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日本人Damo Suzuki（铃木健二）是70年代德国迷幻摇滚的代表人物，他所在的乐队CAN对之后多种类别的音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2018年，Damo第一次来到中国巡演。之前的人生中，他经历过街头流浪和嬉皮士的黄金时代，经历过平凡的职员生活，也经历过癌症的折磨。这一年，他已经68岁了，依然活跃在“高能量”的即兴音乐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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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70年代德国迷幻摇滚代表人物，日本人Damo Suzuki（铃木健二）和妻子Elke从德国科隆飞到中国，进行一场四站巡演。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在疆进酒Livehouse见到了他。
那天下午，他刚刚从上一站秦皇岛乘高铁抵达北京。饭后，合作的乐手们直接去场地调音。Damo则陪着妻子逛了会儿街，买了点稻香村点心，又乘车过长安街看了眼天安门，到前门走了走。北京的天气不大好，空气有点浊。走过一家食品店时，店门口的功放喇叭重复播放着促销口号：“全场特价两元，全场特价两元……”他饶有兴致地听了一会儿，拜托身边的人把这段声音录下来，打算用作晚上演出的开场。
Damo1950年出生，十八岁那年离开日本去欧洲，当一名流浪汉。他先后走过丹麦、法国、英国、爱尔兰，最后到了德国。他在街头卖艺谋生，时常住进不同的嬉皮公社。
1970年的一天，在慕尼黑，Damo跑到大街上对着天空祈祷。有个人上前问他：“你要不要加入我们乐队今晚的演出？”这个人是CAN乐队的贝斯手Holger Czukay。Damo没有排练直接登台，他像一名决斗武士。那场原本门票售罄的演出，结束时只剩30名观众。他成为了CAN的第二任主唱。
二战结束后，美英流行文化全方位侵入德国。七十年代左右，德国出现了一批新乐队，他们的创作站在来自美国和盎格鲁撒克逊的主流文化的对立面，实验性和先锋性极强。后来英国媒体送给这批乐队一个略带挖苦性质的名称，Krautrock（泡菜摇滚）。Krautrock对后朋克、新迷幻、techno、氛围音乐等多种类别的音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CAN正是其中的代表乐队。
Damo在CAN期间参与了完成了三张半专辑，它们被认为是CAN最好的作品。在专辑《Ege Bamyasi》中的《Spoon》被一部恐怖电视剧选为主题曲后，CAN红了。Damo很快在1973年离开乐队，他不想当摇滚明星。他结了婚，成了耶和华见证者。此后整整十年没有再从事音乐。
那十年间，他做过旅馆接待员，也当过公司职员，过最平凡的生活。直到1983年，他被查出癌症，经历了一次手术后，他发现，人还是应该干最让自己高兴的事。他重新开始做音乐，直到今天。
2014年，Damon再次被诊断出癌症，此后三年半他病得非常严重，经历了大大小小四十多次手术。他终于决定停止手术治疗，采用药物控制的保守疗法。他重新开始到不同地方演出。现在，他必须每7个小时服一次药，出门有人陪同。
很少有人能像Damo Suzuki那样，无论人生经历还是艺术成就，都令人惊叹。
我在休息室见到Damo。他脱下了外套，穿一件宽松的土黄色T恤，脖子上还系着防风保暖的围巾，一顶条纹软昵帽扣在后脑，灰白干枯的长发从耳后耷拉在双肩。他已经快七十了，脸上有两道深深的法令纹。
我告诉他，我最近看了不少关于他此行的宣传报道，大家如今把他称为“传奇”。“不不，我可不是，传奇说的是已经死掉的人呢，”Damo笑了起来，“我不喜欢做一个特殊分子，没有一个人比别人更重要，毕竟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了，各有各的人生使命。”
我们聊得非常闲散。他不太谈七十年代的事，刚回忆几句就笑着说，“那都是五十年前的事啦，人总在不停变化着，所以我跟你讲当时的事，可不一定是真的。”他也不太谈这些年做过的演出，他说，“我没法回想最喜欢哪场演出或哪个场地，我从不做比较。每一场演出对我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次都如此生动。做比较是一种评判，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资格去评判一个人或者一个地方。”
听我说话时，Damo不时地轻微点头，显得专注。回答问题时他会看着我，眼神真挚并且确定。他说话很温和，但表述却非常有力，语句背后自有一套成熟，逻辑自洽，并且圆融的自我哲学和世界观。
他跟我讲了讲他的生活。他没有手机。他原本总是亲自下厨做饭，每顿都是标准的三道菜，重病之后就不太能做了。他有很多兴趣爱好，他喜欢看足球赛，收藏威士忌，喜欢历史，喜欢读体育报刊……听他说了一串喜欢的事，我问他，有没有不喜欢的东西？
“我当然有很多不喜欢的东西啦，”他又笑了，“但我最好不说。消极会打破美好的时刻。我更愿意让一切朝积极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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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o对过去背过了身，尤其是CAN和Krautrock。然而，这个晚上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几乎都说起了CAN。
距离演出开始还有大约一个小时。Damo开了一瓶冰啤酒，Elke卷好一根烟，递给他，时不时有人进来探望，带来海报让他签名，他和人们闲聊着，显得很放松。
张晓舟来了。一位德国记者问他，Krautrock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如何。张晓舟说，九十年代初打口带广泛流入中国，有Kraftwerk的唱片，他们出名早，也有香港歌手用广东话翻唱他们的歌。但其他Krautrock非常罕见。其中三个最有名的，CAN、Faust、NEU!，也只能零星听到。除了另类摇滚穴位乐队主唱秦思源，因为去英国读书很早接触，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是很难听到Krautrock的。“2000年我去香港和曼谷的tower唱片店，专门去货架上找，买了一堆Krautrock”，他顺口提了一嘴，“那时候出国很难的，去香港和泰国比较容易，去日本是很难的。”
这引起了Damo的兴趣，他问，为什么难呢？
“主要是签证问题”，简单回答后，张晓舟迅速回到主题，“打口年代Krautrock唱片很难拿到，之后因为互联网的发展，Krautrock在国内的影响力逐步变大。所以CAN对老一代中国乐手没有影响，但对80后、90后的一代影响就非常大了……”
Damo没再说话，他抱着酒瓶懒散地靠在沙发后背，安静地听他说，轻轻点头。
这个晚上，Damo和乐手们共同带来了持续四十几分钟的高能量即兴演出。返场结束时，整个场地被欢呼和掌声填满。Damo浑身湿透，他松开麦架，走到舞台边缘蹲下身，和前排伸长胳膊的激动乐迷一一击掌，笑得很畅快。
演出结束已经12点多了，工作人员清空场地，拉起两道隔离栏，圈出了一大块空地。乐迷们立刻在隔离栏后排起长队，大多数很年轻，兴奋地探头看，掏出手机拍照。Damo在空地正中央的高桌子前坐下，他已经换了身干衣服，Elke给他披上一件毛衣。他有些疲惫，埋头趴在了桌上，身影在空阔的场地中央显得瘦小。
随后他抬起头，和善地看着大家。乐迷开始一个接一个走到桌前，把刚买的CD、黑胶唱片和帆布袋递给他签名。他签了不知多少张CAN的经典唱片。他和每一位乐迷合影，跟男生们互相揽着肩。
Elke在一旁用手机拍照记录。我问她：“Damo实际上不太愿意提CAN了，是吗？”她说：“是啊，CAN和Krautrock这个标签牢牢地跟住了他，人们总是只记住这个。但那是将近五十年前的事了，那只是他人生中短短的三年。”“可即使反复说，他一点也不生气，一点也没有不耐烦。”“他理解的。他总能包容一切，他的内心非常强大，从我认识他起，Damo就是最特别的人”，她微笑着说。他们俩拥有一样的平和的笑容。
一个女孩走上前说了声：“Damo，I love you！”说完有点害羞。Damo抬起头看她，慈祥地笑着。有个铁杆乐迷抱来一摞精心收藏的CAN的专辑，“我喜欢CAN的音乐很久了”，他历数，“我知道这张的时候还没有你，是个黑人，这张开始是你了……”他的唱片都没舍得拆封。Damo耐心地等着他一一拆开，签完再小心地套回塑料膜。有乐迷搂着他自拍，还有乐迷拜托他签上自己的名字，他对着手机里的字眯眼看了半天，Elke赶紧递上老花镜。他一一满足所有要求，和每个人握手道谢。
只有一回，他温和地表达了拒绝。一个男孩在揽着他合影时比了个伸大拇指的摇滚手势，Damo微笑着把他的手按了下去。他又举起一个“耶”。“No”，Damo轻声说，又按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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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重新开始做音乐后，Damo渐渐不再进录音室了，只做现场演出和录音，所有演出都是即兴，抛弃了固定曲目。再后来，他发展出了自己的音乐形式：去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与当地乐手即兴合作，演出前不做任何排练和规划，音乐在舞台上自然发生。他把这种形式称为Damo Suzuki Network，将与他合作的各地乐手称为Sound Carriers。
我问Damo，怎么理解Damo Suzuki Network的即兴演出形式？他的回答很抽象，也相当极致。
他说：“事实上我不觉得我在做音乐。我做的是以音乐的形式创造一些新的介质，而不是音乐本身。我喜欢和观众，Sound Carriers，共同构建各种不同的平台和空间。我做完全即兴的演出，不做任何排练，一切都不是计划安排好的。我们和观众在这个共同的时刻，处在同一个场地，完全从零开始，一起玩点什么，创造点什么。每个人都会获得他独有的体验，那是亲身感受到的。你的感受、外部的空间、环境和整体的气氛，共同构成这一切。准确来说这并不叫创造音乐。而是我们在同一时空下共同制造的人与人之间能量（Energy）的交互。”
Damo的这趟中国巡演，音乐人海青是巡演嘉宾，担纲Sound Carriers的则是先锋乐团红领巾乐队的成员，鼓手邓博宇、吉他手李星、管乐演奏者老丹，以及贝斯手杜光晨。几位都是近几年活跃在国内前卫实验、自由即兴场景的出色音乐人，三十岁上下年纪，都有挺长时间的自由爵士背景。
他们对即兴演出的理解更具象，也好懂点儿。他们说，玩即兴最重要的不是自己的演奏，而是聆听。感受对方的状态，同时给出自己下一步的反馈。这有点类似于用乐器对话，没有交流就相当于自言自语。与此同时，演出空间内所有的人和物，包括观众、调音师、场地环境等等，都有可能给乐手带来灵感和可能性。
乐手们都有很丰富的即兴演出经验。不过，和Damo的合作还是有些不同。不同于他们做的大部分纯乐器即兴，Damo的人声处在主唱的位置。他已经有自己很成熟而稳固的一套表达方式，他的即兴更像一种很强烈的倾诉和自我表达，兼顾一部分与乐手的互动和纠缠。邓博宇形容：“相当于画一幅画，我们是底板，Damo是底板再往上添的东西。往上添的就是他的那一套表达，变化不会很大。但是我们底下的底板会更主动地做各种变换。”
一开始，李星告知大家即将和Damo合作的消息时，邓博宇问，需不需要提前排个练，互相认识一下？得到的回复是，不用，直接上台就行。邓博宇说，好，就是这样，这才是真正的纯即兴。
邓博宇在一部讲Krautrock的纪录片里看到过Damo年轻时的故事，觉得他以前挺疯狂。如今见到真人，发现他谦逊，幽默，自在，好像永远内心平静，情绪稳定，不会受任何影响。他感慨：“他毕竟是嬉皮那个年代过来的，经历了整个六七十年代，啥没见过，啥没玩过啊。后来又经历了那么多病痛。老了好像是一个回归的过程，逐渐收回来，好像又回到最干净的那个状态。”李星发现Damo喜欢吃海鲜，爱喝啤酒，吃喝时很专注，会认真品评。他也抽烟，但都很节制。很多老人到了六七十，把自己搞得从身体到状态一派稀里哗啦，很松散的样子。Damo不是，他状态很好，节制而紧凑。
几天相处下来，Damo一句演出相关的话都没有提过。这趟巡演行程安排得很赶，几乎一天一场。18日晚上在秦皇岛，是唯一空闲的夜晚。那天大家一起喝了四五瓶红酒和不少啤酒，好好聊了聊。但压根没提音乐，Damo主要谈的是《圣经》。
无论在演出前，还是演出后，Damo从不谈论音乐。他说，之前说是做计划；之后说，则是做评价。他既不做计划也不做评价。对他来说，一切只关乎发生的那个时刻，而他所做的，只是把握当下的时间。
“即兴其实就是一个关于时间的东西，这一刻过去就过去了，你必须去到下一刻”，邓博宇认同Damo的理解，他引用小河的一句话来说明即兴的精髓：“它不给你机会装进太多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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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o Suzuki中国行最早是李星和女友沈怡牵线促成的。今年六月，他们俩专程抽了一段时间，去德国看演出和展览。到了德国，他们突然查到临近日子有一场Damo Suzuki的演出，在巴黎。两人想都没想，立刻买机票飞过去。
他俩一走进Livehouse就看到一张摆着唱片的小桌子，Damo坐在桌子后头，和来看演出的乐迷们聊天。他俩买了五张唱片找他签名。李星对他说，喜欢CAN好多年了。Damo说，CAN早已是过去式了，他一直在做Network，已经和全球几百支乐队合作过了。李星和沈怡说，如果有机会，希望邀请他来中国与红领巾合作。Damo表示很有兴趣。
李星也留着长头发，相近的亚洲面孔让其他乐迷以为他是Damo的儿子。
那场演出很棒，Damo依然充满力量。他和一支里昂乐队合作，玩得非常迷幻。场地很小，身边挤着穿各种好看古着的法国年轻人，沈怡沉浸在现场氛围里，感觉穿越回了七十年代。
走出Livehouse已经夜里十二点了，他们没地方住，拖着行李箱在街上晃了两个小时才找到落脚的地方。两个人一点都不困，一个晚上都在翻看演出时录的视频。沈怡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他请到中国，把这种感觉带回来。
回国后，他们和Damo通过邮件建立了联系，又找到大福唱片，几番沟通后，促成了这场巡演。大福唱片为巡演提供全程支持。沈怡为此专门向单位请假，全程陪同。她英文很好，一路为他们做向导和翻译。她如此努力做这一系列事，完全是出于对七十年代Krautrock的情怀和热爱。
北京站结束的第二天，大家起了个大早，乘高铁到上海。到达酒店是下午三点多，出现突发状况。由于酒店不能接待外宾，Damo夫妇得临时换一家酒店。Damo很体谅地表示没关系，坐在大堂的座椅上安静地等待。前一天晚上只睡了三四个小时，他看起来很困，支着头发懵。
沈怡很心疼他。她说，Damo从头到尾都非常好沟通，配合所有安排，提供所有需要的材料。他一点要求都没有提，只说了一条，希望时间允许的话，能在北京和上海逛一逛。这个岁数的老人，身体虚弱，还愿意四处演出，其实也是希望能多走点地方，多认识新朋友，多看看世界。但演出行程排下来一看，几乎留不出带他四处走走的空档。他们把行程表发过去，Damo还是爽快接受了。
办好入住，沈怡和我带着Damo夫妇去吃晚餐。在出租车上，Damo望向窗外，沿路都是大型购物商城和晃眼的巨幅广告屏。“大城市的信息量太大了，你感觉随处都是压力”，他说，他更喜欢村庄或者自然环境，生活在那里能拥有更好的空气、水和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
坐在前座的沈怡扭过头说，微博上有人发了昨晚Damo的签名，说，和Suzuki握过的手再也不想洗了。Damo“哈哈”笑起来：“可能我得做个Damo肥皂给他们洗手。”我问他，昨天乐迷们都跟他聊了些啥？他又笑了：“他们一点儿都没提昨天看演出的感受，就说，‘能不能帮我签我的名字。’”
沈怡挑了一家有当地特色的小笼馆子。他又要了瓶青岛。Damo看菜单像研究菜谱，详细地问每款口味小笼的原材料。他在沈怡的指导下小心夹起一只小笼包，咬一小口，吸吮汤汁，然后塞进嘴里，仔细咀嚼后说，“很好吃”。
吃着吃着，Damo放下筷子，呆坐着不说话。我又问他，是不是太累了——这个问题我们今天问了两三遍，他总回答没事。现在他终于说，确实想找个地方躺一下，不过不用麻烦，如果演出场地的休息室有沙发，直接过去躺会儿就行。
我们最终把他送回酒店休息。沈怡和巡演经理商量，将第二天出发的时间从早上推到了中午。睡了一个小时，Damo的精神好多了。得知第二天不必早起的消息，他像小孩一样举起双臂，轻轻欢呼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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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站的场地在老牌Livehouse育音堂的新馆，挨着中山公园，在商场的下沉广场一层，比旧馆大了不少。Damo到达时距离演出开始还有半小时，场地里已经很热闹了。
他走进休息室，脱掉外套，摘了帽子，坐下抽了一支烟。接着他让沈怡把乐手们都叫过来。李星、老丹、邓博宇和杜光晨围过来坐下，一齐看向他。
“今晚我们玩点跟昨天不一样的。我想，我们所有人同时上场。我会跳起来，当我落到台上，我们所有人就一起开始”，Damo说，他用询问的眼神看着大家，“你们觉得怎么样？”
沈怡翻译了一遍中文。大家都听懂了，纷纷点头说“好！”
Damo看着大家笑，“好啦，我说完了。”
“但是你要小心点，不要跳太高了”，李星提醒他。
妻子拍拍他的手，“你得听啊！”他连连点头。
李星接着问，“可能咱们今天玩得更沉一点儿？”
Damo摇摇头，“不不不，不用说音乐。我们商量完开场就行了，其他的就走着瞧吧！”
大家一阵“Ok！”然后面面相觑，谁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Damo“哈哈”笑起来打破了尴尬，“难道今天你们也像我一样累了吗？”
沈怡说：“他们都太害羞了！”
“我明白”，Damo微笑着点点头。
“不用说太多”，老丹一挥手，“用音乐交流吧！”
所有人都笑了，他们起身走上舞台。
Damo双手牢牢握紧麦架，身体前倾，凑近麦克风，闭上眼睛。有时他的声音轻而疏离，在一遍遍的重复中力量层层递进，直到喷薄出沉重的喉音；有时他飞速吐出一连串音节，如同呓语；有时他又用浑浊的喉腔低吼。萤蓝的舞台光从上方打下来，照得他干枯的发丝发白。稀疏的头发在他有力的摇晃中从耳后散落，披散在两颊。
我站在舞台右侧，看到汗水持续低落在他鞋尖前方的地面，一滴，两滴……很快连成一滩。他紧握着麦克风，一下一下用力地倾身，力道十足。
音乐好像织了一张巨大的网，将所有人笼络其中。台下是一片晃动的头顶，人们仰着脸怔怔地望着Damo。有人闭上了双眼。
我再次想起了Damo嘴里的高频词，“Energy”。他说，能量并不只来源于自己，要有其他人的共同支持。当人们在报纸、电视、政客说的话里获得信息，那是从别处得来的东西，不是属于自己的经验。只有在更小范围的真实里，获取的信息才是真正的交流和沟通。当每一个独一无二的陌生个体聚拢在一起，构建出共有的场域，音乐沟通彼此，每个人都获得独属于自己的体验，那是真正的能量的流通。
走下舞台回到休息室，他全身湿透，像刚做完一场酣畅淋漓的运动，喘着气，仰头灌水。外面的掌声和欢呼声持续着，Damo听到很多人大喊他的名字。他突然挺起胸脯大吼一声：“Thank you！”
—— 完——
题图摄影Auto Magzan。
除注明外，图片均由大福唱片提供。
参考：《从Krautrock学校离开后的Damo Suzuki》 文：朱文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