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你还是全脱了吧。”刘小东放下举在眼前半天的铅笔，对郭强说，“全脱了好画。画完，星期六我买票请你看电影。”
“……冷。”
“不冷，这才九月。”
“有人看见怎么办？”
“没人，都八点了，学校哪有人，老师同学都回家了，刚才我巡视过，就看门大爷在，他又不知道我们溜进来了。”
“那你说话算话，星期六请我看电影。”
“当然。”
郭强咬咬牙：“好吧，我这是为艺术献身。”他脱下身上最后的一条短裤。光滑的皮肤裸露在空气中，郭强觉得自己像一个苹果。
1978年，15岁的刘小东和和14岁的郭强在金城造纸厂子弟中学上初二，他俩是同学也是邻居，从小一起玩大。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每天放学后两个人都一起去参加武术班的训练，刘小东练单刀，郭强练长枪。小东用的盾牌上有个他自己画的老虎头，虎牙呲着，很长，很凶，郭强十分羡慕。他知道小东会画画，刘家的窗户斜对着他家的门，他去小东家玩，常看见他对着墙角桌上的一个苹果描描画画。
“这是我爸交给我的任务，”刘小东告诉他。他拿笔比来比去，看，看完之后思考一下，下笔描，然后再看，再描。小东一画就是半天，郭强在一边等着。小东把画好的画给他瞧，跟他讲什么比较透视、阴影，郭强说：“不懂。反正我觉得画得挺像。” 小东爸爸过来拿起画纸，点点头，小东便把苹果切开，分他一半──很甜。
这样想着，好像嘴里又充满了苹果香。郭强的腿有点僵，他忍住不动。那个时候的金城，苹果不是经常能吃到的，电影也不是经常能看到的。
离子弟中学的小平房二十多里的地方，苇塘的芦苇叶静静地在黑暗中舒展，这是整个金城赖以生存的基础。再过些日子就是芦苇收割的季节，金黄的芦苇会被镰刀割下来，送进造纸厂，经过轰鸣的机器，变成白纸，运到县城、省城，或者运上铁路，去更远的地方，比如北京。
芦苇黄了又绿，绿了又黄，金城人的时间是这样计算的。四年过去了，郭强中学毕业，不想考大学。他对当过兵的爸爸说：“我要保卫祖国”。他爹说：“淘成这样，让挎枪的管管你也好。”郭强参军去了内蒙，夜晚，听到火车鸣笛的时候，他会想起儿时的伙伴刘小东。画完那张画没多久，小东考上中央美院去了北京，他们好几年没见面了。郭强常常想，现在小东找人给他当模特，还要不要请人家看电影呢。
22岁，郭强复员回到金城，因为在部队里干过司机，他被分配到造纸厂开大卡车。三年的军旅生活并没治好他的调皮，他开车，有时候人坐在右边，脚伸过左边踩刹车和油门，手拉着方向盘，对面的车一看，吓得半死，以为碰上了无人驾驶。车开了七八年，他有点烦了，造纸厂的效益也渐渐在走下坡路，30岁那年，郭强辞了职，像其他思想活泛的年轻人一样当上了个体户。
辞了职，郭强先是买了辆车开出租，几年后又做过其他一些小生意，包括把造纸厂的纸卖去外地。进入八十年代，中国的一切都开始改变，金城也不例外。与金城一桥之隔的临海市有条健康路，被老百姓俗称为香港街，这条街上出现了金城最早的、小型的卡拉OK房。郭强常年在外面跑，喜欢听歌也喜欢唱歌，有空的时候便去香港街。
1997年的某天，郭强记得很清楚，他在一家名为“红太阳”的歌厅里坐着，唱完了歌跟老板闲聊天，老板说，想把生意盘出去，“肯定挣钱。谁要顶，八万五，少一分我都不干”。郭强动了心。
但是当时郭强没有钱。 他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像十几年前在教室里脱下短裤一样，他咬咬牙，找了个买主，把自家的房子给卖了──瞒着老婆。郭强拿到钱，现金八万，一摞摞摆在歌厅老板面前，然后一把将包钱的报纸撕开。“现金摆在眼前，我不信他忍得住。”郭强跟老板说：“你看，我有诚意”。
歌厅顶下来了。
搬家那天郭强才告诉老婆。老婆急得大哭，郭强劝她：“咱会越来越好”。
2010年的夏天，刘小东回到家乡，为年底的画展筹备作品。他要画儿时的玩伴，找到郭强，郭强说“这回我得穿着衣服”，小东哈哈大笑。 今年郭强46岁，180斤，比当年整整沉了80斤。“那时你体型真好，全是肌肉，又黑又瘦，画出来好看。”小东说。
“那是。”
刘小东在郭强的卡拉OK厅里支起画板，郭强站在紫色红色的灯光中，听着潮水一样的歌声。现在他开了四家歌厅，最大的400平米。他早就给老婆买了新房子，就在歌厅对面不远。郭强的儿子叫小东“东大爷”，晚饭时，儿子跟郭强说：“你知道么，我东大爷是中国当代画家里的领军人物，我刚从网上搜的。”郭强回答：“快吃，吃完早点睡，明早跟你东大爷踢球去”。 天气已经开始凉了 。又是九月，苇塘的芦苇又快到了收割的季节。郭强想，也不知当年那张画哪里去了。
2
豆姐是大家的豆姐。
上学的时候，一起玩的伙伴叫她“小豆”，毕业了，工作了，结婚生孩子了，下岗了，小豆就是豆姐。 从小一起玩大又一起上子弟中学的，除了刘小东、郭强和豆姐，还有张纪成和黎维忠。后来小东去了北京，几个男生中学毕业后分头参军，有的去内蒙，有的去吉林；三年后复员回来分配工作，又都在造纸厂跟豆姐重聚。
就像苇塘边的大树，因为天天见面，所以觉不出变化，其实，几十年已经过去了。
豆姐在台球厅闲着。从1984年到2006年，她22年的工龄被造纸厂一万三一笔买断，豆姐已经闲了好几年。自己再交两年保险，就到了退休年龄，她没什么别的想法。
“我有什么好画的，”她跟刘小东说，“你豆姐这一天天的太平淡了。我是社会闲散人员，简称社会人。白天做点家务，晚上出来活动活动，没有事业，没有工作，太没意思了。”
豆姐知道刘小东是有名的画家。每年春节他回家乡，都会跟儿时的玩伴聚在一起，她觉得他跟小时候没有什么不一样。这次回来，小东说要画她，豆姐说行。到了台球厅，小东给她设计几个动作，推了辆自行车，豆姐说：“下岗女工骑着自行车来打台球”；小东端详一会儿，说自行车感觉不好，换个摩托。豆姐便说“我这是神手，打台球赢着了，换台摩托骑摩托车来打台球”。俩人开始笑，笑场了，扳不住了。
豆姐的女儿在沈阳音乐学院念书，今年20岁。豆姐20岁的时候刚从子弟中学毕业进厂，分到选纸车间做女工。
八十年代的造纸厂是个国营大厂，有一万多名工人。当兵回来的黎维忠和张纪成也进了厂，一个当消防员，一个当设备修理员，伙伴们又凑在了一起。下班聊天，豆姐说他俩的工作太清闲，“是吃白饭的”。
上班第一年，豆姐每个月的工资是30元，当时当地，算高收入。她每天拎着一个饭盒去上班，心里很满足，也很骄傲。“造纸厂女工”这五个字是风光的，让人联想起电影中英姿飒爽的红军女战士。
金城的水好，地下水抽上来就可以直接用，盘锦是块湿地，有亚洲最大的苇塘。1939年，日本人看中了二道河的好水源和苇塘的好芦苇，在这里建起了造纸厂；后来抗战胜利，日本人被打跑了，造纸厂由国民党接收；1949年建国，造纸厂又成了国营企业。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因造纸厂聚起来的金城和金城人却是营盘的一部分，他们哪儿也不想去，也哪儿都不用去。金城当地的孩子上子弟小学，然后上子弟中学，然后分配进造纸厂工作，三四代都如此，天经地义。 一份造纸厂的工作也是周边农民最大的向往。进了造纸厂，意味着铁饭碗，意味着找个好对象，意味着孩子也能端上铁饭碗，当然，也意味着为四化添砖加瓦。 在这个安逸的小地方，只要有造纸厂在，人们不用为自己的未来做什么考虑。
那时候豆姐觉得小东去的北京离自己很远很远。
八十年代，金城唯一的大事件是造纸厂大火。造纸厂毗邻铁路，烧煤的火车掉下积炭，零星在铁道上拉出一道线，一个火苗燎着了煤渣，整条线越烧越大，一直连到纸厂的仓库。提起那场大火，消防员黎维忠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豆姐没法再嘲笑他吃白饭了。
那场大火损失了两百多万，没有人员伤亡。黎维忠算为纸厂立下一功。
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又到九十年代，改朝换代或者大火，都没停下过造纸厂的机器。一张张纸经过豆姐的手被运了出去，她不知道它们去了何地，她听得出转动的机器在老化，但它始终转着。每天豆姐下班开电视，转到中央2经济频道，看到播哪个单位倒闭，哪个单位的职工下岗了，对她来说好像比北京还要遥远。这种事情怎么还能轮到她身上，豆姐想不通。
2006年，金城造纸厂正式改制，官方的说法是“对国有资产进行重组、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实现国有股权退出后成为控股公司”。几千名工人被分批劝退或者直接买断工龄。
几个朋友中，老实巴交的黎维忠被造纸厂安排去看场院，全家四代都就业于造纸厂的张纪成还留在岗位上。头脑活络的郭强早在几年前就辞职去开了卡拉OK。
豆姐属于被迫买断工龄的第一批。去年，豆姐为自己交了2400元的养老金和3000多元的医保，今年的养老金是3108元，医保4000多。为了退休后有个保障，豆姐从2006年到现在一直自己交养老和医疗保险。其实被买断工龄之前，豆姐的工资也只有每月四五百元。“就是留恋这个厂，挣得这么少还是不想出去”，她对小东说。
小东说：“现在是二十一世纪，大锅饭不可能了，要造纸厂养活金城所有的人也不可能。改制，裁员，这是没办法的事，不然厂子也活不下去。可是，金城人怎么办呢？”豆姐觉得小东是见过世面的人，他都说没办法，那可能就是真的没办法。
现在金城造纸厂只有三千多工人，平均月工资不到一千元。几年前开始厂里就不再招工了，还在陆陆续续地裁员。像豆姐这样的下岗职工也有自己单干的，做点小买卖，卖卖化妆品或者内衣。由于年龄和学历的限制，他们中走出金城的非常少。
金城的老人看着新盖起来的楼指指点点：以前这里是高粱地，那里种玉米。小东给郭强画素描的平房教室早已被推倒盖了小楼；豆姐幼时住过的造纸厂宿舍只留下了黑白照片。多年前日本人盖的日式平房还留下几排，以每平米万元上下的价格卖给农民──他们买下来就可以迁入金城，变成“城镇居民”。
早上起来，豆姐走过大街去台球厅给小东当模特。她经过工作了二十多年的造纸厂，也经过三三两两赶早市的人，大多是老弱病残。她想，这就是一潭死水。她觉得挺可怕。
豆姐这个年龄的金城人，儿女们百分之九十在外面打工，下一代人对造纸厂没有什么感情。豆姐希望自己的女儿毕业后留在沈阳，当个音乐老师。黎维忠的女儿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上班，是全家人的骄傲。黎维忠说：“造纸厂太小了，金城就这一个大企业，没有别的企业，全指这一个造纸厂，没有发展。”他不打算让女儿回家乡。刘小东24岁的侄子韩强被大学开除后在营口开个了饭馆，生意不太好，回金城开个了饭馆，生意又不太好，最后去双阳还是开了个饭馆。他说“北京太乱了。不过将来有了孩子当然要送去北京，让我大姑姑和姐姐给带，在北京呢。将来孩子肯定得比咱们强。”
只有张纪成的儿子例外，他是子弟学校的保安，他的太爷爷、爷爷、爸爸和几个叔叔都是造纸厂的工人。张纪成今年48岁，离退休还有12年，他从没想过有一天可能不在造纸厂工作。儿子去年成了婚，现在张纪成就守在这里一心一意地等着抱孙子。
台球厅里，小东让豆姐穿上连衣裙和高跟鞋，画好妆，打散了卷发，柱着球杆，又点上一支烟。豆姐呵呵地笑，说：“我哪里是这个样子。”“这样子好看嘛，好看。”黎维忠在台球桌边笑眯眯地起哄，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造纸厂制服。
小东在画架前逐渐严肃起来，于是声音沉下去了。豆姐摆好姿态站着。烟雾回旋在阳光中，豆姐想起，进厂不久的一年，轻工搞比赛，她被评上了选纸状元，那时候她年轻，也挺爱打扮，厂里很少有人化妆，她就敢涂口红，好多人说她是“厂花”。有次，辽宁的《当代工人》还想拿她做封面，可惜她被厂里派去出差，没做成。她转过头来问小东：“现在《当代工人》那杂志还有吗？”小东说：“豆姐啊，别动。”
3
在刘小东的画里，杨树军穿着件短袖，站在家里抱着个八个月大的胖小子。
别人看了画，问他：“抱着的那是你孙子？”“呔，那是我儿子！”
杨树军1959年出生，比小东和郭强大好几岁。他父亲原是海城人，带着一家子随军落户到金城，在此地一个亲友也没有。杨树军身材不高，自幼不爱说话，走路做事都慢吞吞的。
1975年，锦州师范学校毕业的肖福臣被分配到造纸厂子弟学校做教师，他雄心勃勃地要成立武术队，去小学和中学挑人，选中了刘小东、郭强和杨树军。肖福臣说：“这玩意有一个形体形象， 打比赛也要看的。小东眼睛大，有神，挺漂亮，挺精神。 再有就是郭强，还有杨树军。他们是头一期的”。
肖福臣说杨树军：“不声不响，这样的打起架来才狠。”
武术班里，别人都练兵器，只有杨树军练散打。郭强说：“练武术，这东西是天赋。做一个动作，有的人这个手就离头近，挺难看的，不舒展。有的人又打开得太大，看着也不好看。杨树军就恰到好处，不用老师纠正。”当年肖福臣25岁，挺想在这小地方好好培养出几个武术苗子，对这几个孩子很是上心。
谁知到最后，这点热望还是落了空。
杨树军中学毕业，赶上上山下乡的最后一批，直接去当了农民。郭强去参军，小东喜欢武术，也喜欢美术，最后去了北京学画画。肖福臣说，我跟他们，又像大哥又像老师。小东上了中央美院，一走好几年没回家。肖福臣出差去北京，找到他的宿舍去看他：“嘿，那叫一个乱。”肖福臣还记得北京的冬天，灰灰的，很干燥。就是在那个冬天，不声不响的杨树军干出了大事。
冬天的金城，芦苇地一片枯黄，走进家门看看土炕和桌椅碗筷，是灰的，走出去看天地，还是灰的。杨树军在农村待了九个月，没干多少农活便回了家乡。回来后他进了造纸厂，在调料车间里配药水，搅拌增白剂。下了班，他就跟几个没离开家乡的伙伴凑钱喝酒。 那个时候，对于年轻人来说，聚在一起喝酒，打架，就是最实在的娱乐。
“打架也不花钱，打呗。那时候要是熊了，我家也没有近人，也没有亲友，别人都一帮一帮的。”
杨树军说，要打就真打，一对一。他很少真正跟人动手。
某个早晨，杨树军把一个人约到了金城外的坟场。到底为什么，谁都不记得了。那天杨树军穿件灰黄的旧军大衣，慢悠悠地从对手身边走过去，看见对方手里的土枪，他把大衣裹紧了一些。大衣里，冰冷的枪管贴着胸膛。他走开几步站稳，背过身，说：“数到三，一起开枪。你数吧。”
旷野深处的枪响并不明显，甚至没能惊起几只鸟。杨树军竖起枪，再用大衣裹好，现在枪管是热的。他的手有点麻。他回头看，对方蹲在地下一动不动。他想，可能死了。他转过头慢悠悠地走开，然后又一声枪响，他的右肩像是被一个很大的东西钝钝地击了一拳。
这场决斗给杨树军带来的后果是入狱三年。对方一只眼重伤，杨树军断了肩胛骨，因为土枪质量太差，两个人身上的碎弹片都取不出来，现在，每次经过机场的安检处，杨树军都会引起一阵骚乱。
决斗的两个人在监狱里成了朋友，出来后也常相约喝酒。狱中三年，刘小东从北京给杨树军写信，寄书，一直惦记着他。“我们监狱长看看信上的地址，再看看寄来的书，问我，你还有这样的朋友？”
“然后把小东寄给我的书没收了──《福尔摩斯探案集》，不许我看。大概怕我看完学聪明了，越狱。”
出狱后，杨树军依然在造纸厂当工人，有时候去上班，有时候不去，偶尔短期消失一下，又回来继续配药水。
1984年，肖福臣在锦州市柔道队当教练，参加完辽宁省第五届全运会，他想改行。公安部门看上了他的武功，请他去给警察搞擒拿训练。小东再回家乡的时候，穿上了警服的肖福臣叫上杨树军跟他一起喝酒，说起武术班，肖福臣还是不能忘情。第二年， 辽宁出了个柔道冠军李中云，武术班又热了起来。肖福臣自己办了个班招收学员，搞传统体育，教授中国式摔跤和武术。小东从北京赶回来，用两裁纸给他画了好多幅大广告，在金城和临海的街头贴了好几张，非常醒目。
肖福臣的武术班最终也没办起来，他还是穿着警服，“每天抓坏人”。
2003年，杨树军自愿买断了工龄，去掉入狱和不上班的时间，一共给他算16年，造纸厂给了他一万零几块，从此再无干系。这点钱，交养老金都不够，有些人吵吵嚷嚷，杨树军不去找政府，“找也白扯，找不来，去北京去多少次，找不来”。他自认为和造纸厂的关系也就是一般般，这些年都是自己强挣扎着过来，这个厂子对杨树军来说，没什么特殊意义，虽然最好的年龄他都过在了这里。
多少次，杨树军尝试着离开金城。他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卖大饼，开货车，做小买卖。金城人习惯了他的不定时失踪。隔断日子又在街上看到他，熟人会打个招呼：“回来了？”
“回来了。”
几年前，杨树军从外面带回来了一个小他二十岁的姑娘。这次回来后他没再走。过了些日子，姑娘的肚子大了起来，又过了些日子，人们看见杨树军抱着胖小子站在家门口，见人就笑：“看，我儿子。”
杨树军和老婆一起在金城开了个小饭馆。“四处碰壁，碰回来了，拉倒吧，还是在家待着，熟人多点，好做点。在外头年龄到了，还没有什么技术，就是白扯。”老婆负责做饭，杨树军每天在店里盯着，少什么赶紧跑出去买，剩下的时间就是看孩子。
杨树军坐在板凳上，腿上的儿子已经挺有分量。儿子长大了以后会做什么，他根本不去想，杨树军知道，像小东那样能靠自己的本领走出去的人是很少的。屋里，老婆正忙着把大块大块的肉骨头丢下锅，香气很快就会飘出来。他抬起头看看，头顶的树叶在闪， 九月的阳光很暖，他轻轻地眯起了眼。
4
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刘小东的画画完了。他为自己的画展起名“金城小子”。在一幅名为《我的老家》的画旁，他写下：“我小心翼翼用笔很慢，怕打扰这里的尘埃”。
二十多幅画堆在小东哥哥家的客厅里，再过一段时间，它们会被包装好，装上车，运到北京有名的798艺术区里最有名的尤伦斯艺术中心；然后它们会被挂在白墙上精心选好的位置，会被注视，被各种各样的摄影机拍下来，印出来，会被许多的人知道，会充满各种意义。仿佛知道路途遥远，它们现在非常安静。
楼下，小东刚刚和伙伴们聚齐，拍完一张合影，他们将去喝一顿庆祝画作完成的大酒。
天上的月亮很圆。今天是中秋节，然后就是国庆。金城的小广场搭起了舞台，庆祝已经开始了。广场左边是跳健身舞的年轻人，中间有交际舞，老头老太太在右方扭秧歌，孩子们跑来跑去，节目开始时他们拥在舞台的最前面，仰着脸，半张着嘴巴痴看。
台上，身穿红色西装的女主持人正在忘情地朗诵：“祖国，母亲，您61岁了，10月的一个早晨，歌唱祖国的乐曲声把我从梦中唤起，心中满是幸福和憧憬，快过国庆节了，祖国母亲将迎来她61周年的华诞。我伫立在雄鸡版图前，心似黄河两海的波涛，起伏难平，思如潮涌，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我厚重的祖国母亲，您的历史渊源流长，您的文化灿若星河，可是您却有过苦难，那满肚的屈辱曾难以诉说，是中国共产党率众为您拼搏，前仆后继，砸碎枷锁，将历史改写在1949年。”舞台上方的金黄色横幅写的是“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中秋联欢会”。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是造纸厂现在的名字。它曾有过的名字包括：锦州巴尔布株式会社、东北第四造纸厂、国营锦州造纸厂、金城造纸厂、金城造纸总厂……金城人记得很清楚，金城人也忘得很彻底。
刘小东说：“我们都曾经是雇农、贫农、富农、地主，我们都曾经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工农子弟兵。今天，我们向前大步走，我们将全部变成有产阶级，至少我们拥有水泥和砖头。”──当然，他不会对广场上跟他打招呼的乡亲说这些，这样的话要留给其他人。刘小东和他的伙伴们迎着舞台走过去，渐渐地，他们的身影成为了人群的一部分，在明亮的灯光下暗暗烘托着舞台，就像是包围着月亮的夜空。
—— 完 ——
题图：画作完成后，画家刘小东和朋友们一起拍了一张大合影。
本文于2010年首发在《时尚先生》。
吕海强：中国当代知名人像摄影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