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澎湃新闻刊发了《重磅调查：农民工还回得去农村吗？》。长文对农民工“在城市里待不下来，农村又回不去”的艰难处境做了深入的案例描述，特别是能够将受访的农民工据年龄进行分层，以区分代际之间的不同的经历、观点和处境。
整体而言，文章将案例、政策和学者的不同观点糅合在一起，较为全面地呈现和分析了新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双向流动的困境。
但略显遗憾的是文章没有从性别视角出发，探讨男性和女性在此次劳动力转移大潮中的不同处境。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从“性别视角”探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其中较为主流的观点是性别差异对第一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影响显著。
因为从城市融入的结果来看，女性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显著高于男性。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下，男性承担的经济压力更大，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由于较低的务工收入以及面临在城市结婚、居住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高昂成本，迫使大部分人还是主动选择回到农村老家。
但这看似合理的解释真的就是新生代男性和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所有区分吗？
当然不是！
无论是在城市里待下来，还是选择回农村，那些年轻的打工妹，血泪心酸其实更多。我们在2013-2016年在北京、山西、河北等地开展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城市里往往会遭遇就业、生活和情感三重困境。
小赵是我们访谈的100多位打工妹中的一员。她今年23岁，高中毕业以后，怀揣着闯天下的梦想，从河南老家来北京打工。
过去的五年里，小赵换了七八份工作，每份都干不长。刚开始她在一个家具城做推销员，这份工作她做得最长，后来可能是因为家具城的甲醛污染，她得了严重的皮肤病。老板嫌她形象不好，就找了个借口把她辞退了。
就这样她开始频繁地换工作，做过超市收银员、保险推销员、理发店的洗头妹……工作越换越差，她自己知道，是因为年龄大了，每个老板都担心她会随时辞职，回家结婚生子，都不肯跟她签正规的工作合同。
小赵一直住在东五环的一个城中村里，在家具城工作的那两年，她跟两个小姐妹合租一间平房，这几年北京的房租每年都涨，而她的工作朝不保夕，三个人一间的平房她实在住不起了。
三年前，她不得不含泪搬到了一个六人合租的宿舍。去年过年回家，她妈怎么都不想让她再出去了，非让她留在县城，赶紧相亲结婚。可是小赵舍不得她心里那个城市梦。她流着泪说：“北京这么大，可是我怎么就过得这么难呢？”
如小赵一样，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就业方面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就业层次低、工作更替频繁和培训机会少。相比男性农民工，她们还面临职业性别歧视，特别是接近婚育年龄而未婚未育的女性，在城市职场中处于最劣势的位置。
职业性别歧视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同工不同酬，研究表明，目前北京20-26岁女性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一般是1000-3000元之间，远远低于相同年龄组的男性农民工，这就意味着她们在城市里面临着更加窘迫的生活困境。
在我们访谈的100多位打工妹中，在过去三年内工资没有变动甚至有所下降的接近40%，其中工资不升反降的比例达到17%。
从研究的详细结果来看，工资涨跌水平和工作的稳定性及女性农民工进城务工时间的长短有密切关系。那些进城不久就“入对了行”，从而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的女性更容易保持较为稳定的工资增长水平。
新生代女性农民的就业渠道也十分狭窄，在北京，她们多聚集于服务业，主要是美容美发和餐饮服务。年轻女性往往不愿意从事工资更高、却更苦更累，也“不体面”的家政服务工作。
她们来大城市工作，就是想寻找一个“城市”的身份和更加体面的生活方式，无论是从工作内容（带孩子做家务）还是工作场所来看，家政服务都和这个梦想相距太远。
因此目前来看，35-55岁的第一代女性农民工仍然是北京家政服务市场的主力军。
二十多岁的新生代打工妹还面临择偶生育的压力，与男性相比，她们被传统社会所认可的婚育年龄范围更窄，是留在城市里，期望遇到自己的意中人，还是回应家里人的不断催促，回老家去重新开始传统的生活？
“留不下”击碎了无数年轻打工妹城市梦，“返乡”就成了她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这就注定了在“农民工返乡”这个宏大的历史浪潮之中，女性的命运更加被动。
作者
杨力超
北师大副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