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谢丁
徐立功是个好人，好到烂。什么意思呢，就像没了脾气，随便什么人都觉得他好。“我这人就是没个性。”他摊在沙发上，慢吞吞地，表情很幸福。“你知道台湾麻吉么？夜市上那种小吃，软绵绵的。”他说，“我就是麻吉，你要怎么捏，就怎么捏。”
台湾电影人，有个性的多了去。焦雄屏老师，有个性。和徐立功打交道几十年，中间还闹过不愉快（徐立功也会和人吵架？）。到头来，两人还是和好。徐立功说，后来我终于知道如何跟焦老师相处了。怎么处？“你如果要找她合作做事，一切听她的就好。”我们就笑他，你真是个烂好人。
不过，也多亏了徐立功的好，台湾许多电影导演才有了奔头。
七十年代末，徐立功在行政院新闻局广电司，没事就去楼上的电影检查室看电影，顺便看人如何剪片子。哪些是台湾民众不能看的，剪掉；哪些是黄色有毒思想的，剪掉。徐立功就此知道，政府的底线在哪里。他也提意见，说这样一剪，电影的意思就变了。
然后他就去做了电影图书馆的馆长，一做九年，认识了台湾新电影的那一批导演、评论家、也包括还在纽约的李安，还在文化大学读书的蔡明亮。他那时理想着，想着自己成为第二个亨利·朗格卢瓦，法国电影资料馆的老馆长。1981年，徐立功搜罗了50部不同国家的电影，在台湾展映，从此有了金马奖国际电影观摩展。
电影人都说，别让政府剪片子了，要尊重创作者。但谁去和政府谈？当然是老好人徐立功。捏一捏，就去了。他就花心思和政府斗法，两边还都不能得罪。有电影人跟他说，我们就像一把刀，贴在你胸膛。做得好，帮你刺出去。做了违反艺术的事，就捅你一刀。
好人还是挺难做的。徐立功回头就去了中央电影公司，但又是个烂摊子。台湾电影那时处于“全面崩盘”中，岛内95%票房来自好莱坞。徐立功拿了大权，副总经理。他可以决定某部电影拍不拍，花多少钱拍。他冒了个险，启用了一批新导演，一下就推出了李安、蔡明亮。也包括后来的陈玉勋、林正盛。好人徐立功就成了台湾电影的伯乐。
这些人中间，尤以李安名头最响。他早年的电影，几乎都是徐立功制作的。看起来，两个人都是温吞水似的好，反正外界已把他们连在一起，想分都难。所有人都想找李安拍电影，找不到李安，那就找徐立功吧。媒体也是，访问徐立功，问的都是李安。
我们也不例外。徐立功就说，谈就谈吧。但说多了，报纸一登，全是李安。他就笑，这也太伤我自尊心了。
但如今在台湾，还有谁能像徐立功这样，能讲出一大堆电影圈的轶事？而且说来说去，大家也不会有什么意见，知道他人好。况且，他手上似乎还保有一种无形的权力。即便他后来离开了中影，创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他在圈内仍有极大的影响力。2010年，金马奖颁给他终身成就奖时，台上台下的李安、张艾嘉、刘若英，都是一口一个“老板”。
徐立功说，现在最敢讲的人，就是我这样的。至少我还可以倚老卖老。
口述 | 徐立功
零缺点的李安
《少年PI的奇幻漂流》公映之后，我每次去内地，走在北京的路上，只要碰到老板，所有人都问我，能不能找李安拍电影？没有别的事，每个人就一个目的，希望我去说服李安。
当然，他们不会把现金捧过来，但你可以想象，他们都是很有钱的。问题是，如果李安是那么好说服的话，也许他就不会有那么多好作品。今天讲实话，如果李安愿意拍什么东西，你还怕他缺钱吗？一定有很多人捧着钱来，对不对？
但是我讲破了嘴也没用，就算我把李安骂得一文不值也没人相信。他们说：“不会吧，他就是最好，对不对？”我说，大陆还有其他导演也很好啊。他们讲，不行，张艺谋不行，陆川不行。尤其是《少年派》之后，媒体也说，李安是零缺点，什么张艺谋是零优点。这不是我们台湾人讲的，全部是内地自己讲的。搞得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哪个人是好的。
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影剧界真的很残酷。
不过，讲一句实话，在目前来讲，我觉得李安当然是绝对优秀的。他自己的天分、努力和认真，这些都是他的优点。另外那些导演被批驳，为什么？我会觉得是修养的问题。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多么了不起，出钱的老板也要听我的。钱来以后，他们只需要满足自己的创作欲望，才不管你票房怎么样。所以最后，投资老板们都怕了，那当然就会反弹。
而李安这方面，这个平衡掌握得特别好。
我记得当年，我们拍完《推手》时，他回到台湾。电影上映时，我一定会跑到戏院看观众的反映。李安是第一个导演，会跟着我，到每家戏院去看。我每次跟他讲，你不必了吧，电影拍完了，你也累完了，就回美国休息吧。何必跟我这样东跑西跑？台北西门町的中国戏院，对街有很多咖啡厅，我们每次坐在那里。看有没有观众去排队买票。对我来讲，我是关心票房。但李安他也跟着。等人家买票进场，他跟着我一起进戏院去。我说，我只是看观众的反应，你干嘛？李安说：“你不知道，我在创作的时候，很寂寞，只有在这时候，我是享受。我在看观众，哪些地方高兴、哪些地方难过，我就很满足，也可以作为我拍片子的参考。”李安是很认真的。我真的觉得——我也不要指名道姓——大陆的导演很少有这种人。
另有一次，我和李安一起去参加柏林影展。那时他还没那么大名气。《喜宴》和《香魂女》一起拿了金熊奖。然后，整个柏林好像都被大陆的人包围着，简直一片呼声，都是《香魂女》。我们那时候是第一次参加影展，也没什么声音。李安每次去一个地方，他真的都是工作，不是在玩。我们替他安排在一个花园里，给了他一张沙发椅，他坐那儿接受访问，所有人排队排长龙，他从来都不厌烦。他唯一的要求是说：“老板，我只要求一点，每天中午，你得陪我吃中饭。”所以，一到12点钟，我一定到现场把李安带出来。我们俩就到一个中餐馆，吃碗面。到了一、两点，再把他放回沙发，他从来没有怨言。
对李安来讲，他喜欢观众喜欢他的电影，所以他拍电影一定会顾及观众。这是很可贵的。
另外他有一个观点很好。他有几部比较不成功的电影，叫好，不一定叫座。但其实他拍那些电影，是有目的。比如拍《与魔鬼共骑》，这是因为接下来要拍《卧虎藏龙》。他先要去习惯那些和骑马有关的东西，他都希望掌握到。他真的是这样一个人。做每件事，一定有他的想法，他才去做。
即使是台湾导演，也很少有人像李安这么投入的。早年很多的导演，无论是杨德昌，或侯孝贤，一开始他们都蛮想完成自己的创作理念，可是逐渐逐渐，他们也会觉得，好像不能完全发挥这个理念，所以后来也会开始做一个结合。至于那些名气小的导演，更谈不上这个了。只要有人肯给他出资拍片，他们就很感激了。
皇帝的寂寞
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我和李安见面也不是很多。他每次来台湾，时间都不长。《少年派》在台湾宣传时，我正好在北京，接到李安电话。他说，台北的首映，有个走红地毯，要我陪他一起走。我说，这电影跟我没有关系啊，也不是我投资的，我也没参与，最多就是你在台湾拍片时，我有去探过班而已嘛。这很奇怪的，李安为什么要跟我站在一起？我说这不太好。
可是，人家这么慎重要找你去，你不去，会变得不好意思。既然如此，我就去。后来我了解，其实他请了不止我一个，他把当年我们一起拍《饮食男女》的那些演员，都叫了去。
我是觉得，可能是因为李安一个人在台湾，太单了。你想，如果走红地毯，就和他太太两个人，走起来也没什么意思。
你也知道，做皇帝是越来越寂寞的。（笑）
因为想去接触李安的人，很可能就是一般的小人，或者想沾亲带故的。像当时跟他拍电影的那些人，大都因为李安红了，反而跟他保持某种距离。否则，好像我们一天到晚沾着导演似的，我们都尽量避开。所以李安也挺寂寞。
说真的，他每次来台湾，就是跟我这种人见一见。对他来讲，也许是善良感恩，对我而言，我会觉得是因为好朋友。但是每个人心理上难免会有一些个人不同的思路。这是讲一句实话。我曾给他举个例子：“以前多么方便，你来，我们俩就到面摊上坐着就可以聊半天，现在有这个可能吗？没有。”不要讲去面摊吃面，即使你今天跟他在哪里见个面，说几句话，立刻就会变成新闻焦点。媒体就会以为我们之间又有什么事要做。其实什么都没有。
我跟他说：你每次跟我一说话，明天我要跟你上报纸，上了一大堆。主题我也很清楚，不是为我，是为他。可是我老是站那边上，我就觉得太伤我自尊心了。（笑）
所以我们后来做事就变得保密了。比如他住在哪个旅馆，半夜或者什么时候，两个人才吃个饭、聊个天。都是躲躲闪闪的。我跟他讲，这种相见最好不要见，好像我是个情妇似的，不能见人。（又笑）
当然我这是开玩笑。但是他每次回来，我们都有见面。只有两次没碰到，一次是《卧虎藏龙》在戛纳首映，我刚好出国，到澳洲我女儿家去了。后来李安一到戛纳，就打电话到台湾，叫我赶过去。我说我不在家。他说，你躲得真是快得很。
李安的寂寞，是他特有的。所以我一点都不羡慕成功的人。为什么？你想想看，他的母亲住在台南（父亲已过世），弟弟李岗夫妻住在台北。另外他还有两个姐姐，一些后辈。但他每次回来，每天就是媒体记者围着，他妈妈要看儿子，都要从台南赶过来。
他弟弟李岗，跟我一样，也受到李安的盛名之累。什么事情都找我们，但其实都没用。因为李安是很坚持自己理念的人。李岗每次都说，你们不要找我，去找徐立功。其实我也无能为力。
在台湾，李安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好多都是媒体人。至于那些演员朋友，其实也受李安名气的影响。有一年，我们一起去印尼参加亚太影展。归亚蕾先去。有次到海边散步，李安突然来了，也在海边散步，媒体记者就在那儿狂拍。归亚蕾就笑说：“我来了好几天，现在才被你们左拍右拍的。那是因为李安，对不对？”
再比如刘若英，李安蛮喜欢她的。每次有什么片子，就找刘若英去谈。刘若英后来说，我全身的细胞毛孔有多少，李安都知道了，还要跟我谈什么，用就用，不用就不用啊。
我记得有一次更好玩。拍《饮食男女》时，确定演员，李安要去找张艾嘉。我们就约在台北一个喝茶的地方。我带着李安和张艾嘉进去，一进门，服务的小姐就说要签名。李安以为人家找他签名，正要拿笔。小姐说，不是找你，是找她。张艾嘉就笑李安：“你不要以为人家都找你，也有找我的。”人家那时还不知道，这个人以后成了国际大导演。
大陆不是多的是钱吗？
很多内地的投资者都来找过我。其中有两部，我印象比较深。
一部听起来很大，叫《江山》，讲抗日战争的。 投资很大，上亿人民币。我就跟那个有钱人说，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题材。因为那个是国共合作，共同打一仗。这仗又是关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役，而且又刚好包含中美之间的友情。江山还是毛泽东的祖籍地。总之，我说这是个很好的题材。谈了好久。
结果他问，李安有没有可能导这部电影？我差一点没撞死。
我说，李安选择题材，有他自己的见解。后来我给他们介绍了一个美国导演，人家真的考虑这事。但是他们脑子里就李安，没有别人。这就是个问题了。
最近还有一部电影，来找我，我也觉得还不错。他们想拍司马迁。题材是不错的。这么一个小人物，或许李安会喜欢。这个投资方比较通情理。他后来还跟我说：“当然，徐先生，如果你觉得李安他愿意做，那么你就来做制片。”我对这个投资人印象蛮好的，他们很有诚意，亲自把剧本送过来。然后就说，你做不做得到，没有关系，但是他们自己要做的事，是一定要做的。
事实上，我个人对电影的看法是这样：有所为，有所不为。
虽然我也很喜欢商业，但是我不太愿意破坏……怎么讲呢，我们的电影梦也好，电影文化也好……比如说，白蛇传。我多么喜欢以前的白蛇传，白蛇在西湖遇到许仙，两个人共拿一把伞，我觉得多么唯美。最后发现，哦，这个女人是个蛇，一个镜头就完了。但是你现在大陆科技发达，拍个3D等等。我们对神话的美感全部给破坏了。
有时，我真觉得，许多人太迷信于好莱坞的科技。人家都已经逐渐在变了，我们还一天到晚收人家的尾巴。你看马丁·斯科塞斯的《雨果》，说真的他并没有太多的科技。他反而有点像什么都要亲身去体验，比如在屋顶上逃的那段，倒很像是成龙的风格。
以前我非常喜欢张艺谋，远超过李安的。我们都是看他那些电影长大的，是我们的偶像。那等到李安的电影出来后，讲实话，我开始想，张艺谋的东西，现在怎么这么难看呢？直到《山楂树之恋》，我才觉得有道理。这个电影是应该让张艺谋导的，最合他味道。因为我觉得他经历过文革，所以那种感情，我会感动。
现在，很多人都在向往，是不是可以走到好莱坞。每个人都做这个梦。其实我觉得真的不一样，你就说好莱坞吧，还不是想到中国大陆来投资。所以我总跟他们说，你们不要迷恋李安，好莱坞也是把资金拿到中国大陆来的。就不信。
我总觉得，两岸三地的电影，焦点应该摆在哪里呢？应该利用台湾人的创意，大陆的特色、地理环境和市场，再加上香港的技术，也许就能做出很好的华人电影。
至于钱——大陆不是多的是钱嘛？（笑）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你不要想用你的观点去说服投资者，你可能要玩一点儿小手段，让他们愿意把钱拿出来。
贴在胸膛的一把刀
我是辅仁大学念哲学的，其实和电影没什么关系。但我那时就给电视台写剧本什么的。后来就去了行政院新闻局的广电处。七十年代末吧，我们天天就在立法规，台湾的《广播电视法》就是我们那时候帮忙拟定的。可是除了工作以外，像我们这种人蛮笨，不会跳舞，也不会打台球，什么也不会，我唯一最大的娱乐就是看电影。电影处的检查司在我们楼上，所以我每天就跑到那里看电影。
不是看电影，叫检查电影。我心想，电影检查一定是把人家不该看到的剪掉。后来跟他们很熟了，每次他们剪完，我就看一下，说，这个为什么要剪呢？你这样一剪，电影整个意思就变掉了。所以他们慢慢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好像很喜欢看电影，又好像很懂。反正他们也不讨厌我，觉得还可爱。
有一次，新上任的新闻局副局长宋楚瑜，也跑来看电影。他问放电影的师傅，今天有什么电影好看的。师傅就说，你问徐先生，他懂。我那时根本不认识他，没大没小的，我就说：“看你对好电影的定义是什么？要看好艺术的也有，你如果想看很暴露的，也有。”他就笑一笑走了。没隔多久，有一天我在办公室，突然讲副局长来视察。他一进来，人家就介绍这是徐立功徐科长。他笑笑说，原来你在这里做呀。我瞎猜，他好像还蛮喜欢我的。
然后，电影基金会成立了，又要说成立一个电影图书馆。宋楚瑜那时升成局长了。有一天，副局长来问我，去不去电影图书馆。我其实根本不知道怎么样，但答应了，说可以去。真正要离开时，局长又变成了丁懋时。他又跟我讲，你不要去了，可以把你派到美国去。我那时还年轻，觉得如果因为外调就不去图书馆，面子上很难看。我还大言不惭地说了一句，我要效仿法国电影图书馆，做一辈子的馆长。
人家觉得你还真的是有理想。电影图书馆对我影响很大，我是在那里认识了焦雄屏、蔡明亮这些人。焦老师是从外面念书回来，到图书馆查资料。蔡明亮是在念文化大学，做了些小的舞台剧，我们办影展时，他就过来做工读生，帮你卖票，有空就进去看电影。所以，在那个时间段，受到他们很多熏染，很多关键的人，也是那时认识的。
电影图书馆和评论界、以及那些导演，关系都是很密切的。因为搞了很多影展、放映活动，也常请些导演过来演讲。我们也出刊物，是电影双周刊。请专家去介绍各个时代的各国的电影特色和他们的历史。
我在图书馆待了将近9年，到后来已经做疲了。为什么？每年都办影展活动，人山人海，每天也是很有压力的。因为影展的片子，政府也要剪。评论界就讲，要尊重创作者的心血，片子绝对不能让他们剪。那怎么办？只好你站出来跟政府对抗，保持创作者的原本创意。你要花很多心思跟他们斗法，趁他不注意，你赶紧放映。你要有这样的胆识。这段时间焦老师办事最漂亮。她就跟我讲，你一定要抗争到底。甚至有人跟我说，我们就像一把刀贴在你胸膛里头，我们支持你。但是如果你做了违反艺术的事，我们就捅你一刀。在两者之间，你要就权衡。
这样很累的。所以后来，宋楚瑜先生就问我，你要不要来我们文工会，就是最高的文化主导机构。我一开始兴趣不大，结果一个朋友说，去做总干事，这个名头很大啊，为什么不去？我被人家这样一说，就去了（笑）。去了以后就在第三室，管的就是电视和电影。
没多久，就碰见了《悲情城市》。我坚持不要剪，一定要让这部电影公映，结果《悲情城市》真的没剪就上映了。最后也没事啊。其实，压力也就是做官的人自己的心理。
那时，每到什么重要节日，电视台都会主动找我约稿。我一开始很高兴，觉得好像有点名气了。有一次我就问一个电视台的朋友，说为什么每次都找我写？他说，你不要生气，找你写稿，是因为最安全。第一，你的字很方正，打字不会打错。第二，你是管电视电影的，很清楚界线，绝对不会出问题的。我就有点不舒服，搞半天，这不是利用职务在做事吗。那时就想离开了。
有一天，文工会主任找我，坐在他车上聊半天。跟我讲政治、现实什么的，都无趣啊，说我是一个很知心的人。然后问，你现在要不要去中影（中央电影公司）？我说好啊。那次聊天没多久，他就去英国了。
我第一次去中影，坐电梯。两个人在我旁边咬耳朵，说，你看看这就是新来的副总，听说他连拉丁文都考八九十分，他会拍电影吗？我心都凉了。后来想，也对，我是真的不会拍电影，我来这儿干嘛？去了才知道，我要负责决定一部电影要不要拍？好几百万到上千万，这当然就很恐怖了，从来没做过这事。后来我就想了半天，也许可以利用这里，培植新导演。
台湾电影，几乎就是一部中影的电影史
我启用的新导演拍的第一批电影，反响都不错。老导演万仁的《胭脂》，柯一正的《娃娃》，蔡明亮的《青少年哪吒》，李安的《推手》。居然都成功了。中影的人开始接受我，说这个副总也蛮能干的。李安的第二部片子就得了柏林金熊奖。所以基本确定下来，每年都可以启用四个新导演，一代一代，像陈玉勋、林正盛都是那个时候出来的。很多机会也来了。他们也都很争气，运气好，潜质也都非常不错。
认识李安，是因为他在纽约念书时，写了两个剧本，参加台湾比赛，《推手》拿了第一名，最佳剧本，《喜宴》也得了优秀剧本。新闻局就给了他一张机票，到台湾领奖。他那时在寻找拍片的机会，接触了很多人，到最后都没谈成。后来他就到中影来找我。
一见面，就好像熟的不得了。他就穿一条破牛仔裤，蓝色T恤，都磨损了，站门口。我说你干嘛站在那，进来啊。我们俩就这样子一谈就谈两个钟头。完了之后我说，李安，你想做导演，我愿意支持你拍一部电影。他就问我拍哪一部？我说，当然是《推手》，谁要拍第二名的剧本。其实我那时候没概念，才跟他这么讲。他说你给我一天回去考虑。我说，就一千两百万台币，多一毛都没有。
他回去后，就到处跑，去问人家哪里能租器材，多少钱等等。之后差点合作不成功，因为那时候台湾有个片商，也是跟李安谈。但是他当时就跟李安说，要把推手拍成一个喜剧，重点就放在爷爷跟孙子之间的趣味上。李安当然很不满意。第二天早上9点，李安就来了。
其实对我来说，我只是给他很多方便。之所以会做《推手》的制片，是因为当时一次给李安一千两百万，他要跑到纽约去拍，钱一定不够。所以要控制得特别紧，每一毛钱，都不能迟到，一迟就惨了。那这个谁能保证？就只有我，我是副总，随时盯着，钱是否寄到美国了。这就可以给李安很大的安全感。
这部电影，李安吃过很多苦。钱这么少。他在美国的制片，每天都在拍摄场地。比如每天要看那个飞机，什么时候飞过，他要算到几点几分。李安当时拍那个场景只有20分钟，必须拍完。拍这个电影时，他都被制片骂哭了。哭完之后制片说，好，哭够了喝杯咖啡，上工。
在台湾，中影一直是龙头老大。如果你要讲台湾电影，几乎就是一部中影的电影史。但中影的问题是，它要拍电影，得经过党部的批准。所以中影早期的片子，多少是带有一些爱国意识什么的。我进去后，会扭转一点，说电影是个艺术。当然我们不否认电影里教化的东西，但是不能矫枉过正。
在中影，我们也没有赚钱的压力。碰到我这种人，也不懂什么是压力。也没人管我，所以我也很佩服当时的总经理。当时让他来，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我的个性，不善于应付电影界的牛鬼蛇神。他就跟我讲，很简单，喝酒吃饭是他的事，拍电影是我的事。他说到做到，这个人非常好。
但《推手》是赚钱的。即使是蔡明亮的《青少年哪吒》，总体上也是持平的。
我和蔡明亮在图书馆时期就认识了。他那时就是个很有潜力的人。但我常和他开玩笑：“你拍这样的电影，你认为你的观众有多少？”他说，我只想找知音，要慢慢的，我今天找到一百个知音，下部电影就有两百个，再下一部有三百，总有一天我会累积很多。我就说，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个电影是一百个，下一部变五十个，也有可能啊，因为你把别人都吓走了。
其实对蔡明亮来讲，他第一部电视剧《不了情》收视很好，他那时很有决心。他拍《青少年哪吒》时，也是可以很有商业性的。但他把结局改掉了。因为那结局是我帮他写的，看起来好像很有张力。可是到了蔡明亮手里，他不要那份张力。我也没讲一句话。他的电影就是这样。
后来我就觉得，也许是太多的现实压力，到最后，他稍微有点走火入魔。那部《天边一朵云》。我说，你怎么拍这样的电影，叫我怎么出来替你站台。我如果跟人家讲，这是个艺术电影，观众都不来了，观众已经对你的艺术害怕了。可如果我说，这是个色情电影，是不是打人一耳光。
所以那部电影我没有太细看过，到今天都没看。为什么？因为不好说，人家一定会问你，一问你明天就上报纸。所以我就没去首映。后来给了我一盘录像带。我想，这拿回家看也不好啊，放办公室看，员工也会觉得老板在干嘛。后来就搁在那儿。奇怪，还真有人看，因为它不翼而飞了。
我也跟蔡明亮说，你拍这个电影，人家连挑逗的兴趣都没有。“对了，我就是要做这个，是让人看了之后一点性欲都没有的。”他说。他的目的就是这样。
李安说，从此我和中影没关系
《爱情万岁》在威尼斯得金狮奖之后，我回到台湾，忙得要命。刚好是香港回归前夕，我还带着一批人去香港，宣慰台胞，说明年回归了就很难去了。在那边每天跑啊，也不觉得累。结果回到台湾，在中影开会，突然有点不对劲，赶紧跑回办公室，抓起药就吃，还是痛，隔了一会就晕倒了。
医生说，脑干出血，手术就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死了，死了就解救了，或者终身瘫痪。另一种可能是救好。家人还是决定试，结果运气好，没死掉。
那我住院期间，中影很多人就在想，国不能一日无君，中影不能一日无总经理，很多人就想做，可是上面都压住。说，开玩笑，总经理还没死你们就在争。等我出了院，就感觉一切都很奇怪了。到最后，我就决定离开中影。他们其实还设立了一个副董事长的位子给我，薪水比总经理还多一百块，有秘书、司机，可就是每天坐在那里很无聊。
李安那时回台湾看我。中影就要为李安开一个记者会，我不愿意，每次都是玩这样的，回来看看我也要开发布会。我说，你们要开我没意见，我不出席。结果，记者到了，问有什么事宣布。中影没事可讲啊，只好说，中影正式决定，不拍李安的《卧虎藏龙》了。
李安都傻了。有一部电影，公司不拍，也要开一个记者会？李安就从会场冲过来，跟我讲，“从此我跟中影没有关系”。
我一直劝他，说我还在这里啊。李安说，我只认你，不认中影。刚好外面也有人一直劝我离开，我们就搞了一个小公司。当时就想，也许拍一部电影，玩半年，就回家算了。结果苟延残喘到现在。
《卧虎藏龙》其实不是我们公司拍的。我们只是支持了一部分。因为李安回到美国，美国人花六百万美金买了北美版权，另外六百万就让我和李安两个人去找。李安就把他的酬劳也放进去，我们几个凑了一些。然后签了周润发和杨紫琼。大家一看，欧洲又出了三百万。加上李安酬劳两百万，还差一点点。我们就说贷款吧。那个时候吓死了，贷款还不起的话，可怎么办。
监制说你放心，我们的设计就是要买保险。保险公司又说，你们这个阵容不行，要换掉舒淇。说她片约太多，也许会影响电影的进度，保险公司要负责，坚决不用。
起初，换了一个香港影星。我们那时在北京，一看见她，我们俩掉头就出去，心想这怎么行啊！高头大马的，再穿一个高跟鞋，那有多高啊？我和李安都很头大。他问她，你会骑马吗？她说，我不会骑，可是我愿意学。只要你用我，我一天可以练五个小时骑马。李安就喜欢这种演员，很认真。
我跟王惠玲站在门口，心想不行啊。结果，那个演员自己决定不演了，练功练了两个月，身体受不了。
这时候，刚好碰到张艺谋。他就推荐了章子怡。我们一看到章子怡，差点放鞭炮。
章子怡那时没什么经验。可是张艺谋说，你不要小看这个女孩，她是舞蹈系出来的。他跟李安讲，她绝对可以拍这部电影，她的飘逸，舞蹈技术。结果真的是，她在这个电影里真得演的好。我认为比她拍的那部好莱坞的《艺妓回忆录》好很多。我是很佩服章子怡的。后来有次在澳门，参加一个活动碰到她。发现她现在真的很成功。她私下跟我讲，不会因为李安现在不用我，你也不用吧。我说，用用用。她人蛮好的。（笑）
《卧虎藏龙》光在台湾的票房就过亿。但说真的，我们从来没有庆祝过。
我认识的那些导演们
这一两年，台湾票房最好的，都是比较本土的电影。《海角七号》还没那么明显，但像《艋舺》、《鸡排英雄》，票房都很好。我讲实话，像周杰伦的第一部电影《不能说的秘密》，我觉得也算是不错的。
大陆的电影，我现在不像以前看得那么多了。但有时候很奇怪，比如陈凯歌，我们之前觉得他很好的，结果李安一出来，好像很多知名导演自己的特色就慢慢没有了。《黄土地》很好啊，但他后来居然找了黄磊去演吕布。黄磊怎么会是那种类型呢，根本就是一文质彬彬的书生。所以，我一直觉得，陈凯歌是不是被陈红给“谋杀”了（笑）。《无极》根本就是个大型的MTV，不知道在干嘛。你说他是不是很奇怪。
还有姜文，他有几部电影都是很好的。但《太阳照常升起》——天啦，有次我遇到那个投资老板，我跟他讲，你真是了不起。他说，那没办法，花多少钱都要下去。后来再投《让子弹飞》，我就跟他说，你要小心啊。结果那个电影赚回来了。
扯远了。基本上，我是觉得，早年在台湾，媒体也会常常介绍一些好电影，允许很多像焦雄屏、黄建业这些不错的评论家，发表他们的看法。后来因为不景气，都给关掉了啊。报纸也变成一个商业的，看广告行事。结果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也会转去拍电影。我那时候就跟她说，焦老师，你变得太快了，怎么会去拍电影呢？但《蓝色大门》应该就属于她，卖得非常好。所以她就像抽了鸦片。我觉得她蛮了不起的，真是很执着地努力去推广电影。
但《蓝色大门》，或者《不能说的秘密》，其实都还没有成为一个气候。大家会觉得他们有清新的味道，但是并不像早年的台湾新电影，有一种风潮。现在真的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赛德克巴莱》票房很好，但亏钱也亏得多，因为投资太大了。他号称用了六亿台币，所以光在台湾，他就应该卖到12亿才够。但基本上，台湾卖下来大概只有一半。我觉得那个电影本身是不错的。但他最大的错是，策划性的错误。应该先想到，台湾的市场到底有多大？另外我觉得，你干嘛非一定要用母语？我们还可以看字幕，但对有些老人来讲，根本连字都不认识。听不懂，只能看画面，这一定会减少观众量。
但魏德胜是个好导演。他非常认真的，而且很努力，但是当你要用商业成就去讲，我就不敢说了。因为《海角七号》的成功，我认为是个奇迹。是不可复制的。很多事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
像钮承泽，我觉得是他聪明。他演员出身，脑子转得很快，你看他马上就跑到华谊，跟哥们一样，关系很好。他算是不错的，但我觉得，根底如果不够雄厚，有限。
台湾目前这新一代导演，我其实没那么熟。不过魏德胜，是很热心的，对同辈的导演也会呼应和帮忙。有些导演像是跑单帮的，跑着跑着就不见了。
早期那批导演——也许是时事造人吧——像我们这票人，包括焦雄屏老师，我们都是常常跟着侯孝贤、杨德昌，四处跑影展。每次去，大家都是融合到一起，会变得都很开心。有时在国际影展上，还会碰见一些大陆导演，那时两岸关系不太好，比较敏感。但越敏感就越觉得珍贵，只要在一个地方碰见了，就聊个没完，聊上瘾了，就跑到你住的房间里，一直跟你讲讲讲。大家都在宣泄自己的情绪，反而会觉得更相同。
但是现在好像比较没有那个气氛了。我后来发现，参加这些影展有时候会觉得没什么意思。为什么？好像大家只是换了个地方，又去相互竞争，没有那种团结凝聚力了。
当然我很久没带人去参展了。后来有人就开玩笑就说我，噢，你是拿奖就出去，不拿奖就不出去。我说真的是没有。你说我现在拍一部电影，如果只是为了拿奖，那我讲实话，蔡明亮最合适。花费不会那么大，而且非常能够得到欧洲人的喜欢。因为他的电影，话不多，外国人看，没有那么多的隔阂，就看他的影像。但是，你即使在欧洲拿一个不大不小的奖，对票房有什么帮助？没有。
所以你看侯孝贤，好多年不动了。他现在拍《聂隐娘》，心情应该也很沉重的。我觉得他自己压力也挺大。找合作者也不容易，因为如果找个财大气粗的老板，侯孝贤也不愿吃那个憋。但因为他也不算是个票房导演，只有《悲情城市》算是赚了钱。
所以回头来讲，李安和这些导演不太一样。其实我归结这些年的东西，台湾的电影是跟李行有关系的。在李行那个时代，他本身是一直非常讲求人文性，把电影拍得比较精致。当然后来慢慢拍起了琼瑶电影，这些东西也就慢慢自然的没有了。但是他一直对电影很热心。
在那个时机，李安大概就是受到李行很多人文的影响。后来去美国念书，念的戏剧方面的课程。他是讲求电影的戏剧表现的，也能够把戏剧的理念跟影像的文化可以做很好的契合。所以他的电影里，有非常浓的60年代的文化特色，然后也有电影戏剧的表演。
在那一代导演中，所有人对李行都是极为尊敬的。他们相互之间也是关系很好。侯孝贤就不说了，他们有一批拥护者，自己去搞电影团体。我就说李安和蔡明亮，他们两个还真是很会照应的。比如，他们两个都很喜欢金素梅，也都和她合作过。金素梅是一个非常Nice的演员，她对合作者，对摄影师都很照顾。有次去香港，买T恤买了100件，回到拍摄现场，每个工作者送一件。她是那种礼数很周到的人。我记得《喜宴》之后，好多欧美人一直拉金素梅去拍外国片。到今天我也不理解，为什么她从来不去。
然后，蔡明亮要拍《爱情万岁》，李安拍《饮食男女》，同时看上了金素梅。李安说，既然这样，那就让蔡明亮先用吧。结果呢，那我们的蔡明亮也很有意思，他就讲，那是李安嘛，先让她去演李安的比较好。
两个人推来推去。金素梅更潇洒：我最近不想演电影。结果跑去开婚纱店，婚纱店又失了大火。命就是这样。所以后来你看，杨贵媚就这样冒出来了，同时演了《爱情万岁》和《饮食男女》。要是没有这一段过去，杨贵媚到底什么时候出来，你也不知道。
有人总是说，谁和谁不和，其实我说真的，最会有意见的还都是评论界的人。导演跟导演之间都不会去讲这个话，心里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岁月会冲淡很多人之间的心里隔阂。或者，某种程度上讲，也许是现实，你也不能不低头。就像今天你谁再对李安不满，也不好去讲了嘛，对不对？像现在最能够讲的人，就是我这种人。但是我也不太敢讲，我怕人家说我是酸。（笑）但是不管怎么样，至少还可以倚老卖老。
本文采访于2013年初，发表在《时尚先生》2013年夏天。
题图摄影：Naga。其他图片来源于电影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