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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翟瑞民
2023年5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简称《意见》）。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如何从严惩处？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一庭庭长何莉介绍，近年来，各地发生的一些强奸、猥亵未成年人案件，影响十分恶劣，群众深恶痛绝。例如，教师、监护人等特殊职责人员实施的，侵害农村留守女童的，非法拘禁的，等等。
“两高”立足实践，梳理出较为典型、危害性大的各种情形，分别规定为从重或者加重处罚情节。例如，教师对学生、继父对女儿、教练对运动员实施奸淫的，《解释》规定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内，适用较重的从重处罚幅度。对特殊职责人员多次奸淫的，应加重处罚，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或者无期徒刑，罪行极其严重的，直至判处死刑。对侵害农村留守女童、精神发育迟滞的被害人等情形，《解释》也规定区分情形予以从重或者加重处罚，回应群众关切，体现罚当其罪。
当前，有的犯罪分子利用网络胁迫、诱骗未成年人进行裸聊，索要裸照、视频，继而在线下进行性侵害，甚至利用网络散布性侵害的视频、照片，犯罪线上、线下交织，危害很大。
何莉表示，针对这种情况，《解释》明确，对胁迫或者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的，依照猥亵犯罪处罚，对拍摄奸淫、猥亵过程或者被害人身体隐私部位，以此胁迫对被害人实施强奸、猥亵，或者致使影像资料向多人传播、暴露被害人身份的，应当依法加重处罚，回应信息网络时代未成年人保护的新问题。
《解释》还针对司法实践中危害严重、应予严惩的突出情形，作出加重处罚或者适用较重的从重处罚幅度的规定。例如，强奸、猥亵过程中对被害人进行严重摧残、凌辱的，利用毒品诱骗、控制被害人的，多次利用其他未成年人诱骗、胁迫被害人的，致使被害人轻伤或者感染严重性病的，曾因强奸、猥亵犯罪被判处刑罚的等。
依法从严把握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
在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理方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厅长那艳芳介绍，《意见》规定，公安机关接到未成年人被性侵害的报案、控告、举报，符合刑事立案条件的，立即立案侦查，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立案审查期限原则上不超过七日。发现精神发育迟滞未成年人、幼女怀孕、产子或未成年人隐私部位遭受明显非正常损伤等情况的，直接立案。犯罪地、犯罪嫌疑人无法确定，管辖权不明的，先立案侦查，再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
《意见》也对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证据收集与审查判断进行专门规范，要求侦查过程中全面查清犯罪事实、全面摸排犯罪线索、全面核查可疑人员、可疑情况。针对实践中犯罪分子以主观不明知等辩解企图逃避刑事处罚的情况，就奸淫幼女认定、加重处罚情节认定等作出严格规定。同时，《意见》要求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从严把握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防止其逃避侦查，预防其继续进行犯罪活动。
“《意见》严格把握对性侵害犯罪分子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纳入社区矫正的，严管严控。对于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实施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依法适用驱逐出境。对尚不构成犯罪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或者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不适宜在我国继续停留居留的，依法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那艳芳表示。
特殊职责人员犯罪行为如何定罪？
此前，刑法已新增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为什么《解释》还规定特殊职责人员利用优势地位迫使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的，构成强奸罪？怎么把握两罪之间的界限？
何莉对此表示，鉴于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未成年女性之间存在不平等关系，为特殊保护该年龄段的女性，即使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依照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规定，也构成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
“强奸罪是采取暴力、胁迫等手段奸淫妇女的行为，违背被害人意志是其本质特征。对于特殊职责人员利用对未成年人的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的，实质是违背被害人意志的非自愿行为，对行为人就不能认定为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应认定为强奸罪。”何莉说。
例如，父母威胁不给生活费甚至赶出家门、医生威胁不给予恰当治疗、老师威胁不予考试通过、教练威胁不给予上场比赛机会等，胁迫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就应该认定为违背被害人意志，构成强奸罪。《解释》对这种情形作了明确规定，以避免轻纵犯罪、确保罪刑均衡。
支持未成年受害人提起民事索赔
2020年，最高检会同教育部等九部门建立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那艳芳介绍，随着坚持不懈的推动落实，目前强制报告制度落实情况越来越好，制度建立至2022年底，已通过强制报告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5358件。特别是2022年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是以往报告总数量的1.6倍。
“通过对强制报告制度落实情况调研分析，我们发现性侵害案件始终是强制报告案件的主要类型。2022年各地报告案件中，性侵害案件占比近90%。强制报告已成为发现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途径。”那艳芳指出，但总体来说，强制报告制度落实仍不充分。2022年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中仍有近3000件应当报告未报告，尤其是在宾馆酒店发案的案件，仍有大量应报未报。下一步，检察机关将继续充分发挥法律监督作用，持续深入推动制度落实。
何莉还指出，精神伤害是性侵害犯罪的主要危害后果之一，但这一点以往容易被忽视。未成年人身心发育不成熟，受到性侵害后，一些被害人出现精神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精神疾病，如果不能及时治疗，会对未成年人成长和学习、生活造成长期负面影响，危害很大。
对此，《解释》明确了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后可以主张民事赔偿的范围，并将未成年人进行精神心理治疗和康复所需的相关费用，明确为可依法获得支持的物质损失，有助于未成年人及时获得足够赔偿进行医疗诊治，早日走出被害阴影，回归正常生活。
《解释》也要求，主张上述相关赔偿，应当有鉴定意见、医疗诊断书等证明需要进行精神心理治疗和康复，目的是既要保证确有医疗诊治需要的被害人得到及时救治，又能使赔偿数额的认定有相应事实证据支持。“鉴于精神心理治疗和康复具有专业性、复杂性，希望各地司法机关、案件当事人和社会各界准确理解该规定的精神，使有医疗诊治需要的被害人及时诊治、依法维权。”何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