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妹 | 界面

我第一次见到傻妹时，她独自坐在超市门口的水泥阶梯上，把头埋在膝盖里，用手指逐个抠着脚趾缝，搓着脚皮。那是5月25日下午三点多，太阳热辣辣地烤着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道的城中村，让人总想躲在某个阴影下面，又要提防脚下的垃圾和头顶上乱七八糟的电线。路上行人不多，看商铺的和开摩的的人漠然张望，大马路上的汽车川流不息。

当我和她的奶奶走近时，她刚好抬头，眯着眼睛，看了过来。本来几乎静止的身影，突然活动起来，举起塑料拖鞋，在地上用力地拍了几下鞋底，再把光脚塞进去。她抬头看了一下我，指着旁边快餐店的广告牌，用粤语说：“我要吃那个，我要吃那个。”我顺着她的手看过去，是台湾卤肉饭的图片，一盘鲜红的肥猪肉和白花花的米饭。

去餐厅的路上，我悄悄地打量着她，仿佛在寻找一个谜底。与其说她是个少女，不如说是少年。她和其他十七岁孩子一样，手里随时握着手机，还有一个新的充电宝。一米五左右的个子，穿着蓝黑相间的迷彩服和绿色的校服裤。圆圆的脸蛋，又长又浓的眉毛，短发很厚，没有层次，是随便剪出来的轮廓。皮肤晒得黝黑，身躯结实有肉，嘴唇薄，嘴角微微翘起。看上去只是个孩子。说话的时候，露出两个黄褐色的牙根，是门牙断了一半的残骸。

快餐厅是明快的黄色调，座上没有顾客。一个大嘴巴的女服务员站在点餐台后面，迎面而笑。我问：“你认识她？”

她侧眼看了一下傻妹，笑着用手比划：“她还是这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那时候，我在阳光商城上班。她跟奶奶在路上捡垃圾。”

傻妹拿着菜单点餐，用手指戳着不同的图案，换来换去。她奶奶有点尴尬，大声吆喝：“就要那个，不要换了。”奶奶说，傻妹以前不能进这个快餐厅的。有个经理禁止她进来，曾打过她，还报警要拉她走。奶奶对那个经理说：“如果你要打她，有本事就干脆打死她。”

在等饭菜的时候，傻妹把餐桌上的座位牌放倒又扶起，放倒又扶起，又在桌上敲打，最后端在怀里说，“我要把它拿走。”过了一会儿，她拿起手机自拍，对着奶奶拍，对着我拍，然后让我们看她里面的照片，是各种歪歪斜斜的镜头，是路边的各种人。奶奶60多岁，脸上满是一道道的皱纹，木然对着镜头，没有笑过一次，重复说着“拍什么拍，费电的，还要找地方充电。”手机是她第二个孙女用过的，充电宝是辉哥给傻妹50元买的。辉哥是番禺本地人，一个有钱的老板，以前经常在奶奶干活的大排档吃宵夜。他认得傻妹，常常给钱，出手阔绰。

傻妹用勺子大口大口地吃卤肉饭，喝可乐。奶奶喝套餐里的乌鸡汤，用纸巾擦了嘴巴，递了一张新的纸巾给傻妹。傻妹没用，塞回去，拿奶奶面前用过的纸巾擦了脸上的油，然后把碗一推：“饱了，不吃了。”奶奶说：“别浪费了，还有那么多。”傻妹没吭声，把白灼生菜盘子里的酱油倒进饭里，用勺子使劲翻了几下，重新吃起来。吃完了，奶奶又塞一张纸巾给她。傻妹又塞回去，伸手拿奶奶用过的纸巾胡乱地在嘴上和脸上擦了油。

我对奶奶说：“傻妹很听话啊。”

“如果她不听话，我就说我不管她了，我去死了，她就害怕了。”

为了向我证实，她对傻妹说：“奶奶去死了，好不好？”

“不好。”

去年9月18日的夜里11点多，傻妹被人强奸的时候，奶奶还在回家的路上。

过去的20多年，奶奶一直在大石街道附近的大排档洗碗。傻妹十几岁时，曾跟着奶奶干活，用水洗刷碗碟上的残羹和油腻，奶奶再洗第二轮。洗了两个月，老板一分钱都没给，她再也不愿意去了。今年，奶奶62岁，已是老人，很多大排档不要她了，更加不欢迎傻妹跟着来。

后来，她在4公里之外找到一家汕头牛肉火锅店，远一点，傻妹找不到她，工资是两千多元。每天早上七点多，她走路去上班，家里留一锅白粥给傻妹。她还有两个孙女，是死了的小儿子留下的，一个约15岁，在上学，另一个约9岁，寄养在广西的工友家里，这两年因不够钱寄过去，暂时辍学。下午，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可是，她不想来回走路，也舍不得坐摩托车，就等到夜里九点多下班，才一边捡垃圾一边回家。十二点左右，她洗完澡，再去超市门口的夜市找傻妹。

那天下班后，她没去捡垃圾，去了一个私人诊所看病。输液完，已是深夜十一点多。从外面的马路拐进来就是狭窄的巷子，有昏暗的路灯，小制衣作坊、台球室和冰饮小店。再拐过一个垃圾堆，就是她租的小平房。红砖垒砌的墙，一张铁皮门，整片的水泥瓦，能防风，但是不能挡大雨。经过台球室时，一个邻居对她说：“傻妹被一个男的拉走奸了。就在市场尾那里。”她说，当时懵了，哭都哭不出来，就是流着眼泪说：“咁阴功（缺德），傻妹还是细佬仔（孩子），连傻妹都搞。”她慌慌忙忙想跑步过去，可是一个踉跄，差点扑倒在地上。台球店的老板开动了摩托车，让她赶紧上来。

傻妹坐在一个牛杂店里面的床边，上身裸露，只穿了裤子，是治安员来到之后帮她穿的。奶奶见状，就着急地想找衣服给她穿，在凳子下面找到，全湿透了。她说，可能是那个男人对傻妹泼水了。

事后，傻妹也说不清楚细节，详细复述超出了她的智力。当奶奶问的时候，她指着那个50多岁的东北男人杨玉才回答，他给她喝酒，将她衣服脱光，让她用口含他的“鸡鸡”，还用“鸡鸡”插入她的小便处。奶奶发现她的脖子被抓伤，有淤血，下身有血迹，浑身都是酒味。她愤怒地冲过去，操起拖鞋底就想掌那个人的脸蛋。旁边的警察拦住了她，她只能用脚狠狠地踹了一下。警察说：“我们都认识傻妹的。这个人渣，留给我们处理吧。”

城中村的治安员和警察都认识傻妹，她在那里出生，在街头巷尾里游荡，问陌生人讨食长大。出生后不久，她爸爸就病死了，妈妈“跑了”。直到五岁她都不会说话，走路也走不好。奶奶每天骑着三轮车去大排档，让她躺在里面。她说，傻妹很听话的，除了饿了、拉了，或者被别人打得很疼，才会哭。也有邻居提醒她，不会哭的孩子可能是“脑子不够数”，可是她也没有钱带她去治疗。

慢慢地，在她出租屋附近的一些人都习惯了喊她“傻妹”。曾有很多人劝奶奶把傻妹扔到广州的马路边算了，养大也没什么用。奶奶说，毕竟是亲生的，舍不得。很多年以后，傻妹学会了走路和简单的表达，她就不再跟着奶奶去干活，而是在城中村到处走，见到陌生人就说，“姐姐，给我一块钱”，“我饿了”，“给我买肠粉”，或者“哥哥，你好靓仔”。这是她很重要的求生本领，有时候，也让她陷入不可预测的陌生人险境。

出事那天，城中村的某个族系的祠堂外面有人在跳广场舞。那个祠堂有青砖灰瓦，古色古香的木门，青石阶梯。阶梯外面是一个宽敞的广场，有一些社区的健身器材。晚上，傻妹跻身于人群中，来自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的罪犯杨玉才在旁边喝酒。后来，他交代说，他在一个小士多买了一瓶白酒和一瓶饮料，一个女孩子过来讨饮料喝。那个人就是傻妹，他们此前并不认识。傻妹对她奶奶说，当时那个男人给了她三元钱，让她跟他回去出租屋。她就去了。

那个出租屋是一个还没开业的东北饺子店。谁也不知道杨玉才曾经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来到这个城中村。5月26日夜里，我找到了饺子店的房东陈小姐，一个已经做母亲的年轻女人，平常做桶装水生意。她自建的楼房，她住楼上，楼下铺位出租。店铺唯一的门口就是一个铁闸门，朝着马路，杨在里面铺床睡觉，在外面放了冰柜，餐椅，打算做生意。租户和和房东是隔绝的，房东从巷子里的侧门上楼梯。那天晚上，她在楼上闻到很浓的酒味。但是，她没下楼看，她知道这个新来的租户很爱喝酒。

2016年9月1日，一个倒闭的牛杂店老板把这个地方转租给他。按照当地行情，”押二付一“。他付了3600元左右的租金，陆续买了很多旧的厨具和桌椅回来，乱七八糟地堆在店里，半个月还没开业，只是常常喝酒。马路对面的士多店老板娘说，那个人经常只穿着一条内裤，坐在门口阶梯喝酒，然后在别人的店铺门口找人说话。别人不想应付他，他就骂，一骂就是半个小时。他常常去她那里买珠江啤酒。城中村的超市一般开到凌晨三点。那个人搬来之后，如果老公不在，她就会害怕。对此，房东陈小姐也有点知情。她说，还来不及提出解除租约，强奸案就发生了。

那个爱喝酒的男人没敢对周围的女人下手。他把傻妹带到了那个肮脏混乱的出租屋里，强迫她喝了白酒、半瓶桂花酒，自己也喝了白酒，桂花酒和珠江啤酒。他一边喝酒，一边用DVD机播放着黄色影碟《金瓶梅》，让傻妹一起看。

夜里十一点多，有男群众去村里的治安队报警，说饺子店的男人拉一个智障女孩回到出租屋，两个都没穿衣服。治安队的人马上过去，房间亮着灯，敲门没人应。窗户里面拉了窗帘。从窗帘和墙壁的缝隙，看到床上有两个人头在动。叫房东下来开门后，他们看到那个男人上下身都穿着衣服，但是比较凌乱，看上去是刚穿上去的，裤子的拉链还是敞开的。傻妹在床上朝内侧躺着，上身赤裸，下身用一张被子盖着。

几个月之后，房东请了一个建筑工人处理了杨玉才留在店铺里的物品，发现冰柜里的东西全长了俎子，行李箱里是凌乱的衣服，里面裹着一瓶敌敌畏。那个长得非常健硕的工人给我看了当时拍的照片，他至今存在手机里。

“他留着敌敌畏干什么呀？”

“不知道，这里没有人认识他。”

从广州三号线地铁的大石站出来，走过几百米绿树掩映的公路，就到了傻妹所在城中村。沿路有一长排的黄色共享单车和带着帐篷的摩的，这是最潮流和最传统的广州城市标志。经过两排热闹明亮的商铺，再走进去，就是昏暗狭窄的巷子。巷子里，再有小巷子左右延伸，像个错综复杂的网络。从下午6点多开始，大石地铁站就开始有密集的人流涌出来。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城市的各个方向汇集，戴着耳机，背着电脑包，有情侣，有孕妇，还有穿着高跟鞋的年轻女子。

三号线是广州地铁的重要干线，连接最成熟的CBD天河城。从天河城到大石才7个地铁站，可是20分钟路程的两端是相差悬殊的房价。番禺县被划为广州的辖区后，大石镇就变为番禺区的大石街道。大石街道的中心区域有连锁百货，大型超市，建材批发市场。公路的两侧是修剪整齐的绿植，整齐划一的城市景象。在绿植的背后，向内延伸十几米，就是城中村。

傻妹所在城中村，以前是大石镇的一个村。那里曾是稻田成片，池塘边栽着香蕉树的村庄。约10年前，三号线地铁通到这里之后，田地和池塘都被填成宅基地，见缝插针地建起了密密麻麻的自建楼房。在楼下的路边，横着竖着各种牌子，用大字写着“出租公寓”，夹杂其中，是各种便宜的木桶饭、川菜馆、肠粉店和各种炒菜的大排档。每个月花500元左右，就能住进配备齐全的一居室。很多年轻的白领选择坐地铁回来这里睡觉，就像倦鸟归巢，只是过夜而已。有个村代表说，现在，有三万多个外地人，只有三千个左右的本地人。

下班回来后，他们会去大排档吃饭，或者去马路对面的夜市逛逛，那里有十元一双的丝袜，潮流的手机贴膜，可水洗的纹身贴，便宜的T恤，银饰耳环，水果摊和热气腾腾的肠粉大排档。

请傻妹吃完台湾卤肉饭的第二天，我站在一个卖内衣的店铺门口，远远地看着傻妹在夜市里晃荡。五月的夏夜，暮色刚起，华灯初上，她在一个三轮车水果摊旁边，不停地翻弄人家的水果，偶尔被卖果人劝住。她一直在那里磨蹭，后来得到一根长竹签串着的水果吃。随后，她又站在一个卖银饰和水洗纹身贴的地摊前面，随意地拿起东西，放在手里看。卖货人是两个年轻女子，她们厌恶地赶傻妹走。傻妹不加理会，顽固地乱动。那两个女子瞪圆眼睛，怒视着她，威胁她。傻妹悻悻地走开。

然后，傻妹到了一个卖袜子的中年妇女那里。她姓张，来自湖北，她的出租屋就在傻妹家附近，彼此隔一个转角。她在夜市摆地摊已经有17年了。她说，周围的人都笑话她说，她是傻妹的亲妈，因傻妹喜欢来找她，讨到好吃的，也会分给她吃。深夜，奶奶找傻妹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来问她。有时候，是她们夫妇俩把傻妹送回家。她说，傻妹其实不傻，见到有城管来没收地摊，也会跑着来通风报信。

我搬了张圆凳子坐在张阿姨身边，和她聊天，看她卖袜子。天色越来越黑，她吩咐傻妹“点灯”。傻妹就熟练地接了电源，按了开关，灯泡立刻照亮了摊子上的各类袜子和内裤。

我问她，“傻妹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教她的。”

她问，“傻妹，你中不中意阿姨？”

“中意。”

“阿姨累了，帮我捏脖子。”

傻妹在她肩上胡乱使劲地敲打。

她说，疼了，疼了，再不听话，阿姨就回去了。

傻妹就目无表情，习惯性地说，“不要。”

她说，傻妹奶奶人好，春节从老家回来，有什么好吃的，就会让傻妹送过来。她丈夫站在地摊旁边，抽着烟，乐呵呵地说，“傻妹现在能养活自己了，起码不会挨饿了。陌生人一般都情愿给她一块钱，不愿意被她烦。我工厂里的一个女的，女儿是脑瘫的，十几年了，都是被锁在屋里的。”

在夜市摆地摊的人，在傻妹小时候跟着奶奶捡垃圾时，就见过她。她们都是外来人，都在城中村租房，已经习惯了傻妹的烦扰，也习惯了分她一口吃的。

傻妹出事的9月，张阿姨有事回湖北老家了，没在夜市。事后，傻妹让夜市的其他人给她拨了微信视频。她记得傻妹对手机屏幕喊：“阿姨，有坏人，我好疼啊。你快点回来。”

出事的晚上，傻妹就见了法医，鉴定结果是处女膜新鲜破裂，无性自我防卫能力，中度精神发育迟缓。天快亮时，才回到家。

第二天，傻妹没去超市那边玩，在家整整睡了一天，也许是难过，也许是疲惫。接下来的几天，她有点反常地哭泣，问奶奶：“那个坏人抓到没？”除此之外，没有更加激烈的行为。

谁也不知道那件事对傻妹的心理有什么影响。她和奶奶的日子在表面上很快就恢复如常。她也毫无芥蒂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很多她认识的人，卖袜子的张阿姨，卖香烟的姐姐等。在采访的时候，我很想知道傻妹的心理变化，可是又不敢直接问。

我问她，“你觉得坏人多，还是好人多？”

“好人多。”

“那你觉得好人多，还是坏人多？”

“坏人多。”

曾经有社工介入了这件事情。在广州，每个街道都有社工。大石的妇联帮助傻妹奶奶对接上社工。她们属于番禺区一个非营利性公益组织，政府购买了她们的服务。20个左右社工，服务大石街道30万个常住人口，力所能及地做一对一的服务，有时候组织社群活动。

社工的办公室在江边，有石阶围栏。年逾四十的韩社工穿着水粉色连衣裙，在大厅的木桌旁，接受了我的采访。她曾在外企工作，因为曾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受到别人的帮助，她放弃高收入的工作，转做社工回馈社会。韩社工和另一个同事负责傻妹的个案，为此写了很多文书，走访了多个职能部门。她很关心傻妹以后怎么能避免二次伤害，最希望政府能把她安置进工疗站，那是官方专门为精神残障人员设立的机构。可是，傻妹是外地人，不是广州户籍，不符合安置条件。

韩社工觉得律师和检察院提供了很多帮助。她联系了番禺区法律援助处，为傻妹找到了陈仲英律师，免费代理刑事附带民事的起诉，向法院请求精神损失费20000元和医疗费、监护人误工费等，共计2万2千多元。开庭前，律师曾和被告进行调解，希望他看在傻妹受到伤害的份上，能尽量多赔点钱。可是，被告说：“她惨吗？我比她更惨。”律师说，作为一个女儿的父亲，“特别想上去狠狠打他一顿。”

5月9日下午，我去律师事务所采访陈仲英时，他刚好通知傻妹奶奶来签收一审判决书。她请亲戚开车过来的，穿着黑白红花的短袖衣服，光脚穿着拖鞋，因为腿疼，走路有点瘸。

陈仲英告诉奶奶，那个男人被判了5年半的刑期，法院没有支持精神损失赔偿，总共的误工费和医疗费等赔偿只有1832元，问她是否接受，要不要申请检察院再提起抗诉。她说不认识字，也不懂法律。律师说，他估计，杨玉才也不会有什么财产了。就算法院支持了几万元的赔偿，也是无法执行的。至于刑期，检察院建议法院判三年八个月到五年六个月，法院已经判最重的了。

在律所的会客室，我们围着会议桌而坐，奶奶在我的身边。在桌底下，两只光脚交叉重叠着，右手执笔，拿着律师给她《确认书》看了很久。她并不认识字，只是很认真地端详着那几行白纸黑字。最后，她一笔一划地签名了，在写日期时，不会写“日”，就画了个圆圈。

临别，律师给了她约3000元的捐赠款，那是陈仲英在律所内部发动的捐赠。他说起傻妹第一次来律所时，见他的第一句话就问：“哥哥，能不能给我一点钱。”他答应了。那次会面可以称“乱七八糟”，傻妹根本无法专注于谈话，在会客室翻动一切东西，嬉嬉闹闹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心生怜悯，而且想信守那句看似轻率的承诺。他说，这种心情，是家里有女儿的爸爸才能理解。

案件结束后，番禺区检察院特别从刑事案件受害人救助基金里拨了3.5万元给傻妹的奶奶。这是韩社工帮忙申请的。陈律师还帮忙联系了广州市天河区天祥关爱服务中心，一个专门帮助刑事案件的受害人、被告人及其家属的公益组织。傻妹得到了3000元，而且记得一个姐姐曾来看望过她。

前年春节，奶奶带傻妹回家，有人热心当媒人，找了一个50多岁的相亲对象。那个男人认为，傻妹尽管智障，但是好歹能生育。可是傻妹不愿意，要跟着奶奶回广州。她说，奶奶不能死。

农历五月初一，我到了傻妹遇见罪犯杨玉才的祠堂。那天恰逢当地赛龙舟，氏族的长者们在阶梯上的门口摆了个小桌子，在红纸上一笔笔地记着族人的捐款，从五十到几百元不等。几十个大木圆桌摆在广场上，每桌配着10张椅子。很多中年妇女在准备当晚的“龙舟饭”，把褐红色的桌布铺在水泥地上，中间是砧板，用菜刀麻利地剁着鸡和猪脚，肉碎和肥油飞溅，一派过节的喜庆景象。祠堂广场有铁网围成的外墙，墙外一直有十几个外地人在打牌，聊天，抽烟。

我在祠堂的门口坐下来，心里琢磨着怎么表明自己的身份，让当地人谈谈傻妹的事情。我问一个妇女，是否有外地人来参加氏族的“龙舟饭”。“外地人怎么会来呢？他们一般只是在外面看热闹。”

外地人只是他们的租客。后来，我遇到一个有干部身份的本地人。我问他，是否嫌弃有那么多外地人过来？他说：“是这些外地人养活我们本地人。如果他们不来，我们建的房子就没人住了。”

我想请他在路边的小商店坐下来，好好说一下当地的情况。可是，每个店铺都狭小局促，不适合谈话。他邀请我去他出租的楼房，那里的三楼是闲置的，等着儿子结婚时用，其他的房间都租出去了。

我迟疑了一下，跟着他拐进了一条又一条的巷子，两边都是自建楼房，渐渐离开了商店密集的街道。当地的楼房普遍用电子锁，而且在家门口和楼房里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他一边走，一边捡起一些空的食品袋和牛奶盒，握在手里，再扔进某个垃圾聚集的地方。我不知道巷子的尽头在哪里，只是觉得越来越寂静，只有我们的脚步声。

走到某个楼房面前，他用电子钥匙感应了一下铁门上的电子锁，就开门就去了。一楼和二楼，分别有三套出租的公寓，二居室是550元，一居室420元。这是巷子深处的房子，比商铺附近的公寓便宜了一百多元。

二楼的两居室门口摆满了孩子和大人的鞋子。那是一对外地夫妇，在马路对面卖手机配件的，有两个孩子。其他两间一居室，好像都是一个建筑工人租下来的。有时候，他看到他们拿了工地的石灰桶回来。有时候，他们会半个月都不回来。在二楼和三楼之间，有个闸门隔开，上面是他留给儿子的婚房。

上个世纪90年代，广东改革开放了十年之后，他们所在的村开始给每户分宅基地。后来，各自家庭的经济能力有了变化，宅基地在村集体内部流转，有前瞻眼光的人开始买地建房，成了那个地方首先富起来的人。

约10年前，从天河开过来的三号线地铁开通后，这个地方的外地人越来越多。村里人担心以后政策会有变化，在2008年集体决定，要保障本地人享受终身利益，杜绝外地人进来均沾利益。那一年，所有活着的、有本地户口的人都享有“终身股”，当时共有2100个。后来，无论生老病死，这个名额一直不变，去世的名额由其继承人继续享有，后来出生的，不能加入这个行列。2100个名额一直享受着后来的拆迁补偿，村里有了房地产项目后，更享受着和开发商“三七分成“的利益。

这些利益，都和傻妹她们这些外地人无关。

在一个木桶饭快餐店，我向一个年轻的男子打听傻妹的事情。他说：“我们只是回来睡一觉，不关心这样的事情。”我坐在他对面，他吃着小炒肉饭，我点了凉瓜牛肉饭。他的眉毛很粗很长，轮廓清晰，20多岁的模样。

两年前，他从中山大学那边的康乐村搬过来。那里整治城中村，所以很多私人制衣坊迁移到番禺区的城中村，租一栋自建楼房的一楼，改造成一个小厂房。很多工人就随着搬过来，在这里重新租房子。

他说自己是用电脑设计服装的。那天是周五，他轮休，所以下来吃快餐，那是他常来的小店。他说，住在商店楼上的出租屋会安全一点，虽然房租贵一两百元。他有一个西安工程学院的同学今年毕业，过来广州找工作，也托他在这个城中村租房子。他说，他的同事都有八九千的工资，哪怕成家了，也不想在广州城区租房，孩子在老家，还要寄生活费，想省下钱，以后去中山或者佛山等二线城市买房。

下班后，他经常呆在自己的出租屋里。虽然外面的环境不好，可是关起门，自己好歹有一个私人空间。第二天，他们通常打包一份早餐，就去上班了。

“在这里能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吗？”

“有些老乡会凑在附近住。”

“除了老乡之外，在这个城中村会认识新的朋友吗？”

“不会。”

他吃完先走了。后来，我去结账，老板娘说，他已经帮我结了。

“可是，我和他不认识的。”

“我看你们一起在聊天的，就收了两个人的钱，29元。”

“他知道吗？”

“知道。”

后来，老板娘怕他回来要多收的钱，让我一定要留下微信，说万一要还饭钱。我留了。一个月过去了，她没找我要钱。

吃完快餐，我再去看出事的牛杂店。我问了对面的大排档，那里的服务员说出事的晚上，她们没开业，不知道情况，“我见过很多次那个智障的女孩。可是这种事情，哪有人会讨论？”

和牛杂店相邻的超市，马路对面的烟酒店的老板，都说从来没听说那条街上发生过强奸案，也不认识智障女。城中村的商铺流动率很大，一两年就倒闭，转租。在那条街上，只有一个开业到凌晨三点的超市老板知道这个案子。案发那晚，警察和治安员过去的时候，有些人在围观。他在看店，就没有过去。他说，事情过去后，再也没有人谈起。

最后一次在城中村采访时，我想在离开大石之前，再去夜市看看傻妹。

傻妹穿着一身绿色的校服，手里拿着一张十元钱。我问她，这是谁给的？

“辉哥。饮料钱。”

“你刚才见过辉哥吗？”

“是。”傻妹又说，“你帮我买衫。”

“你最喜欢什么衫？”

“校服。”

“你很想读书，是吗？”

“是。”

“你没去祠堂吃龙船饭吗？”

“没去。”

“为什么？不敢去，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