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王笛关于成都的一系列“大众历史读物”，如《消失的古城》和《那间街角的茶铺》等，近年广受读者关注。其中两个关键论题即为“大众文化”与“公共空间”，王笛在传统与现代议题上的立场也源出于此。王笛认为，现代转型改变了中国传统城市下层民众对街头公共生活的“自治”安排，因此，大众不再是转型的内在动力，而是现代化的受损者。晋军指出，王笛的分析虽然未必能够支撑传统城市的自治图景，但仍然构成了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抵抗。
《大众何谓？公共何为？王笛成都研究漫议》
文 | 晋军（《读书》2022年12期新刊）
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笛近年出版了多本关于成都的“大众历史读物”，如《消失的古城》和《那间街角的茶铺》。王笛在两书的“后记”中明言：要“把学术研究转化为大众阅读”。但从某大众书评网站的评论来看，这两本书引起了一些读者的不解，诸如其中对消失时空的“怀旧和惆怅”以及对现代转型的“忧虑和悲观”。王笛的大众化尝试，多少与“大众文化”及“公共空间”这两个其学术研究的关键论题有关，而其在传统与现代议题上的立场也源出于此。王笛最早是在其第二本专著《街头文化：成都的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以下简称《街头文化》）中展开对大众文化及公共空间的讨论的。而且，王笛之后的研究也多涉及对此书的扩展。因此，本文将主要梳理《街头文化》一书对大众文化及公共空间的讨论，探讨其对大众和公共在中国现代转型中位置的看法。
在二〇〇五年为《街头文化》撰写的“中文版自序”中，王笛明确指出：这本书反映了其“学术兴趣、学术观念和学术方法极大的转变”。王笛八十年代在四川大学历史系就读、任教时，完成了其“对以清代四川为中心的长江上游的系统研究”的第一本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以下简称《跨出封闭的世界》）。二〇〇六年王笛在此书的“再版前言”中坦陈：受当时国内流行的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他“把传统的丧失和现代因素的出现都视为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并给予这种发展积极评价”。彼时，《街头文化》的英文版已于二〇〇三年出版，中文译本也即将出版。与其第一本专著“从现代化精英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变化”不同，王笛在《街头文化》中强调要从下层民众的视角来探讨现代化的社会后果，而他对现代转型的态度也从积极评价转向了关注转型对民众生活及地方文化的冲击。《街头文化》一书是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的，王笛学术旨趣的转变与其九十年代赴美、后师从中国近代史专家罗威廉（William T. Rowe）教授的经历有关。按照王笛在《跨出封闭的世界》“再版序言”中的陈述：到美国以后，“西方的有关研究使我对一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因此，要理解王笛的“大众”转向，就需要对美国的中国研究范式进行简要的梳理。
王笛赴美时，美国的中国研究早已告别了此前盛行的“刺激—反应”范式。倡导这一范式的学者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侧重于研究十九世纪以来外来政治经济力量及思想对中国的刺激和影响。而自六十年代后期，学术发展和现实政治促成了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对“刺激—反应”范式的反思。他们质疑单一现代性，强调要从中国的内在结构来解释其现代转型，即强调“中国中心观”。根据对中国现代转型内在动力的不同理解，“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关注“大众反抗”，特别是下层民众的革命参与，这类研究通常把农工群体视为中国转型的内在动力；而另一类则关注“公共领域”的发展，这类研究部分延续此前“刺激-反应”模式中关注“反应”的士绅研究，将其扩展为权威来源更多样的地方精英研究。这类研究发现，在清末，特别是太平天国之后的重建中，地方精英承担了更多的公共职能，如公共工程的修建和社会福利的提供。而且，在某些区域，如王笛的导师罗威廉研究的汉口，地方精英与地方政府在公共事务领域相互竞争，势力此消彼长。这种状况最终导致地方精英的分化，部分地方精英为了与地方政府抗衡，转向了积极的政治参与，成为清末政治转型的重要动力。王笛在《街头文化》中的转向是与“大众反抗”范式与“公共领域”范式之间的分歧联系在一起的，更具体地说，王笛的转向是立足于“公共领域”范式的“大众”转向。
在《跨出封闭的世界》“再版序言”中，王笛阐述了其对罗威廉等学者使用“公共领域”概念的理解。王笛注意到这个概念受到当时西方和国内学者的关注，甚至引发了诸如不适用于研究中国之类的批评。王笛通过引用罗威廉等人的相关论述，明确指出美国的中国研究中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一词原本是“在中国社会有很长历史的‘公’的领域”的英文翻译，并非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强调西欧资产阶级兴起后出现的理性交流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因此，在王笛看来，这个概念并无不适合中国历史研究之处，而是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要有意识地去研究“处于‘私’和‘官’之间的那个重要的社会领域”，也就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社会空间”。然而，王笛也发现：与罗威廉研究的汉口不同，长江上游受太平天国影响较小，公共领域的扩张不但晚于受影响较大的区域，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官方推动的结果”，并没有带来地方精英的社会参与乃至政治参与的发展。也就是说，王笛认为清末长江上游的社会转型动力并不在“公共领域”。因此，《街头文化》虽然是在罗威廉的指导下完成的，但王笛并没有将罗威廉在汉口发现的地方精英活跃的“公共领域”扩展到成都。
据王笛在《街头文化》的“中文版自序”中所言，他在阅读成都晚清的改良人物傅崇矩的资料时，发现这位既办报纸又做社会调查，还兴办实业的地方精英记录了大量关于下层民众在街头的生活。由此，王笛将研究重心转向了成都下层民众的街头日常生活及其中的大众文化。王笛使用了“公共空间”（public space）这个概念来概括他研究的成都街头及其中的公共生活。这个概念一方面可以回避“公共领域”的争议，另一方面，也比后者更具象，而且仍然可以讨论物理空间向社会空间和政治空间的转化，后两个空间是源自中西的“公共领域”都关心的议题。当然，更重要的是，街头活跃着各个阶层，不仅包括各种地方精英，还有人数众多的普通民众。此外，王笛研究的清末民初恰值现代国家建设开启之机，国家权力下延并扩张了对街头的管理。由此可见，王笛对成都街头公共空间的研究扩展了“公共领域”范式的研究视野，不但确认了普通民众同样是公共事务中的行动者，而且在国家与地方精英的互动之中加入民众的维度，可以探讨其中的多向关系。立足“公共”，关注“大众”，是《街头文化》的真意。
《街头文化》一书对“大众”的关注，首先体现在其研究的是成都民众的公共生活，即在街头公共空间的日常生活（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而“街头文化”一词则是“在街头的大众文化”的缩写，主要是指下层民众关于街头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各种安排。在王笛看来，传统城市的公共空间是民众共同生活的“自治”社会空间。在其中，民众自行安排公共空间的日常使用，自行组织经营、娱乐及庆典，还有一套办法来解决在公共空间中发生的各种冲突，街区邻里之间也形成了共同体意识。
罗威廉对汉口的研究已经发现：传统中国城市并非如马克斯·韦伯等学者所描述的那样完全受行政、血缘和地缘组织的控制，而是发展出了城市共同体组织和城市身份认同。罗威廉的判断是基于对城市商业精英的研究，而王笛将这种城市共同体扩展到了下层民众。因此，虽然与哈贝马斯研究的西欧资产阶级共同讨论、形成公共舆论的“公共领域”有所不同，成都街头也是有活跃“大众文化”的“公共空间”。可是，伴随清末民初的改良和革命而来的“现代化”改变了成都街头及其中的大众文化。
如前所述，在“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取向中，与公共领域范式并立的是大众反抗范式。受当时美国人文及社会科学“文化转向”的影响，大众反抗范式也关注大众文化。不过多数研究是在大众文化及大众宗教中寻找大众反抗的思想资源和组织资源，还有些则关注教育及文化出版事业的大众化，后一类研究往往隐含了对国家权力干预大众文化的默许。王笛的大众文化研究与大众反抗范式有明显不同。《街头文化》翻转了大众反抗范式对现代转型与大众文化的讨论。在王笛看来，即便有大众反抗，也是社会转型的后果，而并非转型的动力。因此，清末民初成都街头的大众反抗上升是源自民众对新政治体制和社会现实不满，这种反抗会因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而改变，而不是推动变革。同样，就大众文化与现代转型的关系而言，王笛强调大众文化受到现代转型的影响，而大众反抗范式则将大众文化作为影响民众行动、进而影响社会转型的资源。另外，王笛显然也不赞同大众反抗范式对干预大众文化的默许，而希望大众文化保持独立自主。在《街头文化》一书的中文版结尾，王笛悲观地认为：现代化带来了城市公共空间及公共生活的重建，但对大多数下层民众来说，“他们失去了一个旧世界，但并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也就是说，现代化损害了“大众”的“公共”。
概括而言，《街头文化》一书展示的是改良和革命等政治运动对成都民众日常生活（主要是指街头的公共生活）的影响，但讨论的却是现代化及现代性对街头的大众文化（主要是指对街头公共生活的传统安排）的影响。王笛认为现代化破坏了成都街头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损害了民众的利益。简而言之，无论大众还是公共，都不再是社会转型的动力，而是现代化的对象，而且是受损者。王笛的这一论断似乎略有偏颇，这与《街头文化》一书未对国家文化（即正统意识形态）与精英文化进行区分有关。王笛区分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并指出二者之间的“同一和分裂实际上是共存的”。至于国家文化，王笛似乎认为与精英文化是一体的，并未将这两种文化也同样视为“同一和分裂”的共存。
同时，王笛对精英文化的多样性重视不足。《街头文化》只关注了“改良精英”，就是“那些受现代化和西化影响，并有意识地试图重建公共空间和重塑城市形象的那一部分人”。于是，权威来源多元因而观念文化也应有其多样性的地方精英，只剩下了热衷现代化的一群人。而王笛认定的改良精英其实并不是单面的，其中既有傅崇矩这样出版报纸、兴办实业的地方精英，也有依靠国家权力改造公共空间的地方行政官员，如主持成都警察制度建立的周善培。王笛只强调了这些精英的现代化倾向，并未辨析权威来源不同的这些精英对现代化方向及路径的不同理解，还有他们各异的现代化努力造成的不同社会后果。比如傅崇矩这类地方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可以在报纸上赞扬某些西化的生活方式，通过兴办实业来鼓励这些生活方式，可是他们对公共空间的改造，可能很难与周善培在清末建立警察制度或者军阀杨森在一九二四年推行成都街道改进计划之类相提并论。由此可见，王笛只强调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区分而模糊了国家的位置，也就弱化了国家或者说政治权力在公共空间改造中的力量。于是，在王笛看来，改良精英是成都街头变化的关键行动者，而民众在公共空间中遭遇的减损也就被归咎于现代化。王笛的这种归因显然难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何他在“中文版自序”中提到的、已然完成了现代化的那些国家的城市并未遭遇成都及中国许多城市在现代化面貌下的趋同？王笛从成都街头公共空间和大众文化的变化出发，对现代化和现代性进行反思，多少有点打偏了板子。
王笛在批评现代化的同时，对传统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大众文化却表现出了偏爱。的确，如《街头文化》“中文版自序”的开篇，王笛在回应国外学者对他“浪漫化”传统的批评时，强调他也描绘了成都街头的隔阂和冲突。然而，在王笛笔下，阶级、族群的隔阂在成都街头也许并未消除，但很多纠纷都能在此得到化解，而且是以伸张正义的方式。遭遇家暴的女性在街头哭诉会获得邻居及路人的同情和保护，街邻会训诫虐待老人的不孝之子，邻里纠纷、不同行业人群的冲突也有多种调停方式，街头如有人公然凌弱也总有行人挺身而出。《街头文化》中的这些描述似乎有把传统中国城市（特别是其中的社区共同体）描绘成道德共同体的倾向。然而，在讨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各街区因巷战而组织守夜时，王笛已经论及了街区精英滥用职权。那么，在传统街头的“自治”中，是否同样可能出现精英独断？街头邻里的有些不端行为会得到纠正，而有些则可能听之任之，甚至某些“秩序”是否本身就是恃强凌弱的结果？《街头文化》一书传达出了王笛对传统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大众文化的怀念，却对他怀念的成都公共生活的“自治”分析不足，书中更多的只是看似丰富却缺乏背景及上下文的细节和片段。
《街头文化》的这些不足有资料的缘故。王笛关于清末民初时期成都街头的记录多来自当时的地方报刊，多是引人瞩目的场景或突发事件的片段，难有完整的来龙去脉。虽然王笛也使用了其他类型的资料，诸如官方档案、游记和回忆录等，但熙熙攘攘的街头公共空间里来来往往的人们却往往面目模糊，难以构建对当时成都街头的公共空间和大众文化的系统讨论。然而，即便只是呈现一些历史碎片，《街头文化》也或详或略地记录了大众的生活以及他们与历史的遭遇。因此，虽然大众和公共在王笛笔下成了某种宏大力量（如王笛认定的现代化）的牺牲品，但其历史写作本身构成了对这种宏大力量的抵抗。
在《街头文化》之后，王笛对成都茶馆这个特定公共空间在二十世纪两个五十年里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参见《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茶馆研究继续了《街头文化》的研究理路，虽然引入“国家文化”概念以对“地方文化”的挣扎进行讨论，但关注的还是“现代对传统的冲击”。因此，茶馆研究仍然难以回答《街头文化》的遗留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各个国家是否都出现了地方文化/大众文化的衰弱？另外，大众和公共，诚然不如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们认为的那样积极，是否只能是社会转型的代价？相比之下，王笛在二〇一八年出版的袍哥研究（参见《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虽然也延续了《街头文化》的相关讨论，但在方法和理论方面都有若干推进。通过分析燕京大学在抗战西迁成都期间的一位学生的袍哥调查，王笛对袍哥组织这种传统社会的公共生活组织形态进行了讨论。在王笛看来，袍哥需要树立自己的道德权威，也要有经济利益为基础，还需要使用暴力。在这里，传统不再只有令人留恋的美好，大众文化也呈现出其暴力的面相。王笛的袍哥研究可以视作对其导师罗威廉的华中乡村暴力传统研究的呼应，也是与前述“大众反抗”研究范式的又一次对话：中国存在不同的传统，暴力甚至组织化的暴力也是其中之一，而所谓大众反抗也并不一定是在寻求正义。此外，王笛还发现：在燕京大学学生的袍哥调查中，袍哥组织被定位为在地方秩序中发挥功能的“社团”，其中的暴力及腐败则被解释为受当时腐朽政治权力的影响；那位学生还相信袍哥只要复兴其传统、代表人民的利益就能获得新生。在王笛看来，这些论断是学院派精英对大众文化的误解，展现了与《街头文化》不同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
王笛的成都社会历史研究所关心的问题一直是大众的公共生活在现代转型中的命运，而我国地方文化的趋同则是他直接的现实关怀。王笛表达了对地方文化消失的惋惜，只是他将此视为现代化的后果。于是，王笛的研究难免会被认为是留恋传统。其实，王笛看重的是大众在公共空间里自治的公共生活，虽然他的分析未必能支撑起如此图景，而王笛学术研究大众化的努力，同样也是缘自其对公共空间及大众文化的信念。不过，要读懂王笛的大众历史读物，理解他的“怀旧”和“乡愁”，还是要回到王笛的学术研究。与开篇提到的大众读物相比，王笛的一个作品集《显微镜下的成都》更适合作为了解其成都研究的入门读物。这本书收录了王笛研究专著的关键章节，不但保留了学术研究的严谨，还可以清楚地看到王笛研究的演进。这本书还加入了王笛关于成都二〇〇〇年一桩麻将法律纠纷的论文，清晰地表明了其现实关怀。此书的“代跋”是历史学者唐小兵对王笛的访谈，其中的提问切中肯綮，回答也开诚布公，便于了解王笛的基本学术立场。在这本书收录的章节中，王笛还进行了若干修订，比如《街头文化》的章节修正了清末成都城内作为地方行政力量象征的城隍庙的数量。可以看到，在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王笛一直努力推进其对成都社会历史变迁的研究，“大众历史读物”的尝试也是其努力的一部分。就这种大众化的努力而言，或许在王笛看来，公共空间及大众文化也许并不仅仅是被改变的对象，其中多少也蕴含着改变的可能甚至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