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照相馆

侯磊 01/04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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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童年时的玩具中,有一个木制手推的小碾子。小时候集邮,将邮票洗下来,正面贴到玻璃上,用碾子在邮票背上碾过,与过去给照片上光一样。还有个放各种五金杂物的铁盒子,另有小型铝制的胶卷筒,大个的相纸桶,裁花边的相纸刀,还有一大沓三十年代的《柯达杂志》,被我胡乱画上了小王八大鲸鱼,变得似麻袋中的废纸。多少年后,我才意识到,这都民国时的摄影器材。我家曾经就是北平开照相馆的。

一切要从曾祖父说起。他的名讳侯兴,字建庭,生于1886或1887年。庚子年间,他在日本待过几年,不知道做什么,反正说得一口流利的日本话,还学会了洗相片。回国后,他便开设了一家照相馆,叫德容(TE YUNG.)。

德容,有品德的容貌。一看就是照相馆的字号。传统社会以德为美,容貌之美在于端庄正派,绝不是皮肉表面的漂亮好看。

上世纪三十年代,北平照相业很红火,全市有几百家,单是北新桥十字路口一带,就有四家之多。民国时流行互相赠送肖像照片,还伴随着题词题诗,照相自然是一件大事。有私人相机的很少,凡是亲友聚会合影,都去照相馆。早先的照相馆多在南城,后来发展到了北城,也有走街串巷照相的,但不成气候。

曾祖父为人踏实肯干。他某个意义上是时代的开创者。大伯告诉我,以前,中国没有拉丝棉花糖机,这是曾祖父从日本引进来的。时至今日,棉花糖始终没什么进化,可见他引进时,一步到位。

照相馆还算是挣钱的买卖,除了费水没什么成本,底版和相纸成批买来,相对便宜。最兴隆的一阵,是政府要求办证,拍证件照的人从早上排到晚上,每天的钱论口袋往家里背,家里把妯娌们叫去过,数钱都数不完。

德容与爱翠楼都有伙计和徒弟,最多时曾有二十多个,留在柜上睡铺板。有个徒弟大名叫徐义,外号叫凿子,家在十三陵那边,大家都“凿子”、“凿子”地叫着。我从小就看他的照片,只觉得不怎么聪明。后来也得知,解放后不叫徒弟叫工人,感情关系变了,他们也不勤勤(北京话:第二个勤念轻声,勤奋勤劳、手脚麻利)了。再后来,徒弟们都跑了,早就联系不到了。

1948年, 正是国共内战期间,北平没人逛公园了,街头上很多买卖都关张了。通货膨胀,金圆券只能在家里笼火使,还不爱着。外放的钱收不回来,欠的债务堵不上窟窿。内忧外患,使得全家的生计仍压在年过六旬的曾祖父身上。那年8月的一天,曾祖父去世了。去世之前,他最大的心结,是自己并非读书人。他留话说,子孙们必须读书,万不得已再经商,万万不得已也不许做官。

一连三天,家中高搭灵棚,吊唁的人不绝。随后,在钟鼓楼之间的小广场上烧了大量的纸活,纸人纸马化作破碎的黑蝶。不知道这是不是北平城解放前出的最后一次大殡,请了和尚老道念经,雪柳儿打幡儿一应俱全,家人披麻戴孝都跟着。家中雇了一辆马车,年幼的孩子们都坐着马车,慢慢地出了德胜门,沿着现在八达岭高速的路线,一直向祖坟去了。

从祖坟回到家中,在家门口放一个水盆,水盆中有一把菜刀,每个人从盆上迈过去后,转身把菜刀翻个面,一连翻了十几回才收好,以防带回那过路无家的野鬼孤魂。

民国时柯达商报

 

德容照相馆伙计照片,本名:徐义,外号: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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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祖去世后,家里分了家。德容照相馆算在祖父名下。祖父的两个弟弟也会摄影,但顶了家中其他的买卖。至此祖父全心都放在柜上,家中的孩子也多有帮忙,但德容仍是风雨飘摇,勉强维持。五十年代经营环境恶劣,人人都要适应新时代的生活。街道说不让养狗,连家里多年看家护院的大狼狗都被架上杠子抓走了,从此音信皆无,至今还在念叨。照相馆客人时多时少,若赶上外出给单位学校拍证件照能收入一些。很多时候,都要先收了客人的钱,告诉客人没底版了,请您明天再来。紧跟着拿客人的这点钱去进货,买了底版、劈柴和白菜,以供当天晚上的嚼谷,这样才能在第二天给客人照相。最小的照片能拍到半寸照,仅六分钱,对于熟客或街坊邻居却从来不要。

早先的德容照相馆就开在中南海爱翠楼旁边。北平解放后,德容搬家到了北新桥,地址叫北平东四牌楼北大街,电话是四一一八三,具体位于今天东四十三条(原来叫船板胡同)西口马路对过儿,有两间房的大小。

德容不大,一进门是个柜台,有伙计介绍项目和价格,给客人填单子开票。客人拿着票找祖父拍照。影棚中有各种布景,是一个个大大的卷轴,上面有山水田园、北海白塔或洋房花园,是请人用水粉来画的。用哪个就卷开铺好,再调试灯光。还有些汽车和摩托车的模板,人到后面假装坐汽车或开车,拍出来跟真在开车一样,车灯都在闪光,十分地傻,可当时很流行。影棚中实景也是有的。一般是花盆架子上放上盆花,人手扶着花,拍出来似摆满清供的文人书房。

家中的相机是一个巨大的座机,人蒙上布来看镜头的那种,已叫不出是什么牌子。相机下有轱辘,测光全凭经验,变焦全靠人推。早先是燃爆镁粉当做闪光灯,但很早不用,改用灯泡照明。临拍时,先根据客人要几寸的,在相机的后匣插入同等大小涂有药水的玻璃底片。玻璃底片分薄厚两种,越厚的越贵。有按尺寸提前买来的,也有整个儿的大版,现用尺子比裁切。每一幅玻璃底片都储存好并有编号,并不用客人带走。若再来冲洗只需报出编号就找到底片,比现在的照相麻烦了数倍,却又细腻了几分。

拍好后底版取出拿进暗房。洗相片的过程和胶片近似,只是没有放大这一项,柜上始终也没有放大机。

祖父最高超的手艺,是修版。据父亲讲,常年见祖父在一盏小灯下,那细小的毛笔尖部往上勾起,如同一把缩微的镰刀。一个如篆刻磨具的小盒子上固定着玻璃底板,盒子里带灯泡,他用这“镰刀”在昏光的灯光下一笔一划地修版。他只要略微点浓一点头发,描一下眉毛,那人立刻精神许多。他手艺高得能给人换件衬衫。后来有了软片,也可以用松节油和HB的中华铅笔修版,去修掉那些光不匀的地方。软片用柯达的,相纸用艾克发的。

再有的,是给照片上色、上光。每张洗好的相片都会附带一张硬纸板做衬板。那衬板都有特制花边刀裁出的花边,右下角印有家中的Logo(商标),是德容的字号、地址和电话。每换一批相纸就会换一个Logo,现在能发现近十种,字是民国时的美术字,颜色和风格各异,不知是哪的设计。

德容照相馆相纸板及logo

 

德容照相馆 底片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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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中国照相馆从上海迁来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一举压倒了群芳。很多私营照相馆还要到那里去进货相纸和药水。1957年,德容照相馆公私合营,家中的相机等贵重器材一律归公,连暗房里的椅子,煤球炉子都没放过。在即将合营的前一天,祖父看到底版还有一小块富裕,还叫家族中最小的两个男孩(我的父亲和伯父)合了张影,这便是德容照相馆的最后一张照片。

照相馆的账目整整齐齐,曾有几大抽屉民国时开的票,后来都扔了。还曾有几块老匾,劈柴烧了。二起楼子没了,二十四寸的照片也没了。

祖父被安排到永定门外木樨园商场照相馆去上班,算是有了公家的工资,每月七十元上下。再后来被调往丰台云岗照相馆。那时的云岗只有一条破旧的黄土街道。他在路上要倒三趟公共汽车,花费上三个钟头。他不管家,宁愿把时间都费在去照相馆的路上。他始终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永远闲不下来,不是记账,就不停地擦抹桌案,把公家的买卖比自家时还上心。

文革后祖父退了休。1984年,他因肺气肿去世了。他终生是位照相馆里洗相片的老师傅。他为人和气,喜欢吃祖母做的芝麻酱糖饼,喜欢看两分钱一张的《北京晚报》。晚报每天都有谜语,他认真看认真猜,等第二天的报纸看谜底。他把每天的谜语剪下来贴在本子上,像是重复当年的记账。他也曾热衷于买彩票盼着得彩,但从来没中上过。文革中父亲成了知青,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待十年,回来后家已破败。待我出生时,家里没钱买糊窗户纸,天花板上能跑耗子,已接近房倒屋塌。父亲回来后还去了趟祖坟,凋敝如荒野,看坟户还在。而祖坟、阳宅连带松柏在1990年亚运会以前被扫平,现已开辟成奥林匹克公园,除了那座龙王庙,连界桩都没留下。黑芝麻胡同的老宅几经易手,已不见原貌。后庭曾有大枣树,家兴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不可辨认矣。

德容的斜对面的照相馆叫久光,公私合营后成为了北京照相馆,至今还在。我看到家中残存的一点老照片,看到公园里卖棉花糖的小摊,都会脑补出传说中的曾祖父带着祖父洗相片时的情景,尽管它们已无法凑成我家成员的编年史。百年来照相技术蹦着高般地发展,民国时没有上光机放大机也没有幻灯布景,而今这些都已不再使用。从他至我已四代,而玻璃底片在文革后彻底退出历史,连胶片都少有人用,修版这手艺绝了。

而曾祖父摄影一生,最终没留下一张自己的照片。

德容照相馆第二代传人,祖父侯瑞麟像,1941年摄于德容照相馆。

 

祖父侯瑞麟、祖母王新惠1931年结婚照,由曾祖父侯兴拍摄于德容照相馆。

 

德容照相馆 摄影作品

 

德容照相馆 中南海内

 

德容照相馆 作品

 

德容照相馆 作品

 

德容照相馆 作品

 

德容照相馆作品-本柜侯宅

 

德容照相馆作品-飞轩引凤

 

德容照相馆作品-中南海内

 

德容照相馆作品-中南海万字廊

 

德容照相馆作品

 

五十年代照相馆售卖的风景照片:故宫太和殿

 

五十年代照相馆售卖的风景照片:中南海万字廊

 

—— 完 ——

题图为五十年代照相馆售卖的风景照片,图中是天坛祈年殿。照片均由作者提供。

侯磊,北京人,青年作家,诗人,昆曲曲友,杂学爱好者。著有长篇小说《还阳》,中短篇小说集《冰下的人》《燕都怪谈》《觉岸》,以及文史随笔若干,为中国文物学会会员,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会员。

本期编辑为朱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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