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辛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王一鸣表示，消费进一步恢复受到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信心不足、房地产市场调整以及人口因素制约。他建议政策发力和深化改革相结合，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开启新一轮增长周期。
王一鸣在国经中心周一举办的“经济每月谈”上指出，近段时间来，线下消费加快恢复，商品零售持续回升，特别是“五一”期间餐饮、旅游消费已恢复到2019年水平。不过，如果考虑到去年基数因素从两年同比来看，3月份消费同比增速仅为3.3%，4月更是回落至2.6%。
他强调，消费不只是消费本身，也会影响到经济的恢复进程。“当前需求不足仍是经济运行持续好转面临的主要矛盾，需求不足主要体现在消费需求不足，这反过来会影响供给端，使得部分行业供大于求，企业去库存的压力会增大，盈利也会下降。此外，消费恢复滞后也增大了价格下降的压力，这反过来会影响企业利润和扩大投资的意愿。”
王一鸣表示，消费持续恢复受到短期和中长期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首要因素就是居民收入和消费信心。
“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3.8%，比GDP增速要低，从前四个月数据看，耐用消费品比如汽车、通讯器材类商品的恢复都不够理想，这背后反映出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信心不够强，这些支出金额比较高的产品受收入影响较大。”他说。
他表示，恢复和扩大消费有赖于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过去三年疫情导致居民资产负债表受损严重，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通过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造成冲击，这导致储蓄意愿更为强烈，形成了规模较大的超额储蓄。
除上述因素，王一鸣指出，人口总量和结构对消费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
“去年中国人口减少了85万人，老龄化也在加剧，人口负增长将通过人口总量减少影响消费需求总量，而老龄化将会降低居民消费倾向，对恢复和扩大消费需求形成制约。”他说。
王一鸣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低迷，通胀虽有回落，但仍处高位，美欧收紧货币政策态势并未改变，中国出口下行压力依然存在，加之很多国家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我国外贸同时受到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扩大国内消费对经济平稳运行至关重要。
他建议，从四个方面着手，将政策发力和深化改革相结合，破除制约消费增长的体制性障碍，释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
一是创新扩大消费的政策工具。“1998年中国提出扩大内需战略以来，为适应当时城镇化发展的要求，政策重点以扩大投资为主，形成了一整套扩大投资的政策框架，但扩大消费手段和政策工具有限，接下来要完善扩大消费的体制机制，具体如何创新，需要在实践中去不断探索。”他说。
二是完善助企纾困政策。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对房租水电给予补贴，金融机构也要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帮助小微企业恢复元气。通过这些措施创造扩大就业岗位，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我们一直强调提升消费信心，消费信心来自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和资产负债表的改善，而收入增长取决于稳定的就业，民企和中小企业是创造就业的主力军，如何在经济恢复的窗口期回应市场关切，保护民企的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提升民企和企业家信心，对增加就业很重要。”王一鸣说。
三是突出重点领域，激活汽车和居住类消费。从供给端看，政府加大了对头部房企的融资支持，但市场回暖有赖于需求端恢复，接下来要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型居住需求，研究支持需求端的措施，可以适当降低按揭贷款利率，促进房地产消费回暖。从汽车消费来看，过去很多城市采取了一些限制性措施，但到底是通过扩大城市路网和停车场来缓解拥堵压力，还是在供给端限制，这是两种思路，需要进一步研究。
四是以改革创新来激活潜在消费需求。王一鸣指出，中国有3亿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占城镇就业比重达到60%，但在城镇落户、享受均等化公共服务方面受到很多因素制约，如何加快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打通农民工的城市落户通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对激发消费需求意义很大。
“根据经合组织（OECD）团队的研究，这部分人群，如果能够给他们提供和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人均消费支出会增加30%，3亿人增长30%的消费是巨大的消费潜能。”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