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笋记 | 正午·1024

王琛 · 09/30

来源:界面新闻

1

表弟坐在马扎上,在他的脚边躺着一堆又一堆的芦笋。绿色的芦笋大都半米长,头部尖细尾部粗壮,表弟一根一根将它们拣起,把它们的头部对齐、码好,铺在面前,再拿蓝色的塑料胶带捆在它们的腰部。每捆都是差不多十斤。我坐在另一个马扎上,面前也是一堆芦笋,我低下头,模仿表弟的每个动作。由于不熟练,我的速度很慢,我扎好一捆芦笋的时间表弟能扎好三捆。

你去歇歇。表弟说。

没事。说着我站起来,摇动我的腰部,一会儿是逆时针一会儿是顺时针。我的腰发酸,好像一直被捆起来的不是芦笋而是我。

我晃完了我的腰,再坐回马扎,拾起芦笋。散乱地躺在一侧的芦笋逐渐减少,整齐地捆在另一侧的芦笋逐渐增多,随着芦笋位置的转移我的心情逐渐明亮。等芦笋只剩最后几捆,我好像恢复了力气,双手徒然获得了生机。我想起小学时候语文作业中对生词的抄写,一样是极度无聊的工序,起初心情沉重,每抄一会儿就去计算时间,直到抄到最后一页,因为胜利在望,心情愉快起来,写得也反而最为工整。

从九点扎到十二点,表弟和我扎了三个小时的芦笋,我应该看了十几次时间。我看一次时间再看一次芦笋,计算单位时间内我的工作量。

表弟看得出我的焦虑,每次都用微笑来配合我。那微笑带有了然于胸的意思。他起初可能也是跟我一样,到后来习以为常,再也不看时间。看时间没用。芦笋就躺在那里等着。

 

2

前年夏天,表弟开始在崇明岛上种芦笋。他在岛上的一家农场租下23个塑料大棚,每个大棚至少有两间教室那么大,排成一排,在太阳下白茫茫一片,闪着光。芦笋是已经扎根了的,转租大棚的同乡交代表弟,大棚是好大棚,芦笋是好芦笋,表弟只用定期施肥和收获就行。25岁的表弟立即交了定金。他读到高中一年级离开学校,此后换过不少工作,每个工作都做不长久,主要就是没赚到钱。24岁结婚时他买了一辆小汽车,每个月要还车贷。接着弟媳生了孩子,他又要买奶粉。在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工作又要养孩子又要养车的时候,就开着小汽车带着孩子来到了岛上,住进农场的房子。

表弟怀着来赚一票的愿望。我们那里不少年轻人都是怀着赚一票的愿望出门的,比如另一个被称作杠子的年轻人。杠子也在农场呆着,他的工作是每天早晨把大家扎好的芦笋以一个价格收到卡车上,运往市场卖出另一个价格。这是个人人眼红的好工作,通常一个市场只有一个。本来这个工作属于杠子的姐夫,但杠子当众将一把小刀插到了姐夫的屁股上。姐夫摸着屁股上淙淙的鲜血,一边骂着杠子一边逃往远处。杠子因此继承了姐夫的工作。在中午11点左右杠子的卡车沿着农场一排房屋前的主干道鸣笛前行,路旁正在扎芦笋的众人就加快了手上的速度。

杠子的卡车推进到表弟门口时,我正在摇晃我的腰。杠子停下车,探出头。小时候我去姥姥家那个乡里时跟杠子一起玩耍,不过现在十多年没见,我们早就不认识了。

“我哥。”表弟放下芦笋,擦一下额头,坐在马扎上说。

杠子对我笑了一下。我也答复他一个笑。

“今天收多少一斤?”表弟问。

“两千一斤!”杠子说着,卡车又启动了。也许他说的是两万,我记不清了。

“傻X!”表弟朝远去的杠子大喊,接着转头朝我大笑,笑完又认真地说:“杠子不等人,还装X,规定十二点交芦笋,晚一分钟你就得给他递烟,傻X,杠子不是人。”

 

3

我到崇明岛是去年三月,那时表弟已经在岛上呆了大半年。那个月我结束了北京的工作,企图换一种生活,我在南方几个城市呆了半个月,最后买了一张高铁票到了上海。我提着箱子,背着电脑,先在市里呆了几天,接着坐地铁到了浦东,上了一趟去崇明岛的跨海公交。过桥的时候正是中午,我晒得发昏,不过想到即将迎来岛屿生活,心里还是很不平静。表弟给了我地址,交代我下了公交车转坐黑面包,价格二十块。我下车直接拦了出租车,岛上车很少,司机开得飞快,汽车越过高低起伏的公路,越过大小不一的桥梁,穿过几个小镇,一直开进了农场,在一片大棚的白色的光芒里,出租车沿着主干道缓缓推进,路过一户一户的平房和一堆一堆的芦笋,直到我看见坐在马扎上的表弟。当时他刚刚将芦笋交付到卡车上,正在认真地数钱。他手上有一叠红色的钞票。

“多少?”我将行李箱从出租车后车厢拎出来,远远问。

“我X!”我记得表弟吓了一跳,可能手还抖了一抖,抬头看见我,站了起来。

表弟一家三口住在平房里,以衣柜隔出一个卧室,卧室外面是简单的客厅,摆着冰箱、洗衣机、一张饭桌、几个马扎。我住在平房旁边一个建筑工地常见的那种临时板房,房里有一张床,一个写字桌,桌上有一副扑克牌、一台手电筒,地上则堆着几箱农药、几圈铁丝和一台背在肩上的那种农药机器。床上已经铺好了被褥。

两间房子前面是一片水泥空地,也就是每天上午坐在马扎上码芦笋的地方。上方搭了黑色的网罩,用来遮阳。事实上,一旦到了正午,阳光过于猛烈,这网罩根本不起什么作用。

我到农场的第一天晚上,表弟买回了一只咸水鸭,拎出一桶黄酒,一杯一杯给我倒满。黄酒二十块钱一桶,一桶两升。我才喝了两杯就脚下打转。表弟自己喝,一杯接一杯。

在岛上就得喝酒,他跟我解释,酒能解乏,不喝睡不着,睡不着第二天就干不了活儿。一到晚上都是酒味,你去路上闻闻。表弟说。

除了喝酒呢?我问。

除了喝酒就是吹牛X,表弟说,都太能吹了,我是来了才知道的,不吹牛过不下去,吹牛吹到最后自己就信了。

怎么吹?我问。

睁着眼睛说瞎话,吹自己挣到钱了。上一年,芦笋一年到头卖不上价,就腊月里贵,腊月贵的时候棚里就根本不长笋,到春天长了笋,价格就蹭蹭往下掉。表弟说。

赚不到钱?我问。

赚不到,根本赚不到,表弟说,大棚是好大棚,芦笋是好芦笋,就是赚不到钱,前年芦笋贵,市场起来了,整个岛上都种芦笋,芦笋太多了,就卖不上价了。

 

4

晨昏交替,除了吹牛和喝酒,菜农还要给芦笋施肥、浇水、除草、捉虫。表弟几乎一个人完成了这些工作。有时表弟媳妇想帮忙,表弟疼她媳妇,不想累到她,就将她赶出大棚。

早期,岛上也有当地的工人。工人分两种,一种是计时工,岛上称为”小工“,另一种是包身制,称为“长工”。小工按小时收费,比如拔草,一个小时十块钱,拔完结账。长工拿固定工资,早先的价格是每月两千元,一部分是聋哑人,另一部分智力不及常人。对于菜农来说,聘请长工较为实惠,但长工稀缺,农忙时只能聘请小工。小工脑子灵活不易管理,经常出工不出力,最大的爱好是看表、睡觉、磨时间。七月天,大棚里杂草长到了棚顶那么高,必须请人除草,这时就到了小工最容易偷懒的时候。你看到哪个小工提了一个纸箱进棚,表弟说,那这个小工肯定有问题。进了棚,小工钻到杂草最盛的地方,拆开箱子铺在地上,躺上去就开始睡觉,太阳在大棚外的天空里越滑越远,滑到看不见,他才揉揉眼睛,出门找菜农算钱。

但到了这年,就是这样偷懒的小工也请不到了。表弟说都是因为江苏那边的农场给价高,小工过去了,岛上没人了。租大棚的菜农请不到工人,就只好全家一起出力。能给他们帮忙的只剩下太阳。太阳意味着绝大部分事情——如果白天太阳够大,那么一夜过去芦笋平均能长五厘米,换成阴天,芦笋一夜就连一厘米也长不了。

昨天是多高,今天还是多高,表弟说得兴奋处,大概是仰头喝下了一杯黄酒,大笑着说,你走进棚一看你就哭了!

表弟比我小三岁,但当他讲述自己的农场经验时,显示出的是比我更年长的神态。我接不上话,也没法打断他。夏日,在我们那里的乡间,有时你能碰到几个劳作以后在树下闲扯的中年人,他们就使用着和我24岁的表弟相同的语调和神情。乍一看你觉得他们似乎是骄傲的,但很快你又明白那态度和骄傲正相反。似乎是什么将他们牢牢地折服过。

芦笋不长高你也哭,长得太高你也哭。表弟继续使用那种语气,接着说。那时我已经迈不动腿了,扶着墙走回我的板房,躺到了床上。我的电脑在写字桌上充着电,书包里放着几本书。一周以后,直到离开崇明岛我也没有打开过它们。

岛上太安静了,只能听见风声,风吹到金属板房上产生巨大的声音,我在夜里被吵醒,以为下雨了,走出门看见天上满是星星。我走到路边,对着一棵树排尿,接着回到床上,再醒来是早晨八点,推门出去,看见表弟一家的房门已经上锁。农场里八点多太阳已经很高了。我换了运动鞋,走向远处的白茫茫的大棚。

 

5

喝酒时表弟跟我讲起在大棚里拔芦笋的感受,是拿农场里一个姓薛的老头做例子的。薛老头是个鳏夫,在表弟之后来到农场,自认能干活,一个人租下了三十个大棚。第一天早晨,其他已经完工的菜农们走出大棚,呆在阴凉处,看见薛老头走出最后一个大棚,捏着一把芦笋,整个人晃晃悠悠,好像醉了酒,走在路上,走了几步扑通跪了下去,仰头对着太阳,大叫起来。

“X你妈的老天爷,”表弟将薛老头的叫喊复述给我,“老天爷,你干死我吧。”

走进大棚,芦笋有高有低,表弟示范动作给我,拔掉那些超过半米的。我弯下腰,握住芦笋的根部,用力将它们拔起。我拔了十几根就湿透了后背。表弟拉开一层塑料,使风吹进来,他告诉我,棚里的温度大约是四十五度。

拔了半个大棚,我有点站不住了,走了出去,跟表弟一起抽起烟来。回头看看棚里高低不一的芦笋,我们又钻回大棚。第一天早晨我大概拔了不到三个棚,和表弟一起推着电动三轮车将它们运回门口。我以为我的腰不见了。

回到门前,我和表弟坐在马扎上,将芦笋捆扎起来,等待杠子开着卡车出现。为了找回我的腰,我不得不坐一会儿就站起来,不停地摇晃它。十二点,含着一根烟的杠子接过了表弟的芦笋,交付了定金,将卡车开走。我坐上表弟的电动三轮车,我们走在主干道上,走在杠子的卡车烟尘里。“我哥。”表弟跟他熟悉的人介绍我。我们将三轮车开出农场,走在崇明岛的小路上,越过河流上的桥梁,一直开到崇明岛镇上的澡堂。在洗澡的过程中我的两腿发酸,站不住,脚底打滑,表弟看着我大笑起来。洗澡以后我到一家菜馆点了一只咸水鸭打包,路过菜市场,我又买了一些猪肉两个椰子和一袋香蕉。我想买两条野鱼,可是此后几天去遍了附近的渔家也没买到。他们说天太冷没有出海。我将买来的东西放在车上,我坐在三轮车里的马扎上,表弟迎着风开回农场,路上我们遇到几个同样开着三轮车的中年人,表弟跟他们一个个点头打招呼。

你认识?我问他。

不认识。他说。

回到农场,我喝起黄酒,一杯接一杯,喝到两腿发软。六点不到,农场已经四无声息。那个三月我在崇明岛呆了一周,结束了并没发生的田园牧歌式的岛屿生活。表弟在半年后也离开了农场,他说他亏损了大概十万块。临走那天,大棚荒废了,他想转租出去,但是等了三个月也没成,就扔下大棚,开着他仍在还贷的小汽车回了山东,回到了我们县里。

—— 完 ——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1998年的崇明岛。

其余图片来自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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