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2月，伍联德在上海创办了《良友》画报。这本被中国报刊史誉为“中国第一本彩色大型画报”的杂志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以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的形式见证记录了中华历史的嬗变、社会改革和文化流变。
如今，距离《良友》的创刊已经过了90年。不久前，上海衡山·合集于推出了“《良友》画报90周年纪念开放图书馆”计划，将全套复刻版《良友》开放陈列于展厅供读者浏览。展览前言是这样介绍《良友》的：
“1930年伊始，中国正处于新旧接替万物勃发的好时节。西风渐东的社会环境、商业文明、娱乐文化，以及思潮运动的发展共同构建了一派摩登的奇特语境，使得西式流行、中式改良、中西结合的文化风潮共存并此消彼长，交融和一地构成30年代独有的文化风貌。
其中又以《良友》为30年代杂志文化的先锋——树立了以现代都市生活方式为基调的阅读文化。这种阅读文化表现为一整套范式的生活秩序、内心规范和风格表达。”
从1926至1945年，《良友》出版172期，共载彩图400余幅，照片3.2万余幅。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各界风云人物、社会风貌、文化艺术、戏剧电影等无不详尽记录，可谓百科式大画报。
在《良友》刊载的众多图像中，女性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从《良友》的封面人物绝大多数为女性就可看出，女性形象的渐变为民国时期时代精神的具象反映绝非夸张之语。而《良友》刻画的种种女性形象，甚至在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着我们对民国美人的想象：旗袍窈窕，风姿婉约，巧笑嫣兮，美目盼兮……
值得注意的是，《良友》的发展壮大正值摩登女郎（the Modern Girl）风潮在中国落地生根之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摩登女郎这一女性形象随着美国的全球商业扩张迅速风靡开来。在现代商品的包裹中，摩登女郎呈现了一套独树一帜的视觉语言：精致的波波头、涂脂抹粉的脸庞、暴露修身的衣着、修长纤细的身体、自信开放的笑容。
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Madeleine Yue Dong指出，这一大胆前卫的的女性形象随着西风东渐进入中国后，引起的反应是复杂多面的：
“不可知的摩登女郎混合着钦羡与恐惧，随之引发的焦虑广泛体现在新闻报道、文学和视觉文化对她的呈现中。在广告中，摩登女郎是一个迷人的偶像，她代表着五光十色的现代生活，她的幸福显然能够通过消费工业化商品来实现。但与此同时，这个形象也是神秘的、有威胁性的。”
摩登女郎的消费主义享乐倾向甚至让她站到了五四运动后出现的“新女性”的对立面。学者Sarah E. Stevens发现，新女性为现代文明、力量与进步的化身，而摩登女郎则代表着现代性的阴暗面，与“危险、个体疏离和文化失落”息息相关，指向“男性对现代性的幻灭、对女性主体性和陌生大都会世界的恐惧”。
那么，以时髦女性形象为卖点的《良友》是如何看待摩登女郎的？
《良友》刊登的多数图像与文字资料由读者提供，这令这本画报得以从不同视角讲述摩登女郎。“愿天下人皆成良友”不仅是句鼓励订阅的广告语，还暗示了《良友》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为了同时取悦男性和女性读者，《良友》对摩登女郎的呈现毫无疑问需要更加深入多面，而通过刊登的照片，民国女性的真实生活瞬间融入了摩登女郎的话语构建，并因此影响了读者对摩登女郎的认知。
摩登女郎形象的兴起
作为一个全球现象，摩登女郎在上世纪20年代出现在东亚地区，并首先在日本成为现代女性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记者新居格率先使用“摩登小姐”（モダンガール）一词来形容在这个性解放与表达自由时代中急速变幻的女性角色。到了上世纪20年代末期，“摩登小姐”逐渐成为了一个商业化的人格形象，通常被形容为“艳光四射的、颓废的中产阶级消费者，通过她的衣着、抽烟与喝酒在城市游乐场中公然反抗传统”。
《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在1928年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将“Modern Girl”形容为“中国摩登女”：她们身穿半洋化的服装，剪波波头，涂脂抹粉。到了1933年，“Modern Girl”及其中文译名已广泛出现在公众话语中。
在1926年4月发行的第三期《良友》中第一次出现了摩登女郎的形象：画报刊登了介绍春夏女性时尚的插画，画中的女子已有了波波头、修长身体和高跟鞋这些典型摩登女郎的视觉元素。在《良友》发行的前三年时间里，女性时尚都是以插画形式介绍给读者的，直到1928年10月，真实的女性模特出现，女性时尚才以更直观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些插画为那些无法负担成衣或不符合美学理想的女性读者提供了DIY时尚的参考。《良友》提醒女性读者根据自己的身形条件选择合适的着装而非盲目跟随潮流，并要求她们在选择服装时考虑到是否得体实用。在第13期画报的“实用的装束美”一页中，读者了解到应该根据年龄和场合选择不同的着装，比如25岁以上的女子就不适合穿得“过分俏丽，也不能过分素淡”，而对那些需要操持家务的女子来说，《良友》提供的解决方案是“用两根宽紧带把袖子束起来，袄子做成屈襟裤子把脚管做斜”。这些例子说明，《良友》希望所有女性——无论身形、年龄或社会阶层——都能够通过改变自己的装束来让自己“现代”起来。
时髦的中国女子被鼓励追求西方时尚。墨尔本大学历史系教授Antonia Finnane在《改变中国衣装：时尚、历史与民族》一书中指出：“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明显成了一个女性可以用现代和不现代来区分的地方，而着装是判定一个女人位于现代性光谱哪端的显著标识。”《良友》告诉我们，早在上世纪20年代晚期，西式服装就已被当作衡量现代性的标尺，并被追逐最新时尚的中国女人模仿。
1929年3月，西方时尚第一次在《良友》占据了一整页的篇幅。巴黎与纽约时装的简洁审美被认为特别符合现代生活的要求，《良友》向读者展示了数款巴黎及纽约春夏时装展览中的造型，称其中的一款造型已经在中国女学生群体中备受欢迎。随着好莱坞电影的大量引进，美国成为中国人想象现代性的重要参考，好莱坞女星因此成为女性风尚的典范。在1929年4月，《良友》刊登了6幅知名好莱坞女星的近照，编辑调皮地邀请读者根据她们主演的电影名称来猜她们是谁。毫无疑问，这些女星的形象已深入人心，且备受读者钦慕。
对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颂扬
从1928年9月发行的第30期开始，一个题为“妇女之页”的专栏出现在《良友》中，专门用来刊登全球各地的现代华人女子图像。诚然，“妇女之页”有其精英主义倾向，登上该页的女性多为精英高中的毕业生、全国各地的女大学生、中国及海外华人名流之女或贵妇，但这些女子被认为“摩登”并不仅仅因为她们家世显赫，还是因为她们的才华与成就。
教育是中国女性自我提升的核心。随着教会学校和西式女校在中国的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了走出深闺接受教育的机会。而自五四运动之后，女性教育更是拥有了“与传统封建的过去决裂、向光明未来前行”的象征性意义。
中国女学生因此被视作现代精神的化身，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她们常常出现在《良友》刊登的照片中。1927年7月，女学生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良友》中。画报用了一整页的篇幅刊登了上海和苏州两地女校的毕业典礼，镜头中的女孩们身穿旗袍样式的制服，列队合影。1930年，读者获得了一窥女校学生日常生活的机会：年轻女孩们在外籍教师的指导下唱歌、弹钢琴、在黑板上演算数学题、在阅览室读书。
《良友》对拥有杰出学术成就的女子不吝赞美之词。1931年，第62期《良友》刊登了一位名叫“陈月珍”的年轻女子的照片。读者们了解到，她“毕业于加拿大威汼埠公立高中，与西人男女学生会合考试，成绩最优，获首奖，并由加拿大教育部免费送入大学肄业”。在第30期画报中，两位复旦大学女学生的合照与溥仪之妻婉容的照片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照：两位剪了波波头、身穿旗袍的女学生呈现典型的摩登女郎形象，她们肩并肩地直视读者，毫无害羞矫揉姿态。而在左边一幅小得多的照片中，溥仪之妻婉容梳着传统发式，身着传统服装。她手持团扇，侧身面对镜头，看上去安静温柔。这两幅照片仿佛无声地述说着新与旧、进步与落后、世界性与地域性的强烈对比。
随着女性逐渐获得教育与海外旅行的权利、现代城市生活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女性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职业中获得人生成就感，《良友》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赞扬中国女性越来越多元化的人生尝试。第71期的“妇女之页”中刊登了数张女性照片。通过文字说明，读者了解到这些优秀女性中有人在学校教书，有人写作并发表了英文作品，有人擅长溜冰，有人在纽约大学获得了音乐和心理学双学位。
身为爱国者的摩登女郎
1934年11月11日，《申报》的一则报道讲述了一个摩登女郎在路上与一爱国人士起冲突的故事。上海的一群狂热爱国分子结社，以在街上下跪的方式游说行人抵制洋货。其中一位王姓成员在一位打扮入时的摩登小姐面前下跪，声泪俱下地劝说她不要购买洋货，却被她断然拒绝。王姓男子拦住了那位女子的去路，态度愈发咄咄逼人，他的行为得到了一位复旦大学学生的支持，后者对这位摩登小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这则新闻只是众多明里暗里谴责摩登女郎崇洋媚外的媒体报道中的一个例子，然而《良友》却告诉读者，真实的摩登女郎不仅仅只是《申报》形容的那样自私自利、头脑空空。
第47期画报的“妇女之页”刊登了3张女子团体合照，照片说明告诉读者她们都是南京妇女国货运动的参与者。从国货运动准备委员会成员到国货展览会引导员，女性积极献身爱国活动。几乎在同一时间的上海，摩登女郎们也表达了对国货的支持——她们在大华饭店举办的国货时装展览中亲自担任模特，参与者均为上海名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一年被选为上海小姐的一位名叫Elsie A.C. Kwok的小姐也是模特之一。
这些摩登女郎的影像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身份在形象与现实之间的差别：尽管在公众认知中摩登女郎是只爱洋货的放纵消费者，在现实中她们的行为却有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态。
健美的摩登女郎与国家建设
在另外一些特定语境中，摩登女郎的话语被纳入了公众议程的宣传中。加拿大怀雅逊大学（Ryerson University）东亚史副教授Yunxiang Gao指出，在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号召民族自强，鼓励中国女性在国难当头应当拥有强健体魄。对女性强健体魄的追崇因此也进入了摩登女郎的话语之中，摩登女性的话语构建亦成为国民党政府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健康与身体之美的概念作为现代性的代表之一在20世纪初起源于欧美并逐渐传入中国，健壮的身体与形体之美被称为“健美”，由“体育”获得。通过电影与媒体，特别是《良友》这样的画报，健美的概念逐渐为民众所知。
从一开始，健美这一西方概念就被视作全球性与现代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26年，《良友》刊登了丹妮萧恩舞团（Denishawn Dancing Troupe）的消息。编辑声称：“舞蹈是一种崇高的艺术……交际舞在欧美广泛流行。”而让编辑失望的是，中国人认为舞蹈有伤风化。编辑在文章中详细介绍了舞团，告诉读者其创始人露丝·丹尼斯（Ruth Denis）大胆地从埃及舞中获取灵感，创造了赤足的舞蹈形式。虽然这一违背传统的舞蹈在西方也遭到嘲笑与诋毁，《良友》高度评价了丹尼斯女士用舞蹈解放女性身体的尝试。
在另外一则关于厄玛·邓肯（Irma Duncan）和邓肯舞蹈团（Duncan Dancing Troupe）的报道中，《良友》用更加严厉的语气批评了中国人对舞蹈的无知偏见，追求观念上的“现代化”。报道认为该舞团的精神可追溯到崇尚自然人体美的希腊文明，赞扬了“邓肯舞蹈团不仅复兴了古希腊舞蹈，亦解放了人的身体”。
自创刊初期开始，《良友》还持续关注全球各地的选美活动。白人选手自信地展现身体曲线与双腿的照片屡屡出现在《良友》中，成为现代美人的典范。
1931年的《良友》见证了健美话语的爆发性增长。健美被视作现代女性的标准之一，与传统女性的“病美人”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女性开始成为健美的身体力行者。从1931年开始，身着泳衣的中国女性照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良友》中，与此同时《良友》开始广泛报道全国各地的运动会，女性运动员的形象也屡屡见于画报之中。镜头往往强调了女性运动员暴露在外的健壮双腿，在一幅题为“上海国际运动会的中国女子运动员”的照片中，5位女孩双手撑地并排坐在草地上，伸展出双腿，身着写着“中国”字样的白色T恤。
除此之外，《良友》的封面女郎也越来越多地展示健美的审美情怀，加入了诸多运动元素。打网球、游泳、打排球、骑马等运动场景开始出现在《良友》封面上。
摩登女郎的自省
在赞颂摩登女郎的同时，《良友》对这一文化现象也流露出强烈的自省，这在描绘摩登女郎的漫画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漫画家通常对摩登女郎采取批判态度，将她们形容为奢侈的、充满色欲的、危险的、淫乱的女性消费者。她们一方面是消费主义与现代生活的象征，另一方面则引发了人们对女性主体性的重塑和现代性的潜在颠覆性力量的焦虑。
《良友》刊登的摩登女郎题材漫画大多围绕着她们的性欲、婚姻、消费主义观念、与现代男性的关系展开。这无疑反映了男性对女性以现代之名解放自我、改变性别关系的恐惧。
在漫画中，摩登女郎的行为不端遭受审视和父权式的打压：她诱惑、征服男人（即使她的现代外貌有时被发现不过是镜花水月）；她从每一段关系中寻找金钱利益，从交往对象手中获取奢侈品；她把浪漫恋情置于孝道之前；她常常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将家务丢给丈夫；她的外表吸引男性的目光，在被引诱的丈夫和被威胁的妻子之间制造紧张关系……1929年以后，类似的表述屡见不鲜。尽管这些夸张化的漫画形象不一定是现实的反映，但它们的确为“何为真正的摩登女郎”这一公众话题提供了不少谈资。
1934年，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指导思想，以“改革社会，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为目标改造人民，试图革除陋习。摩登女郎的形象在新生活运动中进一步与新女性背离，面临了更密集的道德教化。
然而《良友》告诉我们，在真实生活中，女性在争锋相对的现代性叙事中衡量、妥协、选择自己的行为标尺，并展现出各种面貌：她们可以同时是时髦的旗袍女郎、健壮的运动员或政治积极分子。摩登女郎因而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种文化范式，她一方面指导着积极向上的中国女性追求现代生活的种种尝试，另一方面成为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观念冲突引发的公众焦虑的一个宣泄口。
就某种程度上来说，时至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日，中国女性面临的，仍然是摩登女郎们的老问题。
（文/界面新闻记者林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