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释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需要政策发力和深化改革相结合

消费持续恢复受到短期和中长期多方面因素制约。

2023年4月29日,北京王府井步行街。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 辛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王一鸣表示,消费进一步恢复受到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信心不足、房地产市场调整以及人口因素制约。他建议政策发力和深化改革相结合,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开启新一轮增长周期。

王一鸣在国经中心周一举办的“经济每月谈”上指出,近段时间来,线下消费加快恢复,商品零售持续回升,特别是“五一”期间餐饮、旅游消费已恢复到2019年水平。不过,如果考虑到去年基数因素从两年同比来看,3月份消费同比增速仅为3.3%,4月更是回落至2.6%。

他强调,消费不只是消费本身,也会影响到经济的恢复进程。“当前需求不足仍是经济运行持续好转面临的主要矛盾,需求不足主要体现在消费需求不足,这反过来会影响供给端,使得部分行业供大于求,企业去库存的压力会增大,盈利也会下降。此外,消费恢复滞后也增大了价格下降的压力,这反过来会影响企业利润和扩大投资的意愿。”

王一鸣表示,消费持续恢复受到短期和中长期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首要因素就是居民收入和消费信心。

“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3.8%,比GDP增速要低,从前四个月数据看,耐用消费品比如汽车、通讯器材类商品的恢复都不够理想,这背后反映出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信心不够强,这些支出金额比较高的产品受收入影响较大。”他说。

他表示,恢复和扩大消费有赖于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过去三年疫情导致居民资产负债表受损严重,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通过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造成冲击,这导致储蓄意愿更为强烈,形成了规模较大的超额储蓄。

除上述因素,王一鸣指出,人口总量和结构对消费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

“去年中国人口减少了85万人,老龄化也在加剧,人口负增长将通过人口总量减少影响消费需求总量,而老龄化将会降低居民消费倾向,对恢复和扩大消费需求形成制约。”他说。

王一鸣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低迷,通胀虽有回落,但仍处高位,美欧收紧货币政策态势并未改变,中国出口下行压力依然存在,加之很多国家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我国外贸同时受到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扩大国内消费对经济平稳运行至关重要。

他建议,从四个方面着手,将政策发力和深化改革相结合,破除制约消费增长的体制性障碍,释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

一是创新扩大消费的政策工具。“1998年中国提出扩大内需战略以来,为适应当时城镇化发展的要求,政策重点以扩大投资为主,形成了一整套扩大投资的政策框架,但扩大消费手段和政策工具有限,接下来要完善扩大消费的体制机制,具体如何创新,需要在实践中去不断探索。”他说。

二是完善助企纾困政策。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对房租水电给予补贴,金融机构也要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帮助小微企业恢复元气。通过这些措施创造扩大就业岗位,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我们一直强调提升消费信心,消费信心来自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和资产负债表的改善,而收入增长取决于稳定的就业,民企和中小企业是创造就业的主力军,如何在经济恢复的窗口期回应市场关切,保护民企的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提升民企和企业家信心,对增加就业很重要。”王一鸣说。

三是突出重点领域,激活汽车和居住类消费。从供给端看,政府加大了对头部房企的融资支持,但市场回暖有赖于需求端恢复,接下来要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型居住需求,研究支持需求端的措施,可以适当降低按揭贷款利率,促进房地产消费回暖。从汽车消费来看,过去很多城市采取了一些限制性措施,但到底是通过扩大城市路网和停车场来缓解拥堵压力,还是在供给端限制,这是两种思路,需要进一步研究。

四是以改革创新来激活潜在消费需求。王一鸣指出,中国有3亿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占城镇就业比重达到60%,但在城镇落户、享受均等化公共服务方面受到很多因素制约,如何加快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打通农民工的城市落户通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对激发消费需求意义很大。

“根据经合组织(OECD)团队的研究,这部分人群,如果能够给他们提供和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人均消费支出会增加30%,3亿人增长30%的消费是巨大的消费潜能。”他说。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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