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一口，我在吕沟村支教

这些文字记录了我在河南平顶山郏县薛店镇吕沟村的四个月的支教生活，所有文字都写于课间和睡前。名字叫“一口一口”是因为，一来日子一天一天过，饭菜一口一口吃，二来在这吕沟村，所有孩子都姓吕。《一口一口》里既包括我，也包括他们。

正午所发表为其中节选。

我平躺在中铺的硬板床上，看得到窗外的风景。眼镜摘掉了，风景只是一些轮廓和晕影。这是2015年3月28日的晚上，我从扬州出发，坐夜车前往郑州。

火车驶过枕木的声音安静、有韵律，黑暗的车厢变成一个母体，乘客可以安心入睡。我在睡意中想着，也许会有主题旅馆，在床下安发动机、窗户上播放流动的风景，模拟卧铺车厢，专供失眠的人。这么想着，就好像真的身处这样的旅馆当中。

我计算起去过的地方，最后数出来，一共23座城市，郑州将成为第24座。

火车在次日早上抵达，车站的地下通道悬挂大幅广告，宣传郑州直飞平壤的航班，旁边印有主体思想塔。车站外人迹寥寥。我搭出租到万客来南站，买好去郏县的车票。

为了方便，我把行李降到了最低：七件T恤、四条内裤、四双袜子、三个笔记本、书、电脑、理发器、kindle、相机和充电器。它们占据了半个书包和半个手提包。

通往郏县的巴士是小型的，颜色也跟其他车次不同。等待发车时，司机跷着二郎腿，以两秒钟翻一页的速度看手机里的电子书。前夜没睡够，我支着脑袋一路半梦半醒，再睁眼时，窗外已是一望无际的田野。

巴士驶入郏县境内，田野变成宽阔的马路，不多的行人、“豫D”车牌、三轮摩的、量贩KTV、舞厅，一切都比我原有的县城印象好得多。

之前在网上联系的王校长如约出现在巴士站口，个头小小的，唇上撇出两撮胡须。他开车来，车里还有妻子和女儿。我们直奔一家豆腐菜馆吃了午饭，除了接下来去哪以外，谁也没有刻意寻找话题，就这样维持着轻微的尴尬。饭后他把我送去旅馆，路上递来一根烟，我们才松懈了一点，说说笑笑，他还放起了嗨曲。烟没抽完就到了目的地，取完房卡，他丢下一句“好好休息”就急匆匆走了。想必他比我怕尴尬。

我倒床大睡，做了一连串噩梦，傍晚时分醒来，走在马路上，晒着夕阳，忽然抑制不住笑起来：我终于来支教了。

第二天一早，我坐校长的车来到薛店镇吕沟村。他说开车只要十分钟，实际上花了近半小时。路上坑坑洼洼，尘土漫天，我当即取消了住县里每天通勤的打算。假如没有往来的货车，在这条路上骑车一定非常不错：土房、油菜花、牧羊人，一望无际，十分惬意。

L小学和网上的照片一样，大门涂着蓝色的油漆，入口很窄，要弯腰进去。教学楼呈倒凹字，左边几个矮房是四、五年级的教室和两间教师宿舍。尽头是食堂，对面是厕所。大门正对着主教学楼，通体白色，中间挂了横幅，欢迎着我上一位志愿者小赵老师的到来。一楼的一部分租了出去，另一部分是教师宿舍、办公室、一年级教室和校长室，二楼有学生、教师宿舍和二、三年级教室。右侧的矮房也租了出去，旁边是一个大水桶，通向地底，日常用水都从这里打，有时能打上来几片菜叶。

全校一共五个年级，140来名学生。五年级的孩子明年将成为建校以来第一批的六年级。

见过几位老师，又见了村长，简单沟通之后，我拿到了自己的课程表，主要教四年级的英语和数学，以及体育、劳技、省情，兼教全校的美术。

一放下书包，校长就把我带去了四年级教室。全班一共12名学生，五男七女。校长一本正经，我也不好意思嬉皮笑脸。他介绍我的时候，我挨个扫视孩子们，有的捂嘴笑，有的一脸不屑，大部分面无表情。我心里一悬：他们会不会不接纳我？

吕亚文是我第一个记住的学生，他眼睛扁长，皮肤黝黑，独自坐在最后一排。数学课上我点他回答问题时，全班哄堂大笑：“老师你太会点了，他是我们班成绩最差的。”吕亚文坐下去后用书挡着脸哭了，我趁大家做题时偷偷给他塞了张纸巾，他抗拒了一下才接受。我把他叫到黑板旁边，让他在那里坐了一节课。

第一天快速而劳累，好在比我想的顺利。三餐的食材都是青菜、萝卜和豆腐，有点咸，但就着馒头正合适。

晚自习辅导完，天已经黑了，孩子们纷纷被门口的亲人接走。

尽管决定了住学校，但行李还留在旅馆。我四处找校长都不见踪影。拨通电话，他说有事忘记了，让我找五年级的语文老师吕老师送我回去。

我连哪一位是吕老师都不知道，更不好意思让他送我一程，于是站在黑压压的操场上查地图。地图只显示了一两条主路，其余一片空白，单看地图会以为这里是沙漠。选好目的地，距离足足15公里，要走四个小时，打车也没有可能。踌躇不决时小赵正好走了过来，他比我小一岁，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个月，轻车熟路。我们找到吕老师，把情况跟他说了一下。虽然黑着天，我还是看到他面露难色。他想了想答应了。

车是面包车，噪音很大。吕老师呼朋唤友，把小赵、周主任和杨老师都喊到了车上，顺路买点东西或取钱。反正去县里总会有事可做。

村里的路灯只有几盏亮着，土路又窄又陡，周主任和杨老师坐在一起，相谈甚欢。驶到大路上，对面一辆接一辆的货车闪着大灯，刺得人睁不开眼。我低头抽烟，失落极了。在这样的地方，不得不抱团存活，有车出车，有力出力，不像在城里，可以紧闭大门，有麻烦自有用钱解决的办法。

到了旅馆门口，我再三感谢吕老师后上了楼，整个人筋疲力尽，身上、脸上都是土，也没力气洗澡。

第二天睡醒，我收拾好行李，搬去了宿舍，准备入乡随俗，万事从简。

我的宿舍位于二楼角落，可以看到隔壁邻居家的院子。

房间里有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两个柜子、一台饮水机和一张单人床。两面通风，条件非常不错。早上六点钟吹一次起床号、七点钟打一次起床铃、七点半打一次吃饭铃。窗外鸡鸣狗叫、鸟声啾啾。孩子们很早就来了，在操场上打闹。我用被子蒙住头，捂上耳朵，勉强又睡了一会儿，等到七点四十的闹钟响起时，早饭都吃完了。

英语课上，我给每个孩子都取了英文名，并特意给吕亚文取了跟我一样的，德里克。扎克不满，说我偏袒。丽莎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因为大家都喊她披萨，改成了贝拉。英文名字这才定了下来。

因为是吕沟村，所有学生都姓吕，名字有的也很相似，比如星月和星雨、梦燕和梦雅，我常叫错，索性用英文名辨别。

正式上课的第二天赶上了大雨，气温骤降到摄氏五度，我身上只有两件外套，穿在一起还是瑟瑟发抖，鞋和裤角也溅满了泥星。

小赵从青岛来，大概因为水土不服，手臂上长了许多红包，比蚊子叮得大点。很快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先是脚踝，然后是脖子，接着是肚皮和手臂，加在一起有十几个，不挠则痒，挠了则疼。

午饭时，广播里放起儿童歌曲，《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兰花草》、《童年》。我一边吃一边跟着哼，唱到“多少的日子里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这么孤单的童年”，不知为何，突然悲从中来。但伤感的情绪终究没找到落脚点，在脑中徘徊一圈消散了。

低年级的孩子们组团跟在我的屁股后面，憋了半天才开口：“老师，你姓什么？”只要见我在宿舍，他们就趴在窗户上张望，或敲门恶作剧，要轰三四次才能轰走。

扎克对我的长相、打扮和举止充满兴趣，他问，老师，你的鼻子为什么是尖的？老师，你的鞋子为什么不穿上要拖着走？有一次下课前他问：“老师，你为什么不去当博士？”其他人也等待着答案。我只好说：“人的活法多种多样，都去当博士，谁来给你们上课？”

晚饭是面条，我不喜欢面食，加上冷和痒，食欲寡然，没吃几口就偷偷倒了，没想到还是被食堂阿姨看到。她说：“不好吃吧？”我解释自己不饿，狼狈溜走。几分钟后阿姨找到我，问我想吃点什么，要给我做。我努力让她相信自己真的不饿，暗自决定以后吃多少打多少，再也不倒饭了。从那之后，每次盛饭时我都找点话说，“咸萝卜真好吃。”“馒头真软。”但总是无法填平那句“不好吃吧？”带来的愧疚感。

坐在角落的男孩头发乱蓬蓬的，总对我仰着笑脸。每个班都有一个这样的孩子，憨傻、自闭，有时有点狂躁，被区隔于其他人之外。四年级有德里克，二年级有他，听说三年级那个孩子会突然学狼叫。方才欺负女孩的男生们这会儿转移了注意力，把乱发男孩的书包丢来丢去。女孩也不哭了，盯着书包在天上飞，笑逐颜开。书包最后被我接住，物归原主。

黑板上的孩子们画完大海、帆船和海鸥，纷纷回到了座位上。我一个个点评，评到最后一幅，突然看到海浪旁写着一句话，“我要找妈妈”，不禁感到生活的残酷。

即使是二年级的孩子也会有自己的难处。

第一天上课时我提了个要求，课堂必须说普通话，全班一致回答：“不——会——”每次交流障碍，他们就放慢语速，多次重复，我才能猜到一二。乔安娜说：“老师，我知道什么是普通话了，说得慢就是普通话。”其他听不懂的时候，爱丽丝就做翻译，她的普通话比别人都好些。

每天都有孩子问我，下节上美术吗？我的回答往往都是不上。但过一会儿再碰见，他们还要问一次。有时我在楼下，楼上的孩子也会冲我喊美术老师。

四年级的美术课安安静静，每个人照着美术书临摹上面的花朵。艾米画得最好——虽然难得上一次美术课，但当我问谁画画最好时，每个班都会有统一答案，四年级的答案就是艾米。艾米长得胖胖的，经常顶撞我，布置在黑板上的作业只有她敢擦掉。实际上我早发现她喜欢画画，英语作业本的第一页就是她画的花裙子少女。我想在旁边批注“真不错”，但忍住了。她毫无悬念地成为美术课代表。

意外的是，扎克画得也不错，下课时他没出去打乒乓球，和艾米切磋花瓣纹路的画法，其他人围成一圈观摩，并要求我不能只打分，还要写评语。

晚自习时乔安娜问我，老师，你为什么不留作业？我说，我念书时最讨厌写作业了，学会了就行，不搞形式主义。结果他们不依，说校长会检查，不留作业扣我工资。

两节晚自习都用来讲课，下课前我布置了作业，他们又不依：“你现在留我们什么时候写啊？”——原来他们的规矩是，如果一天有两节以上同样的课，就用其中一节写作业，除了周末，没有放学回家写作业的道理。

每次安排自习，扎克和乔安娜就开始提莫名其妙的问题。有一次扎克问我：“当老师美不美？”我还没回答，他就自言自语：“不美，整天站着，还是我们美，能坐着。”乔安娜接着问：“老师，你怎么不坐着？”我说校长不让坐，他们说：“语文老师天天坐着！”第二天自习，见我坐在椅子上，他们又嚷：“咦！校长不让坐！”

离学校最近的澡堂在隔壁村，据说那澡堂设计得非常科学，一人一间，里面有两个浴缸，一个用来泡澡，一个用来洗衣，一张票仅售两元，极适合我们支教者。然而当我和小赵徒步40分钟找到那里时，对面小卖部的老板却告诉我们澡堂只在夏天开放，我们只好买点食物，灰头土脸地回到学校。

清明节放假三天，周五放学后，吕老师要去县里买肉，顺路把我和小赵带了过去。我直奔旅馆，打算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把自己清洗干净。脱光衣服站在镜子前，我数了数身上的红包，足足21个。有的化脓了，有的连在一起。冲热水时，21个包一起痒，我头皮发麻，两腿一软，差点喊出来，第一次羡慕千手观音。

刚刚进入春天，乍暖还寒，嗓子有点发炎，咳得喉咙痛，耳朵里也嗡嗡响。

天黑以后，我去附近的饭馆点了一盘鱼香肉丝。县里的饭馆都有免费的米汤，我喝了两碗，感觉好转不少。

在旅馆休息一宿，第二天上午我回到了村子里。

沿路都有人上坟、撒纸。几个村民在树林里宰牛，牛们都知道怎么回事，发出恐惧而短促的呻吟，我匆匆走过，没多久就听到一头牛的惨叫。

接连不断的雨让气温始终在十度以下徘徊，杨老师把她儿子的外套借给我，才终于暖和了些。上课前扎克点评道：“老师你还是穿自己的衣服好看。”

我要教的科目之一是河南省概况，叫作省情。没有教材，似乎这门课从来就没有上过。我对河南不了解，又觉得讲一个省的农业、工业非常无趣，索性就跟他们商量，讲我去过的地方行不行，得到了一致通过。于是省情课上，我从家乡大连讲起，说到小时候捉螃蟹、摩托艇翻船的故事，还讲了些旅行见闻。孩子们很热情，问我外国有没有硬币、香港钱上印不印毛泽东、日本有没有好人。

下课时，我把周末从旅馆带回来的牙刷、梳子和香皂分给了他们。

我正在吃早饭，扎克溜了进来，在裤袋里左掏掏、右掏掏，把一些吃的堆到了桌子上。有一袋麦片、两根火腿肠和一些喜糖。我谢过以后只留下了喜糖。他神秘兮兮地说，晚上还有东西给你，但现在不告诉你是什么。

前一天的鸡蛋男孩忽然和我亲热起来，如影随形。在操场上见到我就冲刺过来，拉扯我的衣服。中午他还是不吃饭，一屁股坐在我宿舍的凳子上说：“给我点吃的。”结果被我赶去了食堂。

一家报社和一家电视台的记者前后来到学校，挨个老师采访。

报社记者提问漫不经心，问题雷同，并且间隔很久，大概真的没兴趣，又不得不交差。他问我感受怎么样，我说每天都不同。他没有记在本子上，想必不是他满意的答案。

电视台来了两个年轻人，沟通轻松一些。他们拍摄时，正赶上我在三年级上美术课。狼叫男孩一直干扰，谁去制止他都反问：“弄啥咧？干啥咧？”摄像师“啧”了好几次，差点发火，被记者按住。最终拍摄时，摄影师又多次提醒我：“那位老师，腰板挺一挺！”

两拨人的采访没什么区别，刚回答完一次感受就要再回答一次。摄像机架在我的右侧，我按照他们的要求，一会儿板书，一会儿指导，一会儿又要走动。

看到摄像机跟着我去食堂打饭一路拍到宿舍，四年级的孩子们拿着本子嚷：“老师就要出名啦，快给我们签个名。”

扎克拎着一个塑料袋一路小跑到我房间，在桌子上打开。是一袋煎饺，还热着。他说是妈妈让他带给我的。听说扎克给我带了饺子，两个二年级的男孩也跑了进来，一人攥着一个小拳头，在饺子旁边展开，堆出两个小山丘，是炒瓜子。

晚自习下课后，我正要去接水，周老师把我唤了过去。

教师办公室的门口有一个大桶，专门烧热水供学生饮用和洗漱。水总是不够，所以我一般只在房间里用水壶烧。周老师说，今晚烧的水多，用桶里的吧。桶的四周围满了不同年级的孩子，有的洗脸，有的刷牙，有的搓脚趾头。废水泼在地上，顺着石阶的斜坡流到了操场。我加入了他们，有说有笑，第一次感到大家像一家人。

学校下面的小街上有集会，街两侧摆满了摊位。有水果、糖块、衣裤、日用品、农具，每个摊位都站着几个抱孩子的妇女。虽然琳琅满目，但只有短短一百米的距离。课间操时我和小赵去转了转。我买了一双拖鞋、三只鸭梨和一斤果冻。

放学后小赵带我去隔壁青西村的超市买周末的食物，往返差不多四里地。路两侧都是菜园，有零零散散的坟冢。坟冢背后大概是养殖场，不时传来一阵阵动物的低吼。

青西村比吕沟村繁华一点，至少有烤鸭和馅饼卖。

卖馅饼的老伯一头白发，小赵来过几次，他们互相认识。他的店开在家里，一进门就是炉子和案板，案板上有肉，有面，还有盘旋的苍蝇。他在这里做馅饼已经四十多年了。邻居青年站在门槛上对我们说，你们都是远地方来的吧。老伯说，远啊，我们这里的人出去打工不也是去远地方，人活着就是走来走去。馅饼做好了，他用杂志彩页包好，套在塑料袋里，一个五块钱，我咬了一口，硬邦邦的，里面都是肥肉和葱花。

三个孩子do/re/mi的造型是我设计的，黑狗和老奶奶的误入则是偶然，这是一张我很难忘的照片

媒体总把山区孩子描述得求知若渴，就我看到的情况，并没有那么夸张。他们都是普通的小孩，也会厌学、偏科以及攀比。

有天扎克说世界真不公平，我以为他想说贫富差距，但他只是看着树上的鸟说，鸟会飞，但人不会。我说，人有满汉全席，鸟只有虫子可吃。他想想说，那还是挺公平的。——相较城里的孩子，他们没有外教，不会弹琴，但几乎人人都会爬树、游泳，他们才拥有童年。这也算一种公平吧。

天气总在极端与极端之间变化，上午还艳阳高照，下午就下起雨来，第二天狂风怒号，竟把旗杆也刮倒，在水泥地上砸出一个坑来。

村长的普通话说得比一些老师还好。他说年轻时在南京和杭州当过五年兵，我问是不是和越南打仗，他说比那还早，是抗美援朝刚结束的时候。有的战友去了朝鲜，很快就回来了。听说我是大连人，他说从前有战友被分到瓦房店。瓦房店是隶属大连的县级市，他问那里离我家远不远。

天气渐渐热了起来，白天可以穿T恤，穿一天就是一层土。风虽弱了些，还是把我晾好的袜子刮到了树上。我绕到树底下，从邻居老太太捆好的树枝里抽了根最长的，助跑起跳还是够不着，只好拖着树枝回学校，最后踩着三级台阶，费了一番力气才拾回来。不远处的乱发男孩拍手叫好。

……

整整一宿我都睡不好，总梦见孩子们拉扯我的衣服，我一再警告他们松手。这梦境简直是现实的复刻。凌晨两点，我居然被梦气醒，辗转难眠，看了会儿书才重新睡着。

扎克和另外几个男孩一直讲话，艾尔莎向我抱怨，说听不到音箱里的歌声。我还没来得及处理，扎克就骂了句脏话，被路过的校长撞了正着。校长二话不说，用手里的文件夹在扎克头上嗑了一下。校长一走，扎克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男孩一哭，办公室的气氛就变得很微妙。就在这时，五年级的几个女生非要挤进来看电脑，两个拉扯我的衣角，让其他人有机可乘。在L小学，这是我最讨厌的行为，唯一的外套已经被扯开了线。我勃然大怒，把她们赶走，关上门，每个人都老老实实。

二年级的语文老师周老师有一种将大事小情视为己任的热忱，并有强烈的育人之心，擅长讲客套话和大道理。他掌管办公室的麦克风，想找哪个老师，或突然想起什么，就随手拿麦克风广播一下。可惜他的普通话也不好，他的广播我从来都听不懂，只知道非常紧迫。他很爱看电视剧，学校那台打开网页都要五分钟的电脑里塞了许多他下载的乡村家庭剧。下载完，他就找个懂电脑的人帮他存进手机。因此，他是全校唯一会盯着手机走路的人。

另外，他也是前一天对我说“我代学生向你赔不是”的那位老师，可实际上他给我带来的不适比学生多得多。有一次我刚倒好热水准备洗脸，他来要水，把杯中的茶水一股脑泼进了我的脸盆。另一次，早晨我打水回来，看见他从我房间慢悠悠地溜达出来，一言不发，旁若无人。

杨老师是这些老师里最年轻的，染了黄头发，教四年级的语文。我从她的手里抢来几节课时，一直怕她发火。她只说，希望你们考第一名！她也爱看电视剧，还对电视台在学校的采访很感兴趣。我刚来的时候见她在办公室反复看那些节目，边看边笑。有天傍晚，校长和杨老师前后给我发短信，提醒我一定要看今晚的节目。

以上五位老师和我们三个志愿者就是L学校全部的老师，每人每周会有20到25节课时，从早上八点半一直到晚上八点。我没有被安排做班主任，相对轻松一些，小赵是三年级的班主任，苦不堪言，我在宿舍时不时会听到他崩溃的大吼。三年级的学生不比二年级安分多少，我十分理解。

又是一个狂风暴雨的周末，夜里窗户被风冲撞得咚咚响，几次被吵醒。我实在不想再吃方便面，只能用火腿肠、鸡蛋和面包打发。饥饿、寒冷、瞌睡，满心只想吃火锅和海鲜，还想回家搂着狗好好睡一觉。这样的想法当然不是第一次，每次被食欲折磨都会觉得自己很低级，可是没办法，这是天性，无法回避，只能忍耐。

我第一次点开日历，数起剩余的时日。

在L小学的第四周，我必须记下这已经诞生多时的感受——倦怠。对村子的倦怠，对课堂的倦怠，对学生的倦怠，对寒冷的倦怠。

但，一如既往地，每次感到厌烦时，总会出现一两个孩子改变我的想法。

周日，手机男孩陪我去镇上取钱。他是学校里唯一拥有手机的学生。

此前我对村、乡、镇、县、屯没什么概念，在这里多少辨别出一些。但薛店镇和郏县的区别并不大，县无非比镇干净点。

取完钱，我们直奔银行对面的饭馆，吃了一顿酸菜鱼。饭后直奔超市，各自挑需要的东西。汇合时，我拿着一盒咖啡和一条短裤，他抱了一堆零食，当中甚至有口香糖，我有点后悔没规定他只准拿三样。

我只好说：“别告诉别人。”

“知道。”

出了超市，我们徘徊在几辆三轮摩中间逐一砍价，最后以20块钱的价格回到学校。

天完全黑了，炊烟都熄了火，只有天边挂着一弯下弦月。这样的静谧祥和，好像只在小时候有过，我久久沉醉其中。

尽管我千叮咛万嘱咐，买零食的事还是被他的同学知道了。以黑裙子女孩为首的几个孩子把我围住，问我是不是带手机男孩去镇上了。

“是，怎么了？”

“你为什么带他去？”

“正好碰见他，就让他带路，有问题吗？”

“你是不是给他买吃的了？”

“没有。”

“你给他买口香糖了吧？”

黑裙子女孩一直这样咄咄逼人，其他人也凑上来，口气义愤填膺：“我们连作业本都买不起，你还给他买零食！”

我知道发火会让他们更觉得我偏心而给手机男孩树敌，但忍到这里，我终于爆发：“我是你爹吗？你的作业本跟我有什么关系！”

后来我得知，他们的作业本是免费的。

学生老师都回家了，校园里空无一人，我对如何打发时间的担忧很快就变成了对独处的享受。就在这时，手机男孩的短信来了。

“我现在去找你。”

“今天没空。”我回复他。我不是不想见他，而是不想见任何人。

“我明早去找你。”

他来找我其实并没有事情可做，但他说，没事做跟你玩也高兴。可如果他来，我就必须找事给他做，否则他就会搬个板凳，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的手机和电脑。

“手机是隐私，你为什么老看我的手机？”有一次我说。

“QQ才是隐私。”他悻悻地走了，转了一圈没事做又转回来，继续看我的手机。

“没空，有空的时候我找你。”我想了想，回复了他。

第二天早上，与上次一样，不到七点钟他就发来短信，还是那句话，“我现在去找你”。我腾起一股厌烦，继续睡觉，几分钟后手机屏幕又亮了，“把大门开开”，我依旧没有回复，“你在干什么？”

一小时后我起床，告诉他明天中午找他吃饭，他说好吧。下午他的短信又来了，“我现在能找你吗？”

“不是说了明天吗？”

接下来是无休止的轰炸。

“明天几点？”

“帮我解一个密码。”

“我现在去找你。”

“把大门开开。”

我握着手机，尽最大努力控制情绪，思考怎么回复他，而他的信息还在不断地涌入。

“你在干什么。”

“我去了啊。”

“你在干什么。”

“我去了啊。”

不知谁开了大门，他一路小跑着到了操场，脸上还挂着微笑。

“我说了明天，难道你听不懂吗？”

他的笑容转瞬即逝：“我找你帮我解个密码。”

“我说了，没时间！”

他不知道自己的热情已经变成了一种侵略和打扰，而我除了生硬拒绝外找不到更好的办法。这是一个教训，我意识到必须掌握好和孩子们相处的分寸。

晚饭后，我让一华陪我去小卖部，路上我问他爸妈在不在家。这已成为了解一个孩子最基本的问题。

“不在家。”

“去城里打工了吗？”

“不知道。”

“他们不回来吗？”

“不回来。”

“你有多久没见过他们了？”

“好几年了，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走了。”

“那你跟爷爷奶奶住吗？”

“嗯。”

“爷爷奶奶怎么赚钱？”

“他们去苏州打工，走的时候就让我去姑姑家。”

“爷爷奶奶多大了？”

“爷爷六十多，奶奶五十多。”

“姑姑对你好吗？”

“好。”

到了小卖部，我让他挑个想吃的东西，他看了一圈，挑了一袋最便宜的方便面，我又让他拿了一个变形金刚。

“也怪可怜的。”结账时，阿姨自言自语。

傍晚，杨老师招待我们三个志愿者去她家吃饭。上一次她烙了三种饼，分别是原味饼、鸡蛋饼和青椒洋葱饼。摆好饭桌，她拍拍手说：“多吃点啊，挑大块的吃。”杨老师性格开朗，笑口常开，她的儿子继承了她的优点，很热情，也很规矩。在这边，热情和规矩往往无法作用在同一个人身上。

这一次杨老师炖了排骨，她口味偏淡，得兑点辣椒酱。我吃了一碗，还想吃，但锅里已经所剩无几，只好忍住。

我问杨老师儿子的理想，他说想周游世界。在L小学，这个答案出现的频率很高。这是个很好的理想，能周游世界的人都不会太穷。就算为此倾尽家当，也换来了另一笔财富。他们需要出去看看，从“外国有没有硬币、日本有没有好人、香港钱上印不印毛泽东”开始，一点点解开这个世界的谜团。

我请了两天假，周四早上出发，在北京过了一个周末。

青西村有班车直达郑州，但一天只有一班，早上六点半发车。时间太早，我没坐。没坐的结果就是先步行二里地到青西村坐公交车到郏县，打一辆三轮车到汽车站，坐大巴到郑州南站，打车到东站，然后坐高铁到北京。全程要七小时左右。

阔别北京半年多，地铁扩建了，天气好了些，走在路上，感觉这座城市变温柔了不少。

周日早上返回，唯一可记之事是郑州的出租司机，是个男青年，有着大部分司机的毛病，爱骂脏话，而且一定在擦肩而过的一秒冲窗外骂句最狠的。我曾遇到过两个司机对骂后，对方开在我们前方，一直别我们的路，几次差点撞上，所以很烦为了几秒钟的事而吵吵嚷嚷。但下车时，他几次叮嘱我，一定要去大厅买票，不要理黄牛，也不要跟他们说话，有可能被他们拉住。直到我下了车，他还在提醒我，甚至目送我走进售票厅。

回县城的路上我又睡了过去，到学校时已经傍晚六点钟了。

从首都到吕沟村，好像从一个生命体的神经中枢到了最小的细胞。我脑袋里只有一个想法：太累了，在离开这里之前，我哪儿也不会去了。

晚上我坐在台阶上纳凉，几个孩子围过来和我聊天，聊着聊着就说到了自己的愿望。拖鞋男孩说他想回到小时候。一华说，我希望回到老师刚来的那天，希望一小时有一年那么长。

我看了他一眼，想起第一次走进二年级教室，他被全班说“他爸有三个老婆”的样子。想起第一次给他方便面，他不好意思要的样子。想起他抱了盆植物选阳光最好的地方的样子。想起他的凉鞋破了，我帮他粘，他扯了张手纸帮我擦汗的样子。想起他被缺牙男孩欺负，背过身哭的样子。

胖老师领着五年级的女生跳舞，我津津有味地看着，一华说：“老师，你有心事吗？”

我笑笑，他又说：“老师，你有心事就说吧。”

校长说六一汇演这天省里会来很多媒体和爱心人士，加在一起有70多人。听到这话，我和小赵对视一眼——平时光是做操这100来个孩子就快把操场站满了，再加上70多人和看热闹的村民，不知道要挤成什么样子。

为了迎接客人，学校连续几天大扫除，把考试用来当板凳的那堆砖头全部转移到水桶后面，铺成一块砖路，几个老师开玩笑要在那里烧烤。接着劳动的队伍又把门口两块废弃的花坛开垦起来，新土泛着湿漉漉的红光。周老师带着另一批队伍里里外外清扫了厕所，连接水桶的长水管在操场各处喷洒、浇灌。

校长特别强调，要让孩子们把自己好好洗洗，尤其点了我们班的德里克。他的确是学校最邋遢的孩子，全身没有一块正常的肤色，黑不溜秋。

我知道德里克爱面子，如果当全班的面让他洗澡，他肯定颇为受伤，于是我把他叫到教室外边，小声告诉他，把自己清理干净，尤其是脖子、胳膊、腿脚，再换件干净衣服。

“中午回家就洗，下午我检查。”

德里克点点头，跑掉了。

中午吃完饭，德里克还是一副脏兮兮的样子，玩着最近男孩们流行的玩具——用圆珠笔芯串着几个瓶盖当陀螺。我挨个人检查，最后把德里克和巴顿拎到水桶边，用办公室的香皂带他们俩好好洗了下四肢。德里克不会打香皂，打完香皂又像挠痒痒那样把皮肤抓得通红，泥土依然挂在那里。尽管我有点排斥，还是亲自上阵，帮他搓了搓。我见他拇指一团乌黑，问他怎么搞的，他说砸的，一旁的巴顿说，指甲都快掉下来了。

“去医院了吗？”

德里克摇摇头。

“还疼吗？”

他又摇摇头。

班里的孩子探出脑袋好奇地看我们，等我带着白白嫩嫩的德里克和巴顿回到教室时，贝拉说：“老师你真是又当老师又当爹啊。”

省里的报社和爱心团队比预定时间晚一节课来到学校，为了他们，六一汇演推迟到星期一。仪仗队果然忘掉步伐，就这样凌乱地走到校门口，把贵宾们迎进操场。原本说要来70个人，实际不足三分之一。而原本说有两卡车物资，也只是几捆书和文具。前一天老师们还在讨论哪里能停这么多车，看来那个地方只有真来那么多人的那天才用得上了。

仪仗队使劲挥舞手里的彩花，志愿者冲教室和孩子们拍个不停。

报社的领头人说一口地道的京腔，他负责分发礼物。大部分礼物数量不够，到后来他举得高高的，孩子们伸长手臂去抢，谁伸得长就给谁，一旁的记者赶紧拍了下来。最后他把低年级的男孩们聚集起来，教他们同伴溺水的营救方法，然后又教给在旁边围观的村民。我听到他说：“不要哭！要抓住最后一线希望！”

拍完照片，代表讲完感言，不到一小时志愿者们就回去了。他们带来的旗子还没在土里扎稳就被拔走了，留下一个浅浅的土坑。

我回宿舍的路上经过二年级教室，他们无不沮丧地跟我说：“我就抢到这几个。”我一看，有肥大的T恤，有薄薄的作业本，有1998年出版的英语单词卡，有一打演算纸（只有一面空白，另一面是书籍扉页），居然还有瓜子，用塑料袋装着，一袋差不多二两。

一个村民阿姨跟我说，五毛钱的作业本谁买不起，我们缺的是好老师。

万幸没有人找我们三个志愿者拍照和采访，我实在说不出应景的感言。

中午，三年级狼叫男孩的爸爸找来办公室。狼叫男孩什么也没抢到，他来评理。杨老师们只好告诉他，这跟学校无关。而那些孩子抢到东西的家长，也在比较谁的东西更贵、更好一些。

生活波澜不惊，接连两个星期没有写笔记，而这两个星期里发生的事情，除了在本子上记的几个关键词外，我忘得一干二净。

因为朋友W愿意资助一华三兄妹的学费，我联系他姑姑足足三次才见到本人。见面那晚村里正在唱戏，我们在戏台后面的空地简单地聊了几句。

她比我想的年轻，一问更吓一跳，比我还小两岁。一华的爸爸（她的哥哥）第二次结婚时她14岁，她妈妈觉得要把钱花在儿媳身上，于是让女儿退学。从那开始，她就一直在苏州打工。后来她哥哥离婚再婚又离婚，最终和这个家失联，两个老人、哥哥的三个孩子、自己的一个儿子，就一直靠她和丈夫养活，至今已有九年时间。现在她又怀了孕，家里需要钱的地方很多，两个老人的身体都不太好，她打算回村子里住，照顾老小。一华胳膊里的钢板本该半年前取出来，因为钱的缘故拖到现在。她说她也想过读个夜校，但经济不允许，而她也不希望让三个孩子走她的老路，所以尽力供他们读到大学。

情况就是这样。她的普通话很好，而且总在我讲完最后一个字才回应。她说话时我出神地想，这家人的基因真好，姑姑长得好看，三个孩子长得也好看，一华奶奶说过，她儿子也很好看。

她说，一华以前有点内向，每次心情不好就蹲在院子里，谁跟他说话都不吭声，现在改了不少，总跟我说老师对他好，性格也变得开朗了，光这一点我就很感谢很感谢你了。她又说，虽然我是他姑姑，但毕竟是个女人，有些事他不愿意跟我说，愿意跟你说。要是你能跟他一直保持联络，开导开导他，就更好了。

最后我给她留了我和朋友W的电话。

就快期末考试了。

这是我在村里的最后一周。——这几天，这句话一直在我脑中徘徊。一旦有了这样的想法，看谁就都是好孩子，即使是缺牙男孩、鸡蛋男孩，也变得可以忍耐。

有天我和一年级的周老师在办公室聊天，她说我们三个是建校以来的第一批志愿者。“我们这儿的人都感谢你们，也特别喜欢你们，怕你们生活不习惯，不爱吃我们的菜。你刚来的时候天冷，要给你拿厚衣服，你讲究，不肯要，冻得直哆嗦。”我们大笑，我赶紧撇清：“我不是讲究，是怕麻烦嘛。”

“知道你爱吃海鲜，可惜我们这儿没有，有时候吃桌——就是结婚——才有，我一直想带你吃桌，但结婚的冬天多。年轻人出去打工，过年回来一次，顺便把婚结了，都是这样，也没机会带你去。”

端午节这天休息，早上六点钟一华顺着窗户给我塞了一袋粽子和鸡蛋，接着七点不到小卖部阿姨也送来一袋。我心里有你、你心里有我，这就是全部的节日气氛了。

村里的休息日总是乏善可陈的，这一天唯一有趣之事是我放在房间里的粘蝇纸分别黏住了一只麻雀和一只壁虎。生平第一次给麻雀洗澡，小心脏在我手里砰砰乱跳，但羽毛上沾满了胶，怎么也洗不干净，我握着它去小卖部借花生油。阿姨委婉地说，就让它死掉吧，村里太多麻雀了。最后我只能把它搁在了草窝里，给它扔了半个桃子，希望它能像只鸡那样过完后半生；这也是我第一次摸壁虎，好在它皮肤光滑，很好清理。在我走之前，就这样和它们结下缘分。

我定了早上八点的闹钟，八点不到，电话就响了，一个悲伤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我给你带了点鸡蛋，你来门口拿一下吧。”村民们打电话都没有自报姓名的习惯，每次我都要花几秒钟分辨这是谁。我稍微清醒一些，听出来是一华的奶奶，她好像哭了。我穿上衣服，下楼给她开了大门。

她把一袋子煮鸡蛋和三瓶饮料递给我：“听说你今天就走了，一华说，奶奶你去送送老师，你去跟老师说说话……”她果真哭了起来，老泪纵横，好多话说得含糊，我没听懂，但也跟着悲伤起来，“……怕你嫌家里脏，一直也不敢让你来家里吃饭……”

“奶奶别哭了……”我的睡意徒然被难过取代，又想着，这也太戏剧化了。

我收拾出一些不想带走的东西，有洗洁精、洗发水、牛仔裤、短裤、运动鞋、袜子，拿捏不准该不该把它们送人。最后我把鞋袜留在了房间，其他的拿给了吕老师。

吕老师第一次吞吞吐吐：“学校这事儿办得不对……”他抽了一大口烟说，“我跟他们说，把工资给我结了，我出钱给你买张车票。”

“千万别这么说。”

“我本来想找这几个老师，一人出一点……学校是真没钱……”

“真不用，我哪能要你们的钱啊。”

钱的话题我们也曾讨论过，我很诚实地告诉他们离开这里的确有钱的原因，身上的积蓄只够生活一个月了。本来和校长计划在网上卖孩子的画补贴学校，也没有实现（小赵认为这样可能被舆论批评为利用小孩）。

十一点多，吕老师和他的二女儿、小儿子、杨老师和她的儿女、周老师、小赵，一共八个人为我践行。我们挤进吕老师的面包车，一路开到城里。因为超载，有摄像头的地方窗口的人就得哈腰。周老师给校长打电话，校长说待会儿联系，我们停在一片玉米地旁边等校长来（刚来的时候到处是油菜花，后来是小麦，现在已经变成了大片的玉米），很像在拍公路片，连杨老师的女儿都说像逃亡。

回到北京后，我收到阿姨的短信：你是回家了还是去别处工作了？你那里热吗？这里37度，正好你走了，要不然冰柜里的饮料该你承包了。给你发短信是阿姨想你了，影响你的话就不用回话了；我通过了艾尔莎的好友请求，她给我发来一张男孩的照片，说这个人总想加她好友，可是他太丑了，是不是应该把他拉黑；杨老师在我的照片下留言，说下学期还要不要来？我给你做辣椒酱吃；一华用姑姑的手机发来短信：我明天要做手术了，不要为我担心，老师，我会想你的。

我好几次梦到孩子们，和朋友聊天时，也常常脱口而出孩子们的土话。

尾声

我一直想不好如何给这些笔记一个简洁、不矫情的结尾，这些就是我和这个村子、这些人的缘分。这一切缘分的起始，只是几个月前我在网上加了一个头像是教学楼的人。我问，还缺老师吗？对方回答，缺——就这样一句简单的对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