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小子

叶三 · 11/20

来源:界面新闻

1

“你还是全脱了吧。”刘小东放下举在眼前半天的铅笔,对郭强说,“全脱了好画。画完,星期六我买票请你看电影。” 

“……冷。” 

“不冷,这才九月。” 

“有人看见怎么办?” 

“没人,都八点了,学校哪有人,老师同学都回家了,刚才我巡视过,就看门大爷在,他又不知道我们溜进来了。” 

“那你说话算话,星期六请我看电影。” 

“当然。” 

郭强咬咬牙:“好吧,我这是为艺术献身。”他脱下身上最后的一条短裤。光滑的皮肤裸露在空气中,郭强觉得自己像一个苹果。

1978年,15岁的刘小东和和14岁的郭强在金城造纸厂子弟中学上初二,他俩是同学也是邻居,从小一起玩大。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每天放学后两个人都一起去参加武术班的训练,刘小东练单刀,郭强练长枪。小东用的盾牌上有个他自己画的老虎头,虎牙呲着,很长,很凶,郭强十分羡慕。他知道小东会画画,刘家的窗户斜对着他家的门,他去小东家玩,常看见他对着墙角桌上的一个苹果描描画画。

“这是我爸交给我的任务,”刘小东告诉他。他拿笔比来比去,看,看完之后思考一下,下笔描,然后再看,再描。小东一画就是半天,郭强在一边等着。小东把画好的画给他瞧,跟他讲什么比较透视、阴影,郭强说:“不懂。反正我觉得画得挺像。” 小东爸爸过来拿起画纸,点点头,小东便把苹果切开,分他一半──很甜。

这样想着,好像嘴里又充满了苹果香。郭强的腿有点僵,他忍住不动。那个时候的金城,苹果不是经常能吃到的,电影也不是经常能看到的。

离子弟中学的小平房二十多里的地方,苇塘的芦苇叶静静地在黑暗中舒展,这是整个金城赖以生存的基础。再过些日子就是芦苇收割的季节,金黄的芦苇会被镰刀割下来,送进造纸厂,经过轰鸣的机器,变成白纸,运到县城、省城,或者运上铁路,去更远的地方,比如北京。

芦苇黄了又绿,绿了又黄,金城人的时间是这样计算的。四年过去了,郭强中学毕业,不想考大学。他对当过兵的爸爸说:“我要保卫祖国”。他爹说:“淘成这样,让挎枪的管管你也好。”郭强参军去了内蒙,夜晚,听到火车鸣笛的时候,他会想起儿时的伙伴刘小东。画完那张画没多久,小东考上中央美院去了北京,他们好几年没见面了。郭强常常想,现在小东找人给他当模特,还要不要请人家看电影呢。

22岁,郭强复员回到金城,因为在部队里干过司机,他被分配到造纸厂开大卡车。三年的军旅生活并没治好他的调皮,他开车,有时候人坐在右边,脚伸过左边踩刹车和油门,手拉着方向盘,对面的车一看,吓得半死,以为碰上了无人驾驶。车开了七八年,他有点烦了,造纸厂的效益也渐渐在走下坡路,30岁那年,郭强辞了职,像其他思想活泛的年轻人一样当上了个体户。

辞了职,郭强先是买了辆车开出租,几年后又做过其他一些小生意,包括把造纸厂的纸卖去外地。进入八十年代,中国的一切都开始改变,金城也不例外。与金城一桥之隔的临海市有条健康路,被老百姓俗称为香港街,这条街上出现了金城最早的、小型的卡拉OK房。郭强常年在外面跑,喜欢听歌也喜欢唱歌,有空的时候便去香港街。

1997年的某天,郭强记得很清楚,他在一家名为“红太阳”的歌厅里坐着,唱完了歌跟老板闲聊天,老板说,想把生意盘出去,“肯定挣钱。谁要顶,八万五,少一分我都不干”。郭强动了心。

但是当时郭强没有钱。 他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像十几年前在教室里脱下短裤一样,他咬咬牙,找了个买主,把自家的房子给卖了──瞒着老婆。郭强拿到钱,现金八万,一摞摞摆在歌厅老板面前,然后一把将包钱的报纸撕开。“现金摆在眼前,我不信他忍得住。”郭强跟老板说:“你看,我有诚意”。

歌厅顶下来了。

搬家那天郭强才告诉老婆。老婆急得大哭,郭强劝她:“咱会越来越好”。

2010年的夏天,刘小东回到家乡,为年底的画展筹备作品。他要画儿时的玩伴,找到郭强,郭强说“这回我得穿着衣服”,小东哈哈大笑。 今年郭强46岁,180斤,比当年整整沉了80斤。“那时你体型真好,全是肌肉,又黑又瘦,画出来好看。”小东说。

“那是。”

刘小东在郭强的卡拉OK厅里支起画板,郭强站在紫色红色的灯光中,听着潮水一样的歌声。现在他开了四家歌厅,最大的400平米。他早就给老婆买了新房子,就在歌厅对面不远。郭强的儿子叫小东“东大爷”,晚饭时,儿子跟郭强说:“你知道么,我东大爷是中国当代画家里的领军人物,我刚从网上搜的。”郭强回答:“快吃,吃完早点睡,明早跟你东大爷踢球去”。 天气已经开始凉了 。又是九月,苇塘的芦苇又快到了收割的季节。郭强想,也不知当年那张画哪里去了。

KTV老板郭强。

 

正在作画的刘小东。

 

刘小东油画作品《郭强在自己开的KTV里》。

2

豆姐是大家的豆姐。

上学的时候,一起玩的伙伴叫她“小豆”,毕业了,工作了,结婚生孩子了,下岗了,小豆就是豆姐。 从小一起玩大又一起上子弟中学的,除了刘小东、郭强和豆姐,还有张纪成和黎维忠。后来小东去了北京,几个男生中学毕业后分头参军,有的去内蒙,有的去吉林;三年后复员回来分配工作,又都在造纸厂跟豆姐重聚。

就像苇塘边的大树,因为天天见面,所以觉不出变化,其实,几十年已经过去了。

豆姐在台球厅闲着。从1984年到2006年,她22年的工龄被造纸厂一万三一笔买断,豆姐已经闲了好几年。自己再交两年保险,就到了退休年龄,她没什么别的想法。

“我有什么好画的,”她跟刘小东说,“你豆姐这一天天的太平淡了。我是社会闲散人员,简称社会人。白天做点家务,晚上出来活动活动,没有事业,没有工作,太没意思了。”

豆姐知道刘小东是有名的画家。每年春节他回家乡,都会跟儿时的玩伴聚在一起,她觉得他跟小时候没有什么不一样。这次回来,小东说要画她,豆姐说行。到了台球厅,小东给她设计几个动作,推了辆自行车,豆姐说:“下岗女工骑着自行车来打台球”;小东端详一会儿,说自行车感觉不好,换个摩托。豆姐便说“我这是神手,打台球赢着了,换台摩托骑摩托车来打台球”。俩人开始笑,笑场了,扳不住了。

豆姐的女儿在沈阳音乐学院念书,今年20岁。豆姐20岁的时候刚从子弟中学毕业进厂,分到选纸车间做女工。

八十年代的造纸厂是个国营大厂,有一万多名工人。当兵回来的黎维忠和张纪成也进了厂,一个当消防员,一个当设备修理员,伙伴们又凑在了一起。下班聊天,豆姐说他俩的工作太清闲,“是吃白饭的”。

上班第一年,豆姐每个月的工资是30元,当时当地,算高收入。她每天拎着一个饭盒去上班,心里很满足,也很骄傲。“造纸厂女工”这五个字是风光的,让人联想起电影中英姿飒爽的红军女战士。

金城的水好,地下水抽上来就可以直接用,盘锦是块湿地,有亚洲最大的苇塘。1939年,日本人看中了二道河的好水源和苇塘的好芦苇,在这里建起了造纸厂;后来抗战胜利,日本人被打跑了,造纸厂由国民党接收;1949年建国,造纸厂又成了国营企业。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因造纸厂聚起来的金城和金城人却是营盘的一部分,他们哪儿也不想去,也哪儿都不用去。金城当地的孩子上子弟小学,然后上子弟中学,然后分配进造纸厂工作,三四代都如此,天经地义。 一份造纸厂的工作也是周边农民最大的向往。进了造纸厂,意味着铁饭碗,意味着找个好对象,意味着孩子也能端上铁饭碗,当然,也意味着为四化添砖加瓦。 在这个安逸的小地方,只要有造纸厂在,人们不用为自己的未来做什么考虑。

那时候豆姐觉得小东去的北京离自己很远很远。

八十年代,金城唯一的大事件是造纸厂大火。造纸厂毗邻铁路,烧煤的火车掉下积炭,零星在铁道上拉出一道线,一个火苗燎着了煤渣,整条线越烧越大,一直连到纸厂的仓库。提起那场大火,消防员黎维忠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豆姐没法再嘲笑他吃白饭了。

那场大火损失了两百多万,没有人员伤亡。黎维忠算为纸厂立下一功。

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又到九十年代,改朝换代或者大火,都没停下过造纸厂的机器。一张张纸经过豆姐的手被运了出去,她不知道它们去了何地,她听得出转动的机器在老化,但它始终转着。每天豆姐下班开电视,转到中央2经济频道,看到播哪个单位倒闭,哪个单位的职工下岗了,对她来说好像比北京还要遥远。这种事情怎么还能轮到她身上,豆姐想不通。

2006年,金城造纸厂正式改制,官方的说法是“对国有资产进行重组、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实现国有股权退出后成为控股公司”。几千名工人被分批劝退或者直接买断工龄。

几个朋友中,老实巴交的黎维忠被造纸厂安排去看场院,全家四代都就业于造纸厂的张纪成还留在岗位上。头脑活络的郭强早在几年前就辞职去开了卡拉OK。

豆姐属于被迫买断工龄的第一批。去年,豆姐为自己交了2400元的养老金和3000多元的医保,今年的养老金是3108元,医保4000多。为了退休后有个保障,豆姐从2006年到现在一直自己交养老和医疗保险。其实被买断工龄之前,豆姐的工资也只有每月四五百元。“就是留恋这个厂,挣得这么少还是不想出去”,她对小东说。

小东说:“现在是二十一世纪,大锅饭不可能了,要造纸厂养活金城所有的人也不可能。改制,裁员,这是没办法的事,不然厂子也活不下去。可是,金城人怎么办呢?”豆姐觉得小东是见过世面的人,他都说没办法,那可能就是真的没办法。

现在金城造纸厂只有三千多工人,平均月工资不到一千元。几年前开始厂里就不再招工了,还在陆陆续续地裁员。像豆姐这样的下岗职工也有自己单干的,做点小买卖,卖卖化妆品或者内衣。由于年龄和学历的限制,他们中走出金城的非常少。

金城的老人看着新盖起来的楼指指点点:以前这里是高粱地,那里种玉米。小东给郭强画素描的平房教室早已被推倒盖了小楼;豆姐幼时住过的造纸厂宿舍只留下了黑白照片。多年前日本人盖的日式平房还留下几排,以每平米万元上下的价格卖给农民──他们买下来就可以迁入金城,变成“城镇居民”。

早上起来,豆姐走过大街去台球厅给小东当模特。她经过工作了二十多年的造纸厂,也经过三三两两赶早市的人,大多是老弱病残。她想,这就是一潭死水。她觉得挺可怕。

豆姐这个年龄的金城人,儿女们百分之九十在外面打工,下一代人对造纸厂没有什么感情。豆姐希望自己的女儿毕业后留在沈阳,当个音乐老师。黎维忠的女儿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上班,是全家人的骄傲。黎维忠说:“造纸厂太小了,金城就这一个大企业,没有别的企业,全指这一个造纸厂,没有发展。”他不打算让女儿回家乡。刘小东24岁的侄子韩强被大学开除后在营口开个了饭馆,生意不太好,回金城开个了饭馆,生意又不太好,最后去双阳还是开了个饭馆。他说“北京太乱了。不过将来有了孩子当然要送去北京,让我大姑姑和姐姐给带,在北京呢。将来孩子肯定得比咱们强。”

只有张纪成的儿子例外,他是子弟学校的保安,他的太爷爷、爷爷、爸爸和几个叔叔都是造纸厂的工人。张纪成今年48岁,离退休还有12年,他从没想过有一天可能不在造纸厂工作。儿子去年成了婚,现在张纪成就守在这里一心一意地等着抱孙子。

台球厅里,小东让豆姐穿上连衣裙和高跟鞋,画好妆,打散了卷发,柱着球杆,又点上一支烟。豆姐呵呵地笑,说:“我哪里是这个样子。”“这样子好看嘛,好看。”黎维忠在台球桌边笑眯眯地起哄,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造纸厂制服。

小东在画架前逐渐严肃起来,于是声音沉下去了。豆姐摆好姿态站着。烟雾回旋在阳光中,豆姐想起,进厂不久的一年,轻工搞比赛,她被评上了选纸状元,那时候她年轻,也挺爱打扮,厂里很少有人化妆,她就敢涂口红,好多人说她是“厂花”。有次,辽宁的《当代工人》还想拿她做封面,可惜她被厂里派去出差,没做成。她转过头来问小东:“现在《当代工人》那杂志还有吗?”小东说:“豆姐啊,别动。”

“社会人”豆姐。

 

刘小东在台球厅里。

 

刘小东油画作品《小豆在台球厅闲着》。

3

在刘小东的画里,杨树军穿着件短袖,站在家里抱着个八个月大的胖小子。

别人看了画,问他:“抱着的那是你孙子?”“呔,那是我儿子!”

杨树军1959年出生,比小东和郭强大好几岁。他父亲原是海城人,带着一家子随军落户到金城,在此地一个亲友也没有。杨树军身材不高,自幼不爱说话,走路做事都慢吞吞的。

1975年,锦州师范学校毕业的肖福臣被分配到造纸厂子弟学校做教师,他雄心勃勃地要成立武术队,去小学和中学挑人,选中了刘小东、郭强和杨树军。肖福臣说:“这玩意有一个形体形象, 打比赛也要看的。小东眼睛大,有神,挺漂亮,挺精神。 再有就是郭强,还有杨树军。他们是头一期的”。

肖福臣说杨树军:“不声不响,这样的打起架来才狠。”

武术班里,别人都练兵器,只有杨树军练散打。郭强说:“练武术,这东西是天赋。做一个动作,有的人这个手就离头近,挺难看的,不舒展。有的人又打开得太大,看着也不好看。杨树军就恰到好处,不用老师纠正。”当年肖福臣25岁,挺想在这小地方好好培养出几个武术苗子,对这几个孩子很是上心。

谁知到最后,这点热望还是落了空。

杨树军中学毕业,赶上上山下乡的最后一批,直接去当了农民。郭强去参军,小东喜欢武术,也喜欢美术,最后去了北京学画画。肖福臣说,我跟他们,又像大哥又像老师。小东上了中央美院,一走好几年没回家。肖福臣出差去北京,找到他的宿舍去看他:“嘿,那叫一个乱。”肖福臣还记得北京的冬天,灰灰的,很干燥。就是在那个冬天,不声不响的杨树军干出了大事。

冬天的金城,芦苇地一片枯黄,走进家门看看土炕和桌椅碗筷,是灰的,走出去看天地,还是灰的。杨树军在农村待了九个月,没干多少农活便回了家乡。回来后他进了造纸厂,在调料车间里配药水,搅拌增白剂。下了班,他就跟几个没离开家乡的伙伴凑钱喝酒。 那个时候,对于年轻人来说,聚在一起喝酒,打架,就是最实在的娱乐。

“打架也不花钱,打呗。那时候要是熊了,我家也没有近人,也没有亲友,别人都一帮一帮的。”

杨树军说,要打就真打,一对一。他很少真正跟人动手。

某个早晨,杨树军把一个人约到了金城外的坟场。到底为什么,谁都不记得了。那天杨树军穿件灰黄的旧军大衣,慢悠悠地从对手身边走过去,看见对方手里的土枪,他把大衣裹紧了一些。大衣里,冰冷的枪管贴着胸膛。他走开几步站稳,背过身,说:“数到三,一起开枪。你数吧。”

旷野深处的枪响并不明显,甚至没能惊起几只鸟。杨树军竖起枪,再用大衣裹好,现在枪管是热的。他的手有点麻。他回头看,对方蹲在地下一动不动。他想,可能死了。他转过头慢悠悠地走开,然后又一声枪响,他的右肩像是被一个很大的东西钝钝地击了一拳。

这场决斗给杨树军带来的后果是入狱三年。对方一只眼重伤,杨树军断了肩胛骨,因为土枪质量太差,两个人身上的碎弹片都取不出来,现在,每次经过机场的安检处,杨树军都会引起一阵骚乱。

决斗的两个人在监狱里成了朋友,出来后也常相约喝酒。狱中三年,刘小东从北京给杨树军写信,寄书,一直惦记着他。“我们监狱长看看信上的地址,再看看寄来的书,问我,你还有这样的朋友?”

“然后把小东寄给我的书没收了──《福尔摩斯探案集》,不许我看。大概怕我看完学聪明了,越狱。”

出狱后,杨树军依然在造纸厂当工人,有时候去上班,有时候不去,偶尔短期消失一下,又回来继续配药水。

1984年,肖福臣在锦州市柔道队当教练,参加完辽宁省第五届全运会,他想改行。公安部门看上了他的武功,请他去给警察搞擒拿训练。小东再回家乡的时候,穿上了警服的肖福臣叫上杨树军跟他一起喝酒,说起武术班,肖福臣还是不能忘情。第二年, 辽宁出了个柔道冠军李中云,武术班又热了起来。肖福臣自己办了个班招收学员,搞传统体育,教授中国式摔跤和武术。小东从北京赶回来,用两裁纸给他画了好多幅大广告,在金城和临海的街头贴了好几张,非常醒目。

肖福臣的武术班最终也没办起来,他还是穿着警服,“每天抓坏人”。

2003年,杨树军自愿买断了工龄,去掉入狱和不上班的时间,一共给他算16年,造纸厂给了他一万零几块,从此再无干系。这点钱,交养老金都不够,有些人吵吵嚷嚷,杨树军不去找政府,“找也白扯,找不来,去北京去多少次,找不来”。他自认为和造纸厂的关系也就是一般般,这些年都是自己强挣扎着过来,这个厂子对杨树军来说,没什么特殊意义,虽然最好的年龄他都过在了这里。

多少次,杨树军尝试着离开金城。他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卖大饼,开货车,做小买卖。金城人习惯了他的不定时失踪。隔断日子又在街上看到他,熟人会打个招呼:“回来了?”

“回来了。”

几年前,杨树军从外面带回来了一个小他二十岁的姑娘。这次回来后他没再走。过了些日子,姑娘的肚子大了起来,又过了些日子,人们看见杨树军抱着胖小子站在家门口,见人就笑:“看,我儿子。”

杨树军和老婆一起在金城开了个小饭馆。“四处碰壁,碰回来了,拉倒吧,还是在家待着,熟人多点,好做点。在外头年龄到了,还没有什么技术,就是白扯。”老婆负责做饭,杨树军每天在店里盯着,少什么赶紧跑出去买,剩下的时间就是看孩子。

杨树军坐在板凳上,腿上的儿子已经挺有分量。儿子长大了以后会做什么,他根本不去想,杨树军知道,像小东那样能靠自己的本领走出去的人是很少的。屋里,老婆正忙着把大块大块的肉骨头丢下锅,香气很快就会飘出来。他抬起头看看,头顶的树叶在闪, 九月的阳光很暖,他轻轻地眯起了眼。

回到了金城的杨树军。

 

刘小东油画作品《树军和他的胖儿子》。

 

朋友们在小公园里打牌,给刘小东当模特。

 

刘小东对着草稿沉思。

 

刘小东油画作品《“金城飞机场”》。

 

4

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刘小东的画画完了。他为自己的画展起名“金城小子”。在一幅名为《我的老家》的画旁,他写下:“我小心翼翼用笔很慢,怕打扰这里的尘埃”。

二十多幅画堆在小东哥哥家的客厅里,再过一段时间,它们会被包装好,装上车,运到北京有名的798艺术区里最有名的尤伦斯艺术中心;然后它们会被挂在白墙上精心选好的位置,会被注视,被各种各样的摄影机拍下来,印出来,会被许多的人知道,会充满各种意义。仿佛知道路途遥远,它们现在非常安静。

楼下,小东刚刚和伙伴们聚齐,拍完一张合影,他们将去喝一顿庆祝画作完成的大酒。

天上的月亮很圆。今天是中秋节,然后就是国庆。金城的小广场搭起了舞台,庆祝已经开始了。广场左边是跳健身舞的年轻人,中间有交际舞,老头老太太在右方扭秧歌,孩子们跑来跑去,节目开始时他们拥在舞台的最前面,仰着脸,半张着嘴巴痴看。

台上,身穿红色西装的女主持人正在忘情地朗诵:“祖国,母亲,您61岁了,10月的一个早晨,歌唱祖国的乐曲声把我从梦中唤起,心中满是幸福和憧憬,快过国庆节了,祖国母亲将迎来她61周年的华诞。我伫立在雄鸡版图前,心似黄河两海的波涛,起伏难平,思如潮涌,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我厚重的祖国母亲,您的历史渊源流长,您的文化灿若星河,可是您却有过苦难,那满肚的屈辱曾难以诉说,是中国共产党率众为您拼搏,前仆后继,砸碎枷锁,将历史改写在1949年。”舞台上方的金黄色横幅写的是“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中秋联欢会”。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是造纸厂现在的名字。它曾有过的名字包括:锦州巴尔布株式会社、东北第四造纸厂、国营锦州造纸厂、金城造纸厂、金城造纸总厂……金城人记得很清楚,金城人也忘得很彻底。

刘小东说:“我们都曾经是雇农、贫农、富农、地主,我们都曾经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工农子弟兵。今天,我们向前大步走,我们将全部变成有产阶级,至少我们拥有水泥和砖头。”──当然,他不会对广场上跟他打招呼的乡亲说这些,这样的话要留给其他人。刘小东和他的伙伴们迎着舞台走过去,渐渐地,他们的身影成为了人群的一部分,在明亮的灯光下暗暗烘托着舞台,就像是包围着月亮的夜空。

刘小东的画具。

 

—— 完 ——

题图:画作完成后,画家刘小东和朋友们一起拍了一张大合影。

本文于2010年首发在《时尚先生》。

吕海强:中国当代知名人像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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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三
叶三 (界面报道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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