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脑子里的东西全都丢掉了

文 | 谢丁

 

无论去哪里，我都带着笔和本子。看书时，碰到精妙的句子我会赶紧写下来，否则我会感觉一切都是白看。出门吃饭聚会，我也掏出笔和本（即便没掏出来，我也随时做好记录的准备）。我感到恐惧，一切经历如果不变成白纸黑字，几乎就像没发生过。但不幸的是我的记忆越来越差了，看过的书，说过的话，都只是从脑子里穿过，没留下任何痕迹。到最后，我完全忘记了记录这个行为。很快，我连笔和本子这两个东西也丢掉了。

我在电脑桌面和手机的备忘录建了一个文件，名叫“别忘记”。有时猛然瞧见，打开一看，空白——别忘记“什么”呢？我忘了。我还试想过在白纸上打印出两个大字：“莫忘”，贴在墙上。可是每天那么多事，到底要莫忘什么呢？除非我在墙上写满我整个人生计划。

当我渐渐习惯于遗忘这件事时，我的朋友，甘露园野球队的副队长，成了不可多得的记忆之友。他很年轻，博闻强记，多年前（哪怕是初高中大学时代）的对话，他都能一一向我复述。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在他那儿，“作家”这两个字不同于我们通常理解的含义，是个神圣的词。

副队长也随身携带一个笔记本，偶尔会记录一些灵感迸发的素材，虚构的素材。至于非虚构，他自己整个儿人生都在他脑子里，永远不会丢掉。过去一年，趁我还残存一些记忆，趁酒醉人醒时，我将我整个儿人生也都塞到了他脑子里。就像存进了保险箱，有朝一日如果我丧失全部记忆，如果他也成了作家，也许他能把“我”用非虚构的方式复述出来。现在，我对我的记忆随取随用。我们俩的对话有时是这么开始的：

“你还记得我说过的那件事吗？”我说。

“哪一件？”他打开了脑子里的关于我的文件夹。

“就那一件，我在夜总会工作时的那个事。我有天晚上喝酒时说的。”我有点迷糊。

“我知道了。”

就是这样。副队长成了我移动的硬盘。我看过了千本书千部电影，什么都没记住，但他只看了一百本书，却历历在目。我认为他不从事如火如荼的非虚构写作，真是可惜了。可他志不在此，还讽刺我。就在前天下午，我们在他院子里喝酒。那时阳光正好，春风袭人，我们摆了一张长条桌，倒上两杯酒（我对此记忆深刻，是因为他刚刚全面清理了他的小院，扔掉了四大箱啤酒瓶）。我告诉他，在非虚构界，我也算是个人物。

“是的。”他心不在焉地说。

“不说响当当，也算是有过作品的。”吹来一阵凉风。

“是的。”他说，“你说过了。”

“嗯哼。”

“现在的非虚构大师，也许整日在家对着自己的作品自慰。”他说，“你做得到吗？”

严格来说，上述对话并不是非虚构。请你们原谅，我脑子里的这部分记忆彻底丢掉了，已无法复原当时的真实场景。我没有录音，也忘记了笔和本子。总体而言，大概意思差不多（也可能差很多），但至少最后一句话我记住了。我还记得我们狂笑了一阵，但也可能没笑。天气太好了，谁还在乎我们说过什么？

我得承认，作为一个曾经的非虚构写作者（也许得加上特稿记者），我应该为上面的对话感到愤怒。一方面，对话本身就是虚构的，这个现在没法说清了（除非你从副队长的脑子里抽出记忆来）。另一方面，我意识到我已经两年没写什么东西了。除了写写正午玩物和信箱，我每天都在忙着丢掉记忆。对于后一点，我拿不准是高兴还是丧气。

每天早上醒来，我都感到自己得写点非虚构。我洗个澡，喝一杯咖啡，坐到电脑前，试图写点什么，但我的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以前可不是这样。在我做记者的十年里，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写非虚构。那时脑子里挤满了东西，说过的话见过的人都是非虚构。我的职业生涯一直在非虚构，我的工作和生活是那么真实可触，以至于我很想将非虚构三个字刻在胸膛，那样我得裸睡才能睡着。几年前出版我的报道合集时，非要装逼把名字取为《困死局外》，我很后悔，我应该取名《我与非虚构不得不说的故事》，或者，《非虚构的我》（事实上的确有这本书）。现在，八年过去了，尽管我的书只印了五千本，但网上还有售卖。随着记忆渐渐离我而去，那本书的所有内容和名字我都忘得一干二净。我一点儿也不想忘记，它证明了我和非虚构曾经那么接近。但如今，我脑子里空空如也。

罪魁祸首也许是烟和酒。以我有限的科学知识判断，烟酒摧毁了我的大脑，我从不担心它们破坏我的肺和胃，但如果脑子变得一团浆糊，我该如何在非虚构界混下去。其次，我的工作和生活太不真实了，我总是待在常营，哪里也不想去。每周一次，正午在常营一家咖啡馆开会，其他人从四面八方赶过来。我猜想，一路上在地铁里的经历，都足以塞满他们的脑子。而我是空白的，我没有经历，关键是我也不想去经历，我连衣服都懒得换，总是穿着那件我心爱的帽衫和运动裤出现在常营。电脑和微信才是我的非虚构生活，但我猜你偶尔也会怀疑，手机里的一切都是真的吗？以我目前的记忆力，连昨天发生的事都不再真实。

还有一种可能（一想到这个我更感恐惧），会不会是我的脑子有了独立自主的意识，每天擅自进行自我删除。每个深夜，当我看完书躺下入睡时（我始终在床头摆一本非虚构大师作品），大脑自动开启运行模式，挑挑拣拣，选出最适宜留在脑子里的记忆，然后把其他东西都扔掉了。我不敢相信，也不想相信——为什么要删掉关于非虚构的一切？

我不能这样任其发展。我现在什么也记不起来，什么也写不了。再过一年，我一个字儿也写不出来了。那时，我不仅永远成不了副队长眼中的“作家”，连“非虚构作者”也将离我而去。我最终将成为一个领导，一份官职，一种脑子里空荡荡的虚构生物。

 

* * *

甘露园野球队的队长，以前是我的领导。当我还沉浸于海量的非虚构写作时他就是我的领导了。我写完一篇非虚构，打印出来，递给他。他埋头在桌上看半天，抬头说，改个标题。他鼓励我应该走上更远大的道路，写一本伟大的非虚构著作。他说：“够了，你现在可以开始写了。”但现在，他应该难以想象我也有“没脑子”的一天。我很羞愧，决定什么也不说。

几年前他是我的领导时，我习惯直呼其名。后来我们俩一起到了正午。我们俩的领导（另一位高深莫测的人）发话：“你们部门就两个人，谁做领导，自己决定。”我转头就对身边的搭档说：“我来做领导，你顾问。”自那以后，我不再叫他名字，改叫他的昵称。两个月后，他就升职了，又成了我的领导（幸亏不是直接的）。那年年底，副队长来京，一年后甘露园野球队成立了。我不是队员，但出于礼貌和敬畏，我小心翼翼地变了称呼，叫他队长。队长，你好。队长，我的脑子坏了。队长，我们什么时候出去喝酒？

热爱非虚构的读者此时大概会挑刺了，我怎么还记得那么遥远的事。我无法辩解，自己也解释不清。如果说副队长是我记忆的硬盘，队长就是我的记忆本身。在正午创办之初他续写过一篇虚构，我能记住他以及我们的那些对话，大概是他本人和非虚构根本就没什么关系（我的脑子因此聪明地保留了我们珍贵的回忆）。队长的梦想是做一款移动互联网产品，如果能改变世界就更好了，改变不了世界起码也改变一下我们的生存状态。他早就远离非虚构圈了。但出于一种莫名其妙的下属奴役之情，在正午创办后的两年里，每当我遇到问题，我仍然会向队长寻求答案，尽管有些时候他的答案令人抓狂——正午还不叫正午时，他想过两个自己很满意的名字：“通俗报道”和“大稿”。

在安居常营的日子，唯一能让我兴奋进入北京五环之内的，就是队长的酒局。我和副队长，一个丢了脑子的人，和一个准备当作家的人，去跟一个梦想创业的人喝酒。我们辗转于各个酒吧，聊的都是一些不费脑子的事。那时我已深感我脑子里的东西所剩无几了，正打算开个小酒馆，我再也不会写出伟大的非虚构（感谢脑子！），但也许我还能卖出伟大的酒（感谢我的肝脏！）。我猜队长对我脑子里的恐慌一无所知，像几年前一样，他鼓励我应该走上更远大的道路，做一个牛逼的产品经理。副队长连声说是。

我们最常喝酒的地方在大望路一家日本料理店。队长点一盘芥末章鱼、要一瓶烧酒热一热（我记得多清楚）。他打开手机，打开他最近的一款业余产品。只要你打开APP，登录后，你会自动进入一个聊天讨论组，组里全都是方圆一公里内的人，你可以任意和他们交流。我看着队长，问他，难道不是很多社交软件都有这个功能吗？

“不一样。”他严肃地说，“我们这个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你用用就知道了。”

这就是队长的风格。我和副队长分别下载测试版，方圆一公里，就我们三个人。聊点什么呢？——无论我们聊什么，立即在手机上变成非虚构。我们打上去的词语和句子，将永远留在屏幕上，永远也不会丢掉。我感到欣慰，就像微信一样，所有的聊天记录不会消失，我从未删过，我甚至下载保存到电脑上，再备份了三份。

“不，不是这样的。”队长说，“你的记录不会保留在你的手机里，它只会在你说话所在的这个位置里。”

我想我终究得习惯这件事了。现在，每天早上醒来，我都感到大脑一片空白。然后一些画面，一些声音慢慢开始出现。不是昨天的，也不是去年的，它们甚至跨过了我整个职业生涯，回到我还没进入报社，还没成为记者，还没开始写非虚构之前。那时我正打算写一篇武侠小说，正塑造一个像阿飞那样的高手。没有过去的人。

有时我在常营闲极无聊，会打开手机上的测试版。方圆一公里，就我一个人。我随便敲上几个字，无人回应。第二天，我再敲上几个字。十天过去了，方圆一公里内仍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我很想问队长，正午都两周年了，它什么时候才能上线？

 

* * *

附送一首拉金的诗：（队长喜欢的诗人）

 

忘记做过的事

停止写日记

对记忆是打击，

是空白的开始，

伤口不再结疤，

以这样的词语，

这样的方式，

成为冷酷的苏醒。

我想要它们结束，

仓促地埋葬，

回头望时，

像战争和冬天

消逝在昏暗童年的

窗子后面。

这空白的页码怎么办？

它们本该填满，

由它去吧，成为注视中的

华美回忆，

日子里，花开了，

鸟去了。

 

* * *

正午两周年改版计划：

正午两周年，不再有派对。我们拍了一组自己人的视频，正午团队局部亮相。

两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捆在每个人身上的束缚实在太多。别告诉我得遵循一定的媒体规则。在我们这儿，没那么多规则。

我们可能是这样的：不客观、不陈旧、不新闻。

我们打算尝试一些新的写作。

 

简单说说我们的改版计划：

一、作者永远第一位。我们鼓励正午的所有作者都有自己的风格和想法。作者之间，并不一定要在任何问题上达成一致。

二、取消“报道”栏目。以后，正午的所有文章都是“随笔”。

三、因此，我们提倡“新的写作”。拒绝任何套路和模式化的写作，拒绝单调的思考角度。

四、增加评论性文章，提倡智性写作。评论我们认为值得评论的一切。

五、正午将更加杂志化。保留“玩物”栏目，让生活方式变得更有趣。在周六开辟“专栏”。

六、保留“信箱”。每个月末，我们新设正午信箱特刊：“征友”。详情请见本周信箱。

七、再过两个月，夏天来临，正午将拥有自己的活动空间。我们将举办更多的线下活动，让知识文艺社交变得更真实。

八、我们调整了微信的菜单。你可以在那儿寻找以前的文章，还能加入我们的读者小密圈。

以上改版，我们试行一年。希望明年此时我们还在。

 

—  — 完 —  —

 

彩蛋：

演员：正午全体员工

剪辑导演：梅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