了印章。西藏自吐蕃时期已使用印章,那些印章大多做工精美,印文优美流畅,是研究西藏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物。他选择“印章”作为自己的收藏方向,最主要的原因是印章的市场价格当时还比较低。许多古玩商都不太看好,因为它不会带来太多的利润。但潘松说,每一个印章背后,都有一个独特的故事。

那次吃饭之后,我们有大约一年多没再见面。他继续在拉萨。偶尔,我们会在网上碰见,他会迫不及待的告诉我他最近经历的一些事情,还会介绍一些新朋友给我认识。他的热情像电流一样通过网络传送过来,我觉得他在拉萨应该混得不错。像以往一样,他把烦恼只留给自己,当做出决定后,他会诚恳的向我征求一些意见。对我来说,他的古玩世界是完全陌生的。我邀请他来北京逛逛。

2008年,潘松果真来了。还带着巨大无比的两个黑色箱子。

 

插画:木青年

北京的潘家园是个鱼龙混杂的古玩集散地。每个周末,那里都人潮拥挤,每个人都怀着各自的目的。来自海外的游客占一部分,他们大多不抱实际目的,偶尔看到喜欢的东西,就拿两件走。另有一些行内人,闲暇时分也会去逛逛,但大部分不会买,拣漏的机会几乎为零。还有一些生意做得不大的古玩商,会去潘家园买点配件,修缮后再转手卖出去。他们靠的是自己的眼光。潘松是最后一种。

一个周末,我陪潘松去潘家园。我们约在上午11点。他说必须得在中午之前就逛完。因为下午的货色,都是廉价货和赝品居多。如果想买到像样的东西,最好是早上6点就去。

那天北京刮大风,但塑料大棚下的地摊前,人群密不透风。一个地摊往往只能挤下两个客人。如果你对老板的货感兴趣,有时候不得不等到别人离开后,才能挤到前面去。潘松直奔某一个地摊而去,那是他唯一感兴趣的一家。老板是个回族人,卖的是西藏旧货,各式各样的念珠。

在我们前面,一个女人挑选了两串念珠,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货色,但老板要价2500元。女人说什么也不干,只愿意出1800元。他们僵持了很久,谁也不愿意放弃。最后,那个女人掏出一叠钞票,数出19张,塞到老板手上说:“就这么多,我拿走了。”老板不停摇头说不行。那女人想了想,又抽出两张,硬塞给老板,然后站起来,迅速消失在人群中。

老板在背后大声叫道:“回来!不行!”潘松在我耳边低声道:“那个女人是行里人,她转手就可以卖一个更高的价格。”

在潘家园,所有地摊都离得很近,敞开做生意,谁家的货有什么,卖多少价?大家都很清楚。一个完全不懂古玩行规的客人,也可以在这里挑挑拣拣。他们大多不能鉴定货物的真假,也不知道如何去问价,更不会知道那些行业术语。当然,在这里也不容易得罪老板,因为你不是故意的。

但在另一个地方,北京古玩城,你就得小心翼翼,否则所有人都当你是个傻子。

建于1995年的北京古玩城,号称亚洲最大。从外观上看,它像一个巨大的古典风格的保险箱。它的中心是一个天井,围绕中空是迷宫般的走廊,两旁全是玻璃橱窗的古玩店。他们把最具诱惑力的古玩都摆在橱窗里。每当穿越这些走廊时,我仿佛走在一个时间和空间的隧道。从宋朝到文革,从京城到西藏。

文革以后的中国古玩业,在最近十几年迅速繁荣壮大。其中,古玩城牵动引领了整个中国的古玩市场。全国各地已经有20多家大型古玩城陆续开张,固定和零星的古玩市场已经普及到中小城市,甚至那些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县城和小镇。

北京古玩城是这个行业的翘楚。现在,在它的周围,正在修建和已经落成的,还有另外几栋更豪华漂亮的建筑,都将成为古玩城,虽然名字各异,但谁都没有“北京古玩城”更有声望。和潘家园相比,这里更像是一个奢侈品百货公司。逛的人不多,但成交量却惊人。游走在各个店里的人,大多都是行内人。它最鲜明的特色,出现在大门口的橱窗内。那里立着一块“诚信碑”。它由上等汉白玉雕刻而成,重约12吨,正反两面刻有以“行规民约”为内容的碑文共652个字。

其中第三条写道:“经营中不诱导,不误导,介绍商品要实事求是,留有余地,不赌咒发誓,不以次充好,不以假当真,遇到顾客退换货时,要耐心解释,按约定解决。”第六条写道:“在同店内聊天,看货时,遇有客人进入,应自觉回避,同行交易不眼红,不随便插言论价,不拉客堵客,更不准用不正当手段,用暗示或压价、抬价等行为‘戗行’,铲同行买卖。”

把古玩行的行规,以成文方式固定在市场内,这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但像中国大多数成文规定一样,在古玩商看来,这块诚信碑只是一个形式。在他们内部,流行的仍然是那些不成文的规定。

一个专卖玉石的女老板告诉我,在不成文的行规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轻易退货。假如一个顾客看上某件东西,老板也不要轻易随便的“保老”。这样,即使顾客自己看走眼,他也没理由要求退货。“谁让你自己看走眼了呢?”她不客气的说。

一般来说,古玩商不会随便对一件货物下判断。当顾客询问此物的年份时,他们会小心的说:“你自己看好。” 无论是明文还是不成文的行规,古玩商都不想违反。否则,在这个圈子,他可能落下不好的名声。

名声和信用,对古玩商来说很重要。从世纪初的琉璃厂,到1980年代的古玩市场,再到如今新一代的年轻人,“信用”有时候比你卖的东西更值钱,也更赚钱。为了维持客户的信任度,他们不会随便欺骗一名老顾客。他们最多判断某件货物“看不好”,但一定不要以假当真。与此相对应,一个陌生人突然窜进店里,而且显示出一点都不懂行的模样,他如果被骗,也由不得古玩商了。

新人总是要交一些学费的。“在这个古玩城,我们谁没有交过这笔学费呢?”女老板说。

 

抵达北京后的第一个月,潘松在东三环附近租了一套公寓。每个周末,他都到对面的潘家园去闲逛。有时候会买些小东西,权当打发无聊时光。偶尔,他也能看中一些东西,但因为档次不高,大多都买去送了朋友。

在电话里,他跟我详细描述他对北京的热情。自从他多年前离开这里,就再也没有回到北京长住。到北京的第一天,他就向我打听,最近有什么摇滚演出?

2008年3月,因为西藏事件,潘松从拉萨撤出。起初,他准备在上海和北京兜几圈,把手中的一些存货卖出去。在拉萨几年,他积累了一些大城市的客源。现在,他准备开拓局面。在这些城市,他有了新的合作伙伴——一些拥有客源的中间人。

这些中间人大多有自己的门店,也可能只是个公司白领,但他们都认识许多有实力的收藏家。潘松偶尔也会给他们很高的利润。中间人会找到大客户。有时候,一些客人会主动提出他们想要的珍贵品种,潘松总能在一定时间内找到,并及时供货。

新的交易模式变得有点虚无飘渺。比较极端的是,这个行业最顶级的古玩商和最贫困的小贩,都没有固定的店面。前者大多在隐秘的豪宅中接待客户,品鉴货物,讨论价格。和拉萨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古玩大鳄打交道的经历,让潘松学到很多。如果不在一个城市,他会通过网络把图片传过去让客户预览。他常跟我说,他又卖出去一批货,赚了多少钱。但我也能感受到他的焦虑。不稳定的客户,意味着收入的不稳定——但古玩这一行,收入总是不稳定的。

对潘松这批年轻的古玩商来说,实体店已不太重要了,网络扩展了客源。信用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欺骗客人一次,就可能失去一堆客人。某种程度上,他们好像是客人的导购。有钱人已没耐心再去古玩市场和拍卖场买教训,而潘松成了他们的眼睛。

有一段时间,潘松闲下来,玩票式的在潘家园租了一个摊位。那个小地方不足一平米,每天的价格是150元,他摆了一些西藏的油灯,象个老头一样,喝茶、晒太阳。几个周末下来,他总共只卖出去200元。他笑着说:潘家园真的很好玩,就象一个很大的日杂批发市场。

秋天,他参加了一场拍卖会,面对拍卖场上琳琅满目的赝品,他撤走了自己送去的拍品,和几个同去的好友在护城河边,翻着拍卖公司的图录,大笑不已。

自此之后,潘松开始深居简出。有一个心愿由来已久,他打算写两本书,关于西藏天铁和印章的。他也希望用自己的收藏品做一次展览。他开始思考,自己在古玩商和收藏家这两个身份上,谁更有意义。

那年年中,我的一位同事采访了马未都。他是中国最著名的收藏家之一,每年都有许多慕名而来的收藏者找到他,希望能评点一下收藏品。潘松也不例外。我给了他马未都助手的联系方式,但潘松此后再也没提过此事。他曾隐约告诉我,在马未都那里做一次展览,价格昂贵,而且没什么积极意义。我没问他为什么。

冬天的时候,潘松和房东闹了一点矛盾。他搬到我家,说只短暂停留几个月。他总是白天外出,夜晚回来。我不知道他去见什么人,但有时会突然告诉我又做成一笔大生意。他的两个大黑箱子,放在我家的客房。他总说,什么都可以丢,但那两个箱子不能丢,那是他全部的家当。他抽烟越来越凶,上网聊天可以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当然,网络是他生意的一部分。

如果不出门,潘松就继续完成他的书稿。他在笔记本电脑上,一张一张修饰藏品的照片,还买来一堆价格昂贵的艺术类书籍,堆在床头。有一次,他告诉我,正在联系一些对此感兴趣的出版商,已经有一些眉目。那段时间他常去798,一个画廊老板承诺他做一次印章的展览。许多事情纷沓而至。潘松忙得不可开交。与此同时,他神奇般地在我家客房开始了首饰生意。他自己设计全部的首饰,然后去加工店一批一批做出来。

我很少过问潘松的生意。他也几乎从不谈钱。每次他从客房里走出来,我们在客厅抽烟、喝酒,那时他喜欢谈点艺术、设计,还有他从书中看来的西藏知识。自打我们在云南相识,已过去好几年。我的生活没什么变化,但潘松却翻天覆地。他从我家搬走的那天,我们拎着那两个黑色大箱子,又多了好几件行李,一路小心翼翼。我深怕漏出一堆宝贝来。临上出租车,他挥手告别,笑道:“等我的好消息。”我们再也没在北京见过面。

那年春夏之际,我接到了潘松的电话。他邀请我前去参加开幕酒会。他兴奋地告诉我,他收藏的那些西藏印章终于在798开展了。他在网络上发来展览的一些照片,我看见大厅的几个大展柜里,陈列着天铁和印章。四周白色的墙壁上,有潘松亲手绘制的西藏巨幅岩画。

有人试图在展厅购买一些展品,但潘松都回绝了。在那段期间,他终于完成了身份的第三次转型,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古玩商。在展厅的文字介绍上,说明此次展品全部由“卓古艺术首饰工作室”创始人收藏家潘松提供。这个工作室是他刚创办的,现在他是“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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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潘松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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