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打了一个哈欠，工厂的机器砸断了向阳的两根手指，没买保险，老板又不愿赔钱，向阳那次就找到我表弟，请我表弟想想办法。我表弟那时候在派出所做辅警，但派出所是我们那里的派出所，砸断向阳手指的工厂在杭州。我表弟就只好给我打来了电话。应该是从四岁开始，他就习惯了遇到问题找我想办法。但向阳的问题我也没有办法，这事情我就忘了。两年过去，一天晚上，向阳的老婆没回家，电话打不通，向阳找了一圈找不到，最后又找到我表弟。我表弟把向阳老婆的身份证号码敲到电脑里，得到的结论是她已经到了隔壁县的一家宾馆。向阳和向阳的叔叔向阳的婶婶向阳的堂姐一起进了宾馆，我表弟停在外面抽烟。

开门的就是那个结巴，他就穿了一个裤衩，一看到向阳一家人，吓得站都站不住了，表弟说，向阳太老实了，就让那个结巴走了，揍也没揍，一家人领着老婆就回来了。

然后什么情况？我问。

就坐我车回来的，回来说饿了两个人就去喝豆腐脑了，表弟拿下巴指了指车窗外，就是这家，一下车就去喝了。

汽车放慢了速度，来到了路口，表弟拐弯，汽车驶进村子，掀起尘土，我关了车窗。秋天的村子是灰色的，路边尽是草垛，野狗身上的毛是炸开的，水坑里布满了绿色的水，好像那是几十年前的雨水。自从姥爷姥姥搬进城里，这村子十几年我没来过了。我妈妈我舅舅他们就在这里长大。表弟把车停在路边，往姥姥家的老房子走去。那房子也十几年没人进去了，钥匙是铜色的，表面光滑，像是一个什么纪念品。

我们把车停在老房子门口，门上的黑漆已经掉光了，表弟拧开锁，抽出生锈的门栓，推开门走进去。那房子是1988年建的，马上三十年了。八间房，当时是巨大的工程，早期只有一个院子，后来一分为二，中间上了一堵墙，那寓意是我的两个舅舅一人一半。一棵银杏树（我们那里称之为白果树）留在那里，地上满是落叶，看起来不止是今年的。院子里本来铺了水泥，也早就裂开了，房子黑乎乎的，我往里看，墙壁是黄色，满是蛛网，地上也尽是垃圾。我走到房间门口，没进去，望着院子，想起小时候过节来这里，一直觉得那院子太大了，几乎是广袤的。现在几步就能走到门口。

怎么样？表弟点起一根烟，看着我。他扬起头往空中吐烟。他不说话，等我下判断。他对我有一种服从感，似乎是小时形成的习惯。他自小是个没什么想法的人，似乎比普通的小孩更为天真，到了二十几岁仍然容易轻信他人。他意识到这一点以后就经常来找我拿意见——他并不去问他的父亲——和我们那里的大部分父亲一样，我舅舅对儿子的教育方式就只有单纯的殴打。有一次因为成绩太差，班主任要求舅舅去学校，我表弟为了避免可预见的拳脚，不得不敲开了姥爷的抽屉，携带了一笔现金，自我们县的汽车站扬长而去。他盲目地登上了一辆大巴车，在列车到达浙江省金华市时，因为目光中暴露的胆怯和迷茫而被司机识破，将电话打回了我们县里。接回儿子，我的舅舅自那次终止了对我表弟的殴打，带他好好地吃了一顿。我也参与了那次吃席。你也算去过南方了。在饭桌上，我对表弟说。表弟应该是立即脸红了。

表弟把烟头扔到地上，拿前脚掌踩住，搓了几下。他不说话，等着我下结论。我为了体现作为一位表哥的判断力，沉吟了一会儿，环视了一下院子，说，走吧。

在那院子我完成了童年的回忆，并没其他什么看法。可以，锁门时，我向表弟补充了一句。

我们上了车，调转车头，开回村口的马路，来到乡里的卫生所，将钥匙送回舅妈那里。舅妈在卫生所门诊室唯一的医生，我每次见到她都见到她正在给发烧的小孩子扎针。那些小孩子扎着扎着针就长成了青年，结婚生下小孩子，小孩子发烧，就将他们抱到卫生所，继续交到我舅妈的手上。我舅妈就拿棉球沾了酒精，接着转身扬起了针管。

我们跟舅妈告别，出门上了马路。马路将村子一分为二，我们到了马路的另一边。进了医院的大楼，穿过楼梯，走上楼顶。虽然只是四层楼，但楼顶似乎比楼下更为昏黄。

表弟又点了一根烟。鸭厂真是赚钱，表弟指着远处说，那鸭子，你可不知道，一个月就长起来了，宰了就拔毛，去掉内脏，把脖子往肚子里一塞，接着就装塑料袋，一车一车往外送。

送哪去？我问。

卖出去，我也不知道卖去哪了，估计卖给南方了。一车一车往外卖，你不知道那个血水，那血水要是淌到河里，河肯定成红的了。

那它流到哪了？我问。

不知道，地底下吧。红旗肯定有办法。红旗太硬了，什么办法都有，你还记得海军吧，海军就是给他开车的。海军后来傻逼了，吸毒，吸完毒就揍人，有一回吸完了往街上跑，抱着人就啃，咬掉了半个耳朵，抓了，找了红旗，红旗也给他办出来了。上回我见他还是去年，他在家戒毒，他爸爸把他关在家里，狗一样关屋里，就留一个栅栏门，锁着，吃饭拉屎都在屋里，我去找他，他趴在门上，手里拿了个导航仪，说他到成都了，等回了山东再跟我说话，真傻逼。

他怎么到成都了？我没听懂。

关在屋里关疯了，他拿着导航仪说把全国都走了一遍，最远都走到云南了，真傻逼。表弟往半空吐烟圈。

我望着远处的空中，空中炊烟袅袅，炊烟下是黄褐色的农田，农田中间是一片白色的围墙，蓝色的厂房端坐在围墙当中，几块楼宇之间是一片空地，空地上布满卡车。一群人从一座楼里走出来，像一阵树叶北风刮走，刮进了另一座楼。这些人是下班了吗？我问。

下班吃饭，食堂和宿舍是一个楼，厂房是另一个楼。吃完还有夜班上。表弟说，那厂子工人得有几百个，南方来了一批，本地招了一批。向阳和向阳老婆都是那时候招工进去的，就那个结巴，结巴就是南方来的那批。

表弟将第二个烟头踩死在楼顶，走下楼。在楼梯里我们遇到了我的舅舅。你们吃饭了吗？我舅舅在走廊里问。自从我知道这个人是我舅舅他就在这个医院上班了，我舅舅推开办公室的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个摆了洗脸盆的木架、一组黑色的沙发、一张中国地图、一个拖把、一个扫帚。除了中国地图，其他东西都在地上，它们都被白色的油漆画了线，围了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

新规定，规定什么东西放在什么位置，我舅舅说着往椅子上坐下去，鼓起两腮，在他的办公桌上吹了几下，才把两肘支上去。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他问。

回来几天了，刚才去老房子看了看。

那里又什么好看的。我舅舅说。

那院子反正闲着，你看要是搞个机器，我说着，看了一眼我表弟，表弟用一半的脸笑着，另一半的脸不动神色。他并不看他的父亲。要是弄个机器，我接着看着我的舅舅，说，生产塑料袋，卖给那个鸭厂，你觉得行不行？

说完我又看了看我的表弟。我表弟正在看地面。当天中午本来我正在睡觉，他来找我，他说他昨晚喝酒时听说有一款机器，几万块，可以生产塑料袋，又跟我说起鸭厂的事情，他打听到鸭厂的塑料袋是从外地批发的，他想如果他在本地生产，供给鸭厂，一个袋子赚三分钱，一个月就能赚上万块。

生产塑料袋有污染，我舅舅又抬起胳膊，往他的桌面上吹了几口气，那生意要有那么容易，别人早干了。我舅舅退伍以后就在医院工作，但他的主业似乎是喝酒，十几年前也做过几次生意，但那些生意全是糊涂账，起初有人问他，问不出结果，后来也没人再问。他也从来不谈那些事情，他的肚子越来越大，现在常常就坐在他办公桌的椅子上。

我和表弟下了楼，开动汽车，驶出医院，沿马路向南开，路过了鸭厂，鸭厂的墙上贴着瓷砖，瓷砖上是烫金的招牌。

开进去看看，我说。

表弟将车头拐进工厂大门，我们沿着主干道往里走，左侧是一栋楼，没有阳台，窗户上挂满了衣服，花花绿绿。向阳是住这里吗？

是的，表弟说，他老婆也住这里，还有结巴也住这里。说完表弟笑着往外哼出一口气。

厂房里有微微的轰鸣，工人已经吃了晚饭继续上班了，表弟调转了车头，一个加速，我们开出了鸭厂，回到马路上，太阳已经没了，夜晚来了，空中开始隐隐出现黑色的颗粒。

汽车路过豆腐脑摊，火炉闪着光，火炉子上方的空气发生了弯曲。我和表弟下了车，要了两碗豆腐脑。豆腐脑支在火炉上一口黑色的缸里，摊主是个老妇女，她拿一个铁勺把白色的脑花撇上来，一块一块地，脑花堆在碗里，她又将粉条浇上去。隔着长桌，我和表弟面对面坐在马扎上，不时扬手驱赶空中的苍蝇。

有污染就算了，你再看看还有什么别的生意。我在黑暗里说。

好。表弟说着已经喝完了，他又点起一根烟。

等我也喝完了豆腐脑，我和表弟回了卫生所，告别了舅妈，调转车头往城里开。我姥姥家去城里的那条路是笔直的十公里，一直没有路灯。路的两侧是村落和农田，路上坑坑洼洼，表弟将他的车开得飞快，在一些地方汽车不免因此高低起伏。车灯照在黑色的空气里，空气里一片浑浊。

 

—— 完 —— 

题图来自电影《L'Humanite》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