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奥戴德·盖勒：中国有望重回全球技术与繁荣前沿，若能增强社群多样性

记者丨闫桂花

有人称他是有力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他将地理、人口和文化多样性纳入经济增长研究的视野，体现了他试图整合经济增长理论的努力和尝试。他是以色列裔经济学家、美国布朗大学教授奥戴德·盖勒(Oded Galor)，收入分配和增长领域的顶级学者、“统一增长理论”（Unified Growth Theory）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一位声誉日隆的大众学术新星。

这部分是因为收入及财富的不平等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关切的问题之一，而显然，传统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进展并不顺利；另一方面要得益于盖勒用他的“统一理论”“一统”人类有史以来所有发展问题的野心与勇气——在他看来，带领人类突破增长桎梏的历史“变革之轮”，也是当下热点议题的谜底所在。

最近，年近七十的盖勒用简洁、有力的语言，将他的理论浓缩到了一本不足300页的新书，《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中。这本面向大众的新书具有《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简史》那样的视野和深度，又有更扎实的数据分析。

在新书用30种语言全球发行之际，盖勒接受了界面新闻记者的邮件专访，重点谈到了他对当下热点事件的解读，包括为何生育率下降是必然，又如何看待近年来发达国家生育率的回升？为什么他对人类解决气候变暖问题如此乐观？为什么中国有望重回全球繁荣前沿？等等。

但要理解这些问题，首先要从理解他的“统一增长理论”开始。

传统经济学家如索罗、罗默、熊彼特等对增长的研究，都是基于工业革命后的现代经济发展历程。然而盖勒认为这种分析是脆弱且不完整的。他的做法是，把视野拉长到30万年前的智人时期，并利用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遗传学等重要概念来扩展其经济分析。

其中，“人力资本”是其“统一增长理论”的核心。该理论认为，人口规模与技术的良性反馈循环，即技术进步支撑更多的人口, 更多的人口又加速技术进步, 在人类的大部分生存时间里持续发挥作用, 逐渐强化, 最终来到创新率达到临界点的时刻，突破增长停滞点，即“马尔萨斯陷阱”。按照英国学者马尔萨斯18世纪末的提法，生活水准的提升永远只是暂时现象，因为每当社会通过技术创新获得剩余食物时，人口都将增加从而消耗掉富余食物，令个体的生活状况返回至基本生存水平。

与人口规模相辅相成的另一个变革之轮是人口结构。技术进步提升了对技术工人和受教育工人的需求，增加了人们对教育的投资，在“质高量少”和“质低量多”的子女生育选择中，前者日益胜出。更多和更具适应性的人口反过来激发人类设计新技术、加强对环境的掌控。这些变革之轮结合起来, 最终导致了创新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集中爆发,这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后，人类结束了长达万年的增长停滞局面，实现了收入的爆发性增长。

然而人类各个社会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时间并不相同，这为后来各国之间巨大的不平等埋下了伏笔。影响转型进程的既有地理因素，也有制度和文化因素。这是盖勒理论中更有趣、更引人深思的部分。比如，农作物产量的差异可能是不同地区对未来看法不同的根源所在，例证之一是当代在美国和欧洲的二代移民中，面向未来的倾向（future-oriented mindset）同父母来源国而非自己出生和长大所在国的潜在作物产量有关。显然，这种心态属于对增长有利的文化和制度特征之一。

再比如，殖民只是加剧了各国财富的不平等，而其本身就是不平等的结果；在人力资本加速形成的任何地方，生育率都在永久下降，而生育率的下降将帮助人类解决气候难题……

最有争议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盖勒有关人口多样性(diversity)的论述。从数万年前智人大规模走出非洲开始，根据智人离开非洲的迁徙距离的不同，不同社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多样性，带来了不同社群生产率和财富的差异。

但他指出，不同历史时期对经济发展最有利的多样性水平并不相同，这是因为多样性产生了两种对立的力量，对人类发展产生着相互冲突的影响。一方面多样性刺激文化交融，提高创造性，另一方面则减少信任，增加摩擦，阻碍社会的凝聚力。以美国为例，部分非洲裔和欧洲裔美国人的后裔合作创造的摇滚属于多样性的积极影响，而一再上演的种族骚乱则是其带来的破坏性的一面。

多样性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的繁荣？他通过量化分析得出答案：各国之间没有明确来源的繁荣程度差异 (根据2010—2018 年的人均收入水平) 之中, 有大约四分之一可归结为社会多样性。相比之下, 利用同样的分析方法, 可以把大约五分之二的差异归结为地理气候因素, 大约七分之一归结为疾病环境, 大约五分之一归结为族群文化因素, 大约十分之一归结为政治制度。

假如最缺乏多样性的国家之一玻利维亚能够提升其文化多样性, 那么该国的人均收入有望提升5倍。反之, 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埃塞俄比亚若能采取合适的政策来强化社会凝聚力和宽容度, 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将可以翻倍。盖勒认为，目前美国的多样性水平，应该最有利于现代经济发展。

他还认为，工业革命前中国社群多样性的相对不足，可能正是经济主导权从中国转移到欧洲和北美的原因所在。而现在，随着中国完成了对现代增长模式的转变，“加上中国经济的规模、地理上的连通性、政治的集中性和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中国有望重新回到全球技术和繁荣的前沿。”他在采访中如是表示。

盖勒将多样性的定义追溯至基因遗传，也是他理论中争议最大的部分。不少知名学者，包括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哈佛医学院遗传学家 David Reich 和剑桥的哈佛大学古人类学家 Daniel Lieberman，都对此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认为这将导致“种族歧视”，为减少“所谓的基因多样性”的企图提供理论依据。

但尽管如此，连他的质疑者恐怕也不得不承认，这些跨学科、大宏观视野下的观点，为人类认识自我、理解发展本质和解决不平等困境开辟了一条崭新道路。在世界站在一个坏消息不断的关口之际，我们亟需这种思想上的启迪。

以下为采访实录。

界面新闻：一直以来，经济学家都在想办法破解人类发展、繁荣以及不平等的原因；您为何选择从宏观历史学的角度去解读？在您看来，在这个话题上，传统的经济学家可能会陷入哪些误区？

奥戴德·盖勒：我对不平等根源的宏观历史方法研究，基于过去30年我所创建的统一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不做出以下探索，就不可能理解全球不平等现象： (i) 整个发展过程背后的主要驱动力，以及(ii) 历史和史前因素在造成目前各国生活水平不平等方面的核心作用。

我的新书——《人类之旅》，对财富和全球不平等的起源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观点。它通过实证证明，各国财富的不平等大部分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甚至几万年前的历史和史前力量。

由于全球经济中的许多不平等现象是因各国向现代增长制度过渡的时间不同而产生的，因此，基于现代增长制度的传统理论不可能阐明各国不平等的根源。

界面新闻：不平等已经被视为当下很多重大问题的一大源头，包括全球化的退潮，民族主义的崛起等等。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不平等的，契机又是什么？为何现在对不平等的关注如此凸显？

奥戴德·盖勒：在人类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创新刺激了几代人的经济繁荣，但最终，人口增长使生活条件回到了生存水平。因此，在人类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同时间和空间的生活水平差异很小，世界经济中的不平等现象在19世纪之前相对较小。

自从智人和第一件石器出现，技术进步促进了人类的增长和对其变化环境的适应。反过来，人口的增长和适应扩大了发明家的队伍，扩大了对创新的需求，进一步刺激了新技术的创造和采用。几千年来，变革的车轮——技术进步与人类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之间的相互强化——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转动，直到最终达到一个临界点，开启了工业革命时代，技术进步突飞迅猛。对能够驾驭这种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的熟练技工和受过教育的工人需求猛增，激励父母加大对孩子教育的投资，投资的增加进而减少了他们生育子女的数量。生育率开始下降，生活水平得到改善，而且这种改善没有被人口的增长迅速抵消，由此开启了过去两个世纪人类的长期繁荣。

然而，最近几个世纪的人类繁荣的爆发式攀升，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出现得更早，导致不同社会间极其不平等的局面出现。制度、文化、地理和社会特征，这些从很古老的时候就已经出现的因素，推动各个社会走向不同的历史轨迹，也让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摆脱繁荣停滞的陷阱，并带来了各国财富上的巨大不平等。

最近，不平等的急剧攀升引起了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这既是出于道德的考量，也是因为不平等给社会凝聚力和经济的效率带来了负面影响。虽然一定程度上的收入不平等对产生适当的经济激励至关重要，但财富上的不平等与社会贫困阶层的低效教育和投资决策有关，因此它对人才在不同职业间的分配产生了不利影响，从而影响了经济效率。此外，由于不平等对社会凝聚力有负面作用，它可能引发内乱并损伤生产力。

界面新闻：在解读不平等的原因时，您提到了殖民问题。这也是如今包括很多中国人在内，对全球不平等背后原因的一个普遍的感知。但您没有止于此，而是继续深入历史——殖民已经建立在不平等的发展之上，这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原因，比如地理、文化因素。能否稍微解释一下？

奥戴德·盖勒：的确如此。殖民主义极大地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程度。它加速了殖民者从停滞到增长的转变，同时减缓了被殖民国家的转变进程。然而，殖民本身，就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更深层力量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导致了远在殖民发生之前就已经出现的技术发展不平衡，允许了一些社会对其他社会进行殖民。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各个社会的发展受到变革之轮的制约——技术进步和人类人口规模及其对技术环境的适应之间的强化互动。

由于地理条件影响了促进增长的制度和文化特征的出现，以及全球人口多样性的分布，这些变化之轮的旋转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有很大不同。这些因素推动各个社会走上不同的历史轨迹，并影响到它们摆脱停滞时代的时间，这是当今世界各国间很大一部分财富不平等的来源。

界面新闻：您提到的社群内多样性的话题令人印象深刻，似乎也是争议比较大的地方。多样性如何影响经济发展？

奥戴德·盖勒：社会多样性（文化、语言或行为）产生了两种对立的力量，对人类发展产生着相互冲突的影响。一方面，多样性刺激了文化的交融，提高了创造力，激发了对新思想的开放性，从而促进了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多样性往往会减少信任，引发冲突，从而阻碍社会的凝聚力。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由于多样性在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多样性最有利于经济繁荣的 "甜蜜点”（sweet spot）水平也在增加。在中世纪，最有利于发展的多样性水平存在于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中。显然，他们的相对同质性促进了社会凝聚力，而不是扼杀了创新，这在前工业时代是很理想的，当时技术进步较慢，多样性的好处也比较有限。但是，随着过去几个世纪技术进步的加快，中国的相对同质性似乎推迟了其向现代经济增长时代的过渡，将经济主导权移交给了欧洲和随后的北美等更多样化的社会。

界面新闻：还有哪些是有利于增长的文化因素？哪些又是不利于增长的文化因素？

奥戴德·盖勒：信任、个人主义和面向未来的心态（future-oriented mindset）等文化特征能够促进增长，而强大的家庭纽带和性别偏见则会阻碍增长。尤其是面向未来的心态，影响着我们如何储蓄、获取教育、推进或采纳新技术，这种心态的高低是决定一国财富的基本因素之一。有趣的是，这些文化特征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例如，其祖先起源于农作物种植回报率较高的地理区域的社会，今天往往更注重长期发展。在这些地区，大自然诱导人们从事面向未来的种植和收获活动，因此，个体逐渐适应了面向未来的心态，并在几个世纪中把这种促进增长的重要特征传递给他们的后代。

界面新闻：您认为各国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地理、环境、文化因素，等等，这些似乎都指向了“历史决定论”，但您同时又认为，人类可以塑造历史。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差异？您的乐观又来自何处？

奥戴德·盖勒：是的，历史不是命中注定。通过了解每个社会的历史，我们将能够设计促进增长的政策，来减少过去遗留问题的影响，并减少各国之间的不平等。这些政策对每个社会来说都应是独一无二的，都要反映其独特的地理和历史传承。

特别是，各个社会都需要设计自己的教育体系，来对抗阻碍增长的文化特征的盛行。例如，在作物产量不利于从事作物种植，从而不利于发展面向未来的心态的地区，教育课程必须重视那些能够培养儿童延迟满足能力的方法。同样，在地理环境形成同质社会的地区，如中国，教育系统将必须转向鼓励对新思想的开放性、怀疑主义和挑战现状的意愿，以促进思想和创新的交叉传播。相反，在异质社会中，教育课程必须强调对不同种族群体的宽容和尊重，以促进社会凝聚力和减轻多样性的代价。

界面新闻：您的书中涉及到了现在非常受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生育率下降。您认为，人类逃出“马尔萨斯陷阱”，造成了生育率的永久性下降。是否可以理解，如今全球生育率滑坡现象，是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但最新也有研究显示，2000年后，越富的国家，生育孩子的数量越多，而女性工作比例越高，也更愿意生孩子。如何解读？

奥戴德·盖勒：绝对是这样。西欧国家在19世纪末的生育率下降，以及后来全球许多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的生育率下降，都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它是家庭对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的反应，用受教育的子女，来替代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同时也因为，性别工资差距的缩小增加了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

最近，一些具有高收入能力的职业妇女越来越愿意生孩子，这种模式与理性选择完全一致。它反映了近年来在儿童保育服务方面发生的一个根本性变化。对这些妇女来说，生孩子的机会成本不是她们放弃的（高）收入，而是她们为托儿服务支付的明显较低的工资。因此，从这些妇女的角度来看，鉴于生孩子的成本相对减少，想要生育更多的孩子是完全理性的。

界面新闻：在全球变暖议题上，您是一位乐观主义者。请简要讲一下，您得出乐观判断的理由吧。

奥戴德·盖勒：我的观点其实要复杂得多。气候变化无疑似乎是人类自30万年前出现以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减轻这一危机的后果将需要国际合作、严格的碳排放法规、适当的经济激励，以及提高对潜在的迫在眉睫的灾难的认识。

假如目前人口增长下降的趋势继续下去，向环境友好型技术的转型得到强化，严格的碳排放法规得以加强，那么过去30万年来人类所展现出来的智慧表明，科学家有可能开发出革命性的技术，使我们能够在维持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保护好地球。

特别是，最近一些重要趋势的出现，可能会允许科学家未来有几十年的时间来开发这些革命性技术。首先，因为过去两个世纪碳排放增加的大部分是由人口增长造成的，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必然会缓解目前的碳排放趋势。 其次，对环境危机严重性的认识在迅速提高，社会将为拯救地球而做出进一步的牺牲。此外，它将增加政府的政治压力，以制定更严格的措施来拯救地球。最后，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创新能力的迅速提高使人类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可以开发出所需的革命性技术，正如人类最近在新冠疫情大背景下看到的mRNA技术的发展。

界面新闻：您在书中提到，考虑到中国优异的地理环境、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只要没有发生重大的技术跃迁，中国有望重回繁荣前沿。能否展开谈一谈？哪些因素又可能成为中国重回繁荣前沿的拦路虎？

奥戴德·盖勒：中国的地理连通性导致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这在中世纪是有益的，为该地区提供了经济和技术上的先机。但在工业革命前夕，它带来了不利影响，因为当时竞争和文化流动性更有助于利用这一技术范式的转变。

当技术进步的潜在速度相对较低时，高度的地理统一性，就像工业革命前的中国，尽管不利于竞争和创新，但却能让中央集权的政权有效地管理庞大的帝国，并通过建立法治、投资于公共品来促进经济增长。但当技术进步加速，欧洲那样的地理分割状态，尽管不利于社会凝聚力，但却促进了竞争和创新，允许当时的欧洲更早地腾飞。

考虑到中国已经实现了向现代增长社会的转型，加上中国经济的规模、地理上的连通性、政治的集中性和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中国有望重新回到全球技术和繁荣的前沿。不过，缺乏足够的多样性可能会阻碍这一进程。对此，明智的做法是，中国应采用一种可以促进批判性思考的课程体系，来促进多样性和思想的交叉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