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院教师抄袭事件,暴露的是国内艺术体制的问题 | 专访

徐跋骋事件掩盖了大部分艺术家仍然在“借鉴”最被市场认可的流行效果、并把人家的风格作为自己的标签的事实。

界面新闻记者 | 尹清露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本周,中国美术学院发布公告称,该校教师徐跋骋学术不端行为属实,被给予相应处分并终止聘用关系。而所谓的“学术不端行为”指的是不久前被多家媒体和小红书作者“脏艺术DirtyArt”爆出的涉嫌抄袭事件。

“脏艺术DirtyArt”整理了徐的画作,发现其涉嫌抄袭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10年前,对象大多是国外不知名的艺术家,包括伦敦的西娜·加文与美国的吉姆·卡赞,并且改动痕迹往往很小。西娜随后发现,其中涉及自己的6幅作品已于2021年售出,售价达10万美元,其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披露了徐的行为。

截图自小红书

中国美院26日发布的调查结果似乎让此事告一段落,但其中涉及的许多问题却仍待回答,比如徐跋骋曾受多名知名策展人邀请,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OCAT深圳馆等场馆参展,为何无人看出端倪?

事实上,此次事件与“叶永青抄袭事件”颇有相似之处。2019年,比利时艺术家克里斯蒂安·希尔文通过媒体发声,指认中国著名艺术家叶永青抄袭其作品长达30年。此事引起的震动极大,波及了许多为叶永青捧场的知名艺术家。艺术批评家朱其发现,这件事甚至演变成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抨击,中国当代艺术40年则被看做是一部抄袭史。

然而,叶永青抄袭时正值90年代国内当代艺术起步阶段,画家缺乏方法论和可用资源。如今相同的情况再度发生,似乎暴露出更深的问题。事件发生后,界面文化采访了自媒体“绘画艺术坏蛋店”的主理人邸特绿,对方认为,国内的艺术整体环境很像是电影《土拨鼠之日》,一代代新人入场,认知的轮回就重新开始,“从来没有进步过。”

此外,艺术里“抄袭”的边界也值得我们一再思考,原创本是来自西方的概念,它与个人主体性相连,也与中国古代绘画更重视通过临摹学习前人、不看重作者性的传统相违背。当代艺术家、艺术史学者王鹏杰曾在文章《早已没有绝对原创这回事,艺术还存在抄袭问题吗?》中指出,“艺术家本身不具备可以与他人截然分割的思想资源和经验资源,因而艺术家的独特性和创造性早已是一个神话”。那么,如果抄袭并非艺术家的原罪,当我们谴责徐跋骋时,又到底在谴责些什么?昨日,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对王鹏杰进行了专访,希望借助业内人士的视角,对此次事件及以上问题做出一些回答。

当代艺术家、艺术史学者王鹏杰 图片来源:艺术家本人

1、徐跋骋现象很普遍,但徐的模仿痕迹太重

界面文化:作为一名艺术评论家,你会怎么评价徐跋骋抄袭一事?事件发酵之后,中国美术学院很快辞退了徐跋骋,你又如何评价校方的做法?

王鹏杰:其实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这样的现象很普遍,我身边某些同行的画作里也能明显看到模仿来的图像效果,只不过徐的模仿痕迹太重,更难洗脱嫌疑罢了。学校的逻辑就是息事宁人,赶紧把这件事压下去,这个举动当然可以理解,但是也浪费了一个进行深入讨论的机会:第一,到底怎么界定抄袭,抄袭在今天的性质是什么;第二,这件事说明了国内艺术体制怎样的问题。

界面文化:先说原创性的问题,你曾在文章中质疑过原创的概念,如果抄袭不再值得诟病,为什么徐的行为仍然值得谴责?“绘画艺术坏蛋店”的主理人认为,“挑战伦理的抄袭是为了探索个体自由,是艺术的。卑劣的抄袭是为了个人利益,是投机社会的规训结果。”你又怎么看?

王鹏杰:原创的概念非常模糊,它的意思好像是全部需要自己创造,能做到这一点的艺术家我一个也没见过。但是创造性是肯定存在的,即使画同样的主题,你关注的视角也可以和别人不同、在技法材料上有经过多年研究形成的独特语言,或者是让同一个场面拥有奇怪的意味或氛围。并且,艺术家也会遇到生活状态改变、创作性下滑的时候,这很正常,只不过很多人不愿意面对,又想挣这份钱,所以只能到处“借用”。

如果徐跋骋说自己的抄袭是在做观念性的艺术行为,以此给行业提供反思的机会,警醒我们很多艺术家都在不假思索地照搬别人,那么这在艺术上是成立的,就像是杜尚把小便池搬到展览上,顶多会在经济或法律上被诟病或起诉。或者,他也可以承认他的作品遵循了产品营销的逻辑,就像很多国内企业山寨国外的技术,很聪明地挪用和转化了别人的资源,换个包装变成自己的,由于大家购买的是使用价值,价格还很便宜,所以这也是成立的。徐的问题在于声称作品来自于个人生活体验,并以此获利,这就很滑稽了。

界面文化:有很多人疑惑为什么那些推荐过徐跋骋的名人都看不出来他抄袭,或者为什么他可以隐瞒十年之久。你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王鹏杰:用这个来诟病专家倒不太有说服力,毕竟世界上画家那么多,不是每个人都能识别出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使不谈抄袭,徐跋骋的画作也十分平庸,却还是有画廊和策展人给他写文章、做展览,而这些人从没有受到过指责和批评。

徐跋骋的事件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国内艺术体制的问题,它掩盖了大部分艺术家仍然在“借鉴”最被市场认可的流行效果、并把人家的风格作为自己的标签的事实。也许敏感的艺术家同行能看出来,但是许多藏家无法分辨,而展览机会和金钱很大程度上都流向了这些人。那些真正在审美上有挑战性的人反而没有资源,无法被主流的商业和学术界承认。

所以在我看来,徐跋骋其实很“淳朴”,他就像是看穿了皇帝新衣的小孩,而像他这样明目张胆的人毕竟是少数。我猜某些从业者还会对这件事感到庆幸,好像通过抓住一个作弊最明显的人,其他人就都获得了赦免,但其实他们都一样,都放弃了创作者的基本伦理和目标。

2、当下行业内更关注构图和技法,缺乏感受

界面文化:徐跋骋的事也让人想起2019年艺术节叶永青被指抄袭比利时画家希尔文。有评论家提出,叶永青的创作背景是90年代,那时国内缺乏原创性,所以不得不借鉴甚至剽窃欧美艺术风格。这样说来,抄袭是国内艺术界的必经之路吗?

王鹏杰:那一代人的情况很复杂。他们能接触到的艺术资讯有限,天天面对前苏联画派这种僵化的学院基本功,想要超越官方美术统一的图式、实现个人表达是很困难的,所以拿到一本国外艺术家的画册就会临摹和学习,与叶永青同代的艺术家90%都有这样的经历。从历史情况来看,这是值得鼓励的诉求,后来也有人慢慢从中摆脱出来,使得学习的痕迹不那么明显。

然而等到中国艺术市场好起来后,这种现象就变成了批评家、策展人和藏家等等的“集团作案”,先是制造出一个图像产品,有人加持说这个东西很有原创性。等到事情爆发之后,再有人站出来说一时疏忽看漏了这样不堪的艺术家,并不是自己的学术判断出了问题,等于是把自己摘了出去,要知道,这些人可都是当时的既得利益者。

截图自比利时媒体HLN官网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叶永青的确比希尔文画得好一点,在绘画的感觉和画面控制上更灵活和有才情,这也可以理解为他超越了别人的风格,只不过与徐类似的是,叶的画作很昂贵,又标榜原创,所以才会受到批评。

界面文化:哲学家韩炳哲同样在《山寨》中提到,制作马蒂斯伪作的画家甚至要故意画得差一些,因为马蒂斯的手法就是犹犹豫豫的,线条也不流畅,这颠覆了原作和伪作的关系,也让我们思考是否“原创者”就一定是最优秀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不重视“原作”、违背版权保护法,又是否会难以保证艺术家的权益?

王鹏杰:20世纪以来的版权保护首先是保护科学生产,然后再派生出艺术体系对于原创的鼓励,但是我认为发展到今天,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保护既得利益者的体制。能够维权的艺术家往往风格已经很成熟,作品在市场上反复传播,所以他的发言有说服力,那些被要求索赔的却是不太有名的人。所以,反抄袭法也不一定完全合理,它反而会压抑文本和思想交流以及做实验的空间,也会导致公开展览的作品类型越来越少。

至于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回到更古老的艺术历史,比如文艺复兴时期去思考,那时的绘画以古典主义为主,风格相当雷同,但是每个人组织素材、造型和个人表达方式仍有所不同,是这些决定了作品能否被销售出去,那为什么今天就要依靠版权呢?即使我们的作品很像,但如果我的比你更有意思有难度,是不是就赢过你了呢?

 (德) 韩炳哲 著 程巍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3-1

界面文化:这件事牵扯的另一个疑惑是,90年代时国内外有明显的信息差,但是今天大家看到的图像同样来自互联网,这是否会让创造性变得更艰难、抄袭更难以分辨?你也在朋友圈里写道,在大数据时代,所有图像都是以数据的方式彼此渗透影响的,这构成了我们创作的基本现实语境。

王鹏杰:对,但是艺术尤其是绘画这种局限性的二维平面媒介,它的创作重点并不在于图式形象,而是画家的感知,山水花鸟画的题材大同小异,但带给人的感受上有根本差别。徐跋骋事件恰好揭露出行业的普遍问题,也就是更关注构图和技法,你可以看出徐的画作里并不存在感受,而他也没有必要把感受放进创作中,因为市场不理解。

在大数据信息的影响下,大部分人获得资讯的确不再需要主动探索和构建,但是我认为,如果艺术家足够诚恳,就应该从内在的生活处境里去提炼和发明一套自己的语法。当然,这样做仍然存在撞车的可能性,毕竟人类绘画史几百年来就那些方式,在大的范式上有创造已经不可能了,也只能在细微的地方发挥独特性。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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