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回顾展在浦东美术馆开幕，首次向中国观众展示其海外作品

界面新闻记者 | 林子人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摄影家刘香成的首个大型回顾展“刘香成 镜头·时代·人”昨日在浦东美术馆开幕。作为浦东美术馆开馆两年以来的第一个摄影展，本次回顾展是刘香成迄今为止展出体量最大的一次，近200件作品中超过半数为初次展出。这也是他首次将视角扩至全球地区，为国内观众带来摄于中国之外的作品。

大学最后一年选修《生活》（Life）杂志著名摄影师基恩·米里（Gjon Mili）的摄影课，被后者慧眼识珠走上摄影道路开始至今，刘香成的摄影事业已有了近五十年时间。1978年，27岁的他成为《时代》（Time）杂志在中国的第一位常驻北京的外籍摄影记者。在先后为《时代》和美联社服务的17年里，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美国、印度、韩国、前苏联、阿富汗等地，见证了20世纪诸多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

刘香成告诉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过去三年他一直在整理自己的文献，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心愿愈发强烈，就是让中国观众了解他在其他文化语境中的见闻、生活和工作。在本次展览中，观众将通过刘香成镜头中的人、物与景，触摸到20世纪下半叶宏大历史事件和微观个人生活夹缝间的吉光片羽：北京第一家模特公司成立后，模特们青涩却自信的脚步；挑着扁担进城的农民进过上海南京路上最早的广告牌；在空无一人的故宫中坐着的溥杰；苏联解体前最后一个劳动节，在莫斯科红场的政治海报前留影的老人与年轻人；在阿富汗战场上手擒玫瑰的苏联士兵……

摄影师需要有“余裕”，在过日子中去倾听、交朋友、了解社会

“这张照片看上去很普通，但对我影响太大了。”在展厅中，刘香成指着墙上的一张照片对界面文化记者说。那是一个我们司空见惯的晨练场景：照片中面对镜头的一位老人身穿白色衬衫，正在打太极。他的左臂缠着黑纱。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是1976年，当时刘香成接受《时代》杂志拍摄毛泽东葬礼的委托从巴黎赶往广州，在广州期间，他拍摄了一组广州市民的照片，这是这组照片中的其中一张。“广州居民戴着黑纱追悼毛主席的去世，那时候我看到他们的身体语言，感觉到改革开放可能会发生。那十天在广州，决定了后来很多事情。”

那是他中国纪实摄影的开端，也是中国观众最熟悉的那部分刘香成。但其实刘香成在其他国家也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甚至有过不少惊险异常、千钧一发的经历，比如在巴基斯坦，他曾被街头暴徒和警察骚扰，后者对来自外国的摄影师疑心重重；他也曾被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分子用枪指着威胁，有一次，他与一位法国记者同行，两人交换了位置没多久，一枚子弹就窜进车厢击中了对方，虽然没有造成致命伤，但数十年后回想起来，刘香成依然心有余悸。

展览纪录片中，一位熟悉刘香成的评论者表示，刘香成在拍摄中国时展现了一种特殊的“双重优势”，他既有对革命时期中国的切身体会，也有在海外接受教育所带来的国际视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视角是他镜头下的当代中国如此令人难忘的重要原因。在刘香成看来，“局内人”的视角或许在他的中国摄影作品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但对他而言，成为一位优秀摄影师的关键还不在此。

关键在于摆脱追逐突发事件、“快进快出”（parachute in, parachute out）的记者惯常状态，在一个国家真正生活下来，去倾听、去交朋友、去了解社会。刘香成回忆道，他作为摄影特派员通常会在一个国家待四五年时间，在这样的“余裕”（leisure）中，他得以结识许多朋友——特别是年长的朋友——听他们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分享他们的观察。他认为，这种工作方式比快进快出的工作方式更能让摄影师抓住一个陌生社会的微妙细节。展览中展出的一张拍摄于印度的照片即为一例，“如果我不了解印度的种姓制度，我可能就不会那么敏感地看到一个‘不可接触者’俯身为荷兰女王（注：荷兰前女王贝娅特丽克丝曾于1986年访问印度）换鞋。因为如果你没有浸淫于这种文化中，有些景象就不会那么突出。你可能就会满足于拍一张女王的照片。”

在克里姆林宫，刘香成还为两位清洁女工拍摄了一张照片。他觉得，这两位衣着朴素的妇女与如此富丽堂皇的沙俄宫殿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对比，揭示了某些在生活中司空见惯却恒定存在的东西。“如果你生活在这里，这些东西都会向你传递信号。你会想，如果我把我收到的这些信号都用镜头捕捉下来，也许我能呈现一个更微妙丰富的社会。”刘香成在前苏联的经历见证了他摄影生涯的高光时刻。1990年，刘香成被美联社派驻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晚，刘香成混入克里姆林宫，在戈尔巴乔夫发表完那番举世震惊的演讲、将演讲稿猛地扔到桌上的那一瞬按下了快门。第二天，这张照片出现在了全球各大报纸的头版。

能拍摄到重要历史瞬间的前提是摄影师的“在场”。刘香成回忆起《新闻周刊》（News Week）摄影记者彼得·特恩利（Peter Turnley）的一则轶事。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89年的北京，刘香成被派驻莫斯科后，他们又在巴黎的美国领事馆相逢。特恩利告诉刘香成，真希望有朝一日能去苏联住一段时间。刘香成回答，彼得，当你下定决心的时候就太晚了。这一对话发生的次年，苏联解体，刘香成因那张著名的戈尔巴乔夫照片获得1992年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

“很多人认为，摄影师不就是拿个相机去拍照么？其实你想想作家是如何工作的——作家需要描述情绪、事件背景、人物、历史等等，需要有消化各种材料、最终形成观点的过程。这是作家所做的事。但如果你认为摄影师就不需要做这些了，那你就犯了一个大错。”刘香成说。

社交媒体时代给摄影师带来了诸多挑战，但好作品的创作原则是不变的

在近半个世纪的摄影生涯中，刘香成同样见证了摄影技术的快速发展。本次展览的“后记”部分展示了刘香成曾经使用过的无线电发射器、卫星电话等模型。在必要时，刘香成甚至还要设法为这些设备发电，他也在许多意想不到的地点冲洗过照片，比如上海锦江饭店的客房洗手间——展览中特地还原了这一场景。对于习惯了数码摄影的我们来说，曾经的摄影师需要背着如此笨重的设备奔赴报道前线或许已经是难以想象的了，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有了先进技术的加持，如今的摄影师工作就更轻松容易。

在前互联网时代，流通的照片数量很少，摄影师需要精心设计自己的作品，在照片中尽可能提供最丰富的信息与细节。刘香成注意到，在如今这个每个媒体网站上都有图集的时代，图片庞大的数量本身淹没了图片的细节，对摄影师来说，手持一台一张记忆卡能容纳七八百张照片的数码相机，与手持一台一次只能拍摄36张照片的胶片相机，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刘香成年轻时的拍摄习惯是“少按快门，多观察”，他在一次外出拍摄中从来不会用尽胶卷。但技术改变了摄影师的眼光，这不仅是因为社交媒体要求更多而非更好的照片，也是因为当今的媒体往往还会要求摄影师在拍摄照片之余还要拍摄视频，

“这可能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你拍摄的是视频，你看到的是一个连续体，你思考的不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一个构图一个构图的画面，这是完全不同的工作。我用照片讲述故事的方式和一个导演、一个影像制作者通过连续的画面和声音讲述故事的方式是非常不同的。”

刘香成同样也承认，他担任摄影记者时所享受到的“余裕”是如今的记者梦寐以求的奢侈——今天的媒体机构很难给予记者那么多的资源去生活和观察当地社会。“举个例子，我刚到莫斯科的时候，美联社聘用了一位俄罗斯女老师教我俄语。这样的事在当时很常见，但今天我从未听说过哪家媒体能提供这些。”

虽然技术手段和媒体生态都发生了变化，但刘香成认为，好作品的创作原则是不变的，对内容创作者来说依然需要用好故事证明自己。张彤禾（Leslie T. Chang）是他特别欣赏的一位写作者，他说，张彤禾利用周末空闲时间跑深圳和东莞写出了《工厂女孩》（Factory Girls: 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其重要性早已远超她为《华尔街日报》撰写的任何报道。

“这就是我想说的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虽然如今变少了，但依然存在，”刘香成说，“她的事业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决心、兴趣和好奇心的基础之上。我想对于摄影师来说也是如此。是的，环境变化了，经济形势变化了，但发现故事的方法没有变，对好故事的需求也从未如此旺盛——这是一个人们希望文字越少越好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人们对假新闻有越来越强的反叛心理的时代。”

刘香成表示，在本次展览中展示的这些摄影作品中，只有不到1%是见报的新闻图片。他从成为驻外记者伊始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讲述新闻之外的“更大的故事”，而不仅仅只是盯着新闻发布会、洪水或孟加拉国的龙卷风这样的“新闻事件”。“所以，最终事情还是取决于你如何面对自己的工作。”

“回顾我的工作经历和过去的生活，我希望鼓励人们不要被‘不可能’的想法固化思维。这场展览希望让观众在离开时心想，原来摄影有那么多的可能性。”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