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语翻译家柳鸣九去世，曾称自己“为萨特进入中国办了文化签证”

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姜妍

法语翻译家柳鸣九于今日凌晨三点四十分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这是界面文化从一位社科院工作人员处获得的消息。

据了解，上个月中旬柳鸣九的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发烧不退，还伴有呼吸骤停的问题，最长一次骤停一分半钟，医生表示随时都有危险。今年7月，他也曾经因健康问题入院治疗。

柳鸣九出生于1934年， 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修习法语，毕业后进入文学研究所工作，后转到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他曾表示，自己生活在理论居于强势地位的时代。他认为最理想的国别研究，就是法国文学研究，因为法国“几乎是世界所有文艺思潮、众多文学流派的摇篮与发源地”。所以，虽然以翻译家的身份为公众熟知，但柳鸣九其实把自己涉足的领域进行过划分，法国文学史研究和文艺理论批评是主业；编书、写散文、翻译是副业。

柳鸣九在学界重要的贡献，体现在若干次“重新评价”之中。1934年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日丹诺夫给20世纪资产阶级文学进行过论断：“现在，无论题材和才能，无论作者和主人公，都在普遍堕落……沉湎于神秘主义和僧侣主义，迷醉于色情文学和春宫画片，这就是资产阶级文化衰颓与腐朽的特征。”这种论断直接使得中国学者难以对20世纪以后的法国文学进行研究，柳鸣九在1972年开始动笔的三卷本《法国文学史》也因此只写到了19世纪。在1978年5月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之后，他获得了机会，在当年11月的全国第一次外国文学工作会议上，就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文学做报告，并且得出了和“日丹诺夫论断”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份报告使得柳鸣九名声大噪。

不过，这次行为遭到了日丹诺夫信仰者的反击，次年的全国外国文学工作第二次会议上，就出现了“批日丹诺夫，就是要搞臭马列主义”的大批判发言。柳鸣九决定“进一步让事实说话”。当时，萨特与流行的“蛤蟆镜”、“喇叭裤”被并列为三大“精神污染”。而在1980年，萨特去世后，柳鸣九写了一篇悼念文章《给萨特以历史地位》，文中称：“萨特是属于世界进步人类的”“我们不能拒绝萨特所留下来的这份精神遗产，这一份遗产应该为无产阶级所继承，也只能由无产阶级来继承。”之后，他还编选组译了《萨特研究》，该书一时洛阳纸贵。柳鸣九把这件事称作“我为萨特进入中国办了文化签证”。他认为，中国之后的萨特热，是源于萨特的“自我选择”的哲理符合了改革开放中个体自主精神的社会需要。

柳鸣九一向认为翻译是自己的副业，但译作总字数也超过了百万，其中就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局外人》《小王子》等名著。

重新评价“信达雅”则是柳鸣九在翻译理论领域的一项努力。“信达雅”是《天演论》译者严复于1898年提出的，这成为了一直以来人们心目中的翻译标准。但柳鸣九看到，对“信”的绝对盲从，一定会损伤“雅”和“达”。因此，柳鸣九不建议用这三个标准，而是用钱锺书的“化境”说来衡量翻译的优劣。这意味着“不因语言习惯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保存原有的风味”。2017年11月12日，柳鸣九还组织过“译道化境论坛”，邀请翻译家对翻译新标准进行探讨。2018年，柳鸣九获得了中国翻译界的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尽管生前有诸多成就，但柳鸣九还是认为，自己“智力水平中等偏下”，不像钱锺书那样有博览群书、过目不忘的本领。因此他总有一种紧迫感，“总觉得穷我一生都不可能达到终极的尽头”，所以只能“以勤补拙”。他一边在家中贴上纸条告诫自己“多一本少一本，多一篇少一篇，都那么回事”，一边过着没有节假日、星期天的书斋生活。他曾经告诉媒体，“秘诀就是要舍得下笨功夫，舍得投入时间。”

参考资料：光明日报《“翻译家”柳鸣九：无心插柳柳成荫》

文汇报《柳鸣九：为了一个人文书架》

深圳特区报《著名学者、翻译家柳鸣九：我从事的是“摆渡”和“搬运”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