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脑子里的东西全都丢掉了|两周年

谢丁 04/20

来源:界面新闻

 

我脑子里的东西全都丢掉了

文 | 谢丁

 

* * *

每天早上醒来,我都感到有一部分东西从我身体里消失了。最明显的是记忆。以前我睁开眼就能把梦境复述出来,但现在我经常恍惚,盯着窗外,想了很久才明白我身在常营。我忘记给阳台的花浇水,忘记给缸里的鱼喂食(不知不觉它们已活了两年),忘记我前一天喝了多少酒,忘记我原以为永不会忘的画面和精妙谈话。我第一次发现“遗忘”这件事有多可怕时,立即购买了一些笔记本。在无印良品专卖店(考察了很久),我精心挑选了一款小型笔记本,仿皮质,携带方便,任何时候都能揣在口袋里。我们的图书编辑送了我一支钢笔(去年中秋藏在一盒月饼里送来),感谢她,否则我会花上好几天去网上考察,到底什么样的笔才适合留住记忆。很多人跟我说,一支笔和一本笔记本,就能留住回忆,留住非虚构。

无论去哪里,我都带着笔和本子。看书时,碰到精妙的句子我会赶紧写下来,否则我会感觉一切都是白看。出门吃饭聚会,我也掏出笔和本(即便没掏出来,我也随时做好记录的准备)。我感到恐惧,一切经历如果不变成白纸黑字,几乎就像没发生过。但不幸的是我的记忆越来越差了,看过的书,说过的话,都只是从脑子里穿过,没留下任何痕迹。到最后,我完全忘记了记录这个行为。很快,我连笔和本子这两个东西也丢掉了。

我在电脑桌面和手机的备忘录建了一个文件,名叫“别忘记”。有时猛然瞧见,打开一看,空白——别忘记“什么”呢?我忘了。我还试想过在白纸上打印出两个大字:“莫忘”,贴在墙上。可是每天那么多事,到底要莫忘什么呢?除非我在墙上写满我整个人生计划。

当我渐渐习惯于遗忘这件事时,我的朋友,甘露园野球队的副队长,成了不可多得的记忆之友。他很年轻,博闻强记,多年前(哪怕是初高中大学时代)的对话,他都能一一向我复述。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在他那儿,“作家”这两个字不同于我们通常理解的含义,是个神圣的词。

副队长也随身携带一个笔记本,偶尔会记录一些灵感迸发的素材,虚构的素材。至于非虚构,他自己整个儿人生都在他脑子里,永远不会丢掉。过去一年,趁我还残存一些记忆,趁酒醉人醒时,我将我整个儿人生也都塞到了他脑子里。就像存进了保险箱,有朝一日如果我丧失全部记忆,如果他也成了作家,也许他能把“我”用非虚构的方式复述出来。现在,我对我的记忆随取随用。我们俩的对话有时是这么开始的:

“你还记得我说过的那件事吗?”我说。

“哪一件?”他打开了脑子里的关于我的文件夹。

“就那一件,我在夜总会工作时的那个事。我有天晚上喝酒时说的。”我有点迷糊。

“我知道了。”

就是这样。副队长成了我移动的硬盘。我看过了千本书千部电影,什么都没记住,但他只看了一百本书,却历历在目。我认为他不从事如火如荼的非虚构写作,真是可惜了。可他志不在此,还讽刺我。就在前天下午,我们在他院子里喝酒。那时阳光正好,春风袭人,我们摆了一张长条桌,倒上两杯酒(我对此记忆深刻,是因为他刚刚全面清理了他的小院,扔掉了四大箱啤酒瓶)。我告诉他,在非虚构界,我也算是个人物。

“是的。”他心不在焉地说。

“不说响当当,也算是有过作品的。”吹来一阵凉风。

“是的。”他说,“你说过了。”

“嗯哼。”

“现在的非虚构大师,也许整日在家对着自己的作品自慰。”他说,“你做得到吗?”

严格来说,上述对话并不是非虚构。请你们原谅,我脑子里的这部分记忆彻底丢掉了,已无法复原当时的真实场景。我没有录音,也忘记了笔和本子。总体而言,大概意思差不多(也可能差很多),但至少最后一句话我记住了。我还记得我们狂笑了一阵,但也可能没笑。天气太好了,谁还在乎我们说过什么?

我得承认,作为一个曾经的非虚构写作者(也许得加上特稿记者),我应该为上面的对话感到愤怒。一方面,对话本身就是虚构的,这个现在没法说清了(除非你从副队长的脑子里抽出记忆来)。另一方面,我意识到我已经两年没写什么东西了。除了写写正午玩物和信箱,我每天都在忙着丢掉记忆。对于后一点,我拿不准是高兴还是丧气。

每天早上醒来,我都感到自己得写点非虚构。我洗个澡,喝一杯咖啡,坐到电脑前,试图写点什么,但我的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以前可不是这样。在我做记者的十年里,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写非虚构。那时脑子里挤满了东西,说过的话见过的人都是非虚构。我的职业生涯一直在非虚构,我的工作和生活是那么真实可触,以至于我很想将非虚构三个字刻在胸膛,那样我得裸睡才能睡着。几年前出版我的报道合集时,非要装逼把名字取为《困死局外》,我很后悔,我应该取名《我与非虚构不得不说的故事》,或者,《非虚构的我》(事实上的确有这本书)。现在,八年过去了,尽管我的书只印了五千本,但网上还有售卖。随着记忆渐渐离我而去,那本书的所有内容和名字我都忘得一干二净。我一点儿也不想忘记,它证明了我和非虚构曾经那么接近。但如今,我脑子里空空如也。

罪魁祸首也许是烟和酒。以我有限的科学知识判断,烟酒摧毁了我的大脑,我从不担心它们破坏我的肺和胃,但如果脑子变得一团浆糊,我该如何在非虚构界混下去。其次,我的工作和生活太不真实了,我总是待在常营,哪里也不想去。每周一次,正午在常营一家咖啡馆开会,其他人从四面八方赶过来。我猜想,一路上在地铁里的经历,都足以塞满他们的脑子。而我是空白的,我没有经历,关键是我也不想去经历,我连衣服都懒得换,总是穿着那件我心爱的帽衫和运动裤出现在常营。电脑和微信才是我的非虚构生活,但我猜你偶尔也会怀疑,手机里的一切都是真的吗?以我目前的记忆力,连昨天发生的事都不再真实。

还有一种可能(一想到这个我更感恐惧),会不会是我的脑子有了独立自主的意识,每天擅自进行自我删除。每个深夜,当我看完书躺下入睡时(我始终在床头摆一本非虚构大师作品),大脑自动开启运行模式,挑挑拣拣,选出最适宜留在脑子里的记忆,然后把其他东西都扔掉了。我不敢相信,也不想相信——为什么要删掉关于非虚构的一切?

我不能这样任其发展。我现在什么也记不起来,什么也写不了。再过一年,我一个字儿也写不出来了。那时,我不仅永远成不了副队长眼中的“作家”,连“非虚构作者”也将离我而去。我最终将成为一个领导,一份官职,一种脑子里空荡荡的虚构生物。

 

* * *

甘露园野球队的队长,以前是我的领导。当我还沉浸于海量的非虚构写作时他就是我的领导了。我写完一篇非虚构,打印出来,递给他。他埋头在桌上看半天,抬头说,改个标题。他鼓励我应该走上更远大的道路,写一本伟大的非虚构著作。他说:“够了,你现在可以开始写了。”但现在,他应该难以想象我也有“没脑子”的一天。我很羞愧,决定什么也不说。

几年前他是我的领导时,我习惯直呼其名。后来我们俩一起到了正午。我们俩的领导(另一位高深莫测的人)发话:“你们部门就两个人,谁做领导,自己决定。”我转头就对身边的搭档说:“我来做领导,你顾问。”自那以后,我不再叫他名字,改叫他的昵称。两个月后,他就升职了,又成了我的领导(幸亏不是直接的)。那年年底,副队长来京,一年后甘露园野球队成立了。我不是队员,但出于礼貌和敬畏,我小心翼翼地变了称呼,叫他队长。队长,你好。队长,我的脑子坏了。队长,我们什么时候出去喝酒?

热爱非虚构的读者此时大概会挑刺了,我怎么还记得那么遥远的事。我无法辩解,自己也解释不清。如果说副队长是我记忆的硬盘,队长就是我的记忆本身。在正午创办之初他续写过一篇虚构,我能记住他以及我们的那些对话,大概是他本人和非虚构根本就没什么关系(我的脑子因此聪明地保留了我们珍贵的回忆)。队长的梦想是做一款移动互联网产品,如果能改变世界就更好了,改变不了世界起码也改变一下我们的生存状态。他早就远离非虚构圈了。但出于一种莫名其妙的下属奴役之情,在正午创办后的两年里,每当我遇到问题,我仍然会向队长寻求答案,尽管有些时候他的答案令人抓狂——正午还不叫正午时,他想过两个自己很满意的名字:“通俗报道”和“大稿”。

在安居常营的日子,唯一能让我兴奋进入北京五环之内的,就是队长的酒局。我和副队长,一个丢了脑子的人,和一个准备当作家的人,去跟一个梦想创业的人喝酒。我们辗转于各个酒吧,聊的都是一些不费脑子的事。那时我已深感我脑子里的东西所剩无几了,正打算开个小酒馆,我再也不会写出伟大的非虚构(感谢脑子!),但也许我还能卖出伟大的酒(感谢我的肝脏!)。我猜队长对我脑子里的恐慌一无所知,像几年前一样,他鼓励我应该走上更远大的道路,做一个牛逼的产品经理。副队长连声说是。

我们最常喝酒的地方在大望路一家日本料理店。队长点一盘芥末章鱼、要一瓶烧酒热一热(我记得多清楚)。他打开手机,打开他最近的一款业余产品。只要你打开APP,登录后,你会自动进入一个聊天讨论组,组里全都是方圆一公里内的人,你可以任意和他们交流。我看着队长,问他,难道不是很多社交软件都有这个功能吗?

“不一样。”他严肃地说,“我们这个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你用用就知道了。”

这就是队长的风格。我和副队长分别下载测试版,方圆一公里,就我们三个人。聊点什么呢?——无论我们聊什么,立即在手机上变成非虚构。我们打上去的词语和句子,将永远留在屏幕上,永远也不会丢掉。我感到欣慰,就像微信一样,所有的聊天记录不会消失,我从未删过,我甚至下载保存到电脑上,再备份了三份。

“不,不是这样的。”队长说,“你的记录不会保留在你的手机里,它只会在你说话所在的这个位置里。”

我想我终究得习惯这件事了。现在,每天早上醒来,我都感到大脑一片空白。然后一些画面,一些声音慢慢开始出现。不是昨天的,也不是去年的,它们甚至跨过了我整个职业生涯,回到我还没进入报社,还没成为记者,还没开始写非虚构之前。那时我正打算写一篇武侠小说,正塑造一个像阿飞那样的高手。没有过去的人。

有时我在常营闲极无聊,会打开手机上的测试版。方圆一公里,就我一个人。我随便敲上几个字,无人回应。第二天,我再敲上几个字。十天过去了,方圆一公里内仍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我很想问队长,正午都两周年了,它什么时候才能上线?

 

* * *

附送一首拉金的诗:(队长喜欢的诗人)

 

忘记做过的事

停止写日记

对记忆是打击,

是空白的开始,

伤口不再结疤,

以这样的词语,

这样的方式,

成为冷酷的苏醒。

我想要它们结束,

仓促地埋葬,

回头望时,

像战争和冬天

消逝在昏暗童年的

窗子后面。

这空白的页码怎么办?

它们本该填满,

由它去吧,成为注视中的

华美回忆,

日子里,花开了,

鸟去了。

 

* * *

正午两周年改版计划:

正午两周年,不再有派对。我们拍了一组自己人的视频,正午团队局部亮相。

两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捆在每个人身上的束缚实在太多。别告诉我得遵循一定的媒体规则。在我们这儿,没那么多规则。

我们可能是这样的:不客观、不陈旧、不新闻。

我们打算尝试一些新的写作。

 

简单说说我们的改版计划:

一、作者永远第一位。我们鼓励正午的所有作者都有自己的风格和想法。作者之间,并不一定要在任何问题上达成一致。

二、取消“报道”栏目。以后,正午的所有文章都是“随笔”。

三、因此,我们提倡“新的写作”。拒绝任何套路和模式化的写作,拒绝单调的思考角度。

四、增加评论性文章,提倡智性写作。评论我们认为值得评论的一切。

五、正午将更加杂志化。保留“玩物”栏目,让生活方式变得更有趣。在周六开辟“专栏”。

六、保留“信箱”。每个月末,我们新设正午信箱特刊:“征友”。详情请见本周信箱。

七、再过两个月,夏天来临,正午将拥有自己的活动空间。我们将举办更多的线下活动,让知识文艺社交变得更真实。

八、我们调整了微信的菜单。你可以在那儿寻找以前的文章,还能加入我们的读者小密圈。

以上改版,我们试行一年。希望明年此时我们还在。

 

—  — 完 —  —

 

彩蛋:

演员:正午全体员工

剪辑导演: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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