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照相馆

我童年时的玩具中，有一个木制手推的小碾子。小时候集邮，将邮票洗下来，正面贴到玻璃上，用碾子在邮票背上碾过，与过去给照片上光一样。还有个放各种五金杂物的铁盒子，另有小型铝制的胶卷筒，大个的相纸桶，裁花边的相纸刀，还有一大沓三十年代的《柯达杂志》，被我胡乱画上了小王八大鲸鱼，变得似麻袋中的废纸。多少年后，我才意识到，这都民国时的摄影器材。我家曾经就是北平开照相馆的。

一切要从曾祖父说起。他的名讳侯兴，字建庭，生于1886或1887年。庚子年间，他在日本待过几年，不知道做什么，反正说得一口流利的日本话，还学会了洗相片。回国后，他便开设了一家照相馆，叫德容（TE YUNG.）。

德容，有品德的容貌。一看就是照相馆的字号。传统社会以德为美，容貌之美在于端庄正派，绝不是皮肉表面的漂亮好看。

上世纪三十年代，北平照相业很红火，全市有几百家，单是北新桥十字路口一带，就有四家之多。民国时流行互相赠送肖像照片，还伴随着题词题诗，照相自然是一件大事。有私人相机的很少，凡是亲友聚会合影，都去照相馆。早先的照相馆多在南城，后来发展到了北城，也有走街串巷照相的，但不成气候。

曾祖父为人踏实肯干。他某个意义上是时代的开创者。大伯告诉我，以前，中国没有拉丝棉花糖机，这是曾祖父从日本引进来的。时至今日，棉花糖始终没什么进化，可见他引进时，一步到位。

照相馆还算是挣钱的买卖，除了费水没什么成本，底版和相纸成批买来，相对便宜。最兴隆的一阵，是政府要求办证，拍证件照的人从早上排到晚上，每天的钱论口袋往家里背，家里把妯娌们叫去过，数钱都数不完。

德容与爱翠楼都有伙计和徒弟，最多时曾有二十多个，留在柜上睡铺板。有个徒弟大名叫徐义，外号叫凿子，家在十三陵那边，大家都“凿子”、“凿子”地叫着。我从小就看他的照片，只觉得不怎么聪明。后来也得知，解放后不叫徒弟叫工人，感情关系变了，他们也不勤勤（北京话：第二个勤念轻声，勤奋勤劳、手脚麻利）了。再后来，徒弟们都跑了，早就联系不到了。

1948年，正是国共内战期间，北平没人逛公园了，街头上很多买卖都关张了。通货膨胀，金圆券只能在家里笼火使，还不爱着。外放的钱收不回来，欠的债务堵不上窟窿。内忧外患，使得全家的生计仍压在年过六旬的曾祖父身上。那年8月的一天，曾祖父去世了。去世之前，他最大的心结，是自己并非读书人。他留话说，子孙们必须读书，万不得已再经商，万万不得已也不许做官。

一连三天，家中高搭灵棚，吊唁的人不绝。随后，在钟鼓楼之间的小广场上烧了大量的纸活，纸人纸马化作破碎的黑蝶。不知道这是不是北平城解放前出的最后一次大殡，请了和尚老道念经，雪柳儿打幡儿一应俱全，家人披麻戴孝都跟着。家中雇了一辆马车，年幼的孩子们都坐着马车，慢慢地出了德胜门，沿着现在八达岭高速的路线，一直向祖坟去了。

从祖坟回到家中，在家门口放一个水盆，水盆中有一把菜刀，每个人从盆上迈过去后，转身把菜刀翻个面，一连翻了十几回才收好，以防带回那过路无家的野鬼孤魂。

曾祖去世后，家里分了家。德容照相馆算在祖父名下。祖父的两个弟弟也会摄影，但顶了家中其他的买卖。至此祖父全心都放在柜上，家中的孩子也多有帮忙，但德容仍是风雨飘摇，勉强维持。五十年代经营环境恶劣，人人都要适应新时代的生活。街道说不让养狗，连家里多年看家护院的大狼狗都被架上杠子抓走了，从此音信皆无，至今还在念叨。照相馆客人时多时少，若赶上外出给单位学校拍证件照能收入一些。很多时候，都要先收了客人的钱，告诉客人没底版了，请您明天再来。紧跟着拿客人的这点钱去进货，买了底版、劈柴和白菜，以供当天晚上的嚼谷，这样才能在第二天给客人照相。最小的照片能拍到半寸照，仅六分钱，对于熟客或街坊邻居却从来不要。

早先的德容照相馆就开在中南海爱翠楼旁边。北平解放后，德容搬家到了北新桥，地址叫北平东四牌楼北大街，电话是四一一八三，具体位于今天东四十三条（原来叫船板胡同）西口马路对过儿，有两间房的大小。

德容不大，一进门是个柜台，有伙计介绍项目和价格，给客人填单子开票。客人拿着票找祖父拍照。影棚中有各种布景，是一个个大大的卷轴，上面有山水田园、北海白塔或洋房花园，是请人用水粉来画的。用哪个就卷开铺好，再调试灯光。还有些汽车和摩托车的模板，人到后面假装坐汽车或开车，拍出来跟真在开车一样，车灯都在闪光，十分地傻，可当时很流行。影棚中实景也是有的。一般是花盆架子上放上盆花，人手扶着花，拍出来似摆满清供的文人书房。

家中的相机是一个巨大的座机，人蒙上布来看镜头的那种，已叫不出是什么牌子。相机下有轱辘，测光全凭经验，变焦全靠人推。早先是燃爆镁粉当做闪光灯，但很早不用，改用灯泡照明。临拍时，先根据客人要几寸的，在相机的后匣插入同等大小涂有药水的玻璃底片。玻璃底片分薄厚两种，越厚的越贵。有按尺寸提前买来的，也有整个儿的大版，现用尺子比裁切。每一幅玻璃底片都储存好并有编号，并不用客人带走。若再来冲洗只需报出编号就找到底片，比现在的照相麻烦了数倍，却又细腻了几分。

拍好后底版取出拿进暗房。洗相片的过程和胶片近似，只是没有放大这一项，柜上始终也没有放大机。

祖父最高超的手艺，是修版。据父亲讲，常年见祖父在一盏小灯下，那细小的毛笔尖部往上勾起，如同一把缩微的镰刀。一个如篆刻磨具的小盒子上固定着玻璃底板，盒子里带灯泡，他用这“镰刀”在昏光的灯光下一笔一划地修版。他只要略微点浓一点头发，描一下眉毛，那人立刻精神许多。他手艺高得能给人换件衬衫。后来有了软片，也可以用松节油和HB的中华铅笔修版，去修掉那些光不匀的地方。软片用柯达的，相纸用艾克发的。

再有的，是给照片上色、上光。每张洗好的相片都会附带一张硬纸板做衬板。那衬板都有特制花边刀裁出的花边，右下角印有家中的Logo（商标），是德容的字号、地址和电话。每换一批相纸就会换一个Logo，现在能发现近十种，字是民国时的美术字，颜色和风格各异，不知是哪的设计。

1956年，中国照相馆从上海迁来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一举压倒了群芳。很多私营照相馆还要到那里去进货相纸和药水。1957年，德容照相馆公私合营，家中的相机等贵重器材一律归公，连暗房里的椅子，煤球炉子都没放过。在即将合营的前一天，祖父看到底版还有一小块富裕，还叫家族中最小的两个男孩（我的父亲和伯父）合了张影，这便是德容照相馆的最后一张照片。

照相馆的账目整整齐齐，曾有几大抽屉民国时开的票，后来都扔了。还曾有几块老匾，劈柴烧了。二起楼子没了，二十四寸的照片也没了。

祖父被安排到永定门外木樨园商场照相馆去上班，算是有了公家的工资，每月七十元上下。再后来被调往丰台云岗照相馆。那时的云岗只有一条破旧的黄土街道。他在路上要倒三趟公共汽车，花费上三个钟头。他不管家，宁愿把时间都费在去照相馆的路上。他始终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永远闲不下来，不是记账，就不停地擦抹桌案，把公家的买卖比自家时还上心。

文革后祖父退了休。1984年，他因肺气肿去世了。他终生是位照相馆里洗相片的老师傅。他为人和气，喜欢吃祖母做的芝麻酱糖饼，喜欢看两分钱一张的《北京晚报》。晚报每天都有谜语，他认真看认真猜，等第二天的报纸看谜底。他把每天的谜语剪下来贴在本子上，像是重复当年的记账。他也曾热衷于买彩票盼着得彩，但从来没中上过。文革中父亲成了知青，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待十年，回来后家已破败。待我出生时，家里没钱买糊窗户纸，天花板上能跑耗子，已接近房倒屋塌。父亲回来后还去了趟祖坟，凋敝如荒野，看坟户还在。而祖坟、阳宅连带松柏在1990年亚运会以前被扫平，现已开辟成奥林匹克公园，除了那座龙王庙，连界桩都没留下。黑芝麻胡同的老宅几经易手，已不见原貌。后庭曾有大枣树，家兴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不可辨认矣。

德容的斜对面的照相馆叫久光，公私合营后成为了北京照相馆，至今还在。我看到家中残存的一点老照片，看到公园里卖棉花糖的小摊，都会脑补出传说中的曾祖父带着祖父洗相片时的情景，尽管它们已无法凑成我家成员的编年史。百年来照相技术蹦着高般地发展，民国时没有上光机放大机也没有幻灯布景，而今这些都已不再使用。从他至我已四代，而玻璃底片在文革后彻底退出历史，连胶片都少有人用，修版这手艺绝了。

而曾祖父摄影一生，最终没留下一张自己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