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盘与足球,争夺的仅仅是运动场地吗?

2022年08月05日 10:30
在足球与极限飞盘场地之争背后,我们也能以管窥豹,看到欧洲足球与美国体育观念上的差异、商品美学之下的主流与反叛话语,以及飞盘所反映出白领的自我身份塑造与认同。

记者 | 小魁

编辑 | 黄月

极限飞盘与足球争夺场地,不应成为问题却成了问题。球迷对飞盘玩家有诸多污名,譬如“飞盘媛”,并质疑运动的合法性,甚至挂出大标语:“足球场内,飞盘与狗不得入内。”飞盘玩家直指球迷对飞盘的偏见和污名,尤其是对于女性飞盘玩家。

在任何国家,几乎都难以出现足球与飞盘之争。在美国,极限飞盘与足球无法撼动四大职业体育联盟;在欧洲,足球社区性极高,与民众绑定紧密,飞盘近不了足球之身。在中国,足球相对小众,普及不及篮球,公共球场颇为紧俏;近期极限飞盘突然升腾起不少热度,同样面临着运动场地的短缺。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看起来是一个体育问题,牵及的是历史与社会。在足球与极限飞盘场地之争背后,我们也能以管窥豹,看到欧洲足球与美国体育观念上的差异、商品美学之下的主流与反叛话语,以及飞盘所反映出白领的自我身份塑造与认同。

01 足球文化:是民俗还是秀场?

现代足球是英国工业文明的产物,其发明与传播走的基本也是工业之路。凡工业所到之处,足球依存于社区,在工人阶级中生根。英格兰的足球最为极端,大不列颠去工业化已数十年,以英超成立为起点,资本全球化也有二三十年,但调查2002年、2006年帮助英格兰打入世界杯的球员,工人阶级家庭出身仍占多数,只有15%的球员算是出身中产阶级。

随着全球化深入与全球移民持续,欧洲球队工人阶级属性已越来越弱,这是大的趋势,但足球的社区性却从未失去。就在去年4月,皇家马德里主席弗洛伦蒂诺牵头,与其他11家欧洲豪门足球俱乐部成立了欧洲超级联赛(欧超)。这是一次对现有足球格局的“造反”,仅仅48小时,六家英超球队退出,欧超停摆,“两日维新”化为笑谈。失败得如此迅速,一个无法忽略的原因是英格兰球迷大规模的游行抗议,英超俱乐部的老板被敲醒,认识到本地球迷之于球队依然有相当的主体地位,尚没有被资本完全包养。事态之极端,在欧超创始俱乐部的意料之外,足坛枭雄弗洛伦蒂诺至今不承认失败,还在念叨足球有了危机,年轻人沉迷于电子游戏,欧超是拯救足球的必要举措。

皇家马德里主席弗洛伦蒂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弗洛伦蒂诺说的危机的确部分存在,但他不可能不知道,欧超动摇的不仅是欧足联的利益,更是欧洲百年足球传统。除了欧洲足球的社区性,还有升降级,这是足球运动的公平性与开放性,这两点正是欧洲的足球精神,是区别于美国四大联盟为代表的最为显著的特点。相较于欧洲足球,中国足球的社区性也很微弱,有一定话题度,实际参与不高。

欧洲足球是欧洲人的民俗,是欧洲最为强大的文化产品——在世界上有着统一的规则,有着传播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恐怕这是任何宗教或团体都无法做到的事情。欧超学的却是美国体育的封闭性、非社区性。国人最熟悉美国的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就是如此,无升降级,与社区连接并不密切,美国人也更多把运动理解为game(游戏)非match。

美国体育是一场秀,英雄崇拜与商业捆绑,强调团队精神,突出个人主义,商业主导一切。美国的橄榄球、棒球、篮球、冰上曲棍球,包括近些年开始的美国极限飞盘职业联盟(AUDL),在某种程度上都仿佛美国人的shopping mall,提供的是福特制下大生产的商品美学。

一般而言,极限飞盘始于1968年,哥伦比亚高中的学生乔·西佛借鉴了美式足球的玩法,重新设计飞盘运动,草创了规则,起了名字,次年还举办了一场比赛,这被认为是极限飞盘运动的第一场比赛。此前,美国人只把飞盘当作一种玩具,叫法千奇百怪,飞碟或冥王星盘,玩法也多种多样,比如飞盘高尔夫、飞盘勇气赛。其时Wham-O玩具公司一直想推广飞盘,做过很多营销尝试,比如和家庭绑定、表现中产阶级生活,却始终不得法,飞盘游戏不温不火。

1950年,俄亥俄州,Kenyon College的学生在玩极限飞盘(图片来源:https://discsportshistory.com/)

时代使然,飞盘与嬉皮士运动不期而遇,这项反传统、反运动的运动与嬉皮士结合,掀起一场激进的反文化运动。飞盘嵌于1960年代中,成为反叛的工具,与摇滚一样映射着那个时代的精神。

嬉皮士开着大巴,穿越美国,扔出了飞盘,传播着这一游戏。乔·西佛正是在1968年的一次夏令营中学习了飞盘,他能回到学校迅速推广这一运动,一个重要原因是极限飞盘迎上了电视时代,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早已从电视上看到飞盘,心里种下认同。

02 足球与飞盘:从反叛到主流的相似道路

本质虽有不同,足球与极限飞盘的发展路径却异曲同工。

足球最初由社会上层的公学改造,成为公学学生反抗保守,追求自由,用对抗、粗野挥洒荷尔蒙的运动。当足球成为工人阶级的运动,英国上层社会包括知识分子从不回避对足球的漠视甚至敌视。时代向前,改变在一点点地发生。电视媒介的出现改变了足球生态,除了撒切尔夫人还在恐惧足球并习惯性地打压,知识阶层早已接受并开始思考足球。90年代初,英超叛逃出较低等级的联赛,宣告成立,全球资本时代到来。尚是少年的威廉王子好奇地走进了维拉公园球场,并在其后成为阿斯顿维拉的球迷。

上层社会和知识阶层对足球迟到的兴趣和拥抱,说明了从电视时代开始,尤以互联网技术的崛起,已在经济方式、社会领域彻底重组、重构了商品、资本以及亚文化群。

媒介学者麦克卢汉称电视为冷媒介,突出特征是参与性与包容性。电视图像对社会的描述清晰度远超纸媒,它强化了感性与共情,把年轻人的反叛、游戏、表演都放在了一张屏幕上,也因此淡化了极限飞盘的反叛特性,使其更接近于一种成年人的娱乐。Wham-O玩具公司是极限飞盘主流化的幕后推手,后来还主导成立了国际飞盘协会(IFA)并藏身其后。70年代,极限飞盘已搭建完成自己的游戏规则,把游戏精神写进了这项运动。此时为之背书的是中产阶级,或是长大了的中产阶级的孩子。

一位世界飞盘冠军与飞盘墙(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极限飞盘一度被称为美国“第五大运动”,非主流和反叛是它的基因,它是无身体碰撞的对抗型竞技运动,男女可以同场竞技,最显著的一点是不设置裁判——比赛中出现争议,队员就在赛场上协商解决。在几乎所有的竞技运动中,尤其是对抗性强的足球、篮球、橄榄球等,裁判是比赛的权威和决断者,是比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也是球迷、队员人人喊打的角色。麦克卢汉洞悉了观众在运动中的参与性与仪式性,指出裁判只是非理性苛求和辱骂的对象:“在竞争激烈的工业世界里,博弈的目标或功能是激动,而不是乐趣。”在此意义上,一个可能不足够恰当的类比是,极限飞盘呈现出的是商务协作精神,映射出了某种办公室图景。

当下,极限飞盘正申请进入奥运赛场。奥运会要求裁判的存在,极限飞盘不会成为例外,让裁判(以其他身份出现)参与到比赛之中也就成了必须妥协的事情(现在已有极限飞盘俱乐部选择如此)。如果有一天极限飞盘接受了裁判,出现在奥运赛场上,也即意味着它接受了标准化的改造,彻底抛却反叛符号,加入主流。

03 白领:飞盘何以成为文化资本与社交货币

介绍足球与飞盘,是想找到这两项运动的根本属性,它们虽归属于不同的文化,但曾携带着相同的符号,本不应出现中国场域中那样的争吵。争端的出现,首先说明极限飞盘已成为一种新兴的户外运动选择,其次这种争端无关职业体育(中国足球已职业化30年,中国极限飞盘尚未职业化),主要集中于民众的户外运动选择上,公共场所缺失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职业层面看,更容易接受飞盘文化的城市年轻群体与白领交集最大。以社会学家莱特·米尔斯的定义,白领以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学校教师和办公室工作人员为主,也可唤作“新式中产阶级”。以职业来划分群体相对简单,也容易接受。在早期的定义里,中产阶级带有政治意蕴——在贵族与农民两大阶层中间,基本是中间等级,指代正在兴起的市民阶层。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为避免概念与现实冲突,考虑到年龄等因素,在中国,我们姑且优先将这一群体概括称作白领,在米尔斯的概念里与“新式中产阶级”为同一所指。关于“重新命名”的把戏,《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一书作者程巍有过论述——中产阶级替换了资产阶级,白领是米尔斯的修辞技巧:

“试图把一组等级制概念(知识阶层与劳动大众,或者脑力与体力)暗中转换为一组科层制概念,从而不使人产生政治联想。……‘白领’和‘蓝领’使身份概念外在化或表面化了,它们很难使人联想到不同的社会阶层及其阶级意识,而是联想到颜色和汗腺。”

在中国30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之下,新的文化形态正在形成,新的生活方式似乎也在建立之中。单调的工作和格子间的循规蹈矩,使得户外成为白领的疗愈方式之一,哪怕时间短暂,身体运动加上清新空气,都足以唤醒因为久坐而僵化的躯体和心灵。露营、探险、冲浪日益变得常见,极限飞盘也正跻身进入白领运动套餐,它更多考虑了城市中的青年单身男女,既彰显生活品位,也满足社交需求。

极限飞盘方兴未艾,具体走向还需观察,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全球化的商品美学召唤之下,白领的选择不断增加——去探险,去攀岩,去往最偏远、最贫穷的地方,脚步所到之地是商品美学所及之处。商业的强势话语裹挟一切,不同于殖民时代和资本主义大生产,商品美学受到多元主义价值观加持,刻意地保持(强调)与他者的不同。

从嬉皮士的手中接过极限飞盘的是化身为中产阶级的雅皮士,接到飞盘,传出飞盘,就在朋友圈中注明了自己的身份,恰如穿上一件品牌服装。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曾有论述,我们的生活方式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它是我们想成为什么样人的标志,同时也表明了我们不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在社交圈里转来转去,这些社交圈将我们与一些人区隔开来,又使我们与另一些人联结在一起。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接着做了归纳,将其阐释为“文化资本”。

现阶段,极限飞盘与白领身份绑定,选择性不多大概是原因之一,毕竟能同时满足户外集体运动、易上手、男女同场竞技这些条件的运动少之又少。相较于规则更为复杂,对技战术要求更多的足球,飞盘更能满足白领高参与度的要求。作为中国的“新兴”文化产品,极限飞盘也更符合白领对时代流行元素的追求。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福特制大生产下,商品美学延伸到生活方式,“生活应该成为美学项目”正在成为一种信条。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哲学教授沃尔夫冈·豪格说,在商标主体化后,资本只需培养消费者。当户外生活方式成为年轻人之间一种相互认同的语言,资本会培养更多的人参与到户外运动,参与到玩极限飞盘中。对它的敌视还会暂时存在,也许一直会持续到极限飞盘不再“新兴”,渐渐融入到了大众生活之中,不再是资本特别关注的项目。

传播媒介孵化出了文化快消品和健康、休闲、娱乐的生活方式,拥抱和抚慰了焦虑的群体。站在时代消费的前端,极限飞盘是城市白领刚刚购买的精神快消品,足球则为各个阶层提供了精神宣泄口。有时难免怀疑,那个数十年也未在中国真正扎根的足球运动,槽点满满,许是天然地否决了白领的亲近;极限飞盘没有那么多负担,几乎以空降之姿到了城市,填补了年轻白领几近真空的户外精神。如果说过去足球没有伴随中国经济崛起带给国人以自豪感,说不定,极限飞盘也可以累积更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形成新的形象与骄傲的身份认同。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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