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婚事
文 | 叶三
摄影 | 吕海强
夜幕降临中国四川省绵阳市。
市中心的霓虹灯燃烧起来了，《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的大海报悬挂在购物中心的大楼上，刘德华刘嘉玲与楼盘广告比邻而居。商场中的电视放着全国统一的新闻节目和广告，唱着与北京同步流行的歌，年轻男女们熙熙攘攘涌过十字路口，又涌回来。一切跟所有的城市没太大区别。
经过这些，出发向西，二十公里后进入科技开发区，灯火如逆流而上的鱼群一路发散，街道变宽变静，不再有成气候的住宅群，偶尔出现通亮的卡拉OK房或火锅店，也是店面比招牌小很多。继续西行，路更宽，像鱼群游过的深海。两边庞大的厂房在荒地中沉默地坐着。这样行过五公里，出大路，左转下坡，一畦排列整齐的板房被夜色托出来，这里的灯火黄而且暗，是最原始的那种白灼灯泡，连灯罩也没有的，光在窗户上隐隐印着，里面有人。
窗口外摆着棋盘，下了一半的局还留着。
这里的地址是“绵阳市永兴板房区北川灾民安置点”，住着近四千户、共一万余人的5.12大地震幸存者。
1 .
五十岁的蒋国全在床上睁开双眼，这是2010年春节期间的一个清晨。他抽抽鼻子，屋里没生火，很冷。空气中灰尘的味道让他想起来，这间编号G排43号、面积20平米的板房，他曾经独自居住了两年。他看了一会儿天花板，掀开被子，起身找鞋。
出了G排43号向南，经过小广场，再走过七八排板房，往巷尾拐，就是兰成容的家。所有的板房都长得一样，所有的巷子也都长得一样，第一次来到板房区的人很容易迷路，但蒋国全肯定不会，自2008年10月起，他几乎天天到兰成容那里去，直到当年12月份他们结婚。
旁边的板房传来婴儿清脆的哭声，蒋国全叹口气，想起了儿子蒋锐。对他，蒋锐说得最多的两句话一句是“爸，要钱”，另一句是“我出去了，不在家吃饭”。地震那年，蒋锐20岁，从技校毕业后没找正式工作，今天说要学理发，明天说要学驾驶，从家里拿走的钱像给沙漠浇水一样奉献给全社会。地震前，蒋国全一家住在北川县文物街15号，县委斜对门，旁边是个大酒店，灯红酒绿。99年蒋国全从粮食局下岗，去到山西挖过煤，江西拆过房子，东北修过铁路，一个人养起全家。蒋锐的妈一直没上班，带着独生子守在家里。后来蒋国全自觉年纪大了，没了走天下的心气，便回乡买了个电动车跑运输。儿子蒋锐上了一年高中，因家里没有供他读大学的经济实力而放弃，转头去念技校。想到这个蒋国全心里便酸楚，自觉对不住儿子。
2008年，5.12一震，震没了蒋锐的妈。蒋锐被外公接去绵阳市区照顾，从8月起，开始有人劝蒋国全再成个家，他渐渐被说服了。10月份，蒋国全认识了兰成容。兰成容小他9岁，早年离婚，一儿一女都大了，地震前在北川有个门脸卖床上用品。接触了一阵，蒋国全觉得她勤勉、实在、体贴。之后他四处托熟人当说客，自己也上门去，跟她讲：“你这女子这么能干，我都羡慕”。2008年12月，他们结了婚。
婚后，蒋国全搬去兰成容的板房住，他住的那间用作仓库，放些杂货，两个人出去摆地摊。他们又买了辆电动车，每天三四点就起来进货上市，兰成容坐在后座抱着蒋国全的腰，他觉得自己找了个好女人。
2009年2月，在板房里，他们一起过了震后的第一个春节。
春节后，蒋国全的儿子蒋锐回来了，却不与他们一起住，每月要他们出四五百的生活费独自住在几里地外的旗云社区，偶尔带个姑娘回家来吃饭，吃完后伸手再要几十块钱，然后拉着姑娘就走。有次吃过饭两个人磨蹭着不走，兰成容掏出五十块来塞给他，他不收，说，女孩怀孕三个多月了。再盘问那姑娘，姑娘才十几岁。兰成容有点懵。她一共没见过蒋锐几次，这个二十多岁的继子对她连个招呼都没有，刚认识蒋国全的时候她还庆幸，想他儿子二十多岁还在念书，人肯定是懂事的。
蒋国全不停地劝她“我的娃儿我总要养”。
板房区的居民以前全住在北川县，家家户户都互相认识。板房区的结构像个松散的军营，房子横平竖直，出了门就是巷道，厕所和浴室集中在巷子的中腰，每间房一律20平米，全部家当塞在里面，既当厨房又睡觉。白天人们在室内待不住，都聚在外面打麻将、看孩子、闲聊闲逛。这样的环境很适合流言滋生。兰成容听到不少关于蒋锐的消息，“摇头丸”、“黑社会”、“砍人”这些字眼，好像来自香港录像带一样，让人不敢相信又心惊肉跳。她上高三的女儿跟她说“妈妈，他们在外面说的话我都不敢告诉你。你自己要把握好你自己，遇到他这种儿子，我生怕这次看得到你，下次就看不到了”。她想了又想，跟蒋国全商量，把手头的生意转给蒋锐做，“我们自己再找活路，互不干扰”。蒋国全说好。蒋锐干了几个月，嫌苦，跑回绵阳外公家去了。过了一阵又跑回来向他们要钱，要死去的妈的抚恤金，“不给就跟你们打官司”。最后他撬了他们存货的仓库，把一车貨拉出去卖了。
蒋国全血压高，一生气就骑不了摩托，兰成容总是忍着不跟他吵。板房区的人只觉得他们骑一辆车出去的时候比以前少了很多。
2010年的冬天，蒋国权和兰成容度过在一起的第二个春节。晚饭桌上，他们说起蒋锐这一年花了两万多，现在还不知人在哪里。兰成容又说，板房不安全，叫蒋国全把蒋锐妈妈的抚恤金存折放到他姐姐那里去，给蒋锐留着，“将来给他结婚买房子。现在不能给，给他一定乱花了”。蒋国全又说好。正说着，蒋锐来了，进门也不坐，开口就要一千五百块钱。问他怎么回事──“女朋友又怀上了，还得打”。
蒋国全低了头，过了一会儿说：“明天给你取”。兰成容很快地接上去说：“没钱”。蒋锐看看他又看看她，跺下脚，扔出两句狠话，摔门便走。门忽闪着，一队队冷风溜进来。兰成容站起来关了门，收拾饭桌，蒋国全还是低着头，看着桌上的菜汤被兰成容抹去，热水抹一遍，冷水又抹一遍，桌子在暗黄的灯下发着亮。他嘴里升起咸苦的滋味。等了一会儿，没有人讲话，他感到兰成容在他身后的床上坐着。他没有回头，而是站起来，推门出去，然后反手轻轻带上了门。
那晚是蒋国全和兰成容婚后第一次回自己的板房住。第二天清晨他走回去找她，走的路是两年前走熟了的那条。转过一个弯他看到兰成容的大门，门开着，她已经起床了。他站住，看着门口晾着她洗好的东西，一个电饭锅，一个小碗柜，都是结婚时他搬过来的。他的心晃了一下，然后一直往下沉，沉到站不住，他就转身回去了。
后来他约兰成容一起去把离婚手续办了，她说，我没有把你的东西丢出去，不是那个意思。他知道那天她看见他了。他说他明白。旁人问起，他答“兰成容是个好女人”，心里给自己接下去“错过这个女人。”然后点上句号，就成了一句话。
春节后有好几个月他没见过蒋锐，后来在街上遇到，他对他鼓鼓眼睛。再后来天气暖和起来，夏天了。他也有好几个月没见到兰成容了，有时候给她打个电话。
跟其他人一样，蒋国全在板房外晾了一大片黄澄澄的花生，熟人经过他便拉住，塞满一口袋，又让人家坐下，忙着去邻居家借凳子。谈起自己的事儿他好多唏嘘，他告诉人家“要没这个娃儿我还要跟兰成容过，可我要替人家女子的安全负责。人家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我要对得起人家。还是恨我娃儿，但是还是要想给他留点余地。把他妈的钱交给他，等他买了房，我就出去，看个大门去”。
中午，蒋国全炒了菜还没洗锅，“今晚好煮面条，油莫浪费了，现在没得钱。”他说不想再去外地，“死了的老婆埋在这儿，儿子也在这儿”。兰成容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因为我在北川啊”。
5.12地震中，北川百分之九十的家庭有人员伤亡，板房区基本上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失了亲人的幸存者如受伤的野兽，天一黒，坐在房间中央，听着静夜里的心跳和呼吸声，怎么听都只有一个人的──蒋国全是其中的一个。许多丧偶的幸存者在灾难四五个月后开始考虑重建家庭，而他们身边的亲朋好友也持鼓励态度。处在悲痛当中的幸存者最需要另外一个人来理解他，当对方也同样需要人理解体谅，双方就很容易走到一块儿。心理专家叫这个“灾后婚潮”，今年45岁的北川人杨姐则表述得更为朴素：“两个人总归好过点”。
5.12那天，杨姐16岁的女儿死在北川一中。一开始她每天坐在房里发呆，使劲想为什么死的不是自己，本来160的体重降到120斤。后来听人劝，慢慢肯出来走走，也肯说话，就松快了一些。杨姐从前在北川是出名的热心人，搬到板房区后，开始有人托她牵红线，第一个是张文兵。
今年张文兵39岁，吴琼42岁，二人同样在地震中丧偶。在北街卖早点的吴琼是杨姐的熟人，张文兵开修车铺，常经过北街，却不认识她。2008年8月张文兵找到杨姐，说“屋里头没得人不得行，不重组家庭也好像不得行，干脆把这个事情定下来，就算了。有时间我好出去挣点钱。”他说要“找个诚实点的”，杨姐说“吴琼就诚实”；张文兵就求她。杨姐说：“万一成了那还好，万一没成你们骂我呢。你这三十多岁的人，人家都四十多岁了，得不得行哦”。张文兵说杨姐，管得他的，你就帮我问下嘛，如果成功了，我永远都记得到你。这样的话说了很多次，杨姐于是找到吴琼说了，吴琼回答“可以看下”。
2008年8月，杨姐把张文兵和吴琼叫到一起，在永兴街上找了个火锅店吃了顿饭。饭桌上她端起碗说：“祝你俩白头偕老”。
9月，张文兵和吴琼去曲山镇领了结婚证，回来在板房区摆了几桌酒，让双方的孩子和家人见见面。婚后张文兵心疼吴琼，吴琼要找点事情做，他不肯。张文兵自己在果凝厂里打工，白天要做，晚上还要加班，做了一段时间求老板涨点待遇，老板又不干，张文兵干脆辞了职。这段时间两人一同呆在板房区，晚上没事了出来走走，张文兵背着手在前面踱步，吴琼跟在他身后。
“他们这对夫妻还是可以，跟其他人比起来是最幸福的一对”，杨姐说，“组合家庭多，那些重组起来的家庭，有些组合在一起又没有在一起，大多数都还没扯结婚证，大家都还在考虑组合的家庭看你是不是真心的呀。扯了结婚证又去离了的，也有”。
杨姐现在除了当红娘，也帮板房区管理处做些需要入户的琐碎工作。每次经过板房区中心的小广场，她都注意看看布告牌上有没有最新通知。那些层层叠叠的文件，有禁养大型犬的，有通知居民去领低保、交电费的，还有防火条例和居民户口统计。在布告牌的角落，文件下露出一角粉色的广告单“北川诚信婚介所”，上面写着：安昌镇安州大道，邓群华。
2 .
永兴往北的安昌县城，热闹的安州大道边，按照鲜红的路标指示从石板路爬上去深入一片砖房，再潜进一小楼，便找到“诚信婚介所”。
这天又有人来采访邓群华。一辆面包车载着几个记者和摄影师，噼里啪啦拍了些照片，围着她问这问那。对于采访，邓群华已经十分习惯，5.12地震后半年，她在安昌开了“诚信婚介所”，一年内介绍了几百对北川人成婚，这让她有了“北川红娘”的称号。报纸、杂志、电视台的人纷纷从大城市、甚至从国外向她赶来。她记得一家报纸写她的大标题是“挑战命运的勇气”，另一家是“中国力量”。还有一帮人给她拍了个电影，让她自己演自己，每天从早上拍到半夜，拍了十天。一开始新鲜，后来她有点烦了，不过播出的时候还是很兴奋，恰恰那天安昌收不到电视信号，把她急得够呛。
刚才，她给记者们讲，怎样远嫁到北川的陈家坝，婚礼上的花还没摘下来就被酒鬼丈夫打，求亲弟弟带她回家，弟弟说“先人板板哪，这正儿八经地举行结婚仪式噢，啥子都举行了的，不好意思的”，后来有了儿子，她跑去广州打工，5.12地震，陈家坝是重灾区之一，在电视里看到消息后她不吃不喝赶了三天回来，在棚户里找到丈夫和儿子，丈夫劈头就说：“我怕你死到外头，你回来咋子安回来？”
邓群华的眼泪哗哗往下流。最后，她送记者到门口，她跟他们说：“给我做点宣传，我把账还了也好，我还有那么多债。”对方并没有当真的样子，笑呵呵地上车走了。
2009年1月5日，邓群华正式与前夫离婚。地震后政府发放的房屋补贴、土地补贴、青苗费等等，她一分没要，连同儿子，统统归了前夫。一月二十多号邓群华开始到安昌找房子开婚介所。第一笔房租两千块钱是个五十多岁的医生帮她垫的，现在他们俩也还好着，但不知到底能不能好下去，办了婚介所后邓群华觉得，不管多大岁数的男人都还是想找年轻的，而她已经满四十岁了。
邓群华的婚介所在2009年3月5日正式开业，广告在电视台24小时滚动播出，一个月要付五百块。以前她会跑到板房区贴传单，现在管得严，不许了。刚开业时邓群华收每个登记的人信息费十元，找到合适对象后再收一点。今年她借了些钱搬到了个大点的地方，房租涨到一年七千，她把信息费提到三十，“找到了合适的再收三百”。这三百常常收不上来。有时候俩人结了婚并不告诉她，连电话号码都改过；也有合了又分分了再合的；更多的情况则是像她和医生这样，“扯什么结婚证呢。过一天算一天”。
现在北川的年轻人和地震前差不多，几乎全在外面打工，但到了年纪，他们会回来找家乡人谈婚论嫁。5.12的经历对于他们仿佛成了某种神秘的约定，外人进不来，他们也不想开放。昨天，一个27岁的姑娘回乡来跟邓群华给她介绍的男友订婚，收入三百元，邓群华很高兴。今天快到中午了还没有客人上门，邓群华看看墙上贴的各种齐家治国、谈情说爱妙方──还是医生抄给她的，很齐整的毛笔小楷──她合上厚实的登记本，走了出去。
昨夜下了雨，今天山黒云白，雾贴得近近的就在面前，好似能把人吸进去。山的下面市声鼎沸，不知什么企业开张，一帮人正敲锣打鼓地过街，引得路人瞩目。邓群华走到石板阶梯前停下，将被雨打掉的“诚信婚介所”路标捡起来，贴回墙上。
街上跳舞的人已经走出了很远，她还在那里站着。
邓群华脚下的安州大道上，住在板房区村口的马平川正开着一辆面包车驶过。5.12后，马平川不想再离开家乡，他先是在板房区开了个饭馆，后来又把饭馆托给了亲戚，自己跑起运输。
永兴板房区往北几公里是刚刚建好的北川新县城，商业区、电影院、学校医院各色具备，美轮美奂，不下于一线城市的商品房小区。因为新房分配政策迟迟未定，目前除了造价上亿的北川中学已经启用，其他都空着。马平川每次经过都啧啧称叹，房子盖得真漂亮，听说会被政府当作旅游点，那里面能有他的地方吗？
经过新县城和安昌县，再往北爬一段山路，山坡上出现一座巨大的牌坊“吉娜羌镇”，这是在灾后建起的少数民族居住地示范点。2009年4月26日，44岁的尹华军和朱云翠在这里与其他19对夫妻一起举行了集体婚礼。那天国家领导人去了，四川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也去了，新人们的结婚照还上了报纸，虽然尹华军是回族，朱云翠是汉族，但在报纸上他们都穿着华丽的羌族礼服。
其实结婚前朱云翠最担心的就是民族问题，“说老实话，也就是他赖得凶”，朱云翠说，“脸皮厚得很蛮。我不喜欢，他是回族，我是汉族，吃这些方面都吃不到一起。他总说是慢慢来，慢慢习惯就对了”。现在朱云翠跟着丈夫吃牛羊肉，像尹华军预言的那样，慢慢习惯了。集体婚礼后朱云翠和尹华军被送去海南玩了几天，“天涯海角都去了的”，还有海边，沙滩。
婚后，朱云翠和尹华军住在板房区，他们各自的孩子都在绵阳住校。说起结婚那天，两人的共同记忆是“有点冷”。
马平川熟练地单手操控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往嘴里塞着早饭——一串烤鸡翅。这个25岁的小伙子非常幸运，5.12那天下午，他一岁的女儿哭闹不止，奶奶被吵得没办法，抱着她去车站上找刚收车回来的爷爷，刚出屋门没几分钟，地震就发生了——而前一天，身在云南的马平川刚给弟弟找了个工作，打发他去了成都。
现在马平川专跑的一条线是北川遗址。北川的老县城已经被修建成遗址公园，七扭八歪的楼由铁丝罩着，上面挂着牌子：“地震遗址属于国家财产，闲人免入”。一般游客到北川，只能在观望台上献几束花，照照相，或者等遗址开放的日子走三里山路，在山脚下买票，然后由统一安排的大巴车拉进去参观——进遗址的几道关卡都有持枪的武警把守着。这些武警全是北川人，马平川都认识。来旧北川的游客或记者更愿意付几百块钱坐小马的车直接进去。
从前的北川公园现在是一片汪洋。地震引起的山体滑坡和接踵而来的两次泄洪只给这里留下一栋危楼，那是原来的北川发电站。歪斜的楼体上，洞开的窗口如正在呐喊的嘴巴，让人心里憋闷。每逢初一十五，政府会安排专车拉板房区的居民来北川遗址烧纸、祭拜。
站在自家房屋的破砖碎瓦前，小马说：“啥也没了，但人全在。”他自觉老天保佑。
3 .
杨姐认为住在隔壁的李树权是个爱思考、讲道理的人。她一直想帮李树权再成个家，但女方一听他的情况——两个孩子，一个八十岁的老母亲——往往连见面都不愿意。
这天，杨姐又拿出女儿的照片给李树权看，哀叹着自己年纪大再生不出了。她告诉他，她过继了哥哥一个女儿做养女。李树权听了，偏头想想，说“这么说嘛早婚还是有好处”。“如果结婚结晚了，现在这个孩子，一个十一二岁，一个几岁的话，拖得你要喊天，像我的大的也有一二十岁了”。李树权18岁结婚，今年39岁，两个儿子一个19，一个9岁。
李树权的婚姻由父母安排，婚前只见过一次未婚妻，结婚证书是老丈人直接拿回来的──他老丈人当时是党委书记。
结婚之前，李树权有个高中同学对他有意思，婚后还惦记着他。这女同学在绵阳水电局上班，有次五一节放假，她不回自己家，跑到李树权那里一呆好几天不走，惹得老婆不高兴，跟他吵闹。李树权给老婆讲理：“人家对我有意思，说明你老公有魅力。如果真的是没魅力，人家看还不看我呢，你应该感到骄傲才是对的，是不是？”
结婚二十年李树权跟老婆只吵过那一次架。
李树权上完高中就在北川县彩印厂工作，1998年彩印厂破产，他跑到山西打工。5.12地震，电话打不通，他赶回北川的时候，看到老县城全部碎完了，山坡上还在垮，电线短路，火燃起来又把房子烧着，满鼻子尘烟和尸臭，活着的人只有两个眼珠在转，脸上、头发上、身上全是土和血，都在说：“怎么办哦，怎么办”。李树权在九州体育馆的灾民安置点找到了两个儿子和八十岁的母亲，老婆没了。
自那之后李树权的嗅觉出了问题。别人炒菜他闻不到，别人抽烟他也闻不到，他把烟戒了。
李树权的板房里有个自己做的书架，上面放着他四处搜罗来的书，杨姐觉得这可能是整个板房区惟一的书架。李树权的老母亲在绵阳跟着他兄弟，两个儿子住校，假期才回来吃他做的咸菜蒸肉。家里没了女主人，孩子又小，李树权不打算再出远门打工，平时就一个人在家里看看书，靠每月一百多的低保生活。杨姐有时候晚上回来，看着他的窗户，亮着灯或没亮灯，心里都不太自在。
李树权现在最关心的是新北川的房子分配方案，没有自己的房子就谈不上成家。他说虽然第一次婚姻是父母之言，先婚姻再恋爱，但婚姻的基础还是感情。“我负担太重了，人家也要考虑自己，是这个道理”。他跟杨姐说，找就找个不打牌、顾家、知书达理的。看着灾后幸存的人们分分合合，他说，“等缘分吧”。
太阳照着板房蓝色的顶，李树权靠在门口等着，他晾在地上一本《上下五千年》，是管别人借的，板房漏雨给打湿了，他怕被捡破烂的收了去。杨姐走过去摸摸告诉他：“还湿得很”，李树权说，不急。
李树权的小儿子长得很像爸爸，杨姐喜欢。跟所有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亲一样，看到别人的娃儿，她欢喜又心酸。在板房区，这样的女人一旦安定下来，第一个念头就是生孩子。
2010年6月的一天，尤霞自绵阳妇幼保健站回来，她刚刚打掉了三个月大的胎儿。按四川的规矩，妇人小产后要休养四十天，这期间忌口，菜要特别准备，除了一点盐巴什么都不放。尤霞捧上男人端来的饭，就知道跟他过不下去了。
男人62年生，大尤霞8岁，在公安分局做副局长。尤霞刚和男人在一起时，板房区的人们是羡慕的，毕竟板房区少有工作这么体面的人。男人喜欢尤霞人长得俊，手脚利落，20平米的房间收拾得清爽整洁，但男人不喜欢尤霞一心要生孩子。5.12地震，他丧妻，儿子还在，岁数不小了，从头再带大一个娃儿他没那心思，他只想跟尤霞俩人过过日子。他劝她“别要了吧，我对你好，以后你靠我。”尤霞想想，俩人在一起快两年了，自己40了，还能怎么样呢，就说“不要就不要，对我好点”。
2010年3月份，尤霞怀孕了。告诉男人的时候，他的眼仁定了一下，随后流出怨恨和怀疑，马上移了开不让尤霞看。尤霞像被谁打了一巴掌。
第二天开始男人不再上门，过了几天，大概拿定了主意，来找尤霞吵，坚定地说这个孩子他不要，提出他们以前商量好的话，告诉尤霞“你要要，那你去管，我不管”。尤霞发了狠说你不管，我管。男人也发了狠不来了，没日没夜地给她短信，电话，先说他吃了药，又喝了酒，生出来娃儿是傻的，痴呆的。看不见效，又说不跟尤霞结婚，娃儿生了上不了户口。男人尽说这些，一直说，最后说他不想活了，想去死了，死了就写遗书，都是你尤霞给我害了的。同时街上流言四起，说尤霞的男人又找了一个自己有娃儿的。
尤霞坚持了三个月，最后给男人打电话说：“我成全你”，定下了手术的日期。又说“再怎么，你要把四十天给我照顾好”。男人磕磕绊绊地来了，随手做点饭，烧些开水，一迎上尤霞的目光，脸色就变，就发脾气，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尤霞怀着自虐的心情忍着，忍到第三十七天，跟男人说“你快走、快走，我难得看到你，难得生气”。男人等的就是这句话，从此走了，自这天起再无音讯。
尤霞40岁了，因为孩子生得早身段恢复得好，背影看上去还很年轻。她自己将长发微微烫了，束成一把垂在脑后，越发显出五官的挺秀。尤霞的房里垂着一把紗帘，将睡觉的床和做饭的桌隔开，床上的单子拉得很平整，颜色和枕套是配过的。尤霞在窗前坐着，房间散发出幽怨的、闺秀的气息，说着说着话，她的目光渐渐飘开，手下意识地抚着床单，声音淡得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尤霞18岁从农村出来到北川县城学理发，19岁开了自己的理发馆，20岁跟家里人介绍的对象结婚，21岁怀孕，22岁有了儿子。到现在为止，她连北川的猿王洞都没去过，更没去过成都或重庆。5.12那天尤霞的丈夫和儿子双双遇难，全家福现在还放在尤霞的枕头下，三口人坐在刚装修好的楼房里对着镜头笑，新买的皮沙发是棕色的。
尤霞的儿子跟杨姐的女儿一样，在5.12那天死在北川一中。他名叫涂东文，三点水的涂，文学的文。
也是在绵阳妇幼保健站，2009年8月，吴翠华和雷小海的儿子雷志祥出生了。现在这对夫妻家中一共有四个孩子，大的两个是雷小海带来的，他自己的娃儿、老婆和哥哥嫂子都在5.12中丧生，哥哥的两个孩子由他收养。一个十岁的女孩子是吴翠华带来的，最小就是雷志祥，小名祥祥。5.12那天，吴翠华和雷小海同在北川市场上做买卖，两人被埋在了一起，一同埋起的有十几个人，三天后，黑龙江解放军团赶到，只有他们俩和另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生还。后来吴翠华和雷小海在板房区重逢，两家的孩子在一起玩得好，他们俩也在一起聊聊天，看看电视，再后来，就有了雷志祥。雷志祥的名字是雷小海报户口的时候随口起的，他说“反正我头一个娃娃也是随口说的”。那个娃娃遇难时还不到两岁。78年出生的雷小海以前在北川做眼镜生意，吴翠华75年出生，以前卖菜。她左眉上方有颗黑痣，圆脸上两个酒窝，笑起来非常俏丽。
白天，尤霞的门窗总是关着，她怕听到孩子们的笑声和哭声——板房区年幼的孩子很多，大都是祥祥这样的“地震宝宝”。杨姐每次经过吴翠华和雷小海的房前，都会进去抱一抱这个胖胖的小男孩。她问他们还要不要多生一个，雷小海说：“就现在这几个，我都快养不起了。还再生？”
4 .
板房区的夜晚，光集中在小广场上。治安维持办公室的门口立着三根旗杆，分别升着党旗、国旗和团旗。旗杆下，心理辅导站特地给居民们请来的舞蹈老师跟着大喇叭录音机，带领女人们跳舞，舞步是羌族的（板房区的大部分居民属于羌族），乐曲却是汉语流行歌。旗杆的右侧，茶水站放好了桌椅纸牌棋子，等男人们围过来。转过一边，墙上挂着白幕布，今天是放电影的日子。
绵阳市下来的放映员调试了半天，终于顺利放出了声音。露天电影院被远处的夜空烘托着，静着不动的男女老少看上去比平常身量要小，他们专注的脸迎着光，神色悲喜莫辩。
九点半钟，跳舞的女人先散场，然后电影也放完了。放映员收好箱子，开车上了公路，工作站的志愿者们降下三面红旗，收好折叠桌，锁上办公室回居住地去。 小广场上大大地最后喧闹了一下，像煤球烧尽前的爆裂，随后板房区的居民们各自告别，分头向家，像煤球溅出的火星，将热和光带入板房区曲曲折折的各个角落。现在，吴翠华和雷小海安置好了孩子们，低声商量着明天做什么菜；李树权在《上下五千年》读完的那一章轻轻折上角，拉灭了灯；从绵阳市探望养女回来的杨姐正经过尤霞的门口；马平川停好车，摸索着掏出裤兜里的钥匙。等到所有的门都关上，窗帘也拉好，这些细细碎碎的声音也消失，板房区就沉淀了下来。
夜于是正式降临。这里是中国四川省，绵阳，永兴板房区，北川5.12大地震幸存者们的家。
—— 完 ——
本文于2010年首发在《时尚先生》。
吕海强：中国当代知名人像摄影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