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电影《不止不休》正式公映。猫眼专业版显示，截至发稿，影片票房已经突破4200万。影片还曾在2020年入围第77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上映后豆瓣评分达7.3分。
《不止不休》由青年导演王晶执导、贾樟柯监制，白客、苗苗、张颂文、宋洋等主演。影片时间设置在2003年纸媒的黄金年代，实习记者韩东偶然发现乙肝代检产业链。揭露“黑产”稿件刊发之际，韩东通过身为乙肝患者的好友深入了解到乙肝病毒携带者面对的不公。在头版头条与心中正义之间，韩东选择了后者，最终通过报道推动了政策调整，改变一亿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命运。
一个高中肄业的实习记者通过调查报道为一亿人发声，这样的故事梗概听起来像“爽片”，但《不止不休》选择了回归现实的处理方式。
乙肝病毒携带者遭遇的歧视通过类似纪录片的方式呈现，20世纪初北京的棚户区、医院、报社等城市环境在片中被悉数还原。人物塑造方面，韩东的经历融合了多位记者的真实心路历程。韩东的经历不属于同一个记者，但每一次心理层面的转变都能寻找到真实对照。
这是王晶首部独立执导的长片。选择现实主义手法是是他的坚持，而他想要通过《不止不休》表达的也不仅是韩东的个人经历，更是对理想主义盛行时代的回顾。他坦言，想通过《不止不休》唱一首媒体人的赞歌，“因为那个年代是美好的，我们才会去回忆它”。
他向界面文娱谈起了还原的方式：收集到的20世纪初的照片贴满了整面墙；走访二十多位记者，探究他们的“共性”；寻找真实的乙肝病毒携带者，让饰演韩东的演员白客以记者的身份与其对谈。基于上述素材积累，《不止不休》显得更加写实，更加沉稳。
另一点和“爽片”不同的是，《不止不休》中，记者深入虎穴、斗智斗勇的情节被简化，大篇幅的内容聚焦在人物的内心挣扎。认识到不合理的规定存在，韩东与乙肝病毒携带者从隐藏病情到勇敢发声、对抗歧视，成为影片的关键转折。
“讲一个人如何面对黑恶势力不难，背后有矛盾点。但我想的比较复杂，我想拍他对抗一些不太确定的东西，比如人心、思维和思想。我认为，比起对抗某个实体，对抗人心，更能让人共情。”
界面文娱对话王晶
界面文娱：为什么选择了调查记者的故事进行创作？
王晶：2003年到2004年，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上学时我们的老师和我们说，希望把我们班培养成职业导演。一是拍摄技术要过硬，二是对于不同的题材都可以消化诠释。
毕业以后，其实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下定决心，要做一部什么样的电影作为处女作、作为我第一次表达的机会。但我一直相信，今时今日中国的当下现实太丰富多样了，是可以好好讲的。但我又会犹豫哪个切入点是好的。
直到有一天，贾樟柯导演和我聊起了调查记者的题材。他和出品方陌陌影业是非常好的朋友，而陌陌影业从上到下很多同事都是前媒体人，有非常深的媒体基因。另一个层面上，大家还都相信理想主义。这个词很大，但也很具体。
界面文娱：您具体怎么理解理想主义？
王晶：无非就是我对更好的、更高的东西的渴望，我相信这个东西是可以得到的，或者通过改变是可以获得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本能。
可能真的很多年轻人不太懂这个理想主义是什么东西，或者大家不会认可这个东西。其实我真的最近一直在想，一个人有向上的渴望、相信改变的可能性、对未来拥有显得不切实际的设想，这个东西放到今天都需要解释“为什么”，我觉得是有一点难过的。
界面文娱：为什么选择了那个年代作为切入点？
王晶：2003年是对纸媒行业比较特殊的时间阶段，被称为“小阳春”，行业正在迅速扩张。确定好要讲那个年代的故事后，除了这位记者的个性，我还想找到一些共性的东西。
所以我就见了更多记者，找到那个年代参与到行业里的人。当时见了二十几个记者，也找到了了很多的前辈，找了那个年代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和他们聊那个年代，聊他们的经历，聊他们的成长历程。
界面文娱：所以这些真实经历最后如何被应用到电影中？
王晶：有次在三里屯一家咖啡店和一位记者见面，聊了三个小时。他聊起第一次进入报社，因为自己不是新闻专业的、一直找不到建立自信的方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直到后来一次去采访矿难，硬着头皮去矿区办公室里偷出来资料，怀里抱着材料找到出租车就往回赶。他和我说，自己一路上都在想，如果这辆车翻了的话，这件事就没人知道了。
电影中也确实写到了矿难报道。现在说《不止不休》是“based on a true stoy”（基于真实故事改编），但我觉得应该是“inspired by true stories”（灵感来自真实故事）。没有哪个记者的朋友正好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但其实韩东的每一个内心逻辑的层面，其实都能找到真实对照。
界面文娱：谈到真实对照，《不止不休》里使用了类似纪录片的访谈镜头，这些镜头是最开始就设计好的吗？
王晶：并不是一开始就在剧本里。最开始乙肝战友的访谈内容，只是韩东想要完成报道去采访的一个组成部分。拍这段的时候时间非常紧张，两天要拍很多场景，每一个出镜的人都是真实的病毒携带者。其实这场戏我没有当导演，这场戏的导演是白客和乙肝战友。我做的事只是把他们带到一个空间，我告诉他，你要作为韩东去和他们聊聊天；我和那些乙肝战友说，请你们把韩东当作可信任的伙伴，讲讲你们的故事。没有做任何设计就开拍了，我觉得任何台词撰写都是无效的。
拍完之后，我发现这些东西的能量比我预想要大很多。这是我一直说的“真实的东西是最有力量的”，比我们作为创作者站在上帝视角去写的台词要有力量得多。
另一方面，我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完整地听了这几个采访，发现有很多瞬间与韩东产生了共情。采访中的很多瞬间，反而和韩东在前面遇到的东西是可以互文的。于是最后我们做了一些设计，反而看起来又变成了结构上的设计。
界面文娱：素材如此丰富，在创作时您做过什么取舍？
王晶：很多人说，你拍一个调查记者，为什么不拍他们深入虎穴？不拍他们被打、被威胁？我知道这些的存在，也知道这些调查记者可能面临的最大危险。不过从剧本创作之初，我们就有意回避这个东西。
我觉得，讲一个人如何面对肉眼可见的东西其实不难。比如记者对抗黑恶势力，这是不难的，因为它背后有矛盾点。但我想的比较复杂。我想写的其实是他对抗一些不太确定的东西，比如人心、思维和思想。我认为，相比于对抗某个实体，对抗人心这种不确定的因素、或是对抗思维和思想，更能让人共情。
界面文娱：贾樟柯导演是影片的监制，他如何参与到这部影片中？
王晶：除了把合作关系促成、把选题介绍给我，其实在剧本和拍摄阶段时，我感受到了他的信任。创作需要反馈，电影很奇怪，其实是一个特别慢的反馈过程：电影上映，一切不可修改的时候，放在电影院里才能接收到反馈。在那之前的过程中，你需要一些确定性。贾导不太言语、又一直默默观察的状态，对我是最大的强心针。
监制是电影出品方和导演之间的桥梁。对出品方，他要把控影片的制作流程、艺术质量，对于导演，他也要做帮助和梳理的工作。于贾导和我而言，不是互相妥协或激烈的争吵冲突，而是他来了。比如我们在拍摄现场时，他经常来观看，隔着100米远远坐在椅子上看，我们拍了大概两三个镜头后，会过来问“有没有问题”，我说“没有”，他说“好，那我先走了”。
我不了解其他监制和导演之间的相处模式。但是我觉得贾导给予的是那种“不太介入，却永远在场”的状态。
界面文娱：成片出来后，您有没有获得一些印象深刻的反馈？
王晶：各种各样的评价都有。我们以为我们在唱媒体人的赞歌，结果大家看完说是悲歌挽歌。我当然是想唱赞歌：因为那个年代是美好的，我们才会去回忆它。可能大家看完电影后和我们的感受不一样，但我们接受这个结果。
一部电影一定会找到属于真正属于它的观众群体。当然对于创作者而言，我们在交流，我们在沟通，一定是希望被更多人看到。但我们也要接受，追求所有人认同我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我觉得一部电影总要找到它最核心的观众。说一千道一万，这个东西的缘起，还是一群媒体人想带着美好的回忆去看过去。我确实也希望这些人看完影片后，是有感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