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读大一那年我找到一个老师，找他咨询我应该做什么。他早就见多了那种迷茫的学生，推着自行车，走在学校的树荫下，跟我讲了一堆人该追求自己的兴趣之类的话。我说了一通我的爱好，大概也提到了看书什么的。他突然想起了什么，停下问我，你知道挪威的森林吗？我说是个小说，我知道。

那你知道还有本书叫《挪威没有森林》吗？他带着分享秘密的语气跟我说，他有个大学同学，大概是个文学青年之类，每天不上课，背着一个包到处晃，毕业也没了消息，很多年以后，自己写了本书，自己印出来，到处寄给朋友。

挪威没有森林。那老师跟我说，书他找不到了，但书名还记得。

那人怎么样了？我问。

又消失了，没了。老师回答我。

前几年有个夏天，我跟一个初中同学吃饭，女生，她读书早，当时在班里年龄最小，话不多。毕业我们就没见过，自然不过地，我们聊起当年的老师。有个男老师，刚毕业，总穿白衬衫牛仔裤什么的，戴眼镜，就是你在中学生读物上常能见到那种老师形象，斯斯文文，幽默，虽然课教得不怎么样，但是极受学生欢迎。教了我们半个学期，成绩不行，他被调了岗，可以想见，上最后一节课时整个教室都沉浸在悲伤里，前排女生们小声啜泣着，我还记得那天的嗡嗡声，也记得讲台上白衣飘飘的老师摘下眼镜，低头抹眼。这是那男老师在我脑子里最后的样子。初中毕业我换了一所学校，眼前的女同学留在那里读高中，那男老师后来成了她的班主任，我提起他，眼前的女同学冷笑了一下，若有所思，像是把磁带翻到了另一面，跟我讲起一个晚上。那天是元旦，我们那里的中学都在教室里办晚会，课桌拉到墙角，教室中间留一个舞池状的空地，歌唱了一晚上，晚会行将结束，男老师提议关了灯合唱。真关了灯，音响开到最大，教室里开始最后的狂欢。不知怎么，我那初中女同学觉察到男老师眼神闪烁，隐隐觉得刺耳的音乐里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她就走到教室门口，猛然按了开关。灯一亮，舞池里男老师正搂着一个女生，手还在对方衣服下面。他一边往外缩手一边看过来，和我同学四目相对。

我那女同学一慌，立刻把灯又关上了。

“真恶心。”女同学说，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一想起灯亮的那个瞬间，她都觉得隐隐想吐，从那开始，她对男老师嗤之以鼻。男老师则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但从此对我那女同学极为客气。

一想起这个故事，我都在脑子里模拟打开点灯的那个瞬间。她开了灯，窥视了磁带的另一面，那是某种偶得的世界真相，那真相让她不舒服，我试着去理解，但是理解不了。

有时我们感到世界露出了它的真相，但是只有那么一个瞬间。我还听过另一个故事。大学时我混在球场上，认识了一堆校外人士。其中有个在本市政府工作的，大概三十岁，球踢得好，比赛时总能笼络一堆人，我们叫他征哥。有次踢球打了起来，十几个人围作一团，算是群殴了片刻，我不知踹了谁，自己后脑勺也被人捶了几拳，征哥身上也满是尘土。打完架我们去吃烧烤，复盘了刚才的战斗，众人喝起了酒，说起打架，讲起自己经历的惊险时刻，征哥无声地坐在角落，酒精上头，眼睛有点红，等到最后，讲起了自己的那一段儿。那是他在武汉读大学的事情。时隔多年，他的话我肯定记不清了，但是主要情节应该没错。

大概是1998年，征哥考去武汉读大学。他爸爸本来就是生意人，他也脑子聪明，拿了家里一笔钱，大二就在学校附近开了一家网吧。洪山区当时没几家网吧，学校附近更没有，网吧很快赚了钱，大三那年他买了一辆桑塔纳，不怎么上课，却故意把车停到教学楼下。在学生里面，他已经是有名的招摇人物，在学校周围，他也认识了不少江湖人士。他前途无量，道路辽阔，如果不是那个晚上的事情，他大概会在长江旁边一直混下去。

一天晚上，在一家酒吧，有人冲征哥的女朋友吹口哨或者别的什么——他说他已经记不清了，总之，因为女人起了冲突。自然地，征哥拎起了酒瓶，砸过去。双方乱做一团，刚要打起来，征哥的额头上就被什么东西顶住了。

跪下，对方大概说，你们几个，跪下。

对方的枪里有没有子弹当然也是无从考证的事情。但无疑大家都是第一次见到枪，征哥尿裤子了。他跪下了，身边几个哥们儿也跟着跪下了。

叫爷爷。对方说，这句征哥没记错。也许还说了些不叫爷爷打死你之类的话，也许没说。总之意思是清楚的。

那天晚上以后，征哥很快关了网吧，第二年毕业，离开武汉，回了山东。有一年时间他没工作，也不愿工作，后来他去了一家医院上班，做财务，平时打游戏，周末踢球，偶尔打一架。三十岁那年他结婚了，第二年，也就是我们踢球打架的那个夏天，他做了爸爸。

“世界跟我想得不太一样，”我至今记得这句，征哥手里拿着羊肉串或者啤酒，肯定是低沉地说，“我找不到我的位置。”那话文绉绉地，跳出了烧烤摊整个晚上的语境，有点尴尬，或者有点感怀，反正有那么几秒，其他人都不说话了。“喝。”最后大概有人举起酒杯说。

同年冬天，我去了云南一家报社实习，一天早晨被电话叫醒，爷爷去世了。我从小跟他长到十岁。我一路在哭，到了机场，我在洗手间吐了，洗了把脸，去了吸烟区，一个大叔正抽烟，我管他要了一根，他帮我点上。

抽了一口或者没抽，我抬头问他：“人死了还有灵魂吗？”

他看我一眼，转身走开了。

去年春节，我又听到另一个故事。1980年夏天一个早晨，姥爷的爸爸自杀了。那天全家都在地里干活儿，听见消息往回赶，只见井口摆着一双鞋。那老人已经在溺毙。他已经八十多了，没什么病痛，也不太能行动，每天的任务就是吃饭晒太阳，见人总是笑眯眯的，不出家门，没跟任何人结怨。他的死是个谜，无从考证。我在饭桌上问起这个事儿，姥爷想了半天，说，可能是活得太无聊了。

—— 完 ——

题图摄影：谢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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