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和李雪莲是分属当代美国和中国的英雄，他们一个为美军介入伊拉克战争赢得了一些合理性；另一个则为中国的强力反腐奉献了正当性。剧情深层结构上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从打破平静开始，经历内心的否定，肯定，再否定，反反复复，几度轮回，最后再次回归平静，《比利·林恩》和《潘金莲》，几乎是如出一辙的叙事套路。
推迟了档期的《我不是潘金莲》与《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正面相遇。一个是国内名导与知名作家联袂合作的现实力作；另一个是坐拥两座奥斯卡小金人的国际大导对曾经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原著的独特表达。两部电影都兼具的优秀特质是：既有现实层面的人文关怀，又有理想层面的情感释放。
尽管从编剧的成熟度，逻辑设定，以及对故事细节的把控上，二者仍存在差距；但从剧情结构上来看，两部作品显示出高度的相似性，把二者放在一起细细品味，不但可以窥见当代电影的某些新动向，甚至可以为该类型影片总结出一个教科书一般的“套路”！
“技术转向”
传统的好莱坞“技术流”热衷于通过炫目逼真的特效奇观来进行“视觉轰炸”。于是，以强刺激、强类型、高概念等为特征的大片模式应运而生。IMAX、3D、4K等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大行其道的。但是，这些技术形式最终只能作为艺术内容的额外补充，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观众的视觉体验，但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内容本身。
从2010年以后，“技术流”出现了新动向，以《星际穿越》《地心引力》《火星救援》《机械姬》乃至正在播出的美剧《西部世界》等为代表的“烧脑剧”，正在引领着一波儿全新的技术转向。这种转向的特点是：技术变革高度参与艺术内容设计。
所以，在笔者看来，无论是《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对高帧率的追求，还是《我不是潘金莲》对4：3、16：9传统电影画幅的挑战。均可视为创作者试图以“技术转向”撬动“艺术本体”的大胆尝试。都希望通过技术元素动摇百年电影根深蒂固的传统认知，这种做法无可厚非，艺术的本质就在于创新，创新包括了技术和形式。
当然，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讲，这些技术并没有从本质上颠覆观影体验，其效果仍然停留在“改良”层面。但大导演同时重视“技术”，至少反映出两点：一是电影创新正在变得异常艰难；二是技术美学已经成为电影艺术的一个重要分支。
媒介即讯息。对画幅的裁剪，反映出创作者希望在剧情和观众之间增加媒介信息强度，告诉观众在剧情推进的同时，画幅也在变化。至于不同的画幅捎带出什么媒介信息，则必须依赖于观众的既有文化积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画幅变化在锁定中高层次观众的同时，也在排挤着另外一部分人的观影期待；而提高帧率的效果恰恰相反，反映出创作者希望尽量减少剧情和观众之间的媒介信息量，增强观众的真实体验。
“反战”与“反官”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表达的是一个美国式的“反战”故事：男主角比利从伊拉克战场归来，参加葬礼、庆典，后又回到伊拉克，物质上一无所获，精神上更加迷茫。在这个过程中，比利看到了与战场上迥然不同的美国社会文化现状：在由精英政治主导的价值体系中，战争不过是实现政治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而为了战争而献身的所谓“英雄”，最终不过是绚丽舞台上的一道布景。更为可悲的是，这道布景除了偶尔参与到民众的集体狂欢中，在大多时候是多余的。
《我不是潘金莲》表达的是一个中国式的“反官僚”故事：女主角李雪莲从一个原本完整的家庭归来，经过上诉、上访，最后回归生活，物质上同样一无所获，精神上同样继续迷茫。在这个过程中，李雪莲目睹（或者印证）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现状：在一种近乎根深蒂固的“维稳”“保乌纱”“不犯错”“只对上面负责”的官场体制下，对于李雪莲等“刁民”来说，包括上访在内的任何一种非正常行为，都被视为是加剧官民矛盾的做法；而对于各级官员来说，所谓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俯首甘为孺子牛”，在遇到对原有体制的对抗时，也不过是空中楼阁上的一条标语。
两部电影都让我想起一个儿时的游戏——打石漂。用扁型石片，擦水面飞行，遇水面弹起再飞，石片不断在水面上向前弹跳，直至力尽沉水。比利林恩和李雪莲，不过是深不见底的平静水面上划过的一颗“石漂”，尽管被施加了足够的水平力，甚至还划出了一条美丽的轨迹，但终归还是要沉入水底，水面终归还是要回归平静。
从打破平静开始，经历内心的否定，肯定，再否定，反反复复，几度轮回，最后再次回归平静，《比利林恩》和《潘金莲》，几乎是如出一辙的叙事套路。
“唯一选择”
十九岁的比利林恩，因为报复姐姐的前男友而惹上了官司，去伊拉克参战成为他免于被起诉的“唯一选择”。在一场和恐怖分子的战斗中，他为了营救自己的心灵导师“蘑菇”而英勇杀敌，在无意中成为英雄。回国后，他和战友坐上加长悍马去接受另一个“唯一选择”——在感恩节橄榄球比赛的表演庆典上做演员。经历了“喧闹的庆典”和“昙花一现的爱情”，比利再次发现，返回伊拉克仍然是自己情感上的“唯一选择”。
二十九岁的李雪莲，因为报复自己的“渣男”前夫而对簿公堂，面对一纸“合法”但“不合理”的判决，“逐级上访”也成为她的“唯一选择”。在经过了各种推诿扯皮后，她最终以不可思议的的方式，惊动首长，在无意间成为了拉官员下马的英雄。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定期上访成为李雪莲的生活动力和“唯一选择”。经历了各级领导的“截访”和“有预谋的欺骗”，前夫因车祸去世，告状和上访的对象没有了。对于失去一切的李雪莲，平淡而无心的活着，成了唯一选择。
比利林恩和李雪莲在不同阶段的“唯一选择”，形成了剧情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在结尾的处理上，李安把男主角置于“美式价值观的慢性催化”和“心灵的自我救赎”之间，使比利.林恩获得精神提升；而冯小刚则直接以“死亡”的方式令剧情嘎然而止，草草了事，也宣告了这种“李雪莲式悲剧”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无解”！
“爱情”
两部电影对爱情的表现也颇为相似。
比利·林恩的姐姐，一位曾经因烧伤而被“渣男”甩掉的女孩；恰如同李雪莲因为是否处女而被丈夫秦玉河甩掉一般：爱情的破裂源于爱情之外的原因。
比利·林恩与拉拉队员菲珊看似一见钟情，堕入爱河。实际上，菲珊对战争的残酷性毫无概念，她所倾慕和爱恋的，不是比利本人，而是他从战场归来媒体包装出来的失真的英雄形象。
而那位声称暗恋了李雪莲二十多年的赵大头，处心积虑带着李雪莲上演了一出“上访路上的爱情”，实则为了拖住她上访的脚步，好让自己儿子的工作转正。赵大头所爱的，正是李雪莲因上访而带来的对官场的杀伤力。
同样都是被扭曲了的人性，但力量的来源不同：一边是“畸形的善恶观”所制造出来的战场；另一边则是“畸形的政绩观”所构建起来的官场！
对英雄主义的釜底抽薪，无疑是对反讽对象的再次反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利和李雪莲是分属当代美国和中国的英雄，他们一个为美军介入伊拉克战争赢得了一些合理性；另一个则为中国的强力反腐奉献了正当性。但强大的主流政治文化体系，可以短暂的包容一名如比利或李雪莲一样的“悲情英雄”。但必须点到为止，底限是不能撑破现有的游戏规则。这种规则，有时候表现在金钱上，如对B班故事电影改编权的标的价格甚至精确到可怜的5500美元；也有时表现在已经固化的社会秩序上，如为国捐躯的“蘑菇”班长旁边，就是那些推杯换盏的政客和商人。舞台上气宇轩昂的美国大兵，不过是“真命天女”疯狂演出中的一排按照指令移动的道具。李安仿佛在告诉观众，英雄主义已经被釜底抽薪，剩下的只是精英的狂欢，民众的麻木，以及战士的迷茫！
也许，冯小刚也是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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