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9月的一个晚上，三百多人挤在北京一座写字楼的地下礼堂，聆听两位作家的对谈。其中一位是刘瑜，38岁的政治学学者，她曾经写过一本书，解释美国民主是如何运作的。由于她出色的写作和入时的外表，粉丝们称她“女神”。（注释1）
但是这个晚上，刘瑜仅仅是陪衬，主角是另一位作家——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低调的《纽约客》记者。2007年之前，何伟在中国工作，之后他回到美国西部城市写作，现居埃及。何伟写了三本关于中国的书和一本文集，这四部作品在美国出版之后，广受好评，他还因此获得了麦克阿瑟奖。
在中国，何伟成为了文化明星，粉丝们分析他的爱情生活、他的译者的收入，以及他女儿的教育问题。一位热烈的仰慕者写了一本书，模仿他的行文方式，回溯他的职业生涯。与此同时，一本男性时尚杂志派出一组人马从伦敦飞到他位于科罗拉多的家，拍摄了三页的图片专题。虽然在此之前，中国就有了明星作家，但从未出现过一位外国明星作家——这位作家的写作主题最为敏感，即中国自身。
我认识何伟15年了，此刻坐在听众中间，却有些疑惑。我很喜欢他的作品，但是仍然觉得好奇：为什么当何伟说他的女儿在学阿拉伯语（不是汉语！），听众如此激动；当何伟说，希望今后再回中国（他将揭示我们什么样的秘密？），听众甚至互相击掌。
在这次活动之前，组织者希望人们提前报名。结果报名人数超过了一千，而座位只有三百个。很多人拿着何伟的书，站在礼堂最后面，或是在走廊里晃悠，希望能听到那么一两句。这座有两千多万人口的庞大城市，突然间出现了某种稀有的东西：一场真正的公共活动所释放出的电力。
这场对话原本计划在附近一所大学举行，但就在活动即将开始时，转移到腾讯大楼的大会议室。
刘瑜似乎特别珍惜这次难得的公共活动，在对话中，她尖锐地提到了很多中国当下最敏感的议题。和她不同，何伟则一直保持着写作者的角色：这个冷静幽默的观察者，他关于中国的著作视野如此广阔，政治却很少进入其中。何伟讲了很多在埃及的工作——相比起来，此时的埃及比北京更重要，他还分析了埃及革命失败的原因。终于谈到中国，他显得相当乐观，这让年轻的白领听众们很高兴。当何伟说，他们是主张个人主义的一代，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他们纷纷点头、鼓掌。
“与年龄大的人交流会有困难，因为他们不喜欢谈论自己。”何伟在回答提问时说，“但是如果你和年轻人交谈，他们很乐于说出自己的想法。我不知道这样的变化会带来什么，但它一定会产生影响。”
何伟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做一个观察者是很重要的。他说，很多记者都注重采访，他却致力于观察与描述。有一些观众低声赞同。活动结束后，我和一个26岁的程序员聊天，他说，他不喜欢外媒讲述中国的方式。排队签名的有两百多人，他站在长队的最后，跟我说起何伟：“他从不评判什么。这才是我想要看到的。”
尽管如此，整场活动的最后一个提问者还是对何伟的中立态度有些愤怒。这是一位穿着针织裙的姑娘，她激动地想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都结巴了：“难道写作不应该超越单纯的描写吗？难道你不试着去帮助别人么？”
何伟摇了摇头：“我的责任就是写出真实的东西，这就够了。”
二
对于书写中国的作家来说，最令人苦恼的是如何准确把握这个国家的飞速变化。二十年前，我加入了一个政府资助的报道项目，来到了中国最偏远、穷困的地方。我和当地的一个基层干部坐在一辆小公共汽车上，聊了好久。汽车在贵州的大山里蜿蜒，快速驶过长长的隧道，和悬空的桥梁。这个干部突然问我，为什么你们外国记者只报道那些塌掉的桥，而不写成千上万没塌的桥？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是聊了一会儿，我发现他是认真的：无数研究表明，摆脱贫困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我们正在驶过的这条公路 ，对当地人来说可以算一个奇迹，他们可以通过这条路把农产品运向市场，送他们的孩子去上学，自己也能进城打工。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为什么不写这些呢，他问道。我只能结结巴巴地回答，好事不算新闻。几天后我回到北京，写了一个女孩因为极度贫困而住在猪圈里的故事。我的编辑喜欢这个故事，销量也有保证，但我却总被这种感觉困扰——这是太讨巧的故事。更具有挑战性的，是去关注中国的贫困地区，人们的生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部分原因是发达国家的记者认为自己有责任报道问题。因为他们在本国就几乎不会报道那些运行正常的高速公路，而市民们需要了解那些没有被维护的桥梁。但是，当这套新闻准则放到国外，呈现出的就是源源不断的负面消息，从而忽视了这个国家的整体情况。中国正是这样一个例子，外媒的报道大多集中在政治和社会问题。
外媒的确也报道了一些正面新闻，比如，高铁系统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是，很多报道依旧呈现为负面叙事，比如穷人难以负担昂贵的高铁票价；或者中国的繁荣伴随着的是腐败的滋生和暴发户的出现。或许在表达广阔的社会趋势方面，新闻不是最好的媒介，但是我们仍然很少在报道中看到默默崛起的中产阶级，那些小店老板，商人，或是具有国际视野、教育良好、渴望听到外部声音的人们。
何伟的作品挑战了这种报道中国的惯例。我和何伟认识于1999年，那时我聘请他做《华尔街日报》北京办公室的研究员。在此之前，他在中国一个叫涪陵的小城呆了两年，做师范学院的英语老师。那年他正住在密苏里州哥伦比亚的家中，刚刚完成《江城》的初稿，他想回到中国，继续写作。他在中国偏远地区的经历打动了我，于是我在电话里就决定聘用他了。
和其他作家一样，何伟写作的口吻与他真正的性格并不一致。在书中，他是一个好脾气的中西部人，温和地向我们介绍一些人物——他像描写朋友一样描写他们——以及他偶遇的人。他从不把想法强加于读者，而是让读者通过他的文字自行感受。读他的书，你很难不喜欢或者不信任这个人。最近，西方最好的中国史学者之一保罗·寇恩（Paul Cohen），为《亚洲研究》(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杂志撰写了一篇21页的文章，来评论何伟。文中他特别赞扬了何伟文字中的共情：
何伟观察，叙述，解释，尽管有时他也因个别中国人的行为而烦恼，但是他几乎从未对中国人进行集体性的评判。相反，他骨子里的仁慈，让他始终能够沉静地理解与他完全不同的人们的行为和感受。（注释2）
而何伟本人，总是尽可能地去坚持和维护自己的想法。2000年，31岁的何伟为《纽约客》定期供稿，但这些文章不是他最在乎的。他更在意写书的计划，他从书中截取文章，发给杂志。这与杂志记者的惯常操作方式不同，他们通常先为杂志撰写文章，再把这些稿件结集成书。对何伟来说，他对中国更完整的理解才是最重要的，新闻工作位居其次。
在何伟眼中，1990年代到2000年的中国故事并不是由那些名人或是戏剧性的大事件推动的，而是源于一场划时代的运动——无数人告别贫穷、走出曾主导了中国文明的农村、进入城市。这意味着个体的觉醒，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们有自己的抱负和目标，并获得了追求的空间。何伟原本可以书写北京的政治议题，但是他没有。不是他没有机会，而且因为他觉得，对于中国的未来，这些问题相对没那么重要。
趁着他这次来中国，我与何伟好好聊了聊。他强调说，他并不讨厌政治。在埃及，他用了很大篇幅来写穆斯林兄弟会，并且参加了对埃及前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的审判。在他关于中国的书里，也有对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的深入观察，和非法雇佣童工的敏感话题。
但是，何伟说，他觉得中国的政治精英没那么重要，特别是那些挑战当局的异见人士。在中国的十一年间，他有三次长期生活在某个社区，一次是在涪陵做老师（两年），一次是居住在乡村（七年），还有一次则是在工厂区（三年），这样的经历让他能够长期跟进事件的发展。在每一个地方，都出现了同样的模式：最有才能的人要么被政府吸收了，要么默默地远离政治。真正站出来对抗的，多是一些“不为社会接纳的、有问题的人”（注释3）。比如上访者，或是其他边缘人群。尽管其中不乏有趣的人，何伟也曾深入地描写过他们，但是他们并不是推动进程的人。
“这正是为什么我觉得，过度关注那些政治反对人士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跟我说，“这会给美国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中国真正的聪明人全都反政府。”
正是这些明确的判断，奠定了何伟作品的基础。我经常听到有人说，希望何伟能谈论一些“真正”的话题，而不是写寓言一般的小城故事。但读者似乎看到了何伟作品的价值。根据版税显示，截止到2014年6月底，何伟的四本书在美国一共售出38.5万册。这个数据让他轻松成为数十年来最有影响力的关于中国题材的作家。
很多美国读者凭直觉意识到，如果中国如西方媒体中负面消息所讲的那样，那么中国毫无希望。然而，这种印象与他们的经验不符，他们在购物中心和工作环境中感受到中国的竞争力不断上升。何伟用温和而乐观的叙述，呈现出一个崛起中的中国。这些使美国人感到熟悉——霍肖雷·阿尔杰（Horatio Alger）式普通人的奋斗故事。
何伟成为《纽约客》固定作者后不久，由于一个中国的翻译网站——译言网，他的故事也开始吸引中国读者。读者觉得很不可思议，居然有个外国人对普通中国人感兴趣。中国非虚构写作还很薄弱，仅有几本书描写日常生活，比如学者梁鸿对家乡的研究著作《中国在梁庄》，这本书卖得很好，但是此类书很少，并且大部分写得很差。
人们开始购买在台湾出版的中译本。网络论坛充满着何伟的消息。到2010年，他的作品开始在中国大陆出版，何伟已经非常出名了，几乎超过了任何书写中国的外籍作家。他的作品中唯一一本没有引进的是《甲骨文》（Oracle Bones），这本书涉及了从19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期很多敏感的政治问题，包括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等等。何伟的中文编辑告诉我，这些话题让《甲骨文》的政治性过于明显，因此出版社放弃了引进。尽管如此，何伟的书四年内在中国大陆卖出了50万册。
在中国大陆的出版，使何伟置身于一个棘手的问题：西方作者应该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必须修改一些内容以获得出版的许可？书写当代中国、并在中国出版，基本上意味着接受删改。对于那些致力于呈现众人所知甚少的事实的作家来说，这真的可以接受么？
在过去一年中，这个问题在西方讨论得非常激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这一话题的文章。（注释4）此后，去年五月，何伟的继任者，《纽约客》驻中国撰稿人欧逸文（Evan Osnos）在《时代周刊》的专栏中明确表示，他刚刚获得美国图书奖的非虚构作品《野心时代》（Age of Ambition）不会在中国出版。因为与他接洽的中国出版商告诉他，书中约有四分之一的内容将被删改才能出版。（注释5）这不意外，因为欧逸文的书明确涉及了很多当代中国的政治话题。或许任何作者都不会允许如此大规模的删减，但是欧逸文在专栏中说，即使是细微的删减也是不能接受的：
接受比较边缘的审查——仅仅修剪枝叶，并不触及作品的主干——是很诱人的，但是如果改变了对中国的描述，就会对世界呈现出中国的错误形象，毕竟这个国家正在做出一系列重大的选择，以决定未来将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最近，知名的中国史学者周锡瑞（Joseph Esherick）也加入了这场辩论，观点与欧逸文相反。他在ChinaFile网站（中参馆）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写道，他即将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国某著名家族的新书，也被要求进行大幅度调整。他描述了自己如何就某些篇幅与审查者辩论，最后，他还是同意了删减与修改。他写道，之所以同意修改，是因为他相信只要“持续与中国同仁对话，积极交涉，把空间尽可能撑大”，改变就会发生。（注释6）何伟也在《纽约客》发表文章《与我的审查官同行》（Travels with my Censor），加入了讨论。在他的描述中，中国的出版审查比外界想象的要宽松许多，具体执行审查的人也总是尽力绕开过多的限制。
与周锡瑞一样，何伟也接受对作品的微调。《江城》的改动最少，仅略去了几处提及邓小平和1997年香港主权交接的内容。然而，我却在想，中国的审查官员怎么处理何伟政治上最敏感的文章呢？《奇石》中，一篇长达17页的文章，描写北戴河边高层领导权的交接。
我发现中文版只少了六句话，也注意到翻译对一些可能会出现问题的词汇做了细微改动，使之比较缓和。
最近，何伟建立了一个网站(www.peterhessler.net) ，中文页面列出了中文版中所有的删节部分。他还让中文出版商在新版的开头加了注释，示意读者可以查看他的网站。迄今为止，他将已经将大陆出版的三本书主要的被删节处都列在了网站上，但不包括一些细微的措辞调整。
这些变动到底有多关键呢？在中文版里对北戴河秘密会议的叙述中，紧张感被削弱了。何伟原打算表现这种高压氛围，但是表达紧张感的尖锐语句被删除了，这篇本来就带有抽象和隐喻色彩的文章因此显得更加模糊。
然而，这篇文章的意图或许并不在于完整呈现这场领导人秘密会议，而是观察普通人是如何感知高层政治的。何伟写道，他到达北戴河，入住一间养老院，这里绝大多数住宿者是退休工人。他还描述了自己被警察跟踪，又和那些看出他被跟踪的老工人们聊了这事。他们一起嘲笑这些警察。所有这些内容，都原封不动地出现在了中文版中。这不是何伟完整的叙述，但仍然以何伟特有的方式揭示了中国的现实生活，这还不够好么？
三
当我在北京单向空间浏览书架的时候，这些辩论观点仍在我脑中挥之不去。这个书店所在的三层砖楼，外墙爬满了藤蔓。砖楼建于1950年代，曾是一个政府智库的办公用地。店主把建筑内部清空，露出砖墙和混凝土钢筋，又用拼花地板，白色书架，特制的聚光灯，把整个书店装饰得焕然一新。我找到了一些在中国广受讨论的书籍，比如布鲁斯•布鲁诺•德•梅斯奎塔的《独裁者手册》（The Dictator’s Handbook）和保罗·福塞尔 (Paul Fussell)的《格调》（Class），很好奇这些书之间意味着什么。
这个9月，整整六个小时，单向空间被何伟热席卷。当天下午，十几个记者用五花八门的话题磨了他两个小时。有人问他怎么看待转基因问题（他没做出评论），有人问他写那个卖老鼠肉的餐馆是否在揭露中国的黑暗面（不是，何伟说那只是一个幽默故事，他发给导师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麦克菲就把这篇文章推荐给了《纽约客》），还有人问他的孩子们好吗（很好）。没有一个人问他作品背后的政治理念，比如，为什么他不写异见者。当我后来问他们这个问题，他们给出了标准答案：何伟只是一个观察者，忠实地记录他所看到的一切。
当然这些记者也问了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多数关于写作，比如：他通常读哪些作家的书，怎样做到在书中用不同的声音叙事，客观性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等等。从一方面来说，他们问这些有点奇怪，因为没有一个记者事后发的稿子里写到了关于这些问题的故事，写下的基本都还是常规的故事，什么知名作家进城之类的。这简直有点可悲，他们期望着写出伟大的非虚构作品，但他们有机会吗？当然，技术性的问题确实也可以延伸出更广泛的话题。这让我想起，我的一个朋友刚刚在一位中国摄影师的课上做了个讲座。这位中国摄影师以拍摄环境污染问题闻名，但在摄影圈子里，他也因善于摆拍而出名。他曾跟学生们说，这么做没问题，所以当我的朋友说这是不对的时，学生们都惊呆了。记录现实需要有一套行为准则。这并不是用以取代现有宣传方式的另一套手段。
在记者会和匆忙的晚餐后，何伟用中文向挤满单向空间二楼的一百多个读者做了一场熟练的演讲。他描述了一幕少年场景，那时他认识了一位家族的朋友，一位美籍华裔社会学家彼得·牛康民（Peter Kong Ming New）。何伟的名字Peter，正是因这位长者而来，他也跟他学了很多社会学的观察技巧。这个人看起来非常高，也很健谈。
“我小时候一直认为中国人都是爱讲故事的巨人。”何伟说道。现场一片笑声。
这是个聪明的话题，它给何伟塑造出了一个受到中国学者影响的西方人的形象，这是个很讨好的逆转角色，毕竟长久以来，中国人一直被教育，他们不够好，要向西方学习。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何伟的中国出版方所宣传的：何伟本质上是一个着眼于中国的社会学家，没有成见的、客观的观察者。我听过很多读者这么说，他们似乎相信他们谈论的是一位学者，就像杰出的哈佛社会学者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那样。
活动结束后，人们排起长队等待何伟签名。那天，我也许是除了何伟之外，现场唯一的外国人了 。我很快被人们围住。
他们问我：“他在《华尔街日报》是为你工作吗？他那时怎样？能给我们讲讲吗？”而我则借机询问他们，为什么要读何伟。毕竟，作为中国人，他们一定比密苏里的美国人更了解中国。
“因为他写的是我们熟悉的国家，但展示了我们从未看到过的一面，”一个年轻人说，这个25岁的工程师叫Brian张，“他关心普通人的生活。”
一位29岁的高个儿年轻人站在后排。当人群散去，他走上前来，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当地大学的英语老师。他说，希望何伟能多写写那些政府的批评者。
“但是如果他的书是关于这些的，他现在就不会在这里宣传书了。”我回答道。
“我知道，我知道，”年轻人说，“但我还是很想了解那些事。”
“即使这样你还是来了。”
“他观察到中国的一些事情，能让我们思考。何伟看到了墙上的标语，就描述它。仅此而已。没有评论。只是说了那条标语，但是当它被这样讲的时候，看起来就很荒谬，很可笑，就像昆德拉的《玩笑》。然后我们就想：这些挂在这儿干嘛呢？太荒谬了。这时你就会开始思考，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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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刘倩 校订：黄昕宇、郭玉洁
题图：2011年，何伟回到涪陵师范学院。摄影：吕海强。
注释：
1、【作者注】See my Q & A with Lu Yiu, “How to be a Chinese Democrat,” NYRblog, February 3, 2015.
2、【作者注】“Peter Hessler: Teacher, Archaeologist, Anthropologist, Travel Writer, Master Storyteller,” [PDF]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2, No. 2 (May 2013).
3、【译者注】：此处英文原文是：“poorly connected and often dysfunctional”
4、【作者注】See Andrew Jacobs, “Authors Accept Censors' Rules to Sell i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9,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10/20/world/asia/authors-accept-censors-rules-to-sell-in-china.html
5、【作者注】See Evan Osnos, “China's Censored World,”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 2014. Osnos’s book was reviewed in these pages by Perry Link, August 14, 2014.
6、【作者注】See Joseph Esherick, “On Dealing with Chinese Censors,” ChinaFile, October 14, 2014
编者注：
出于种种原因，译文就某些词句进行了删改。请移步至纽约书评查看原文，也可以在中参馆看到免费全文。
原文发表于2015年5月7日的《纽约书评》。译文已获得作者Ian Johnson和《纽约书评》的授权。未经允许，严禁转载。
我们即将发表对Ian Johnson的访谈，请关注明天的正午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