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互联网和钱(二)

郭玉洁 03/07

来源:界面新闻

 

前言

延续昨天的主题,我们继续关注互联网出现的知识社区和媒体。今天的两位口述者都是资深媒体人,后来都创办了基于互联网的内容产品,一位是大象公会的创始人黄章晋,另一位是李翔,去年他推出了《李翔商业内参》。他们如何看待内容产品的未来?

— —正午 郭玉洁

 

黄章晋:如果有一天,写稿机器人出现

口述:黄章晋

黄章晋,生于新疆乌苏高泉,资深媒体人,先后担任《华夏时报》评论员、《青年参考》副主编、网易新闻中心副总监、《凤凰周刊》执行主编等职。2013年创办互联网知识媒体《大象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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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呢,我在各种媒体都干过,从反应最快的网站——就是和别人比拼速度、快几分钟都要追求的网站,到日报、周报、周刊、旬刊,我全都干过。大概2008年前后,我就想以书代刊,搞一本比较厚的杂志。选题和新闻没关系,基本不能提供信息服务,属于无用的东西。我觉得周期越长、越慢的媒体,它的气质趣味越重要。周期快的,比如说网站日报,是提供具体的、功能性的信息服务。

一个社会,从服务分化来说,大家需要在兴趣、价值取向上有筛选。比如说国外那些著名的杂志,趣味和价值观的特征很明显,比较厚的报纸也会这样,比如说《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但它们比起《经济学人》,《纽约客》,《国家地理》,它的趣味和价值偏好,还要弱一些。

从这个角度,中国报纸杂志里面,比较有特点、有气质个性的,《环球时报》还可以,它识别性非常高。《知音》,从定位、产品形态,选题,到标题,导语,一直做得非常好。作为一个市场明确的产品,它做得非常成功。

2008年,我整天想的是要办一个什么样的杂志,也想过办一本时政类的,或者偏社会学的,或者是偏文化,想过很多种类型,取决于你给我什么样的平台。当时想过,一是自己做,另一个是在《凤凰周刊》做,在它的品牌延伸,可以做什么东西。假设是时政相关的杂志,趣味性要好,可读性好,最重要的就是厚度。我自己觉得,国内时政类的内容做得非常非常差,特别浅薄,被眼前的、事件性的东西吸引了注意力,从来没有考虑过事件底下的东西是什么。而且我感觉,不能说人们只对事件感兴趣,对于事件背后的东西不感兴趣——那是不对的,那是一个偷懒的想法。写得够好够深的话,大家一定会感兴趣。

当时找过很多选题,甚至觉得,实在不行做国际新闻也行,不是某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我才去做它,你才去看它,而是说我用某一种方法和视角,我写什么,你就会关注什么,你做得足够厚的话,你是有议程设置能力的。所以,我想过很多次,怎么去改造一本杂志。

我那时候也觉得,好多报纸、杂志肯定得改,它们本来就不应该活,因为没有区别,结构一模一样。前面十多页是其它媒体的内容汇总,然后一个长报道,再有一个特稿,再是人物,访谈或者什么。还有一些评论专栏,很奇怪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特别荒唐。你不可能样样都专,要做得好,文本肯定要重新改造,做厚。内容的话,我是定位财经的,那我就财经,如果是时政的,那我就做时政,其他东西全部都砍掉。没必要是一个综合的、大而全的新闻产品。

后来没办成,因为好多东西我不懂,比如说你需要懂运营的人,需要资金,这挺让人担心的,心里完全没有底。后来时机成熟了,大象公会可以这么做,就是因为很多成本可以不考虑,你只要考虑人力成本和稿费成本。

2013年办大象公会,当时是有钱,另外我不想再待下去了。你也感觉得到,媒体干得越久,你就越知道自己的相对优势是什么,其实是深度。你和年轻人很难拉开速度的差别。那种深度和厚度,完完全全是和年资相关的。我干这行也有10多年了,而且我干这行的起点年龄也比别人大,我是31岁才干这行的,同行们是20来岁,那对我来说,相对优势更明显就是深度和厚度。

所以我觉得,拼深度、拼知识和技能,是我长期想做的事情。在传统媒体,它的选题有时候会存在所谓的“客观的社会价值”,比如说我想写五角星怎么来的,这种选题肯定通不过。它有什么意义?比如说人的牙齿为什么是白的?最后就要落到牙齿很重要,要注意爱护牙齿,有社会意义,才会写。但我就觉得没有意思。未见得一定要有明确的功利性价值。很多时候,最高端的信息当然是没有功利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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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别话题,选择题材,是我们唯一的强项。没有同类的竞争对手。

我们的文章经常解释中国人何以如此,也是用一种陌生的观念,看一下我们特别熟悉的事物。你肯定从来没这么想过,没这么留意过,必然会感兴趣。把熟悉的东西陌生化,会激发起人们的好奇心,人们都会愿意传播它。

我们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有些读者明明不喜欢,以为那就是黑中国人的,他还是一篇篇地看完了。那就是在技术上和选题上,做得很成功。从传播上来说,是击中人心的弱点。他会按捺不住好奇心。

我们说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吃壮阳药,中国男人为什么喜欢盘珠子,这个没有错吧?不是嘲笑,我真不是故意的。说实话,我们其实对中国人民保持了极大的善意和同情和理解,一方面,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人,还有一个就是你也不想得罪人,还有风险。好多时候已经很克制很克制了。我们还是不诚实,很多东西你不敢写,就说一点点。

还有各地域的比较,我们想把它做成特别厚的系列。这和我个人经历也有一点关系,2008年我从《凤凰周刊》辞职,到网易跟着火炬在各地走了一遍,做了一个专题“百城计”。我觉得是一个失败的产品,但是你知道了你该做什么。那个经历对我来说,是刻骨难忘的,印象很深很深。它其实是一个宏大的野心,把中国各地的面目,以及何以如此,勾勒一遍。它必然会用到非常多的复杂工具,产品形式上,算是一种地图炮。

其实地理,人本身就关心。但是以往谈得不得法。比如说,哪个地方人长得漂亮,人们都会谈。实际上哪里人长得漂亮,真是可以写文章的。但首先得谈什么是漂亮,这应该是进化论形成的一套共识,它有规律性。如果我们确定这些标准,那么个别地方其实是可以做比照的。哪儿的人最勤劳,哪儿的人最靠谱,哪个地方的人更守规矩,这些全部都是可以做比照的。我们一直就是想要这么做,将来可能会去走一遍。没想好,没有列入议程,但是我们自己一直非常想做。

自己写不过来,肯定要集体协作。而且一个人的知识面,兴趣,经历都是有限的,团队就好很多。

在大象公会,我招的人更大程度上是偏研究型的写作者。他们喜欢看什么东西,纯粹因为是好奇心,有很好的问题意识和学习能力。文字表述挺重要的,但是相比学习能力和选题意识、好奇心,不是最重要的。

选题要好玩有趣。它是不是可以给人带来知识的愉悦,阅读本身的愉悦,以及它是不是会被传播。是不是容易传播,也可以预判的。我们团队,虽然学理科、工科的人多,但你争取最大范围传播的时候,就要避免简单科普,而尽量从传播学角度来考虑,怎么去写,怎么去操作。

在特定的条件下,最后你发现只有一种打法。在微信里边,要达到某个阅读量,人们愿意去转发,肯定有一些标准的东西,比如说篇幅长度,文章结构有一些相同的特征,以及,文章要是可以复述的。就是说,那个东西能不能很简短地概括和复述?有两个大家都记得住的事例,有一两点很清晰的描述、概述,它才会易于传播。如果你写一篇特别说理的文章,没有一个例子,读者复述不出来,就不会转发。这种阅读体验的可能性,你是可以数得出来的。

如果你为了加强你的说服力和判断力,提供大量的数据和资料,结果大家不愿意看了,因为节奏变慢了,需要不断消耗意志力,才能认认真真地看下去,这样传播效果就很差。你必须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平衡点。

3000多字是一个标准,反正我们自己感觉,2000多字的文章肯定不行,会薄,特别薄。但是再长大家会看不下去。我们有一些文章做过尝试,写了好几个版本,征求过意见,最后就是这个长度,绝大多数人可以接受。

以前做杂志,想写万字长文,写得很过瘾,我们写现在的文章,有时会特别不开心,作者常常有这样的遗憾。你们不知道我在这里面写了多少资料,很多很好玩的东西,砍了。你按一般杂志操作的话,我们文章真的可以往一两万字上去。印成书的话,也许有人看了,但是放在移动端,可能缺少这种耐性了。

现在我们一般阅读量都会是10万以上。有时候一篇文章可能五六十万,七八十万,它就把层级拉得非常高了。就是微信,其它我们都不统计的。微信很特别,排除了好多因素,传播上完全依赖口口相传。别的平台就不是这样,它给你推荐位,或者一个大V转。微信上无论你多大的名人,你的朋友圈只有那么些。我们希望,这些意外因素全部被排除掉之后,我们还能得到很好的、非常准确的反馈。这对于增加你的手感和判断力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标题写得也不是很好,我觉得挺单薄的,没有自己的风格。比较直接。特别板,非常工工整整。

我们的文章很少出现人,因为它效率特别低,你出现一个人,你不写三四个自然段,是不行的,三四个自然段,就一个知识单元了,结构上消耗不起。效率就是你把这个观点传递给他的时候,尽可能把文字压得更短一点。

我们最重要的是传播观念和判断。

你说价值观的话,它还确实明显是偏男性,对真实社会的好奇心更强烈一些。我们日常所见的、熟知的一切都会去挖一下,好玩。这个显性的男性特征,我们调查筛选的话,也看得出来他们的趣味的分布,你比如说我们有个7000人样板,他们的读物重叠率都比较高,知乎,果壳,还有一些书评类的。我估计和《正午故事》的重叠度就很低。

我们团队男的多,从日常行为上看,我们团队就是直男癌,不讲究,但是从观念上来说的话,我们是非常反感直男癌的。但我们遍布的东西,显然不能吸引女性,有时候讨好都讨错了。比如说我们做过一期,中国女性为什么喜欢面膜。我们讨论的时候,有几个人反对,觉得这个事情没有意义。贴片面膜好像是一种心理安慰,没有必要去说,中国人又不傻,你非得这么写。但我们想努力一下,觉得这个话题女性会感兴趣,想讨好一下女性读者。最后结果是,它传播也非常好,但都是一些直男癌转出来给他们女朋友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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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里面,papi酱不是内容,它其实是提供一种语法,跟留几手,跟大咕咕咕鸡一样。大家关注的并不是内容。这个语法,能够提供愉悦感,新奇感,本身就会产生阅读奖赏。就像读美文,文字给人激发的快感。papi酱,大咕咕咕鸡之类的,说话特别新颖,好玩,它不是内容和信息类别的定位。但那个兴奋值会迅速降低,到最后恐怕就对它没感觉了。

话题绝对不是他们擅长的。这个也是矛盾的,一个语文特别出色、新鲜的东西,试图和话题融在一起的时候,不伦不类,你就必须要迁就话题,需要形式上的那种能力。

《逻辑思维》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它击中了人们的点,就是对于成功的恐慌。人们很希望获得一种成功的捷径,新知识,或者新书,我不知道的话就会变得恐慌。它也是一个谈资,但是它最能调动人心的,还是迎合了人们对成功的渴盼。

你看它和高晓松不同,高晓松的演说类节目,技术上是不如它的。高晓松的身体语言,演说的方式,各方面完全没有罗振宇认真。罗振宇做得非常工整,他的定位非常精巧,离钱更近。高晓松看上去就是一个才子在闲扯。这种彻底无用的东西,会增加你的谈资和形而上的感觉。罗振宇也谈得起形而上的道理观念,但他是在布道,他最狂热的受众是有感觉的,其实是形而下的目的,就是说怎样发财。他商业上比高晓松认真得多,极力地榨取一切东西。他的工作非常认真、精致。但是他的点播率可能比高晓松差一点,不是一个量级的,就是因为它的封闭性。

围绕个人成为一个品牌,现在是很常见的操作。人们更容易记住一个具体的人,为什么写稿子要讲人讲故事——讲抽象的道理,没法看下去。就是讲抽象道理,也要诉诸细节和故事,就像我们会大量举例子,不是说我们真的爱举例,是因为它能够记得住。

老早就有人建议我们转变成社区,或者说其他形态。那个东西没有意义,对我们来说,不擅长的事情,哪怕它很挣钱,也不能做。

我们没有商业上的压力,现在的盈利主要是靠广告。融资的话,做新产品需要钱,如果是现在这个样子,只做文章,其实融资没有意义,别人也不会投你。从传播角度,做视频肯定要比别的东西好,那个东西不用费脑子。做得好的,带来的阅读奖赏也会更强烈,传播下来好的非常非常多。它反正比文字效率高。

比如说我们的文章,讲口红与女性地位、权力间关系,用文字永远没有图文漂亮,更经济、更直观。就基于效率考虑的话,图也比文字要好。我们所热爱的文字,必定越来越边缘了。

应该会有人愿意为文章付费,问题是它和传播构成悖论,你想更好地传播,就得免费。

以前的信息好不好,差别也不大,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信息越多,创作中心越多,你就会发现,内在的价值是体现出来了,从用户角度来说,大大有可选择的余地。只要写得好,肯定是有人买单,或者是能够生活下去。但具体是什么形态,我不知道,也不用太着急,毕竟这是个全新的东西,还可以摸索。

很多媒体人,不改行干嘛呢,他本来就是在做无用的东西。我自己觉得,基本吧,一个人闭上眼睛,另外一个人拿本杂志朗诵给他听,他哪分得出谁是谁。新闻只有那种调查,是有价值的。那些短的东西,机器人就能做了,人的注意力肯定要从那里面腾出来,要不然多浪费。人的注意力应该集中在创造性的工作上。

简讯没问题,有好多财经类消息,是可以自动生成的。特稿能够写出来,你采访完之后,把录音给它,让它打成字,它自动分类,300多种特稿模式,有可能处理成大致不太差的。只不过那个贵。

如果有一天,编程序能够编得,让机器人自动搜索,写大象公会这样的文章,我觉得那挺好,我们就去干别的。现在有些选题写出来挺费事,可费脑筋了,但其实是套路,规律性的东西是有的。

有了机器人的话,也不需要编辑了。您把自己编过的稿子,写过的稿子,拿去仔细梳理,会发现套路是可以总结的。如果是个好AI,有学习能力,把这东西编进来……只不过写这个程序代码的钱,雇记者可以雇几百个了。

人的创造力体现在理解力。比如说,我积累的判断,提取的生活经验,这个机器人永远不可能。

大象公会logo

 

 

李翔:真正的创造力在哪儿?

口述:李翔

李翔,毕业于兰州大学新闻系,2004年加入《经济观察报》,曾任《时尚先生》、《财经天下》主编。著有《谁更了解中国》、《商业的心灵》等书。2016年5月,推出互联网知识产品《李翔商业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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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还在看《加缪手记》,是他年轻时代写的,他在里面吐槽说,世界不太行呀!为什么呢?你看很多很有意义的书,大家都不会看的,卖得好像很差呀。他说,我们做这个事情还有意义吗?你看,每个时代都会问这个问题。

我另外一个很深刻的感觉,中国人真的是没有创造力呀。我们曾经看过的书,超过90%是翻译过来的。在各个方面,电影呀、文学呀、媒体,话剧不用讲,都快死了,甚至包括科技,都是这样的。包括语言,现在很多文章,你一眼扫过去觉得没问题,但是你仔细一看,这句话其实是有问题的。

中国人没什么创新精神,整体的河流是比较干枯的。可能商业上还走得远一点,不论大家怎么看待他们。比如像马云,已经是世界级别的企业家了,可以跟拉里·佩奇、扎克伯格发生对话,他们的想法和做法,即使拿到世界上也不丢份儿嘛。

为什么说他们没有这种差距,第一,从绝对的数量值来说,公司本身创造的经济价值、市值很大。第二,他们的布局,他们对未来怎么看。2016年年初,我去参加湖畔大学开学典礼,受了蛮大的刺激。他们讲阿里巴巴在美国做的一些布局,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当时我好震惊啊,他们已经走到这种程度了!他们已经跟亚马逊、谷歌是站在一个起跑线上,有可能一些具体的技术领域可能没有那么快,但他们已经在布局,通过投资和挖人的手段。比如说谷歌在做阿尔法GO,阿里、百度都做类似的项目,而且都做得蛮好的。包括虚拟现实领域,阿里在硅谷投了一些非常领先的信息公司,包括MagicLeap,阿里、谷歌都投了。微信也是一样的,Facebook的功能也是在看微信的。

第三,个人的言行举止。你看马云,在很多场合的表现跟受欢迎的程度,他们对话时候的那种自信、开放、特别能聊。

相比较之下,中国的媒体可能还停留在特别初级的水准。这几年互联网公司投入做电影的越来越多,估计他们看电影行业跟看媒体行业差不多,觉得实在是太落后了,跟国际上一线公司的差距太大了。

还有,中国人特别不爱分享,你发现这个了吗?我感觉中国的作家、导演呀,商人、政治家什么,他们都不太愿意去帮助其他人,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轻人。

在这种整体环境下,想做大作家是不可能的。我自己也挺差的。没有信心了嘛!大家都很差,你凭什么认为你强?这不是全世界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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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004年开始做记者,做媒体挺有意思的,能提供给你很多机会,让你去见人,这个职业就是让你去看别人怎么干事儿。

直到现在,如果没有什么压力的话,在媒体呆着还是挺好的。做记者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触角,可以接触很多东西。当领导就有压力了。当主编啊,出版人啊,总经理啊,那是很痛苦的,需要为大家的生存负责。

现在确实是一个变化非常快的时代,整个媒体都不是特别好,不是一个让人很舒服的状态。它对人的情绪、心情影响很大,能量值特别低。大家肯定还是希望做一些蒸蒸日上的事情,或者说听上去有意义的事情。

现在我越发觉得,媒体跟所谓商业是一样的。它的头部会垄断,就是《人民日报》啊,央视啊,这些机构。下面零零碎碎的心灵鸡汤啊,成功学啊,管理啊,科技啊,娱乐啊什么,就是充分市场竞争的。每个公司都可能在这些领域做大,就跟做袜子一样的,袜子也能做得很大,但能做多大呢?能有石油公司做得大吗?

我是2016年年初决定自己做的。那时候,面临着很多选择,一个选择就是自己做,拿一笔钱,做商业领域的新媒体。当时设想的还是可能基于微信,或者基于其他平台。另一个选择就是跟罗辑思维合作。

当时我们去了一趟硅谷,希望能了解新的媒体的情况。当时他们讲了两个,一个是Medium,就是推特创始人做的,另外就是The Information,一个付费的产品。对于我们而言,付费产品存在一个交付的问题。你怎么交付给你的用户?所以觉得把这个交给罗辑思维来做比较好。

销售收入我们分成。他们是淘宝,我是淘宝店主,这种关系。内容肯定不干涉,谁有空跟你讨论啊。但是产品开始的时候,它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怎么让它不一样?我们花了半年时间去讨论。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你突然一下子跳出来比较难的。

市场定位很简单。很多公司会做那种简报,需要一个人收集、编辑信息,让CEO和公司的管理层看,系统性了解。

后来我跟很多用户聊过,有投资机构的,也有创业公司之类。他们讲,最适合做这个事儿的,其实是大老板,有水平,有判断力,又有动力,但是大老板去做,肯定是性价比比较低的。于是一层一层往下分,最后变成一个助理做,然后大家都不爱看。我自己都收到很多,所以就想做这个。

那时候罗振宇说得挺聪明的,他说能不能做一个商业式的《世说新语》,每天更新。《世说新语》里面什么都有,有的也挺无聊的,也有观念、观点,有启发的段子,方法论,结合在一起。又短又有意思。

罗振宇这个人……我熟悉的几个人,都是一样的。以前很多人骂许知远,说第一次见到他都觉得他很装逼,罗振宇也一样,包括马云也是同样的。罗振宇因为过于雄辩,显得他很不真诚,其实他本身是个真诚的人。

我理解罗振宇核心的东西,还是那种比较朴素的鸡汤,一个人应该不断提升自己,提升自己的认知,对世界的认识,然后才有可能变成一个更好的、更成功的人。

成功学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也挺烦的。因为你发现大众市场上很多产品有趋同化的迹象,要不就鸡汤化、成功学化,还有色情化,低俗化。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市场比较粗糙的一个表现吧,大家没有什么创造力了。但成功学也有成功学的用处。有时候它确实在激励人变成更好的人,没有那个成功学不鼓励人勤劳勇敢善良吧,这没什么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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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商业内参》)去年5月推出,总的下载量九万多,199一份。其实跟以前传统媒体的工作没有变化,变成一个日报。一周六次。

很辛苦,每天都在工作。我们下午两点半开会,把所有东西交上来,完成度60%到80%吧,再拿去修改,到四点半,把文字稿交给一个同事,写成口语稿。再把口语稿交给我们请的一个职业的人,也不能叫朗诵,反正就是做成音频,七点半左右上线。就这么一个周而复始的流程。

内容一直在变,我们是上线三四个月之后才有音频。不是由我来讲,我的普通话不标准嘛。不过问题不在于普通话有没有很标准,带不带口音,而是说,如果你不是职业的,你就会吞字之类,妨碍用户对信息的理解。也是罗振宇那边帮我们来完成这个工作。

罗振宇录语音录视频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他也不是职业的,但是他用时间来弥补。他是录完一段,如果觉得不对就要重新录,很辛苦的。有一次他说,不想再做这个节目了,太痛苦了。他春节回来以后没有休息过一天,每个周末都要呆在办公室去录视频。

音频10到15分钟长,大概三四千字。一开始我们认为一千五百字就搞定了,后来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跟《世说新语》真的不一样。《世说新语》需要很多注释,因为它从来不跟你说这个人是谁,但是你面向用户不可能不说,你得有很多铺垫,介绍。要了命了。

内容什么都有,书啊,杂志啊,跟人聊天啊,都有。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势头比较猛嘛,很多人来找我吃饭聊天,吃的时候我就会说,你跟我讲讲你们公司,或者你对那个行业的了解、洞察,互相交换一下。有时候确实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把书上的拿过来。

用户动不动就说,最近这段时间质量有点下滑呀,不如刚开始的时候好。但也好,有的用户很牛逼的。有点奇怪,感觉我们量也没有那么大,但是样本还是挺足的。比如说我们做过一期迪斯尼,马上有个用户说他们公司就是上海迪斯尼工程的一个承包方。我们做了一期苹果,有的用户就留言说,他们以前跟那个Tim Cook开过会。挺神的。

今年5月满一年,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打算了,每时每刻都在做打算。我们也想过,今年做一些所谓有创造力的、原创的东西,市场上这种东西还是比较少吧。当然有可能用户不需要这些东西,但还是应该做。前几天见李丰,做投资的一个人,他说了一个观点我觉得还是有洞察力的。他说,内容产品有知名度和美誉度嘛,你要有一些专门为美誉度而做的产品,为了博取名声的那种。但是它也有缺点,这跟做餐馆是一样的,你要维持美誉度规模不能扩大,规模一大,美誉度就会下降。

我们还是会比较纯粹地做内容。我自己感受比较深,有几个行业的人特别看不起自己的行业,其中一个就是媒体,做记者做到五年、八年,就觉得太没意思了,转行到公关公司了。我见过很多所谓做内容的人,最终目的都不是要做内容,他们想做的是其他事情。

我觉得内容这个行业,如果你要认为它的本质就是公益事业,为了公众利益,那肯定没问题呀,就应该政府养着。你要接受薪酬没办法跟市场上的优秀者相比,接受这个就没所谓了。但如果不是这样,它还是有可能变成一个可交付的产品,你给人家提供价值,人家付钱给你,它就变成一个正向的循环。然后你所有的工作就是去努力满足用户,不要去满足其他人,广告商呀,公司PR呀,他们跟你半毛钱关系没有。你就好好地伺候好你的用户,对。这就回到你原来出版业的模式了。

为什么你想要投资人认可你?因为想要融资。但是你开一个餐馆,你真正的目的是服务好你的用户,而不是天天做PR。作家最重要的工作是写好小说,不要天天接受采访,尽量跟出版商搞好关系,这不是好作家。

我们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也不是做得特别准确。因为我们还是一个带有媒体性质的东西,媒体本身是渴望免费传播和利用影响力的。我们也在努力地平衡。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采访了一个CEO,这个CEO,至少这个CEO的公关希望稿子能大量传播,到处都是。我们就跟他们说,虽然我们的订货量跟互联网公司没法比,但它也是个蛮大的数字了。第二,我们就会通过所谓滞后的方式,过了一个月再发,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

我现在挺迷茫的。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就是你的创造力,到底应该在哪里?干什么都挺难的。

我之前看一本书,就是写《童年的消逝》的作者尼尔·波兹曼写的。他说,印刷术出现之后,人类用了比较长的时间,发明了好多机构、内容形式来适应印刷术。比如说教育机构就是人类适应印刷术的一个结果,它起到过滤信息的作用。大学里教什么,看什么书,它帮你过滤了一道。包括报纸、杂志、出版物也是一样,不但过滤,它们还把知识重组了一下。到今天,很有可能还是一样的。人类需要发明新的机构、形式,来重新来适应互联网和它带来的信息大爆炸。很多人判断,教育领域有巨大的机会,出版领域有巨大的机会,内容的重新组织领域是有巨大的机会的,只是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也没有太多人知道。

李翔

 

— — 待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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