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天心比我记忆中娇小了一些。有一瞬间，我眼前闪过在台北第一次见到她时，好像看到月亮的光华。现在上海已经进入最难过的季节，天心裹着深绿色的毛衣，清晨犯了鼻炎，不时仰起头，用手轻轻拍打鼻子，又急忙用浓重的鼻音把话题接下去。她仍然把一切和盘托出，毫无保留。眼睛仍是圆圆的，永远好奇、认真地睁大了。这样的眼睛里，的确揉不得一粒沙子。脸上的雀斑，她说，是来自宿迁朱氏，父亲朱西宁的家族。
1977年，天心19岁，在高中毕业等待进入大学的暑假里，写了长篇散文《击壤歌》。出版的第一年，就再版十多次，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读本。我没有问她张爱玲所说“出名要趁早”的滋味如何，但记得她谈起当时的“乡土文学”论战，在那场论战中，她和姐姐朱天文的作品被称为“闺阁文学”。早早到来的批评和赞誉，让她得出了自己的文学结论：“如果十七八岁的时候，你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十七八岁——尽管那很贫乏，很小资，你怎么可能去面对自己的五十岁，六十岁？我们只能选择诚实地去写作，哪怕这个题材是很小的。”
年少成名，也使她永远留下了一个少女的形象。从此人们得知天心恋爱、结婚，生孩子，“从愤青到初老”，但那最初的形象一直让人恍惚觉得，她是个妹妹，而不是“天心老师”。
2015年，天心出版《三十三年梦》（简体字版今年在大陆上市）。她以京都的31次旅行为主要线索，回忆1979年以来的生活。读了这本书才知道，除了私人生活，与诸多文化名人的交游，原来朱天心还做了那么多事，她在台湾的民主转型中加入了“第三种势力”的社会民主党，四处演说，几乎要去参选，更不用提近些年她投身的动物保护运动了。就像她在采访中所说，“我还非常愿意反复接受现实的打磨，时时接受它的考验”。
《三十三年梦》在台湾激起了很大的争论。因为天心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两个文化名人，詹宏志和吴念真。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天心认为，是她从不隐讳的外省人第二代的身份。
从《击壤歌》直到今天，天心的天真勇烈一以贯之。该做的要做，该得罪、该决裂的，也绝不含糊。采访和整理中，常常替她担心：这段要不要删掉，会不会让她得罪人？但又一想，她都写在书里了，她都不怕，我何必替她审查？
有人说，台湾的文学就是三个三姐妹。宋氏三姐妹（因其重要的政治影响），施氏三姐妹（施淑、施叔青、李昂），朱氏三姐妹（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这当然是笑谈了，只是台湾文学曾经有过耀眼的时刻，现在却不是好时候。天心觉得，认真的写作者，像恐龙一样，濒临绝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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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我在2007年采访过您，那是我第一次去台湾，见到了很多人，其中跟您的交谈让我蛮震撼的。因为当时两岸还没有“三通”，很多大陆的知识分子、媒体人，包括我在内，对台湾非常好奇，也有很多美好的想象，交谈也是谈好的方面。但是您讲到两件事，一是选举操弄带来的省籍矛盾，在台湾岛内造成撕裂，二是197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中，政治正确带来的文学风气。这两件事情，让我在看待台湾的时候有了不同的眼光。
现在已经十年过去了，我想先请您谈一下这十年台湾的变化。文学先不讲，在您看来，台湾社会的撕裂、内在矛盾，是变得平淡、遗忘了，还是变得更严重了？
朱天心：政治上的操作从来没有放弃过省籍议题，只是说可以叫得动的人有多少。那其实对大部分的人，尤其中年人，操作省籍不是那么有效了。现在叫得动反而都是年轻一代，就是30岁以下，三年前的太阳花世代。他们以前从来不投票，有些人是年纪太小，还没有投票的资格，有投票资格之后也非常的冷漠，可是在政治操作之下他们会非常热情。两年前的选举，他们在脸书上、网络社群上会讲说，回家去请你家那个被洗脑的——已经都不说父母——请你家那个被洗脑的去吃个饭吧，让他们忘记要去投票。就把我们这一代看成是被国民党洗脑了。
那时候我很想写一个文章，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一代才是最不容易被洗脑的。简单讲，看过国民党干好事，也看过他们干坏事。民进党成立前后，我们也看过他们为理想、生命、自由、青春一坐牢就十几年，可是到陈水扁时代，他们执政以后那种吃相不手软，完全不逊于国民党。他们的好坏我们都看过，所以要来跟我们神圣化一个政治人物，没那么容易。
可是下一代没有经历过这一段，他们崇拜的政治人物怎么说，怎么解释历史，他们就怎么相信。我觉得他们才是被洗脑的一代。这不是世代差异，而是有一个背景在。二十几岁这一代，还处在不大需要被现实考验的时候。他们的上一代，也就是我们这一代，在经济上是世界性的，好比美国婴儿潮或者是日本经济，都是搭着经济起飞的车。不要太恶搞的话，大家都有房，有车，有存款，有退休金，什么都很好。所以子女二十几岁，要是嫌工作收益太低，还可以暂时不工作，不管是躲在学校或就是什么事也不做，都可以，不大需要接受现实的压力，那对政治的激情就更纯粹。虽然说就比例来讲人不多，可是动能很大，而且他们都使用社群网络，那个互相激荡的能量是非常强。
可是其它世代，我觉得整体台湾是很疲倦的，非常的疲倦，非常的虚无。也会认清说其实台湾，它的前途也好，大事情也好，不操之在我们了。你认真想也没用，所以索性很多人就不想了，处在一个非常非常疲惫的状况。
正午：之前唐诺老师讲到，对文学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读者的流失，尤其是年轻读者的流失。这是世界性的现象。可是听您这一讲，在台湾是不是也和社会环境有关系？年轻人不再想听、或是在抗拒很多东西？
朱天心：是，他们就不相信现在握有权力、握有资源的人的一切作为，一切说法。像我，曾经被你们所说的70后直接问过，说我们的资源都被你们占尽了，我们的钱都被你们赚光，位子也被你们占光光。我说你去问其它人啊，你不觉得你刚刚说的三个在我身上都毫无发生吗。Ta说，你是例外了，可是我们都被你们这个世代给占光光了。确实他们是这样子的一个心境，在阅读上也一定就是。
我曾经去北一女演讲，那是一个精英学校。讲完以后就有两个学生推推搡搡地来问我，想要我推荐书。那我觉得推荐书是很荒谬的，因为面对一个书墙，其实是最好的探险。这个看两页不行，喜欢的就看，那是最大的乐趣。怎么，学校没有开够书单吗？可是她们好像不得到我的答案就不走。
我就举了我觉得最容易的作家，张爱玲吧，张爱玲的容易看。两个互相看一眼，张爱玲不是死了很久吗。啊，死了就不用看了。我说那就讲一个活人吧，白先勇，因为白先勇推青春版《牡丹亭》，推得很热情，在各个学校演讲，我想这个总该听过吧。她们又互相望一眼，白先勇不是个老头吗。
所以更不要说那种死了老久的托尔斯泰，他们好像只想看、只信任至多大他们五岁的，对他们出生之前的事情毫无兴趣，觉得不必知道。或是你不存在在网络上、你不在脸书上活动，ta就觉得这个人存在吗？
可是写作不像其它的运动，二十几岁就退休，体操选手、网球选手，不是这个。只要脑子没有坏掉，可能四十、五十岁才是盛年，甚至有的作家写到七十、八十岁。要是抱着这样的心情，那第一个就是大量流失读者。我是比较悲观派。
正午：那您怎么面对这种状况呢？不再寄希望于年轻的读者吗？
朱天心：当然还是反求诸己，我不会选择说负气地，你们既然不看我就不写了，倒不会这样。像我们还在认真地写的人，已经非常少，快濒临绝种了。我会把它形容为像恐龙，你就还是在，还是活着吧。有一天不知为何，他们突然很想看恐龙的时候，不用翻图鉴，不用去博物馆，不用听别人说好像曾经有一种什么动物。你还在这儿，他们还看得到。我不晓得这阿不阿Q，可是对我自己来讲的话，只能这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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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您在《三十三年梦》里批评了两个昔日的朋友，也是文化名人，詹宏志和吴念真，这在台湾好像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朱天心：这两个其实是我的老朋友，詹宏志到现在还是对我非常好，他也很不解。我听他告诉很多人说，我不晓得哪一点得罪天心。那我觉得写出来，也是交代我何以如此。因为还是有很多热心的朋友，像张大春，整天就是想要请一桌酒，糊里糊涂好像把我们送入洞房一样，喝了个酒两个人就恢复。
我觉得不是这样。就像有些夫妻，感情也许还在，但是你发现说当初认错人了，并非想象的那样的人，那我们就分手吧。对不起对不起，误会一场，那就这样吧。可是我只是写公共领域部分，而不涉私的。
像詹宏志，他曾经是城邦的董事长，城邦是台湾前后十年最大的出版集团。台湾的出版业薪水是非常低的，大部分的员工拿很低的薪水，只不过存着理想性，还存着一点善念，像大学时候做校刊一样，很认真在做。可是詹宏志为了鼓吹网络，说网络才是真正的民主，而编辑们都是霸权。他对着商业的时候，非常地以文化人自居，像文化英雄一样，可是私底下近乎奸商，对文化人，包括作者是非常非常地尅扣。在员工和资方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他也一定站在老板那边。这个断裂我是非常不解的。
好比吴念真，他住的是近亿的豪宅，出来还是“我是矿工之子”，“受苦的台湾人民”。我真的认识很多很多做劳工运动的人，或者是靠帮人家搬家过活、实践理想的人，我会觉得，光环留给这些人吧，留给这些真正名副其实的人，你不要什么都要。你要去过更好的生活，这是人性，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不要连最后这个光环你也随便拿来。这个断裂我是很受不了的。
正午：所以您最不喜欢的实际上是这种言行不一、占尽好处的人？
朱天心：对，我觉得要过好生活是没关系的，就去，不要回头来讪笑、践踏你也曾经认真对待过的事物和人，不要这样。
正午：我以前也听过您批评过詹宏志，曾经是文学同路人，朋友，进入文化商业之后，就各自走上歧路。那时候还觉得很遥远，后来发现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事情，比如有的人一身都是奢侈品，文章里却要做左派的代言人，或是很多人在媒体萧条的时候离开，明明是去赚钱，却要哀叹新闻理想已死，好像自己是被亏待了。这样的事总是令人很厌恶的，但是大家曾经是朋友，也就忍住不讲，更不会写在文章里，还点名道姓。所以我看《三十三年梦》，也还有点惊讶。您是怎么想的，怎么会决定要公开地写出来？
朱天心：我会觉得，写这个书要是还遮遮掩掩……因为就是要存其真，把自己过去的这一段，认真地写出来。
其实私底下骂他们两个的人可多了，可是当面仍然是你好我好，我就不想当这样子的人，我好受不了这样子的社会气氛，或是这个世界的状态。詹宏志，曾经也是唐诺出版社的老板呐，他到最后都还要我们跟他去那种富豪之旅，帮我们出旅费，就好像是某个时代的贵族很喜欢求个文人或者是画家来跟你对话。那这是干什么呢？我会觉得，要是连我自己有这么强烈的想法都不说的话，我去怪人家乡愿什么呢？人家的考虑也是一样的。
正午：《三十三年梦》几年前在台湾推出的时候，我看到的评论，基本上是批评居多。其实书里关于吴念真、詹宏志只是很小一部分，但是被炒得很厉害。一方面我很理解，因为台湾社会是很温柔敦厚的，大家说话都很委婉，所以您的批评很刺眼。可是我仍然觉得奇怪，为什么您这些批评会在台湾激起这么大的反弹？
朱天心：有一个大背景，台湾这些年的政治操作形成的反中国、甚至仇恨中国的情绪，使得像我们这样的外省人变成替罪羊。当然也有很多会看风头、比较机灵的外省人，要不就不说话，不说任何人，不批评时政，不批评当局，要不就会直接地转向。我们这种就很容易被当成替罪羊。像网络上，我看年轻一代描述我跟天文，说她们就是文学界的大S、小S，在中国赚钱，然后死赖在台湾不走。
最荒谬的是，我写这个书，他们怎么说？就是一个中国人，看不得台湾人有钱。吴念真詹宏志是有钱人。省籍激化到，不听你任何理由。
3
正午：在您的书里还讲到了杨德昌、侯孝贤，台湾新电影。尤其是写到杨德昌，我觉得非常生动。有一天他去你们家，邀请你和唐诺加入他的电影制作。讲了一个晚上，你们还是拒绝了。你们都有自己很重要的原因，可是杨德昌回去就告诉蔡琴说，说他们还是选择了侯孝贤。
朱天心：他是当着我们的面说的。因为蔡琴去秀场，蔡琴那时候也很辛苦，在秀场赚钱，回来就接他，也累了，还一身浓妆。她一进门，杨德昌就像告状一样，跟她讲，他们还是选择了孝贤。我们很吃惊，这不是什么选择，我们哪有选择？我们后来也没有去帮侯孝贤做什么啊。
他就是这样，爱憎非常的分明。
正午：也是一个自我很大的创作者。
朱天心：无敌大。
正午：你们跟杨德昌的交往持续了多长时间？
朱天心：其实只有两三年，那是杨德昌的习惯吧。他是非常西方艺术家那种。不知道怎么，一个时期狂热地迷恋一个人，不一定是女生，可能是他认为有才气的人。那段时间他非常迷恋唐诺。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杨德昌每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反正蔡琴去做秀嘛，他就坐在我们家，他自己不怎么讲话，就是要听材俊（唐诺）说，这样一晚上。很像《一千零一夜》，就是要听唐诺，每天说一个不同的事情，聊什么都好。有时候其实很困扰，因为我还是要写写稿，看书，有自己的事。
但我和唐诺都非常理解杨德昌，台湾那时候投入电影的资金是很少的，不像现在很多企业家，大陆更不用说有热钱，那时候台湾就几个电影公司要死不活的，已经被香港、好莱坞打得很惨。所以好不容易有人拿出一笔钱，只能拍两部。有时候几个导演要抢这一个预算，就会很伤情谊吧。
我们看过杨德昌的工作方式，其实跟王家卫有拼。非常个人，非常作者，虽然电影是一个组合，可是那整个电影里只有一个创作者。不管你是在帮他写剧本，还是做任何什么，其实都是他的工人。只是王家卫，虽然折磨人，可是他不会生恨，杨德昌是会的，他几乎是最后会翻脸，绝交不能再来往。所以我和唐诺就说，要是我们还要做朋友，千万不要跟他一起工作。
可是杨德昌的习惯是真的很奇怪，喜欢你的话就希望你能在电影里头一起完成一件事，不管只是一个镜头，或是你来帮我编剧，他就很喜欢这样，大家好朋友在一起。那这个上头，我和唐诺不能满足他吧。我们反而跟侯孝贤是一个很平淡如水的情谊，到现在多年，也没有什么很热头，就是生活里的好朋友，说得上话的好朋友。可是杨德昌就会敌我分明，会爱憎分明，会觉得你们好像选边站。
其实到现在侯孝贤讲到杨德昌的时候都还非常非常的……我都觉得过誉了，他觉得杨德昌是台湾最了不起的导演。我都觉得，没有啦，没有这样。这也是侯孝贤的好处，他永远看人会看到长处，所以他会看到很多杨德昌有而他没有的部分。像我看人很容易看到缺憾的部分，非常非常敏感。我觉得侯孝贤那种是很幸福的，所以他会非常的过誉杨德昌吧。
正午：那您对杨德昌电影的看法是什么？
朱天心：有一两部我很喜欢，可是我并没有照单全收。就像侯孝贤的电影我喜欢的大概也就是一两部、两三部。我大概照单全收的是王家卫吧，就整个喜欢他的电影氛围。好像有些作家，无论写什么，连写个小短文都好。王家卫电影的声音、感觉、气味，对音乐人的敏锐度，他几乎拍什么都好。
杨德昌的电影，我真正喜欢的，其实只有《恐怖分子》。好比《牯岭街》大家都觉得它是最成熟的，可是那个题材正好涉及到外省第二代，我会觉得杨德昌的外省第二代经验跟我们迥然不同，这也是我觉得他跟蔡琴的婚姻走不下去的一个原因。因为蔡琴跟我们，父亲都是中下阶级的军人，我们住的眷村，也是很中下阶层的。可是杨德昌的父亲是中央印制厂的厂长，就是国民党政府印钞票，印什么的，是高官。他的来往也都是高官之后，社会经济地位都好很多。
他大概大我十一二岁吧，在那个年代是占了很大的优势和便宜，国民党政府的照顾也好，资源分配也好，不管是不是你有心要占。跟台湾的关系也不一样。你现在对台北还有印象的话，他们原来住的就是像金华街、济南路那些日本式房子，所以他们出门都有台湾人经验，跟我们这种眷村被隔绝是很不同的。我们到很大或者进了学校，才会知道台湾的生活圈还有别种人家。
不止杨德昌，他那一代，包括赖声川，刘大任，都是国民党高官的后代。经济上比较好，可以出国去念书，念书有些就不回来。那时候台湾的经济跟美国是差别很大的，他赚的工资只要一点点回来，家里的经济就完全改善，甚至弟弟、妹妹、爸、妈也都接过去，社经位置是非常高的。那跟眷村的出来就很不同，你不好好读书，就只能像蔡琴那样，只好去演艺事业。
可是到台湾从二十年、三十年本土化热起来的时候，杨德昌他们都会转变得很自然，他们心里会存着一个念头说，曾经占过台湾社会的便宜。所以他的愧疚也是打心底的，比较自然。我无意说他们的转变是因为政治势力，当然有这样的人，可是杨德昌大概不是这样。而我们眷村的反而变成是箭靶，说眷村都是被国民党洗脑，水泥脑子什么，都会被羞辱。
要是有人去借《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来理解外省人的话，我觉得那只是一小部分的外省人。所以我对那部电影意见其实非常多的。
正午：所以您是一直没有参与过电影的创作？
朱天心：完全没。家里已经捐了一个天文出去，我已经看到她废掉太多的时间在电影上，她就是只跟侯孝贤合作，侯孝贤的电影也是一样，完全只有一个作者。天文任何编剧的努力其实也都看不出来。我已经很替她委屈，我自己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正午：不过对于所谓新电影也好，杨德昌、侯孝贤导演也好，好像都是事后的追认，而且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被追认。不知道他们当时有没有获得过这么高的荣誉？
朱天心：完全没有。而且当时有一大票传统的影评人，会说你们都把台湾电影给拖垮了。其实那时候每年电影的营业收入可能十分之八九，是香港、好莱坞电影，新电影大概只占10%，所以就算要垮也只是垮掉10%，怎么会拖累整个市场？所以那个追认是很后来了，尤其是侯孝贤在国外得了一些重要的电影大奖，回来之后才比较被承认。
可是现在，我刚刚讲了，台湾年轻一代不仅是不阅读出生前的作家，他们对于出生前的事情也是毫无兴趣。像侯孝贤两年前《聂隐娘》在坎城（戛纳）啊什么的拿了一大堆荣誉。我就看网上的反应，有年轻人说，真的是范进中举，一个老头第一次拍电影就得大奖。
这个我真的不意外，2010还是2011年，我的《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得了一个年度好书奖。去领奖的时候我们的公视记者来访问我，说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你第一次写东西就得奖是什么感想？我就简直不晓得要怎么说。
台湾社会就是这样，这种断裂。对啊，侯孝贤是范进中举的老头。
正午：听您这样说，你们这一代创作者在台湾已经算边缘化了吗？
朱天心：非常边缘了。我记得两年前的金马奖，戴锦华去评审。有天晚上我们吃饭，戴锦华就说，天心，为什么评审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竟然对侯孝贤的电影有个抵抗，你要说他不好，也不会敢有人说，可是就有个抵抗，这是为什么？我说其实不光是侯孝贤，我和天文的作品也是，好像假装没看到我们写的任何什么。那个心情其实很微妙，就很像男女朋友，女生家世很好，很美，两个人感情很好，可是男生觉得我终有一天会失去她，我是留不住她的，与其我被抛弃，我先抛弃她吧。我觉得他们也是这样，会有一个假想的故事，觉得你们在大陆是吃香喝辣的，土豪，大小S赚大钱。与其有一天你们不要台湾，不如我们先不要你，还可以保持一个尊严。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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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我来之前，我们年轻的记者想让我问您一下，海盟现在怎么样了？
朱天心：海盟现在在做变性手术。台湾的规定是你启动之后，必须两年，两个不同医院的精神科医生，你每个月去看，两年以后取得鉴定，就转到整形外科的医生那边做手术。可是第二年就可以打荷尔蒙。海盟去年7月决定变性，所以现在是在打男性荷尔蒙。他以前是从来不照镜子，不照相，现在在咖啡馆，一直照镜子，胡子有没有长出来？他很希望像爸爸一样长一个大胡子。
这是比较好笑的部分，其实前面的过程还蛮辛苦的。他说了好多年，可是我觉得我十几岁的时候也是想当男生啊，要到爱情发生的时候才会知道原来我喜欢的是男生或者女生，所以我不以为意。到有一次比较激烈的时候，他跟我讲，我跟你最大的不同是你可以接受你的身体，可是我不行。他说的是真的，我跟他在外头走路，常常憋尿憋一整天。要是没有看到那种性别友善厕所的话，他无法进女生的厕所。然后进男生厕所就会被说，小姐，你走错了。他一听到“小姐”就整个抓狂。
可是我只要想到那个手术，第一阶段还好，移除子宫、卵巢，第二阶段你要再造男性器官，是从大腿上挖一块肉。我说我只要想到你有任何意外，到时候有感染，我头发一夕白了吧。可是他说，我宁可以一个男生的身体死在手术台上，我也不要女生的身体长命百岁。他讲这个话，我就知道他是到这个地步了，那就毫无问题，就这样做了。
正午：那对您来说，有心理上的转变吗？
朱天心：也还好，我担心的还是妈妈的那个问题，就是手术顺不顺利。其它的还好。那唐诺就非常的自然。有的时候我还是只能说“我的孩子”，可是他就说“我儿子”怎么样。因为海盟打男性荷尔蒙情绪起伏很大，我近身在旁边，就是当垃圾筒，受气包。我听一听就跟他说，不要光身体变成男生，精神上也要能够像公公、像爸爸那种男生，心胸宽大，不计较。他说我躺着又中枪是不是。我说是是是。
正午：不过海盟很特别，他从小就生活在所有人的眼光下面，现在变性也是在公告所有人，这和其他转变性别的人还蛮不一样的。
朱天心：我觉得他倒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透明屋里头，因为他的亚斯伯格保护了他。他根本就不关心其他人，不习惯去管其他人。出了新书之后，出版社帮他安排了一个访问，他就索性出柜吧，一次说清楚
可是下一步他会写这个，唐诺很鼓励他。因为海盟上网找资料，找女变男的，资料非常少。变性的人都会觉得那是前辈子的事，不要让人家知道，别提，别知道，就像幸存者一样。海盟觉得他在这个上算很顺利，包括大环境和我们家人对他的支持。他就觉得，有必要把幸存者这一场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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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您讲过，《三十三年梦》是因为写小说的时候，一些记忆、观点会不断地跑出来，所以就用散文先处理这些，先写出来。您会觉得写散文比小说容易吗？
朱天心：我觉得容易，容易很多耶。尤其你打定主意贴着真实写的时候，而且既然是真实，就像你去买原始的食材，就不应该妄加处理过，我不会很花时间做文字的雕琢，这个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只要把事情给写出来。这对我来讲是非常容易的，比小说容易很多。
正午：您在写作上一直很强调诚实地对待自己的经验。不过小说家又需要很强的虚构才能，或是说谎的才能，这中间有什么样的矛盾吗？
朱天心：我自己的理解是，虚构不是一个平行世界，不是跟作家认识的现实毫无关系的，一个凭空的虚构。虚构还是根基于作家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或是不满意，甚至是折冲、对抗、拒绝。我觉得作家要去虚构是因为，好比说我现在要勾描一个现状，可是又觉得，人为什么不能更光明一点，更英勇一点，更慷慨一点？所以我来虚构，把一个我觉得应该发生而没有发生的说出来。或者是倒过来，也有可能。你看到你好我好，一片荣景，可是我看到的不是，我看到的是人心。大家道貌岸然的，下面是不堪、黑暗、算计，所以我基于现实，把我认为的这个部分和盘托出。
所以虚构不是凭空而来，不是捏造，而是立基于你对现实的理解。很像我们小时候画一个绘本，有很多虚线，实体的可能只有一个可爱的啮齿类动物眼睛，非常温柔、聪明，你要按着虚线画，画完才知道原来它是个兔子，是个可爱的人脸或只是一只老鼠。可是这毕竟是人家给你安排好的虚构练习。我觉得在写作中，作家认识到的真实是已经画出来的部分，然后你自己想办法，把你理解的、该发生而未发生，或者发生了而大家视而不见的，把它给连连看，把全貌画出来。我理解的虚构是这样。
应该是说，你对现实的观察和认知必须非常非常诚实，不能故意忽略掉什么，不能说这个人你惹火了，从此倒大霉，我就忽视没看。或是在一个相对不自由的国家，我说这些身家性命都有危险，我就跳过。这些都不可以。
我觉得在认识部分的真诚是这个意思。当你的认识够扎实的时候，你的虚构才有力道，才好看。我很怕那种完全乌何有之乡的虚构，跟现实没有任何关系，那我觉得是童话故事吧，或是大家消遣用的奇幻文学。
正午：那小说的魔力对您来说在哪里呢？
朱天心：我举一个很轻松的例子。几年前，我觉得我一辈子都没有写过爱情故事，明明是一个女作家。所以我在几年前给自己放一个假，去写一个爱情故事。可是真的写下去，又不想让自己这么好过，写个俊男美女，小鲜肉，正妹。我要写一个六十岁的爱情故事，也没离婚，也不是处在外遇状态，那其实很难写的。你在咖啡馆待一待，就想说，啊，可以不要写吧，六十岁的男的多丑啊，这女的也是多不堪。可是你要给自己一个挑战。
我接下来写了一个场景，其实是我和唐诺，大概四十几快五十的时候，我们在日本的湘南海岸，沿着海岸公路走路。没想到所有的店都关门，都没得吃，我们越走越热，衣服一件一件都脱掉，可是两个人话其实说不完。后来我把这个场景用在小说里，一样是这男的女的这样走，前面当然有铺陈，就是他们婚姻的倦怠，觉得是个习惯，连要离婚的力气也没有，就是这样子吧，耗着吧。那写到后来我就说，他们在沿着这个公路走，衣服脱了一手都是，这时候不时地会有车呼啸而去，大概任谁都看得出来你先生想把你推下海去吧。
那时候我会想说人的虚构真是一个好……怎么讲，老天给你的一个……你可以因为不满于这个社会，不满足于眼下所见而去创造。当然这个有好有坏，有些人对现状的观察就是很肤浅的，人云亦云，所以ta的虚构力道也很贫弱。就像盖大楼，你要盖得越高，地基就得越深。你对现实的力道踩得够深，你的飞翔会是很好看的。或是你觉得人应该怎样发生，世界应该怎样发展……诶，不然你们参考一下吧，社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我们可以往这里走。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吸引我的部分。
可是这不是那种没有现实基础的，像我觉得最极端的，陈映真，他到后来拒绝看所有的现实，因为他已经受不了，他要营造自己的黄金国度。那这是作家的选择。不知道我到老年没力气了会不会也这么做，就把我的黄金国度画出来。可是我目前为止还非常愿意反复接受现实的打磨，时时接受它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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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我看您现在也用智能手机了，会觉得对生活会有困扰吗？
朱天心：倒不会，反而是某些事情很方便。跟出版社的往返，处理一些小事情。另外我不开脸书。我虽然有潜水艇，会透过海盟的脸书去看看，可是自己不开。我觉得作家要去开脸书第一线的面对，好恐怖的事情。一个文学工作的人，对事情的看法不是像新闻工作，是立即的，你得像酿酒一样，可能是很落后于这个社会，像一个解释者一样。马尔克斯写《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他花了三十年。他不是三十年都在写，而是像一坛酒一样放在那个地方，三十年才能完成。作家要被人家问说对一件新闻事件，对谁谁男女外遇表态，会进入到很不好的状态。所以我昨天看王安忆还在用传统手机，也不上网，静静地写。我想，哦，难怪可以写那么多。
正午：她真的是产量惊人。
朱天心：对，我觉得一个辛勤的作家，既要强力地关注现实，又要能够保持一定的心如止水，满重要的。
正午：因为我是传统媒体过来的，我们之前也只需要把文章交给编辑，或者交给主编，后面的事情他们来应对。可是现在做新媒体，第一时间就看到评论进来。很多读者其实是没有看完文章，只看到标题或者第一段，就要赶快发表看法。无论是好是坏，直接地、而且是迅即地看到这些反馈，情绪还是会受到影响。我们年轻的记者不一样，他们就在这种环境里面成长，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写作会不会受到影响。
朱天心：对，也许这已经是他们生命构成的基本事实。可是一些曾经很好的作家，开了脸书以后，也会掉进去，好比说你写耍宝的文章，按赞的人五六千，那你认真在谈一个事或者推荐什么书，只有两百人。除非你是天生反骨，偏偏按赞的我就不要写，否则你就会逐渐逐渐的，有的作家已经耍宝耍到很无聊了。今天出去裤子破了，只好到哪个地方去缝裤子。这样的话就哇，大家一片笑声，七八千人按赞。这样的作家在我看来是一步一步走向无光之所在，所以我会觉得我千万不要这么做。尤其我很了解自己，我很容易被波动很敏感的，更加不要。
正午：上次您演讲的时候说，如果方便的话，会更常去伦敦。京都或是伦敦，有什么样的东西会让您喜欢？
朱天心：其实只是我的一个话术而已。因为我朋友一堆抗日分子，光是《印刻》主编初安民，他就直接问说为什么是日本？为什么是京都？我只好说我也很喜欢伦敦，只要伦敦两小时就到的话，这本书就是《三十三年梦，伦敦》，而不是京都了。那只是我的一个话术。
基本上我喜欢一个充满人文气息，可以步行，可以游荡的城市。可是京都就多一层——没办法，我已经去过这么多次。要是家里有子女的都知道，家里总会有个门柱刻着小孩成长的高度，曾经这么矮，现在居然这样高。京都也是这样，已经不是京都，而是世间有一个那样的地方，很完整地保留了你的生命印迹，和你喜爱之人的印迹，好像有点这样子的。
正午：所以您下一部小说还是关于台北的？
朱天心：对，我就是很想写这三四十年，因为台湾社会的转变在我看来非常剧烈，我自己的年纪，也是从很愤青，到现在初老，某方面的成熟或者是自信，变动也非常大。这个变动，我觉得无论如何都应该要写出来。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