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表弟坐在马扎上，在他的脚边躺着一堆又一堆的芦笋。绿色的芦笋大都半米长，头部尖细尾部粗壮，表弟一根一根将它们拣起，把它们的头部对齐、码好，铺在面前，再拿蓝色的塑料胶带捆在它们的腰部。每捆都是差不多十斤。我坐在另一个马扎上，面前也是一堆芦笋，我低下头，模仿表弟的每个动作。由于不熟练，我的速度很慢，我扎好一捆芦笋的时间表弟能扎好三捆。
你去歇歇。表弟说。
没事。说着我站起来，摇动我的腰部，一会儿是逆时针一会儿是顺时针。我的腰发酸，好像一直被捆起来的不是芦笋而是我。
我晃完了我的腰，再坐回马扎，拾起芦笋。散乱地躺在一侧的芦笋逐渐减少，整齐地捆在另一侧的芦笋逐渐增多，随着芦笋位置的转移我的心情逐渐明亮。等芦笋只剩最后几捆，我好像恢复了力气，双手徒然获得了生机。我想起小学时候语文作业中对生词的抄写，一样是极度无聊的工序，起初心情沉重，每抄一会儿就去计算时间，直到抄到最后一页，因为胜利在望，心情愉快起来，写得也反而最为工整。
从九点扎到十二点，表弟和我扎了三个小时的芦笋，我应该看了十几次时间。我看一次时间再看一次芦笋，计算单位时间内我的工作量。
表弟看得出我的焦虑，每次都用微笑来配合我。那微笑带有了然于胸的意思。他起初可能也是跟我一样，到后来习以为常，再也不看时间。看时间没用。芦笋就躺在那里等着。
2
前年夏天，表弟开始在崇明岛上种芦笋。他在岛上的一家农场租下23个塑料大棚，每个大棚至少有两间教室那么大，排成一排，在太阳下白茫茫一片，闪着光。芦笋是已经扎根了的，转租大棚的同乡交代表弟，大棚是好大棚，芦笋是好芦笋，表弟只用定期施肥和收获就行。25岁的表弟立即交了定金。他读到高中一年级离开学校，此后换过不少工作，每个工作都做不长久，主要就是没赚到钱。24岁结婚时他买了一辆小汽车，每个月要还车贷。接着弟媳生了孩子，他又要买奶粉。在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工作又要养孩子又要养车的时候，就开着小汽车带着孩子来到了岛上，住进农场的房子。
表弟怀着来赚一票的愿望。我们那里不少年轻人都是怀着赚一票的愿望出门的，比如另一个被称作杠子的年轻人。杠子也在农场呆着，他的工作是每天早晨把大家扎好的芦笋以一个价格收到卡车上，运往市场卖出另一个价格。这是个人人眼红的好工作，通常一个市场只有一个。本来这个工作属于杠子的姐夫，但杠子当众将一把小刀插到了姐夫的屁股上。姐夫摸着屁股上淙淙的鲜血，一边骂着杠子一边逃往远处。杠子因此继承了姐夫的工作。在中午11点左右杠子的卡车沿着农场一排房屋前的主干道鸣笛前行，路旁正在扎芦笋的众人就加快了手上的速度。
杠子的卡车推进到表弟门口时，我正在摇晃我的腰。杠子停下车，探出头。小时候我去姥姥家那个乡里时跟杠子一起玩耍，不过现在十多年没见，我们早就不认识了。
“我哥。”表弟放下芦笋，擦一下额头，坐在马扎上说。
杠子对我笑了一下。我也答复他一个笑。
“今天收多少一斤？”表弟问。
“两千一斤！”杠子说着，卡车又启动了。也许他说的是两万，我记不清了。
“傻X！”表弟朝远去的杠子大喊，接着转头朝我大笑，笑完又认真地说：“杠子不等人，还装X，规定十二点交芦笋，晚一分钟你就得给他递烟，傻X，杠子不是人。”
3
我到崇明岛是去年三月，那时表弟已经在岛上呆了大半年。那个月我结束了北京的工作，企图换一种生活，我在南方几个城市呆了半个月，最后买了一张高铁票到了上海。我提着箱子，背着电脑，先在市里呆了几天，接着坐地铁到了浦东，上了一趟去崇明岛的跨海公交。过桥的时候正是中午，我晒得发昏，不过想到即将迎来岛屿生活，心里还是很不平静。表弟给了我地址，交代我下了公交车转坐黑面包，价格二十块。我下车直接拦了出租车，岛上车很少，司机开得飞快，汽车越过高低起伏的公路，越过大小不一的桥梁，穿过几个小镇，一直开进了农场，在一片大棚的白色的光芒里，出租车沿着主干道缓缓推进，路过一户一户的平房和一堆一堆的芦笋，直到我看见坐在马扎上的表弟。当时他刚刚将芦笋交付到卡车上，正在认真地数钱。他手上有一叠红色的钞票。
“多少？”我将行李箱从出租车后车厢拎出来，远远问。
“我X！”我记得表弟吓了一跳，可能手还抖了一抖，抬头看见我，站了起来。
表弟一家三口住在平房里，以衣柜隔出一个卧室，卧室外面是简单的客厅，摆着冰箱、洗衣机、一张饭桌、几个马扎。我住在平房旁边一个建筑工地常见的那种临时板房，房里有一张床，一个写字桌，桌上有一副扑克牌、一台手电筒，地上则堆着几箱农药、几圈铁丝和一台背在肩上的那种农药机器。床上已经铺好了被褥。
两间房子前面是一片水泥空地，也就是每天上午坐在马扎上码芦笋的地方。上方搭了黑色的网罩，用来遮阳。事实上，一旦到了正午，阳光过于猛烈，这网罩根本不起什么作用。
我到农场的第一天晚上，表弟买回了一只咸水鸭，拎出一桶黄酒，一杯一杯给我倒满。黄酒二十块钱一桶，一桶两升。我才喝了两杯就脚下打转。表弟自己喝，一杯接一杯。
在岛上就得喝酒，他跟我解释，酒能解乏，不喝睡不着，睡不着第二天就干不了活儿。一到晚上都是酒味，你去路上闻闻。表弟说。
除了喝酒呢？我问。
除了喝酒就是吹牛X，表弟说，都太能吹了，我是来了才知道的，不吹牛过不下去，吹牛吹到最后自己就信了。
怎么吹？我问。
睁着眼睛说瞎话，吹自己挣到钱了。上一年，芦笋一年到头卖不上价，就腊月里贵，腊月贵的时候棚里就根本不长笋，到春天长了笋，价格就蹭蹭往下掉。表弟说。
赚不到钱？我问。
赚不到，根本赚不到，表弟说，大棚是好大棚，芦笋是好芦笋，就是赚不到钱，前年芦笋贵，市场起来了，整个岛上都种芦笋，芦笋太多了，就卖不上价了。
4
晨昏交替，除了吹牛和喝酒，菜农还要给芦笋施肥、浇水、除草、捉虫。表弟几乎一个人完成了这些工作。有时表弟媳妇想帮忙，表弟疼她媳妇，不想累到她，就将她赶出大棚。
早期，岛上也有当地的工人。工人分两种，一种是计时工，岛上称为”小工“，另一种是包身制，称为“长工”。小工按小时收费，比如拔草，一个小时十块钱，拔完结账。长工拿固定工资，早先的价格是每月两千元，一部分是聋哑人，另一部分智力不及常人。对于菜农来说，聘请长工较为实惠，但长工稀缺，农忙时只能聘请小工。小工脑子灵活不易管理，经常出工不出力，最大的爱好是看表、睡觉、磨时间。七月天，大棚里杂草长到了棚顶那么高，必须请人除草，这时就到了小工最容易偷懒的时候。你看到哪个小工提了一个纸箱进棚，表弟说，那这个小工肯定有问题。进了棚，小工钻到杂草最盛的地方，拆开箱子铺在地上，躺上去就开始睡觉，太阳在大棚外的天空里越滑越远，滑到看不见，他才揉揉眼睛，出门找菜农算钱。
但到了这年，就是这样偷懒的小工也请不到了。表弟说都是因为江苏那边的农场给价高，小工过去了，岛上没人了。租大棚的菜农请不到工人，就只好全家一起出力。能给他们帮忙的只剩下太阳。太阳意味着绝大部分事情——如果白天太阳够大，那么一夜过去芦笋平均能长五厘米，换成阴天，芦笋一夜就连一厘米也长不了。
昨天是多高，今天还是多高，表弟说得兴奋处，大概是仰头喝下了一杯黄酒，大笑着说，你走进棚一看你就哭了！
表弟比我小三岁，但当他讲述自己的农场经验时，显示出的是比我更年长的神态。我接不上话，也没法打断他。夏日，在我们那里的乡间，有时你能碰到几个劳作以后在树下闲扯的中年人，他们就使用着和我24岁的表弟相同的语调和神情。乍一看你觉得他们似乎是骄傲的，但很快你又明白那态度和骄傲正相反。似乎是什么将他们牢牢地折服过。
芦笋不长高你也哭，长得太高你也哭。表弟继续使用那种语气，接着说。那时我已经迈不动腿了，扶着墙走回我的板房，躺到了床上。我的电脑在写字桌上充着电，书包里放着几本书。一周以后，直到离开崇明岛我也没有打开过它们。
岛上太安静了，只能听见风声，风吹到金属板房上产生巨大的声音，我在夜里被吵醒，以为下雨了，走出门看见天上满是星星。我走到路边，对着一棵树排尿，接着回到床上，再醒来是早晨八点，推门出去，看见表弟一家的房门已经上锁。农场里八点多太阳已经很高了。我换了运动鞋，走向远处的白茫茫的大棚。
5
喝酒时表弟跟我讲起在大棚里拔芦笋的感受，是拿农场里一个姓薛的老头做例子的。薛老头是个鳏夫，在表弟之后来到农场，自认能干活，一个人租下了三十个大棚。第一天早晨，其他已经完工的菜农们走出大棚，呆在阴凉处，看见薛老头走出最后一个大棚，捏着一把芦笋，整个人晃晃悠悠，好像醉了酒，走在路上，走了几步扑通跪了下去，仰头对着太阳，大叫起来。
“X你妈的老天爷，”表弟将薛老头的叫喊复述给我，“老天爷，你干死我吧。”
走进大棚，芦笋有高有低，表弟示范动作给我，拔掉那些超过半米的。我弯下腰，握住芦笋的根部，用力将它们拔起。我拔了十几根就湿透了后背。表弟拉开一层塑料，使风吹进来，他告诉我，棚里的温度大约是四十五度。
拔了半个大棚，我有点站不住了，走了出去，跟表弟一起抽起烟来。回头看看棚里高低不一的芦笋，我们又钻回大棚。第一天早晨我大概拔了不到三个棚，和表弟一起推着电动三轮车将它们运回门口。我以为我的腰不见了。
回到门前，我和表弟坐在马扎上，将芦笋捆扎起来，等待杠子开着卡车出现。为了找回我的腰，我不得不坐一会儿就站起来，不停地摇晃它。十二点，含着一根烟的杠子接过了表弟的芦笋，交付了定金，将卡车开走。我坐上表弟的电动三轮车，我们走在主干道上，走在杠子的卡车烟尘里。“我哥。”表弟跟他熟悉的人介绍我。我们将三轮车开出农场，走在崇明岛的小路上，越过河流上的桥梁，一直开到崇明岛镇上的澡堂。在洗澡的过程中我的两腿发酸，站不住，脚底打滑，表弟看着我大笑起来。洗澡以后我到一家菜馆点了一只咸水鸭打包，路过菜市场，我又买了一些猪肉两个椰子和一袋香蕉。我想买两条野鱼，可是此后几天去遍了附近的渔家也没买到。他们说天太冷没有出海。我将买来的东西放在车上，我坐在三轮车里的马扎上，表弟迎着风开回农场，路上我们遇到几个同样开着三轮车的中年人，表弟跟他们一个个点头打招呼。
你认识？我问他。
不认识。他说。
回到农场，我喝起黄酒，一杯接一杯，喝到两腿发软。六点不到，农场已经四无声息。那个三月我在崇明岛呆了一周，结束了并没发生的田园牧歌式的岛屿生活。表弟在半年后也离开了农场，他说他亏损了大概十万块。临走那天，大棚荒废了，他想转租出去，但是等了三个月也没成，就扔下大棚，开着他仍在还贷的小汽车回了山东，回到了我们县里。
—— 完 ——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1998年的崇明岛。
其余图片来自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