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启程
6月，我在江南度过了梅雨季节的最初几天。虽然算不上豪雨，却整日整夜地下个没完。天空永远阴沉，像一块不动声色的生铁盘，经过的溪川河流全都水位大涨。山路雾重，不时遭遇落石，公路湿滑，常碰上凶悍的卡车。
这样的天气就适合呆在家里，喝茶，看书，用音响放一放《雨滴前奏曲》——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波里尼弹的。累了就抬起头，望望窗外的绿色，路边大丛盛开的绣球花，看着雨点打在窗玻璃上，滑出形态各异的线条……我时常觉得，能这样把玩坏天气的人，头上肯定会散发出圣徒的光环。
然而，我却要旅行，在江南旅行，在梅雨中的江南旅行。和所有没经历过梅雨的北方人一样，我最初也把梅雨不当雨，把豆包不当干粮。
我以为江南很热，就只带了一双透气的运动鞋。这双运动鞋不仅表面透气，鞋底还暗藏透气孔！于是，在雨中走上几步，雨水就会顺着透气孔浸透脚底。到了旅馆，脱下捂了一天的鞋子，沤过的运动鞋味开始在房间四下弥漫，就像从麻袋里钻出一堆蛇，是杀伤力最强的生化武器。
我以为10天时间用不着带多少衣服，况且每天可以换洗。然而，在这样的天气里，洗过的衣服永远不会干。每天出发前，我都必须光着身子，用酒店的吹风机狂吹T恤或者内裤。好几次，吹风机线路过热熄火，就像偷了朝鲜宣传画的美国大学生，再也无法醒来。我只好一边咒骂着梅雨，一边穿上半湿的内裤上路，如鸡饮水，干湿自知。
我低估了梅雨，也高估了自己。我自认为经验老道，有过不少次租车自驾的经历，但这一次却失手了。首先，我不应该在杭州机场提车。机场的车，使用的人最多，车况最差。其次，我应该租一辆普通轿车，那种车价格便宜，租的人多，因此供应量大，多为新车。可是为了走山路，为了体验所谓的“推背感”，我租了一辆四驱的三菱帕杰罗。第一眼看到它，我就心知不妙：车像人到中年的校草，挡风玻璃上贴满了褪色的年检标……
车里没有导航，车载音响也无法连接USB。更可怕的是，由于不是私家车，原本应该加95号以上的汽油，却一直加的是92号汽油。
如你所知（不知也没关系），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汽油的辛烷值，标号越高辛烷值越高，汽油的抗爆性就越好。一台出厂规定加高标号汽油的汽车，如果长期使用低标号汽油，行驶中就会产生爆震，发动机积碳过多，性能大大受损。
一踩油门，我就感觉到这辆车的动力不足。我从一个自负的老司机，瞬间变成了新手。不仅痛失了钻空当的能力，更丧失了不被别人钻空当的本领。在市区里，我不断被人加塞儿。在公路上，我时常被人超越。我花了很高的价钱，租来的却是一辆不好开而油耗高的老爷车。开着这辆车，我行驶在梅雨纷飞的江南。
2．外桐坞村
我们先去了杭州郊外的外桐坞村。
外桐坞村是龙井茶的产地，家家户户种茶。我之前一直以为，产茶的地方大都远离城市，但是龙井茶的产地几乎与杭州市区连在一起。经过城区，穿过几座隧道，梯田似的茶山已近在眼前。公路边停放着共享单车，周围有超市和餐馆，完全是城市的样子。龙井茶就产在这里？
我驶入外桐坞村气派的大门。相比进村，更像是进入某个郊外的别墅区。停车场上的豪车更加深了我这样的印象。村子的东侧面山，茶园从云雾缭绕的半山一直蔓延到山脚。茶树低矮起伏，嫩芽已经在明前采摘完毕，只剩下那些深绿色的老叶在灰蒙蒙的雾中泛着幽光。茶园中间有修葺一新的徒步小径，有供人休息的凉亭（元帅亭）。我看到一块牌子上写着：朱德同志曾在这片茶园劳动，随后在凉亭中小憩。
朱德四次到访外桐坞村，分别是1954年、1958年、1962年和1966年。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朱德开始受到批判。作为结果，此后直到去世，他都没能再来这里。
村中有一座朱德纪念馆，不收门票。墙上挂着马恩列斯的画像和村里儿童的蜡笔画。一台老旧的农具摆在画像下面，写着硕大的“犁”字，不知道和朱德同志产生过何种瓜葛。
外桐坞村里有几个艺术家的工作室，有一座美术馆，不过有人说这里是中国版的“枫丹白露”显然有些言过其实。在外桐坞村，我看到的更像是一幅现代化的农村图景：村民大都住着四五层高的小楼，门口停着好车。街道既干净又整洁，路边散落着咖啡馆或茶楼。傍晚时分，有人沿着茶园外的小路慢跑，戴着白色棒球帽，露出微微摇晃的马尾辫。我不由得琢磨跑步的人是不是村民？如果是，那么她与我们对村民的刻板印象相比，实在已经大相径庭。
暮色中，外桐坞村非常静谧，山峦渐渐蜕变成沉默的背影。因为不是周末，吃饭的农家乐只有另外一桌客人。从露台上望出去，这里有点像日本的农村。
遗憾的是，在龙井茶的故乡，我却没有喝到上等的龙井茶。穿着格子衬衫的农家乐老板，将一个小号扎啤杯放到我面前，“咕嘟咕嘟”地注入开水，杯里小心翼翼地飘着几片干瘪的茶叶。
“免费的龙井茶，”他对我说。
3．富阳文村
离开外桐坞村，向西进入富阳县。富春江支流的身影不时出现在窗外。正午时分，我们开过大溪大桥，在文村村口的一家餐馆停下来。餐馆里一个人都没有，留着短发的老板娘正坐在门口剥毛豆，金戒指闪闪发光。这里没有菜单，食材放在门口的冷藏柜里，想吃什么用手指。
“丝瓜怎么做？”
“和笋干一起炒。”
“多少钱？”
“20元。”
“梅干菜呢？”
“扣肉、烧毛豆都好吃。”
“烧毛豆吧，多少钱？”
“你们从外地来的吧？”老板娘说，“不用每个菜都问，我们不坑外地人。”
文村背靠形似笔架的文笔峰，溪水从山间流出。这是一个地处山区和平原过渡地带的村落。村中有40多幢明清和民国时代的老房子，大都破败，中间则夹杂着富起来的村民新建的小楼。小楼的外墙铺着难看的白瓷砖，屋顶结着蛛网般的电线。
老村尽头处，14幢外观各异但风格协调的新民居沿溪而建。设计者是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王澍。新民居以灰、黄、白三色为基调，使用的是富阳传统民居普遍用到的杭灰石、黄黏土和楠竹。这是政府主导的“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的试验点。据说，2017年底前，浙江要完成4000个中心村村庄设计，1000个美丽宜居示范村建设，建成一大批“浙派民居”建筑群落。
一位老婆婆经营着村中的一家小卖部。两个缺牙的老头正坐在小卖部的屋檐下乘凉。我买了一根冰棍，顺便问他们喜不喜欢王澍的建筑。
“盖得好看，”老婆婆说。两个老头则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眼神和嘴巴一样空洞。
我又问，房子能买吗？老婆婆告诉我，只有本村人才能买，回购价是“1500块一平”。
我沿着青石板路走过去，逐一观看每栋建筑。其中几栋新居还是毛坯房，几栋已经住进人家。一对母女正在新居吃午饭，院子里堆满农具。还有一家想改为民宿，门口挂着招牌，大门敞开着。我探头进去，看到厅里摆着一张破旧的八仙桌，墙上挂着开国领袖的画像。
溪边有灌溉地，地里种着玉米、豆角和丝瓜，还有长着杨梅和扁桃的果树。沿溪的河岸敲掉了原来的花岗岩，改为使用古朴的杭灰石，几丛水草从石缝间冒出来，在风浪中滚动。
一位农妇在溪边浣衣，几只白色的鸭子把脑袋扎入碧绿的溪水，然后仰头，扭几下身子，“呱呱”叫着游走。溪边的石栏杆上晾晒着解放牌胶鞋和豆角。阳光已经蒸发掉豆角的水分和色泽，看上去白花花的一片。
4．桐庐夏塘村
离开文村，我们继续上路，去桐庐县治下的夏塘村。此村号称“中国民营快递业的发源地”。
1993年，在杭州打工的夏塘村村民聂腾飞和朋友詹际盛创办了申通快递。他们最初的业务是将杭州贸易公司的报关单送达上海。当时，邮局寄送需要三、四天，而为了赶船期，贸易商们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这无意中成为了中国民营快递业的开端。
第一批快递员都是以亲戚带亲戚的方式从夏塘村招来的。对于重视宗族观念的浙江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乡里乡亲更可靠。因为一旦发生偷盗，就意味着那位快递员没办法再回老家了——这比任何规章制度都管用。
1994年，聂腾飞安排妻子陈小英的哥哥陈德军接替詹际盛在上海的业务。詹际盛离开申通，创办天天快递。五年后，聂腾飞车祸去世，陈小英兄妹接管申通，弟弟聂腾云则创办韵达快递。2000年，陈德军的小学同学张小娟劝做木材生意亏损的丈夫创办了圆通快递。两年后，与他们一起长大的赖海松又成立了中通快递。
“三通一达”基本都来自桐庐县。除了夏塘村，周围的歌舞村、子胥村也都发展成了快递村。这里自古以来就交通不便，最初只是因为伍子胥出逃至此得名。
夏塘村有高大的牌楼，沿溪建着仿古的亭台楼阁。溪上有一座十米长的“腾飞桥”，是为了纪念快递“鼻祖”聂腾飞。村民的住宅大都是两三层的小别墅，一家的大门上镶着展翅的金色大鹏。村里还停着两辆路虎。
村里还有一座长长的浮雕墙，记载了夏塘村快递业的历史。浮雕墙所在的夏塘公园里有供村民聊天、纳凉的仿古回廊，旁边的厕所出奇干净。一块红色的条幅挂在两棵树之间，上面写着“反邪教主题公园”。
村里非常安静，只看到老人和孩子。一个戴着草帽的老头正用自制的小高炉蒸馏玉米酒，酒糟味随风飘荡。还有一个穿着海魂衫的老婆婆，摇摇晃晃地走回家，手里拿着一把刚从菜地里采摘的苋菜。老头的脸上有刀刻般的皱纹，脚边堆满玉米粒，门口立着几只黑色的大酒缸。他说村里有600多人，其中400多人在外面做快递生意——他的主营业务则是酿酒。
从夏塘村到桐庐县城全是山路。县城位于富春江畔，遍地是高楼，没有一点县城之感。我沿着富春江漫步，江水宽阔、干净，对岸的山峦笼罩在一层薄纱般的雾中。江边公园里开满了淡蓝色的绣球花。一对情侣在花丛的掩映下接吻，健身老人目不斜视，匆匆走过。
我们在一家叫“同路人”的餐馆吃饭。“同路人”与“桐庐人”谐音，英文名则翻译成fellow traveller。在苏联文学中，这个词专指那些“不是共产党员但同情共产党的人”。
不是共产党员的我们点了梅干菜烧仔排、豆干炒马兰头和清炒苋菜。坐在邻桌的女孩涂着淡粉色的指甲油，背着新款的marni牌包包，估计也不是共产党员。
5．松阳大木山
我们的旅行运开始变差始于松阳。
那是梅雨季节即将拉开序幕的傍晚，车的左后胎突然被扎。当时我刚在松阳的大木山茶园看完徐甜甜设计的茶室，离县城还有30公里。
按照最初的计划，我们原本打算从桐庐前往千岛湖，然后经开化，进入婺源。不过临时起意决定去丽水的松阳看看。一来，松阳有很多保存完好的传统村落，被称为“最后的江南秘境”；二来，那里也不乏一些著名建筑师设计的新建筑。
徐甜甜的茶室位于遍植白茶的茶山上，门前是一片青色的水泊。在空无一人的露台上，我坐下来，喝了一杯味道寡淡的咖啡。天空阴沉，呈现一种铁青色，风拂过水面，吹起一朵朵涟漪。喝完咖啡，我们决定在下雨前赶到松阳县城。
下山后，一辆比亚迪SUV超过了我，在平行的瞬间减慢车速，窗玻璃缓缓下降。在俗套的电影里，这时候会伸出一支枪，但是坐在副驾上的男人，只是朝我做起乡村放映员摇动电影放映机的手势。
我在路边停下车，发现左后的轮胎瘪了。我仔细观察了一下那个轮胎的花纹，磨损得相当厉害，可能是扎了钉子，也可能是更棘手的问题。不过，无论是什么问题，我都不想开着一辆爆胎的车行驶在不认识的路上。
周围很荒凉，我拿出手机，给租车行打电话。从区号上看，号码属于天津。电话那头，一个身在天津的小姑娘，开始倾听来自松阳的控诉。穿过手机信号，她的声音显得非常沉着镇定，又不失天真。她很好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仿佛经过充分的排练。她一针见血地向我指出：我已经远离任何营救点。然后又给我指出一条明路：我要自己换上备胎，尽可能开到最近的修车行，检查轮胎是否彻底报废了。
“您上了全险，修车费由保险公司承担，”她安慰道，继而加重语气，“但是记得开好发票，否则可能无法报销。”
“好的，”我嘟囔着挂上电话，一点都不气馁，反而产生了一种奇异的石头落地感。不是因为我买了全险，用不着自己花一分钱，而是因为我再次确认了自己“远离任何营救点”的现实。
“怎么回事？”同伴下车问。
“没事，就是要换车胎。”
“你以前换过吗？”
“没有。”
“会吗？”
“不知道。”
一阵风吹来了，带来这个梅雨季节的第一批雨点，空气中充满了水汽和泥土味。
我打开后备箱，拿出扳手和千斤顶，试图用扳手拧松轮胎的螺丝。螺丝很紧，根本无法扳动。我扶着车身，双脚站在扳手上，轻轻地跳着，像疯子在雨中做着某种古怪的运动。螺丝终于跳松了，我又把它拧松几圈。就这样，我逐一拧松了每个螺丝，然后跪到地上，摸索千斤顶的卡槽。我把千斤顶抵在卡槽里，把汽车抬起了10厘米。
我从地上爬起来，有那么一会儿，只想站在那里，好好地欣赏一番自己的杰作。我甚至开始想象有个摄制组一直在暗中拍摄我。但是越来越急的雨势，像掐灭烟头那样浇灭了我。我卸下轮子，拿出小一号的备胎——这辆车的轮胎肯定不止爆过一次，因为即便是备胎也已经用得非常残旧。我试着把备胎与车轴对齐，但千斤顶把车顶得太高。
“喂，来搭把手，”我敲着车窗喊。
备胎在雨中沾满了泥浆，我们的身上和脸上全都一片狼藉。我把备胎的螺丝拧紧，手扳不动时就用脚踩。二十分钟后，备胎终于换上了，而雨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我在雨水积起的水洼里洗了手，钻进车厢。
我沿着公路慢慢行驶，寻找能够修车的地方，最后终于发现一家。显然，那里不可能有发票，不过无所谓——补胎只花了30块钱。
6．陈家铺
从那晚开始，雨几乎一直不停。到达松阳老街时，天色已相当暗。佰仙面馆的老板娘正往灶膛里添柴，木柴在火中劈啪作响。老板娘戴着眼镜，梳着马尾辫，汗珠从额发间渗出来。
面馆外的青石板路已被黑暗吞没，只有这间厨房兼客堂里，两盏灯泡撒下白色的光，照亮微微剥落的墙皮。墙壁上挂着当地摄影师拍摄的面馆照片，另一面墙上是一张全家福——这家松阳老街上的面馆已经传承了三代。
“我的祖父名佰仙，”老板娘说，“所以店名就叫佰仙面馆。”
老人做面不辍，最后活到了100岁。
我要了红通通的酒糟大肠面，加煎蛋，加大排，又饮了冰镇啤酒。
从店里出来时，老街两旁点起了红灯笼，积水的石板路一片迷离。我经过草药铺、打铁铺、裁缝铺、烧酒铺、理发铺、杂货铺，经过一座礼堂，里面正演松阳高腔。八仙桌旁黑压压地坐满了听得入迷的当地人。
在松阳老街一家小学校舍改建的旅馆里度过一夜后，我们开车去了平田村，距县城大约15公里。旅馆的伙计跟我说，平田村有很多奇妙的建筑，都是有名的建筑师设计的。他还说，我去了不会后悔。
松阳的特点是，几乎一出县城就要进山。那些村子全都藏在云雾缭绕的山里。山上长满樟树、红枫、柳杉、红豆杉、香榧、毛栗和柿子树，也有大片竹林。在去平田村的路上，我们几乎没看到别的车。只有一辆空荡荡的小巴超过我们，很快消失在雨中。
到达平田村前，我们先经过一个叫陈家铺的村子。此时，大雾已经完全从天地的包袱里钻出来，把这座半山上的小村子修饰成一副《寂静岭》的样子。一个戴着蓑笠的农夫，扛着锄头，慢慢走上来。他盯着我们看，最后终于抑制不住心中的好奇，回头问道：“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我告诉他，我们是从北京过来玩的。
“这里有什么玩的？”看得出他真的搞不大懂。不过，他咧开嘴笑了，露出被烟叶熏黄的牙齿。
陈家铺全是石块和黄土搭的房子，狭窄的青石路是明清时期的商道。雨、雾或者干脆是云，混合在一起，把村子完全淹没了，空气简直能拧出水来。我们经过一座鲍氏祠堂，看到一棵茂盛的栗子树。很显然，栗子树是陈家铺的风水树，而陈家铺人姓鲍不姓陈。
“我们是从金华的武义县搬来的。”后来我们再次碰到那位农夫，他正蹲在屋顶上铺瓦。“最开始，是陈姓人在这里放鸭子。”
“现在陈家铺的人都姓鲍？”
农夫颔首。“鲍叔牙你知道吗？姓鲍的都是鲍叔牙的后人。”
不知为什么，我想到的却是鲍国安饰演的曹操和那段鬼畜视频。
“为什么陈家铺要建在悬崖上？山下就是松古平原啊！”
农夫大概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他琢磨了一下：“老祖宗就是要住在这里。这里风水好。你看我们鲍姓，在《百家姓》里排89，全国只有80万人。陈家铺一个村就有600多人。”
天空落下灰色的雨柱，农夫依旧在铺瓦，我们虽然打着伞，可仍然站不住了。
“我们去平田村了，”我和农夫告别。
“慢走，”农夫说，“有时间再来。”
7．云上平田村
平田村村口有一棵参天古树，足有40米高，云雾在树梢间缭绕。村里有28栋民房，被来自哈佛、清华、香港大学等地的建筑师，改造为了民宿、青旅、茶室、餐厅和展览馆。
故事是这样的：
平田村的老支书叫江根法，搬到县城居住已有十多年。和他一样，村里的一半农民都离开了平田村的黄泥房，住进了县城。人一走，房子无人修缮，就逐渐开始残破倒塌。
江根法不时回到村里维修自家老宅。他认为，老房子是祖辈留下来的，那是家，不能没了。他怀着一颗老共产党员的责任心，决定要把村里的老宅全部整修起来。他给松阳县长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县长读信后颇为重视，认为江根法的想法恰与政府正在力推的保护古村建筑的政策不谋而合。他找来住建部的官员来松阳实地考察，后者又邀请到一批知名的建筑师，共同参与平田村的规划设计。与此同时，江根法的小儿子租赁下亲戚们空置的十来栋老房子，准备改造。
建筑师们领到了各自的项目，根据房屋的特点和状况，设计出相应的改造方案。随后，村里人请来夯黄泥墙的老匠人，请回本村在外打工的木匠、水泥匠，普通村民也加入到挑泥搬砖的行列，每人每天能拿到80至100元的补助。
江根法家的老房子被香港大学建筑系主任王维仁改造成了“山家清供”餐厅。餐厅用竹子搭出一个天井，雨水从天而降，打在天井正下方的青石花池里，溢出的水则通过石砌凹槽流走。餐厅里摆着原木桌椅，菜单是毛笔写成的，供应当地土菜。
附近是慢点茶室，正对着一条村中小路。茶室只有一张桌，四面通风，不装玻璃，一男一女正坐在那里喝茶。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那是不可能的。男人一边“滋滋”喝茶，一边摸着女人的手。作为路人的我们，只有眼巴巴干看的份儿。
徐甜甜设计的平田农耕馆里空空荡荡。当然，这里原本也只是荒废的牛栏。终于可以暂时放下雨伞了，我们兴冲冲地走进去，四处乱逛。一排书架上插着与松阳有关的书籍，墙上有外国学生来这里的照片。窗棂是木质的，推开就可以看到村口的古树。一个披着蓑衣的农人，正扛着锄头走过去。
村里还有一家叫“爷爷家”的青年旅社，由建筑师何崴改造。一楼拆除了原来的隔板，形成一个通透的公共空间，摆着沙发、茶几和桌上足球机。墙上的幕布展开着，正放国产电影，诺大的空间里，只有店员孤身一人，楼上还有14张空置的床位。如果不是已经订好了当晚的旅馆，我倒是很想顺势住下来。
傍晚时分，雨暂时性地停了。我们来到西坑村，在一家农家乐吃晚饭。老板的女儿18岁，前一天刚参加完高考。冰箱里除了腊肉，没有别的肉类。最后，我让老板下厨做了三道素菜：豆腐、番茄、小扁豆。菜全是屋后的地里种的。
“喝土烧吗？”老板问。
“土烧？”
“我们自己酿的土烧酒。”
记忆中，我在平田农耕馆的书架上，似乎看到一位诗人写道：“松阳土烧的味道不逊于茅台”。我估计是胡扯的。
“来半斤吧，”我却说。
过了会儿，土烧上来了，盛在大玻璃杯里，无色，味道当然逊于茅台。
村里的大喇叭放着新闻联播，山谷里雾气弥漫，后来慢慢散开。从两座山的夹缝中，松阳县城隐隐可见。一阵风忽地吹亮了县城的灯火。
土烧很快把我喝得晕晕乎乎。
8．千岛湖
第二天一早，我们要掉头往千岛湖方向走。首先，去吃一吃著名的千岛湖大鱼头；然后，沿着千岛湖北岸开，穿过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进入江西婺源。为了节省时间，去千岛湖全程走高速，抵达时正好是午饭时间。
如果说到一个地方时，旅行者总会发现某些征兆的话，那么到达千岛湖镇的征兆就是路边开始出现一家家鱼头馆。
鱼头馆的店面和招牌全都大同小异，每家门前都站着一位戴着草帽和白手套的妇女。妇女们向过往行人不停招手，仿佛在拍打一只看不见的皮球。她们眼中放光，我称之为“揽客之光”。面对这样的目光，也许你能够狠心地开过去，反正我把车停下来了。
根据我的经验，当一只蚯蚓被扔进鸡笼后，鸡群随即会出现骚动。其实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我还没来得及蠕动下车，数家鱼头馆的妇女就向我冲过来，想把我这只蚯蚓吞下口。不过人类到底比母鸡的文明程度高，因为人类不会上来就啄，而是先开口说话。
“来我家，来我家！”
“我家是有机鱼头！”
“我家的鱼头最大！”
“我家的鱼头又大又便宜！”
“我家买鱼头送精品凉菜！”
我一向患有选择困难症，尤其是在面对这么多戴草帽的妇女时。不过这一次，我当机立断地去了送精品凉菜那家。结果那是一小碟瓜子。我只好一边嗑瓜子，一边等鱼头。
周围有两大桌。一桌是长者旅行团，全都穿着统一的白T恤，戴着小红帽。导游是个20岁出头的小姑娘，圆圆脸，麦克风都忘了摘。看得出，照顾这群老人已经令她心力交瘁。因为某种程度上，老人和婴儿在旅行中没什么区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另一桌是一个骑行俱乐部，成员皆是热火朝天的年轻人，穿着运动型紧身裤。桌子中央是鱼头，周围环绕着杯盘和酒瓶。我数了一下，一共是14个酒瓶。好几个人已经喝得面色红润，从他们的喧哗声中，我听出这群人正在进行“环湖骑行比赛”。
我注意到，四周都是为了团餐而设的大圆桌，像我们这样的单干户几乎没有。气氛与其说像餐厅，毋宁说更像鱼头车间，追求的是流水线的速度，奉行的是“尽快吃完尽快走”的理念。
服务员个个都是久经考验的女战士，表情既严肃又利落。厨房里的烹饪声、大厅中的吵闹声，使得一切必要或不必要的交谈，全都需要靠喊。
我听到一位白面长者大声质问空气：“洗手间在哪里？”一位喝得红彤彤的骑行者则振臂高呼：“再来一箱千岛湖，冰的！”。
每桌点的菜全都一模一样。白汤有机鱼头自然必不可少，此外还有盐水河虾、红烧划水、深水螺丝、椒盐小溪鱼、锅仔鱼肚和农家老豆腐——以上7道菜共同构成大众点评上的优惠套餐，每个大桌点的都是同样的套餐。
在游人如织的佛罗伦萨，我也碰到过类似情况。走进一家T骨牛排餐厅，我发现里面坐满了游客，嗡嗡嗡，嗡嗡嗡，来自世界各国的花丛。尽管窗外的世界纷繁复杂，让人操碎了心，可是在那家餐厅里，各国游客们却近乎奇迹地点了相同的“特色套餐”：前菜番茄奶酪沙拉，主菜T骨牛排，甜点提拉米苏。每桌都有一瓶圣培露矿泉水，饭后则是小杯蒸馏咖啡。我真希望人类在更严肃的问题上也能达成这样的共识。
这种“游客的共识”支配着游客。每当游客来到一座旅游城市，往往就会被那些“特色项目”吸引。就算你一直极力避免，还是不免像铁屑一样，被磁石吸过去。那家佛罗伦萨餐厅的味道很差，但我仍然记得自己走出餐厅时的心情：一种事后烟般的满足感——如果说T骨牛排是佛罗伦萨的一大特色，那么这个大坑我已经填上。我已成功晋级为一名尽职的游客，既没有任何遗憾，也想不出还能有什么更高的追求。正是这种心态，导致游客在旅行中知足常乐，能够忍受那些原本无法忍受的东西，甚至还心满意足、津津乐道。
来千岛湖旅行，必定要吃千岛湖鱼头，而在千岛湖吃千岛湖鱼头这一行为本身，远比鱼头的味道更重要。于是，我们吃着味道寡淡的鱼头，心里却一点脾气都没有。这鱼头不仅做得敷衍，配菜也潦草，但我始终燃不起任何抱怨的冲动。看看周围的每桌，大家似乎也都吃得很开心。结账时，服务员还送上一盘免费的西瓜，我甚至有些感动了。
更多的旅行团涌了进来，来体验千岛湖特色。所有人都点了同样的鱼头，选择同样的做法。只有一个操着四川口音的女游客想点红汤鱼头，但被服务员熟练地劝阻了。
“98%的客人点白汤，”服务员精确地宣称，“你来我们千岛湖，就要吃我们特色的白汤鱼头！”
女游客瞬间回心转意。鱼头流水线继续隆隆开工。
9．姜家镇
吃罢鱼头，我们开上天清岛。在一个隐秘的港湾里停泊着一艘潜艇，艇身上部漆成白色，水下部分隐约露出锈迹。实际上，潜艇废弃在一块布满砾石和沙土的平台上，冬天水位下降就会全部露出水面。如今，四周丛生的杂草和植被遮住了通往平台的小径，造成一种“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意。
潜艇名为“天清号”，由武昌船舶厂制造，是国内第一艘民用潜艇。它废弃于此的故事，颇有隐喻色彩地反映出这个国家令人啧啧称奇的一面。
2002年，杭州一家公司买断了千岛湖水下的经营权，随后斥资3000万元建造了“天清号”观光潜艇。未来5年内，这家公司将独家拥有对千岛湖水下古城的开发权。
和三峡一样，千岛湖其实也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一大“杰作”。1959年，为了建造新安江水电站，贺城、狮城两座古城，以及27个乡镇、1000多座村庄一起沉入湖底。
据村民回忆，在新安江水库蓄水前，县政府曾要求对所有住房进行拆毁和消毒，贺城因此几乎完全被毁。狮城由于离水库较远，村民没想到水会来得这么快。整座古城还没来得及拆毁就被大水淹没……
2001年，新安江水电站已经沦为备用电站。在淳安县旅游局的邀请下，北京一家潜水俱乐部的潜水员对湖底进行了一次水下勘查。潜水员在水下30米处，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城墙，还捡到了刻有“民国二十三年”、“县长张宝琛”的砖块。由于水下常年保持在20℃，狮城内很多民房仍然没有腐烂，甚至连西面的拱门都可以任意开关。推开这扇城门，潜水员看到了清晰的铆钉和铁环，以及雕刻着“光绪十五年制”的瓦片。通过GPS定位、声呐等手段，过去狮城内知名的建筑物，如状元台、新安会馆、方氏宗祠等，也被一一定位。
对水下古城的探秘一直没有间断。2005年，淳安旅游部门发现，千岛湖水底除了狮城和贺城两座千年古城外，还有威坪、港口、茶园3个大型古集镇。千岛湖底有一个完整的古建筑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旅游部门卖出了千岛湖的水下经营权，“天清号”观光潜艇得以建造。
不过，国内此前从来没有潜水艇出现在内河的先例，国家对民用潜艇的管理也缺乏相应细则。没人敢承担后果破例让潜艇下水。政府也担心，一旦潜艇和游客下水，有可能破坏水下古城的原貌。
在论证会上，有专家提出，鉴于新安江水电站已经基本废弃，可以把千岛湖水位降低30米，让水下古城重见天日。但是这一方案随即遭到否决。原因是古城已经在湖底浸泡了几十年，一旦浮出水面，很可能会因为环境突变而毁于一旦。更重要的是，水位下降30米后，千岛湖的生态环境怎么办？大鱼头怎么办？此外，辖区内的大量基础设施也得重建。
后来，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提出了一个建造“阿基米德桥”的设想。根据这个设想，游客可以进入悬浮在水中的隧道参观古城。2010年10月，首届国际阿基米德桥学术研讨会在千岛湖召开。这是一次胜利的大会，然而方案在会后一直搁置。原因很简单，阿基米德桥的建设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离开被遗弃的“天清号”，我们回到千岛湖北岸，向姜家镇方向行驶。姜家镇是一座移民小镇，曾经的狮城就沉没在如今姜家镇的湖底。
小镇非常安静，甚至有点缺乏活力。街上餐馆寥寥，生意清淡。除了一家哗啦哗啦的麻将馆，也看不到太多当地人。令我稍微惊奇的是，镇上竟有好几家打字店，虽然大门紧闭，但是招牌都是新的。
路边的街灯上挂着“文渊狮城”的锦旗。在潜水艇和阿基米德桥相继流产后，政府选择在姜家镇复刻狮城。“文渊狮城”就是这个旅游项目的广告。
那是一片崭新的仿古建筑，亭台楼阁，宗祠戏台，穿插着正等待招商的店铺。空旷的停车场上只有一辆旅游大巴，吐出一位拿着小旗的导游和一群面容疲惫的游客。除此之外，我在“文渊狮城”没看到什么人。那些黑洞洞的底商张着大嘴，好像被狼掏空了内脏，让我想到开墙破洞后的北京胡同。不同的是，这里没有时间积淀下来的烟火气，重现的只是古老狮城的驱壳。
我站在千岛湖岸边。天上刮着南风。平静的水面上泛起涟漪。真正的狮城将永远沉没在这里。或许这样也好。
10．开化
第二天，我们在雨中经过芹川古村，顺便进村一看。昔日，这座小村落默默无闻，如今则出现了一些商业化的迹象，但还维持着古朴。
芹川溪从碧绿的山间流下，将村子一分为二。房屋沿溪而建，受徽派文化影响，皆为白墙黛瓦。村里流水潺潺，被雨点打出一个个水泡。溪上建有不少柏木桥，走上去嘎嘎作响。房子多为明清时代的遗物，看不到太多舒适却丑陋的当代建筑。在一棵大樟树下，一位穿着蓝布衣裳的老婆婆拦住我，非要我买一点煮鸡蛋和蒸玉米。我们早饭吃得很饱，但还是买了两枚煮鸡蛋，一边剥鸡蛋壳，一边望着土墙上褪色的大字：“农业学大寨”。
大寨是1960年代“农业集体化”时期的典型，当年曾有“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说法。大寨的村支书陈永贵甚至一度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改革开放后，大寨的好运到了头。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一跃成为新典型，又红又专的大寨反而被当作“左倾路线”的代名词，跌落底谷。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跑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不久郁郁而终。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用这句话概括中国当代史简直再合适不过。不过这一切和芹川村看上去没什么关系。实际上，除了墙上的标语，芹川村好像还是很久以前的样子。
从芹川村出来，继续向西，不久便进入开化县。此地又称“钱江源”，顾名思义，是钱塘江的发源之地。我们开始翻山越岭，不时经过村庄。我慢慢发现，村庄全都临水而建，建在源头处的是只有数户人家的小村子。随着河水壮大，下游村子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特色产业，上一个村子种瓜，下一个村子养蚕，油菜花则是整片地区的支柱产业。
经过台回山时，山势陡然上升，云雾间遍布梯田。我把车停在山脚，冒雨爬了会儿山。地里种的全是油菜花，春季时想必漫山遍野，只是现在花期已过，在雨中显得有些萧条。
经过一户农家，几个农妇正坐在小板凳上闲聊。我问她们上山怎么走，其中一个农妇把手一扬。我又问车子能不能开上去，她的手又往另一个方向一扬。
除了油菜花开的季节，这里看不到什么游客。尤其是我这样在梅雨天出现的操北方口音的游客，多少让农妇们有点怀疑。
从山上下来，我们开车经过一条溪流。只见一个人正打着雨伞，坐在溪中的大青石上垂钓。雨势很大，至少大到暴雨，可他似乎不为所动。我停下车，摇下玻璃，冲着他的背影狂呼大喊——我想问问他为什么在这里钓鱼。雨声吞没了我的声音，或者他听到了，但选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在他身后停了足足半个多小时，最后终于看到他的身子一抖，好像被什么东西蛰了一下：他钓上来了一条8厘米长的银色小鱼。
这里已距江西婺源不远。那边的雨下得更加如痴如醉，三天后酿成了洪水。
11．婺源
婺源是一个老牌景区。这句话的另一层涵义是说，凡是可供旅游开发的地方都已经开发了，甚至过度开发了。
走进晓起村，必须先穿过一道U形回廊。这段后建的仿古回廊里全是摆摊的村民，贩卖一模一样的廉价工艺品，包括印有“晓起村留念”的樟木梳、玉石、手串、痒痒挠、《清明上河图》、《推背图》、绘有徽派村落的樟木折扇以及木头蛇玩具。
空气中飘荡着早期旅游景区的那种不择手段的气息，只是如今，连大众旅游团都对此厌倦了。一个背着韩式细带双肩包的中年女游客抱怨道，“明明可以直接进村，却偏让人绕一圈”，这样的设计“过于商业化”，而且“毫无必要”。
对此，当地导游的解释是，面对游客和商机，当地村民很难控制住自己摆摊的冲动。
“可谁还会买这些东西呢？”女游客反唇相讥。她随手抄起一把樟木折扇，打开来，扇了扇，又一脸嫌弃地扔回去。
晓起村里面更接近皇菊批发市场。导游说，樟木和皇菊是这里的两大特产。于是，为了方便做生意，家家户户搭起雨棚，屋里堆满大包小包的皇菊。每家门前的长案上都摆着一只葡萄酒杯，里面放着一朵皇菊，用水泡着。经过玻璃和水的折射，皇菊被古怪地放大了，仿佛正在杯中怒放。真不知道谁先想出的这个点子。
离开晓起村，我们前往几公里外的思溪村。收费停车场被刻意改到了两公里以外的地方，这样游客就必须乘坐一家私营公司的摆渡车，单程收费10元。
在村口外，一个穿着胶鞋的思溪村妇女跑过来，要做我的导游。她告诉我，虽然婺源景区的门票价格不菲，但村民每人每年只能拿到一两百块的分红。所以，为了养家糊口，她才利用农闲时间来做导游。
“如果你认为我讲得不好，可以不给钱。”她说。
和村里人一样，女人也姓俞。思溪村就是取“溪水可以养鱼”的意思。
女人的丈夫英年早逝，女儿今年18岁，由她一人拉扯大。我们一路闲扯着家常，然而一旦开始讲解景点，女人的说话方式就瞬间变得拿腔拿调，用的是那种小学生背诵课文时的语气。
我又问了她一些私人问题，她随即又变回了日常聊天的说话方式。她指给我村外的一栋新房，那是她哥哥家，守寡后她和哥哥住在一起。
新房是二层小楼，外墙铺着瓷砖，围着发亮的不锈钢栏杆，是那种典型的新农村建筑。当我问她为什么不住在老宅时，她告诉我，老宅住着不舒服。按照徽派建筑的规矩，外墙不能开窗，唯一的采光来自天井。这样做是因为当年的男人们在外经商，不想让留在家里的女人红杏出墙。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女人特意举了潘金莲打开临街的窗户砸到西门庆的例子，来说明徽派设计的本意。
我们在村中走街串巷，后来经过她的老宅。这里已被一个杭州的画家租下，改造成了一家精品民宿，每晚的住宿费超过500元。
“租金是多少？”
“每年1万年，租期30年，从第5年开始算钱。”她告诉我。
“为什么从第5年才开始算钱？”
“因为画家改造房子投入了费用。”
思溪村不大，很快就逛完了。她问我要不要去她哥哥开的餐馆吃饭。我婉言谢绝。她送我到村口，接过导游费，突然听到身后有游客的动静。我们还没来得及告别，她就掉转胶鞋，跑了过去。
12．碧山村
沿着浙岭古道，我们在大雨中翻过当年吴国和楚国的分界线，进入皖南地区。
所有的山都湿漉漉的，青色的积雨云在空中堆积。徽派村落的白墙生满斑斑点点的青苔，在雨中闷声不响。地里种着包菜，叶子绽裂开来。木柴上盖着油毡，堆在潮乎乎的墙角。
在碧山村，雨滴重重地砸在马路上。戴着草帽的农人正赶着一大群鸭子回家。鸭子在雨中“嘎嘎”乱叫，鸭掌拍在水洼里，发出“啪叽啪叽”的声响。雨实在太大，我们躲进一家杂货铺，里面一股子尘土和霉干菜味。女店主和两个老头坐在小马扎上看电视，身后的货架锈迹斑斑，上面摆着各种闻所未闻的白酒盒子，看样子已经很久无人问津。
我向女店主打听狗窝酒吧在哪儿。几年前，几个艺术家搬到碧山村定居，在这里开了一家书店、一家酒吧、两家乡村客栈。我打算在其中一家客栈过夜。不过，先去酒吧消磨一下时间似乎更好。
女店主闷闷不乐，因为我的鞋子全湿的，在地上踩出了一滩积水。为了抚慰她的心，我费劲地从货架上拿了一瓶白酒。
狗窝酒吧在一条小溪旁边，正对着曾经的榨油厂，装修很像英国乡村的小酒馆。门口有一只黄狗，瘸了一条腿，但一见到我们就殷勤地摇起尾巴。酒吧里没有顾客，我们舒舒服服地坐在皮沙发上。瘸狗也拖着腿进来，对着我的运动鞋嗅来嗅去，好像很喜欢那味道。
酒吧的女招待告诉我，狗的腿是前两天在门口被车撞的。我摸了摸它的脑袋，让它不要再闻我的鞋。结果女招待直接揪着它的耳朵，把它丢了出去。听着狗“吱吱哇哇”的惨叫声，我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不过也没任何办法。在这里，人们就是这么对待狗的。
女招待问我要喝什么，我看了一下吧台，发现这里竟然有水猴子IPA。那是安徽芜湖产的一种精酿啤酒，直接从啤酒桶里打出来。我问水猴子IPA多少钱？女招待说，45元一杯。我来了两杯。看着诱人的棕色液体从龙头流出来，流进玻璃杯里，上面渐渐浮起一层白色泡沫。
碧山村所在的黟县是古徽州六县之一。明清时代，在外发家致富的徽商回到家乡，修建大宅、书院和宗祠。如今，这些徽派建筑成为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仅黟县附近就有三个全国著名景区，分别是黄山、西递和宏村。还有另外几个古建筑保存较好的村子相继开发成了旅游村。
和婺源类似，这些村子被外来资本运营，村口修起了售票厅和停车场，索要高价的门票，景点也都配有导游。对地方政府来说，旅游村意味着巨额财政收入。比如宏村每年的旅游收入高达8亿元，但大头要分给县政府。这也是国内旅游开发的基本模式。
我很早就去过西递和宏村，所以这次来到碧山村。我听说碧山村，完全是因为以前认识的一位艺术家在这里搞过一场“碧山计划”。
用这位艺术家的话说，“碧山计划”是关于“知识分子回归乡村，接续晏阳初的乡村建设事业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重新激活农村地区的公共生活的构思”。
有批评者认为，“碧山计划”的乡建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文化区隔”，难以使村民产生参与感。不过，这似乎也正是艺术家的初衷。他们不止一次地批评过“西递宏村模式”。在艺术家看来，这些原本有机的乡村完全变成了迪斯尼一样的主题公园，生活成了表演，邻里关系也变成了抢生意。
在碧山村，艺术家们组织了两届大型文化节，邀请南京先锋书店在废弃的祠堂里开设了一家分店。他们倡导复兴传统手工艺，创办了面向城市知识分子、关注传统文化再生的《碧山》杂志。
某种程度上，经过他们的努力，碧山村的知名度确实大大提高。但是碧山村的未来如何发展，政府与艺术家的想法、村民与艺术家的想法，显然不在同一个频道上。
政府最终还是希望借助碧山村鹊起的名气招商引资——这是立竿见影的政绩。据说，曾有一家香港的投资公司有意买下碧山村222亩的土地，兴建大型酒店。在另一块政府急需转让的建设用地上，则邀请有兴趣的买家自建别墅。然而艺术家们根本无法想象一抬头就看到各种古怪别墅的碧山村。
艺术家们也反对乡村的“士绅化”。他们不希望农民离开土地，大批涌进城市，而让农村变成有钱人的后花园。他们希望通过改善农村的状况，使一部分农民愿意留在农村，并以农业为生。批评者们则认为，艺术家们只是为了满足一小撮人能在农村看见农民的愿望而强迫农民留下来。
如今看来，艺术家们的愿望显然落空了。不久前，原本已经定居村中的“碧山计划”的发起人，因为与政府和村民的关系紧张，不得不彻底搬离这里，宅院也挂牌出售。曾经的“碧山计划”偃旗息鼓。
从狗窝酒吧出来，我去了碧山书局。书局建在一个大祠堂里，我们是唯一的参观者。书的品味颇高，并非普通村民喜闻乐见的，但是作为一个吸引游客的“景点”，还是发挥了作用。
艺术家们离开后，碧山村终于沉寂了下来。那天，我们在村里没有看到任何游客，就连下榻的猪栏旅馆也没有其他客人——我们拥有了整座大宅。
略具讽刺意味的是，一旦“碧山计划”告吹，碧山村也就失去了吸引资本的最大动力。政府和村民们或许认为，是艺术家阻挡了西递宏村式的旅游开发，然而一旦作为协调人角色的“碧山计划”失败，碧山村也就真的泯为众村了。
那天晚上，我们决定结束这次江南自驾之旅。或者说，这篇写自驾的文章，写到这里该结束了。
为了庆祝，我们又去一趟了狗窝酒吧，喝水猴子IPA。作为游客，我很开心能在这样的地方喝到这样的啤酒——你说这是“文化区隔”，我也没办法。
—— 完 ——
刘子超，前媒体人，旅行者。2012年中德媒体使者，2015-2016年牛津大学访问学者。曾获2010年刘丽安诗歌奖、2014年“蚂蜂窝”年度旅行家。出版旅行文学作品《午夜降临前抵达》，获2015年单向街“书店文学奖”最佳旅行写作。
所有照片都由刘子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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