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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许悦
下了人民桥，沿着人民路口往北走去，人群逐渐多起来，这些人大多数拉着各种型号的推车，上面是打包好的包裹。也有的人直接“上手”，一手抓一个麻布袋。透过包装的缝隙，可以看到里面是各个款式的衬衣。
再往前不到两百米的地方，就是曾经被称为亚洲最大女装批发市场的新中国大厦。这座大厦是广州十三行的标志性建筑。拥堵的人流、堆放在天桥底的货物、手推车和地面摩擦发出的哐哐声也成为这里的标志性景象。
近日，市场上传出广州服装批发市场大量撤场的消息，再次引起大众对广州这个曾经火爆的产业的关注。近三年来，服装批发行业受产业转移、疫情冲击而饱受考验。中国纺联流通分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重点监测的46家纺织服装专业市场总成交额为5447.97亿元，同比下降8.70%。
但是，通过走访广州几个重点服装纺织商圈，界面新闻记者发现传出的微信截屏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各个商圈仍有序运营中。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何自处与自救，是每个从业者亟需面对的议题。
新中国大厦：平均月租仍在25万左右，但楼层行情分化
早晨六、七点钟，当大多数上班族还在睡梦中，新中国大厦已开启新的一天。大门一开，周围的货物鱼贯而入到各个楼层的档口里。买手拿着粉色订货单在各个档口之间折腾，店面小弟小妹给大麻袋裹上胶带，打包一件件货物。
大厦招商部的林秀告诉记者，在“鼎盛时期”等待开门的货物，甚至可以排到大厦方圆三四里外。她口中的“鼎盛时期”，其实也仅是五、六年前。早在2015年，数据显示大厦每天的人流量达到10万人次，日均交易额更是达到3亿元。在几平米档口发出的货物，可以去到亚洲各国甚至更远的地方。
不过说起这里多少有点“想当年”的意味了。
尽管人流仍相对旺盛，但是已经不能跟几年前“人挤人”的状况相提并论。过去，新中国大厦一“档”难求，但现下也出现租金打折、档口空置等情况。
以八楼为例，该层档口价位在两万多到十几万不等。例如一个10平米左右的档口，月租达到14万，“这是打了折的，现在整体价格比以前便宜1/3。”招商部的陈刚提到，八楼的出租率达到70%。
越往上走租金越便宜。九楼的租金从1万左右到15万左右不等。林秀表示，这个价格是档口亏钱放的，“2万块月租的档口，成本价是10万。”
在新中国大厦，有不少“二房东”，向业主买断一定年限的档口使用权再出租，“有一个档口，二房东800万买下来的，放租五年。现在每月租金6万，五年下来还亏了300多万。”
往更高的楼层去，大厦甚至出现撤场的情况。目前十一、十二楼已经从卖场变成了变相的仓库。“十一、十二楼已经不存在租价了，也没有人会租这两层楼。”林秀说。
这种情况在三年前是意料不到的。疫情发生以后，十一、十二楼的商户或迁走，或搬至楼下，以前租户一般在市场里有2-3个档口，现在缩减到1个。
此外，在负一楼和负二楼，记者也发现连排档口为空的情况。部分档口已经处于关闭状态或暂时被用来放置货物和杂物。
而在以前，负一楼的进场费从3万涨到30万，“排队拿钱砸，大家都在抢。”
不过，低楼层依旧门庭若市，一至六楼基本已经租满。
每个楼层的档口根据位置的不同，主要分为三个档次：大堂位、T字位（位于主要通道的位置）和边角位。这一分类也被称为一线、二线、三线，租金各不相同。
最旺盛的四楼租金依旧居高不下，月租金至少14、15万，这还不是大堂位，大堂位一个月租金可以达到40-50万。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陈刚告诉记者，目前大厦档口平均月租金仍达到25万左右。
蔡凌的档口位于新中国大厦五楼，主要经营女装，“本来在一楼的，做得还不错，不过业主要升租金，最后搬到了五楼。”
她告诉记者，档口业绩整体比2020年差了50%-60%，但也算在正常运作。现在一天销量有400-500件，有时候可以达到600件，一个月超过2万件。
而2万件这个数量，五年前的新中国大厦，好一点的档口一天就能完成。
遍地“开花”的疫情，导致有的货发不出去，有的货卡在路上。“3月份上新的货现在还在路上卡着，也无法返回。今年的秋装已经出了，但上一年的秋装还在陆陆续续收到。”蔡凌哭笑不得。
这也导致资金回笼变慢，加上浙江的原材料价格上升，开仓的时候资金压力较紧缺，仓库、原料，处处都要花钱，“现在做生意都是，上游欠中游，中游欠下游。”去年公司最高峰时期员工有80人，现在只剩40人，7个档口目前也缩减至2个。
不过在蔡凌看来，能撑下来很不错了，公司也能每个月都准时“出粮”（发工资）。
除了日夜经营的档口主人有切身体会，保安王正新也目睹了行业变迁，他在这里已当了十年的保安。
在行业大环境和整体大背景的双重变化下，王正新的工作内容也有所改变。在没有微信支付的时候，抓扒手和小偷是主要职责。后来线上支付和直播电商出现了，各个档主时常发生纠纷，需要进行调停。
在商场大堂，贴有一张催缴欠费通知单，负二层拖欠6个月以上水电管理费的商户有46家。
“以前遇到没交管理费或水电费的，直接安排人上门。现在哪还用呢，人家实在交不起，催也没用。”王正新说。
大堂名单的落款日期为8月10日，距离走访当天已经过去近一个半月。
红棉国际城：用品牌抵挡冲击
中午过后，新中国大厦的人流逐渐减少，档主们三点开始收拾，四点清场。“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个时候正是位于流花商圈红棉国际时装城的“主场”时间。
和十三行稍有不同，红棉国际城以高档品牌批发为主，也是十大服装专业市场之一。
位于广州火车站附近的红棉国际城过去占据着客流的黄金地段，但这一优势在疫情后却逐渐变成了劣势。“周围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客人就不敢来了。”经营全品类女装的余婷表示，“做服装这一行最重要的是流动，买手、销售、物流要动起来。拿货的人少了，整体下滑也是必然的。”
9月22日，界面新闻大湾区频道记者来到红棉国际城走访，一至三楼仍有人气，但四楼以上客人寥寥无几。
“刚好前几天广州火车站有病例。当时有两个客人在看货，一听到我们这边变成黄码，马上溜了。”方仕坚说，他在红棉国际城经营男装牛仔下装。比起疫情之前，店铺订单量下滑三成左右。
红棉国际城运营方总经理卜晓强告诉记者，红棉国际城，包括整个流花商圈，客流量有大幅的下滑，“现在的客流，相当于疫情之前20%-30%左右。以前每天都有10万人次，火车站的广场人挤人。”
好在人流的暂停并没有带来毁灭性打击。作为行业的国家标杆市场，红棉对商户设有一定门槛，“不是只要给钱就能进来做生意。”入驻商户注重品牌培育和推广，有一群“忠实拥趸”，抗击打能力更强。
卜晓强提到，商户的熟客占比达到70-80%，因此生意整体较稳定。整体出租率从九成多下滑至六成多，被淘汰无法继续经营的档口比例不大，大概在15%左右。
余婷的女装店已经经营了十多年，以内销为主，自产自销，整体销量下滑二至三成。
“这个场地表现还挺稳定，信心也还是有的。”店里有十多个员工正忙着下单、包装，从短袖到毛衣堆满了铺面。“商城的管理很人性化。疫情发生后马上减租，去酒店隔离还有补贴。下面设有专门的消毒区域。”余婷提到。
从红棉国际城四楼往上，整体装潢更像购物中心而非批发市场。每个店铺都有自己风格的装修，门店招牌和装饰品各有特色。主打快时尚品牌的红棉一个星期能上66个不同款式。
九楼目前也在准备装修阶段，打算打造为“千店千面”，每一个档口有一种装修风格。
虽然行业整体按下暂停键，但卜晓强认为，广州的整体市场依旧比较稳定，“这三年确实是锻炼人。”随着档主注重品牌的打造，批发市场的生命力也在增强。
通过今年的订货会，方仕坚的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3%。不过回款却慢了，“大家做生意都是双向的，我们也要考虑到他们，以前就是订货给钱，发货就给钱，现在不是了”。
利润空间也有所减小。以前一条裤子赚35块，现在就剩十多块甚至更低。前两天，方仕坚刚追回一个8000条裤子的订单尾款，算下来一条裤子只赚4.37元。
“现在有赚就行了，已经不在乎了。”方仕坚说。
隔壁的白马服装市场也同样“遭殃”。2019年以前，进白马租档口还需要交“保证金”，月租金达到十几万，现在只收800块钱一平方米的管理费，也依旧面临出租难的问题。在一楼大堂，“旺铺招租”的牌子摆在显赫的位置。
“其实白马的生意从疫情前就开始下滑了，这边的档口很多没有工厂，货不是自己做的。”黄柯彤说。她主营女装，自2000年开始做服装生意。但去年也选择撤掉档口和工厂，“没有客流，守在档口其实就是守株待兔。”
红棉中大门：当天设计，次日就能卖
下午六点，红棉国际时装城将近打烊。部分关铺的店主和一早“下班”的十三行档主将去往同一个地方——红棉中大门。
这个位于海珠区的纺织面料产业园承载着整个广州面料的供应链，布料集中，款式齐全，几个大型批发市场的下单、补单、设计都在中大门完成。
此前，越秀和海珠纷纷拿下两项“国家级”荣誉，越秀区为“中国服装商贸名城”，海珠区则是“中国纺织时尚名城”。
来自不同批发市场的档主“下班”后直奔红棉中大门。完成了白天的销售后，第二个阶段开始了：挑布料、做设计，将选中面料发到工厂开始制作。
“如果快的话，第二天早上这批成品就到档口门口了，接着就可以开始卖货。”中大门运营方总经理杨志雄提到，能够达到这个速度，也是基于广州供应链较强，各个流程无缝衔接。
“正常速度下，当天设计第二天就可以开始卖。有些爆款加单也是第二天直接出。如果不赶的话，三天时间能拿到货上架。这里最大的优势是，所有面料都可以找到，是现货不用订货，七、八成广州客户都在这个商圈拿货，反应速度特别快。”杨志雄说。
小单快返成为新趋势。这种模式首批生产量为50件或100件，根据市场反应再进行补单或下架。
作为服装产业链的上游，面料企业也感受到了行业的降温。杨志雄提到，园区面料整体销售额度下滑10%至20%左右，出租率也从九成多下滑至八成。
相比2020年，当时各地基本一起放开，物流、销售比较同步，商家很多账款都可以追回。今年由于各地不同时间点爆发疫情，情况更加严峻。
“这是最麻烦的地方。比如销售方面，已经出了货，要去江浙的，可能就卡在路上卖不出去了。”杨志雄表示。
加上衣服有“时效性”，每个地方当季衣服不一样，根据当地温度和消费习惯在设计上有所出入，过了销售的节点就造成积压，商家陷入被动状况，库存难以消化。
联邦三禾面料的黄兴主要经营商业男装布料，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生意下滑二至三成左右，“不过外单刚好顶上来，去年大概占六分之一，今年达到三分之一。越南、孟加拉等地方都有我们的客户。”
弗肯思面料的廖晶也表示情况不乐观：“上半年持续疫情，基本上整个春夏就‘废’了，很多客人春天都压货了，也有一些客人不敢来广州。”
另一重影响因素是气温。尽管立秋过后，各地气温仍居高不下，往年已经到了穿长袖、秋装的时候，但今年却是满街的短袖，“秋装订货会稍微好一点点，毕竟有很多客人来。但整体温度都偏高，所以销量不会很好。”
“今年，我们有一个品牌客户，秋装一件不上。它在全国有将近上千家店，货很多都压住卖不出去。全国都开花，商场太不稳定了，人流动不起来，没有办法带动。”廖晶提及。
外销方面，廖晶档口此前有不少白俄罗斯客户。不过今年在俄乌冲突、国际形势影响下，外销也没能很好地弥补内销业绩。另外，以前还有东南亚、新加坡、印尼客户，但是疫情之后来不了。另一方面是价格问题，这批客户越往后越要求价格便宜的低端货，也导致弗肯思没能与其继续合作。
整体环境节奏放慢，廖晶也变得慎重起来。在备货量方面，具体根据客户沟通情况再进行采购。也在努力拓展新的市场空间：“我们在自己的产品线上做了一些延伸，之前做衬衫，现在增加了衬衫外套。在制作上也会采用新的原料，比如新款纤维、抗菌面料等。”
向时尚产业进发的专业市场
走访到的企业，无不是在服装纺织行业浸泡超过十年。例如方仕坚，已经在红棉国际城待了15年，从仓库、装货、采购一直干到门店，最后在红棉国际城拥有一间自己的档口。
“隔行如隔山，做了十几年，现在让我们改行不现实。”方仕坚说。
近十年来，广州服装批发经历了几次“改革”：从以量取胜到提高附加值，从线下模式发展出电商渠道。疫情的出现，加速了这一进程，转型和自救成为行业共识。
首先是“两条腿走路”。蔡凌提到，今年增加了抖音渠道，已经开了两个月，有6、7人在负责，“分散投资，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在交易方式上，行业也在更新迭代。传统模式下，现场拿货是最主要的手段。目前逐渐有更多线上的开发型渠道涌现，包括选品平台和电商平台。
以蔡凌的公司为例，大头的台湾客户虽然来不了店铺，但每个月都会拿货：“现在通过线上发照片让他们看货，所以又专门设了视觉部，包括搭配师、摄影师、剪辑师，还增加了模特。今年这方面投入很多人力、资金。”
2021年中大纺织商圈提出新一步的改造要求，中大门南区将新设TII服装设计师品牌中心和“韩国城”，专门的版房也在重新装潢中。
这一改造旨在让档口形成从选面料、设计、服装的成品展示到销售整个服务体系。“我们的园区也在重新改造写字楼的业态和结构，可以满足店铺的设计、展示等更多功能。”杨志雄说。
杨志雄提到，随着信息透明度和渠道的增加，二批、三批的客户比例会越来越少：“有工厂和供应体系、具备研发能力的面料企业会越来越强，生意额会呈现越来越集中的特点。”
这种情况下，有工厂研发能力的企业会直接面对需求端。传统的堆满货物的小档口模式，逐渐被替代。
卜晓强认为，服装产业实际上是一个时尚产业，特别是近年来，大家对面料的设计创造，品牌意识有所增强。
红棉国际城自开业以来，在转型时尚品牌方面，也有几个“大动作”。
2007年红棉曾引进韩国服装品牌，专门设一层楼为“韩国层”。2011年，首次引进米兰时装秀首次走进中国，此外还有世界比基尼小姐总决赛。
即使是2020年疫情爆发，红棉的时装周和走秀也如期进行，目前已经举办至第十届。
去年第九届时装周还新增了订货会，场地设在红棉中大门，共有80多家商户参加。通过这种方式，批发市场的服装企业跟中大门的面料商展开合作，用面料制成服装品牌成品，面料商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展示，第一次在广东省内让面料行跟服装商碰撞在一起。
“政府要扭转观念，把服装行业从传统加工改为市场产业，转变为时尚产业，产品的附加值就增加了。”在卜晓强看来，自主形成、体验感强的专业市场依然是无可替代的。
此外，对比线上渠道，专业市场对商家也更友好。黄柯彤曾经营过一段时间的淘宝店，虽然卖得多，但是“不作数”：“退货率达到50%。但线下市场顶多是20%的换货率。”
作为刚需，从市场角度来看，服装批发的需求还在，只是谁来承接的问题。市场在变化，模式、渠道也在变化。
每一年的几十个款式里，总有一个爆款能够成为拉动销量的“救命”王牌，去年夏季有一款棉麻纺布料就是如此。但第四季度即将到来，这个王牌还未出现。
蔡凌仍在等待：“设了新的电商渠道，也到浙江一带探索新的原料和版型。什么都准备好了，只是差秋装的东风，我们还在‘挣扎’”
（本文除了卜晓强、方仕坚、杨志雄外，其他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