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底，我到位于北京东五环外金盏乡的皮村采访。它是一个命运独特的城中村，因为头顶有飞机航线、不适合房产开发，至今密布着小型加工厂和外地打工者租居的平房，住着上万名工友。“北京工友之家”和民工子弟学校“同心实验学校”就坐落在这里。2016年底，“工友之家”曾被当地政府逼迫迁移，以至于在北京的冬天断电断暖，不过那是后来的事了。
会来这里，是因为此前四个月，我几次采访过19岁的小Q，一位曾担任保安、如今亦庄工厂打零工之余仍在为自己上一份工作的待遇争取权利的年轻男孩。而到了3月却再也找不到他，微信与电话号码都失灵了。
我想找到他，至少确认他的安全。因此我去了皮村“工友之家”，采访了2016年度“打工春晚”的导演、新工人艺术团主要成员、“工友之家”创办人之一许多，想了解小Q和他的朋友们在年初参加这次“打工春晚”演出的过程，借机寻找他其他的朋友。
就在这里，我读到了油印本的《皮村文学》，也就是2014-2015年在工友之家参加“文学小组”活动的工友作品合集。他们多数住在皮村附近，每周日晚上课，由文艺研究学者张慧瑜义务授课，这些文章和诗歌是他们务工之余写作、上交的作业，也有媒体注意到，发表过其中好几篇。
范雨素的文章《大哥哥的梦想》在其中显得很独特。其他工友作品大多以“我”为中心，写皮村生活经验、工伤与压迫、对村庄童年的美好记忆、对不公的控诉、工业劳动经验和压抑感，对文学小组和老师的感激之情，范雨素则写一位跳出读者刻板印象的“有航天梦的农民”，她好像一位局外人，带着冷峻的幽默和理解力，写人物的可笑可叹，周围人的关怀与无奈，描述聪明机警，有讽刺性，语言风格强烈，有很大的距离感和同情心，不大写苦难、反抗、工业劳动过程和工厂空间细节。这种不符合大多数人对“打工文学”或“底层写作”界定的主题、故事、和语言，或许也是她的文章没有被此前去“觅稿”的其他媒体搜罗走的原因。
“正午故事”的编辑读到后也很喜欢它，3月30日，我们找到范雨素，在5月20日以《农民大哥》为标题发表了这篇文章。后来，我自己也去皮村教过书，感到范雨素和一般人想象中的“打工写作者”不同。用老师张慧瑜的话说，皮村文学小组成员来源各异，年纪从60后到90后都有，其共同目的是“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因此，他们以书写在城市和工厂中的压迫经验、思乡之情、迁徙经验为主。同时，“工友的文学经验一般来自于初中和高中语文”，一般大学教育的文学经典和工友有一定经验距离，张慧瑜在教学中引导大家写家书、日记、散文等，逐步锻炼写作能力。
范雨素则不同，向来读书极多，她的教育是来自于阅读的自我教育，遍读80年代在她所居住的襄阳城郊农村能读到的小说和文学杂志。在《我是范雨素》中，她回忆了自己童年读的知青文学，以及“《鲁宾逊漂流记》、《神秘岛》、《孤星血泪》、《雾都孤儿》、《在人间》、《雷锋叔叔的故事》、《欧阳海之歌》、《金光大道》”，阅读也给了她离开家乡和冒险的冲动。她的写作也不是他人推动下或知识分子教育的产物。她一直想写长篇，写自己脑海中的人物。带着女儿二度到北京打工后，她平时做育儿嫂很忙，特地歇了几个月，把长篇写了出来。
我们的第一次微信对话是这样的。谈到“大哥哥”，她在手机上写给我：
“那是我手写的一个约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的一个人物。我还没打出来。我自己把我写的这种体裁定位叫魔幻纪实体。我过去从没写过东西。现在写写小说的目的，就是觉得活着就要做点和吃饭无关的事。满足一下自己的精神欲望。
“我写这个长篇的理念来自邵雍，昔日所云我，今朝却是伊；不知今日我，又属后来谁。”
她一直在写长篇，不过由于清高和完美主义，不满意，不愿拿出来。负责组织文学小组活动的小付，帮她把长篇中写大哥哥青年时期的几页打了出来，成为我们看到的《皮村文学》中她上交的作业。
她自拟的标题是《有梦想的大哥哥》，张慧瑜老师改成《大哥哥的梦想》，我们发表时改为《农民大哥》，说明这是“一个农民写的她大哥的故事”。对此我一直有些遗憾——范雨素本人虽然是农业户口，但不是务农为生，以前曾是民办小学教师，如今是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人，她笔下的大哥也不是个农民形象，而是位空想家，可能出现在马孔多村子的后院，也可能出现在桑丘身旁。
今年，她发来自己新写的关于母亲的文章。原文更长一些，责编郭玉洁作了两千多字删节后编订发表。范雨素在微信上向我说明写作背景，
“写母亲是因为遇到征地，心疼母亲，有感而写。我不会写东西，原来也从没写过。现在想写的原因是，我觉得我熟悉的家人，有几个很有特点。我大哥哥有农家少年少有的野心。小姐姐很有才气，但拒绝发表任何东西。我的舅舅力拔山兮，舅舅现在七十多了，在挣工分的时代，没有娱乐。村民经常祈求舅舅表演神力。我的舅母你如果看了照片，你也会惊讶，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美。他们年轻时是个闭塞的时代。如果换成现在，会被媒体蜂拥。
“后来，我琢磨，他们的前生是帝王将相，今生是草芥小民。所谓的高层，底层都是同一个灵魂。”
她就是这样写微信对话的，她就是这样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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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读者在微博评价，“读到这样的文章，我才能理解中国历史上那些忽的出现的精灵们是真的。” 也有人说，“这几年见过多少奇妙的女人，都仍然为她们的力量惊叹。”
我喜欢范雨素的文章，因为她个性化的语言和观察，因为她性别的视角，因为她“阅读者-作家”的风格。
说个性化，是因为，她不是现在流行的分类“工人文学”“打工文学”下的写法。她的长篇中，大哥哥是不认命的农民，小哥哥是少年早慧的神童，小姐姐是提笔成诗的女诗人，都不是常见的农民形象和农村生活经验。她关注的不是血泪和反抗，不是以命运和不公为中心，是一些很博大慈悲的、有凉意、有距离感的人世观察，一些多情的诗意，语言中有很多的反讽杂义，有流畅轻盈的幽默感。
说性别的视角，是因为她写下女人的强悍、坚韧、命运，男人的野心与在家庭中的隐身。
“从我记事起，我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一个大树的影子，看得见，但没有用。”
她写下一代代成为强者的女人的生存经验与精神魅力，以及女人彼此之间的影响。母亲因为是女性，没能上学，父亲倒上学了，可似乎没从学校得到什么。她自己读书很好，12岁时因为暑假时离家出走三个月，没能再上学。她告诉我，“那个时候幼稚，不知道农村社会是不能宽容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对一个小女孩也会污名化。离家出走，就是因为觉得对地理熟悉，没有任何原因，没有任何剧情。但人们不能放弃任何一个能污名化的机会。” 她自己经受了男人的酗酒和家暴，离开了他，自己打工。大女儿没能再上学，但“大女儿跟着电视里的字幕，学认字，会看报看小说了。” 这种依赖于阅读的自我教育，似乎在一代代女人身上流传。
文章里，她也写到，在城市遭受欺侮时，她会提醒自己，自己是个农村强者的女儿。这种一代代女性之间的精神支撑是史诗性的，却很少有人写。
而至于“阅读者-作家”的语言和视角，可能要说得更多一些。我们在读者留言和评论中看到不少比较，跟同是湖北人的诗人余秀华作比，跟《穷时候、乱时候》比，跟新凤霞比，跟小说《活着》的内容比。我自己读的时候，多少想到了李娟，可能与内容上一代代女性强悍的相互依恋依赖的生存有关，不过，更多是因为语言上的天真、纯净、幽默感，以及一些“反当代”的独特性。
有些读者以为范雨素是口语写作，我手写我心，以为她的语言是从日常生活到文字的简单翻译下造就的“底层写作”的朴素。并不是这样。恐怕从那些微信摘录已经能看出她的风格了。我觉得，她的语言，是典型的“阅读者”的语言，是文学造就的，不是生活造就的。她有时使用的口语，其实是北方口语加上像“伪爷”“娘娃子”这样的当地词汇以及“人不死，债不烂”这样的生动表达，而北方口语恰恰是从阅读中来的。
《农民大哥》中，她写，“他决定要当个发明家。主要原因还是上了文学的当。” 我的一位朋友去年读到，今年还记得，我们觉得这句话完全可以是《我爱我家》中哪个人物的口吻。
她很俏皮，写皮村本地居民好养狗，也是种强力炫富，动不动养好多只，她称之为“狗部队”。
她写，大哥“做事只和妈妈商量，我们家里别的人在大哥眼里都是空气、浮尘。我的母亲对家里的每个孩子都好得像安徒生童话里的《老头子做事总是对的》里面的老太婆。我们每个人做什么，母亲都说好，好，好！”。她写大哥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写自己的离家出走，对于村庄来说，“就相当于古典小说的私奔罪”，流浪的女孩是“德有伤、贻亲羞的人”。
这是一种习惯性地借助文学理解生活、早早就在日常生活上叠加了一层文学世界、并让灵魂栖居其中的生活方式。她从幼年开始，长年作高剂量的阅读和思考，非常人能匹及，她的语言也是种由她本人锤炼的文学语言。有些读者会觉得文章中出现了抽象词语、概念、逻辑，以为那是外人介入的产物。可是，每个句子都是她的，我们没有增添过。
我心目中，范雨素是位“湖北女作家”，“居住在北京的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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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朋友，社会学研究者董一格说，她因为一些评论中那种“看，她也可以写的如此好”的中产阶级他者化思维而生气，“劳动者本来就可以写的如此好（她文章当然也不是说没毛病），尤其在曾经有过多年普及教育，90%人口识字，书相对便宜的中国。”
雕琢、反讽、充满暗示的文字风格或许来自于阅读史，她甚至在微信聊天上都是这种语言和逻辑。读者对知识分子介入的误解，恐怕是因为不熟悉劳动人民中的、地方上的、基层的知识人，想象底层劳动者的逻辑和语言得粗暴、缺乏知识性才符合自身对劳动者的定义。劳动者有很多种，其中长期浸润于阅读并且对知识和求真有兴趣的那些中，有相当多的人习惯使用“大词儿”和抽象概念，也有作家编剧曾准确地写出过基层村干部好谈论国际大事，动不动“联合国”的对话。而本地知识分子可以与知识生产机构和制度毫无关系，但其心灵直通经典文本，并且所受经典的影响和对经典的定义可能是个性化的、与个人青春时高密度阅读时恰好共存的时代风潮紧密关联的、充满偶然的，与学院和社会的经典化选择不同。
我确实觉得，范雨素的语言是书面化文学化的北方口语，结合一些通过阅读得来的表达和概念，她的观察是不断在现实和文本之间曲折往复的对比、理解、和省察，是通过阅读锻造的文学语言，不是什么农民语言。那种对“无知者也能作诗”的虚假想象和“钦佩”，在李娟的文章初被大众所读时也出现过。当有人宣传她未曾读过太多书但能写作的神话，认为她的天真气质和想象力来源于无知，李娟曾专门出来澄清，她一直喜欢读书，读得多，作文好，并不是有些人说的那样，“只读琼瑶”。
而同时，琼瑶也不是不重要。范雨素的名字来源于读琼瑶小说，12岁时自作主张改了名字，从此，“我是范雨素”。她在阅读中重新命名和发现了自己。其实，八十年代琼瑶开始流行，也正是对爱、美、独立自我的追求流行的时候，如今被称为人文精神。那个年代，范雨素因为大哥哥和小哥哥的缘故和自己的探寻而读《当代》杂志和《在人间》的时代的读物，与今日书店和手机上的读物也不相同。我会觉得她的语言中有一些曾流行过又被失落的人文精神，那本身是朴素和有力的，而其朴素性，与阶级身份或人们想象中劳动人民的无知倒并不有关。不过，当范雨素写下，文学小组一位工友的作品“表达农民工的心声” 时，确实是她的身份和经验给了这样的常见表达以实在意义和力量，召唤回来词语本应有、却在庸俗的大众媒体和空洞的政策表达中失落的含义，召唤回一些失落在今天的书面语、网络语言、政策语言中的真挚。
琼瑶为什么动人？爱，情感、原谅，美，不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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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前阵子有另一篇引起比较广泛讨论的文章，《房疯》。在北京买房太难了，或者说，人总是会觉得自己做错了，似乎总错过了什么。时代的走向不是普通人所能把握的，无助感带来的失败感与切实的生活压力都让普通人焦虑。其中一位人物说，“如果有机会，就不要再错过了，这个时代不再奖励勤恳工作的人，而是鼓励胆大心黑。”
我们也纳闷《我是范雨素》为什么流行。昨天，这篇文章的责任编辑郭玉洁说，除了语言或者流畅感，最重要的是，文章有种道德力量。
2015年底，《正午故事》纸质书第一辑出版时，郭玉洁在出版说明中这样写，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今天的世界，是同一个故事的万千版本。挣扎与成功，财富与梦想。我们试图抵御这种单一，复活那些被遗忘和抹灭的故事， 赋予普通人尊严，留下变幻中国的痕迹。”
如果这个时代的成功学鼓励胆大心黑，如果中产阶级疲惫地重复穆旦的诗句来将自身处境理解为，“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是完成了普通的生活”，如果这个时代的“非虚构”及其他时代记录常常将梦想等同于财富或创业或享乐，在描述心灵和人性时强调其多变的特质和野心，把贪婪当做普遍人性，把竞争当做伦理上正确且有利于全社会的生存准则，把世界的财富当成一个“非你即我”的、需要抢夺的总体，那么，范雨素笔下的人，笔下的生命力的形态是不同的，她是在赋予普通人尊严和心灵深度，也在礼赞阅读。
范雨素曾这样在微信里告诉我，“现在的农村就是丛林法则。童年，因长辈是强人，还没受到欺侮。” 大家在说人文精神时，究竟在说什么？或许关键不在于世界变了，而是理想与准则变了。如今时兴的是保守主义、进化论、自由市场的幻觉。
而范雨素写婚姻是“把自己草草打发了”的痛惜，不是估价，不是责任和劳动时间对比，不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的循规。强大的自我和心灵追求是动人的，其中有那些新鲜的力量，被压抑已久的追求，要做个人，要站起来，要笑，要蓬勃生命，要爱的动能。“我是个无能穷苦的人”中的骄傲是动人的。“母亲爱着我们”的具体性和那些要了解他人、思考他人生命的呼唤是有力的。
我一位师姐读后说，“活着是什么？” 如果我可以用一点“大词儿”的话，我想她也在定义活着的丰富涵义，在这个考虑输赢的时代，也是在以作品本身、以作品/写作行为和自己生命的关系，声明阅读的价值，尊敬让人心疼的书，爱护受苦受难的人，人都在受苦，不仅所谓底层。
每次，范雨素有文章发表，她会回到皮村文学小组教室，买水果零食，请大家吃。大家叫她“雨素大姐”。这次，大概她又要回去了。《皮村文学》的第四辑也出版了。
—— 完 ——
题图为2015年1月7日，北京，皮村商业街，东西向，集中了皮村绝大多数的商户，解决了两万人的吃穿用和娱乐消费。来自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