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的外销画,熟悉的中国人

2022年08月03日 10:30
传说中的外销画大都收藏在国外博物馆,往往不为中国读者所熟知。

“银行”从业者,主要工作是白银和铜钱的兑换

编者按:作家林棹在长篇小说《潮汐图》的后记里曾提到,中国贸易画为这部小说提供了灵感。2017年,她看到了一批18、19世纪广州风景画,这些风景画通常而言被称作贸易画或外销画。林棹说,她好像被猛然推背,一连串疑问随之升腾,画卷中的神奇风景于是成为了《潮汐图》最初的创作推动力。

这些画是怎样的呢?它们画了什么?它们如今在哪里?如果它们已经作为商品漂洋过海珍藏于国外的博物馆或他处,我们是否还有机会一睹其真面目?如果要将这些贸易画拼图一般置入中国美术史之中,它们又处于怎样的位置上?

在文化学者侯印国的《过日子:中国古人日常生活彩绘图志》 一书中,多部清朝时期中国广州一带画师所绘的外销画册呈现在我们眼前,辅以文献介绍其历史背景,我们或可借此一窥贸易画的真面貌,并思考曾经的世界是如何对中国文化感到好奇并与之相处的。

《“第三只眼”看古人生活》(节选)

撰文 | 侯印国

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说:“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条件之一就是既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又能够持续保有这种吸引力。当西方刚刚接触中国时,中国就明显表现出这种能力。”事实上,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吸引力不仅仅在刚刚接触时就产生了,而且绵延了漫长时光,并且中国文化也在不同层次影响甚至改变了西方文明。

乔治· 梅森是英国102团的少校,原驻印度马德拉斯,后听从其医生建议,于1790年到过中国,在广州他购得一部由中国广东外销画手蒲呱绘制的《中国习俗》水彩画,这就是《中国服饰》的前身。乔治·梅森为这个画册添加了解说,并由其友人米勒将水彩画改为点雕画,以《中国服饰》的名字,于1800年在英国伦敦出版。
乔治·梅森评价说:“一个中国人的优点在于他举止的庄重。”图中确实是一位身穿官服的清代庄重男子。清代官员的官服按照品级不同,装饰的补子图案也不同,在乾隆时期最终定型。据《清史稿·舆服志》记载,文官一品为仙鹤,二品为锦鸡,三品为孔雀,四品为雁,五品为白鹇,六品为鹭鸶,七品为㶉,八品为鹌鹑,九品为练雀。武官一品为麒麟,二品为狮子,三品为豹,四品为虎,五品为熊,六品为彪,七品、八品为犀牛,九品为海马。图中所绘的,是一位一品文官形象。

最晚在《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欧洲人已经开始广泛了解到辽阔、富庶的“契丹国”。随着1492年8月3日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在西班牙扬帆出海,海上航线开辟,为欧洲耶稣会士来华提供了交通基础。最早来华的耶稣会士是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他在16世纪中叶抵达广东后在此病逝,未能来到中国内地。16世纪后期,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和利玛窦(Matteo Ricci)成功进入中国内地,积极采取适应中国文化的政策,甚至尝试将其教义和儒家思想糅合起来,这种“中国化”的尝试被康熙皇帝称为“利玛窦规矩”。尝试“中国化”的传教士和不认同这一做法的其他传教士发生了旷日持久的“中国礼仪之争”。有趣的是,这一争论波及西方思想文化界,使得中国文化得以在欧洲广泛传播,受到欧洲学者和思想家的重视,成为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助推器,虽然这些思想家所描述的“中国思想”充满了想象色彩。法国著名汉学家艾田蒲(Rene Etiemble)在其名著《中国之欧洲》中写道:“在1700年前后,不管是冉森派教徒,还是耶稣会士,不论是怀疑主义者,还是笛卡尔主义者,只要进行思想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想象中国,对中国作出思考。”一批在华的外国传教士或来华使节用图像描绘出他们眼中的中国并寄回欧洲,其中大量尚未被中国读者所熟知。

显然这是一位小书商。在这幅图后,乔治·梅森详细介绍了中国的雕版印刷术、书籍装帧形态和中国独特的文字样式。在中国的书籍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小说, “中国小说既有趣又有教育意义,它们在不腐蚀心灵的情况下充满了幻想力,并且往往有着说教的内容,通过大力提倡美德的实践来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中国的笔、墨、纸、砚等文房四宝也让他记忆犹新,他介绍说:“中国人不使用钢笔,而是使用兔子毛制成的笔。他们写字的时候,会在桌子上放一块磨光了的石块,石块的一端有一个凹处用来盛水,他们拿墨蘸了蘸水,均匀研磨,就会调出墨汁。他们垂直拿着笔,开始在纸张的右边空白处从上往下书写,并且在欧洲人开始书写的地方结束,因此欧洲书籍的第一页就是他们的最后一页。”

与此同时,18—19世纪广州的外销画开始风行。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康熙皇帝批准开放沿海海上贸易,来华的西方商船迅速汇聚于此。次年,清政府在广州设立机构管理各国商贸事务,各国东印度公司纷纷在此设立商馆,专门负责与西方贸易的中介机构开始出现,这就是有名的“十三行”。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要求西方贸易只能在广州进行,广州为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中国艺术品通过贸易大量进入西方,引发中国风的热潮,这种需求催生出了独特的外销画。这些画作大都由广州十三行的画家们用西方绘画的技术画成,但同时保留着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形式,其形式包括纸本水粉画、线描画、通草水彩画、布本油画、象牙画、玻璃画等,题材类型则极其广泛,堪称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自然生态的“全景图”,其中展示市井生活和手工业制作的作品体量最大。

图中家具是摆满图书的书格,也就是书架。中国的书籍和书架随着历史变化而发展。秦汉以前,文字主要写在竹简和木板上,收藏时捆成一卷。东汉简册、帛书、纸书并行,三国以后纸书开始风行。帛书、纸书的形态是卷轴,为了存放取用方便,将其插放在书架中,称为插架。唐代李泌家富藏书,韩愈诗中云:“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隋唐时期雕版印刷开始发展,到宋代,册页书籍开始盛行,书籍装帧方式也以线装为主。为了保护图书,往往制作函套,也就是厚板纸作里层,外面用布或锦等织物装裱而成的盒式外套。图中书架上就有装在不同颜色的函套中的图书。
书架伴随着书籍形态的变化而不断改进,其形态变化多样,多有各种别出心裁的巧妙设计,材质也多用高级木料,也有竹或其他材质的书架。图中的书架造型轻盈,分为四层,中间隔以抽屉二具。旁边的小书架则式样颇为别致。

19世纪英国旅行者奥斯曼德·泰凡尼(Osmend Tiffany)在其游记中就写道:“这些米纸画(指外销画)……表现了中国的商业贸易、日常生活、世俗礼仪和宗教活动,都显得生动真实。从神圣的宗教仪式到世俗的娱乐场景,无一不绘于画中。”从现存的外销画来看,主要题材包括当时中国社会的家庭生活、手工业制作、商贸情景、职业样态、游艺娱乐、婚嫁丧娶、农业生产、戏曲故事,等等。

这些主题反映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社会和民俗文化的需要。外销画的主要销售对象是访问广州的外国商人、海员和旅行者,这些外销画无疑是他们最佳的“旅游纪念品”,是他们回国后向亲友展示异国游历的最重要凭证。他们回国后,这些外销画往往被组织展览会进行展示、交由出版商印刷出版或者被各大博物馆收藏研究。当时西方关于中国的书籍中,也往往使用外销画作为插图,可以说,外销画受到了西方社会的极大重视,是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媒介。

广州所在的珠三角地区水网如织,往往在田间和浅滩养鸭。明代霍韬说“天下之鸭,广南最盛”,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卷二十中记载:“广州濒海之田,多产蟛蜞,岁食谷芽为农害,惟鸭能食之。鸭在田间,春夏食蟛蜞,秋食遗稻,易以肥大,故乡落间多畜鸭。”其规模达到“畜鸭者动以数万计”。
鸭船就是用于饲养和运输之用的特殊船种。屈大均在《翁山佚文》中《场记》一文中写道:“鸭之船出没其间,以数十百计,以余谷为饭,以蟛蜞、蚬子、花鱼、虾为错。鸭肥大而价贱,不可胜食。”清代《番禺县志》中载:“鸭,岁有两次看养,……虽千百成群,以竹竿呼之,各为其群,无一失者。”在这精细的饲养过程中,鸭船起着重要作用。

这些来华商人、传教士、旅行家定制或绘制的图画,生动反映出18—20世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民间文化,通过极强的纪实性和直观性,弥补了文献史料的不足,对我们了解古人日常生活有着重要价值。而且由于这些外销画大都收藏在国外博物馆,往往不为中国读者所熟知,尤其具有介绍的必要。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图像或出于来华的传教士,或出于十三行的底层画师,而且外销画不少属于根据底本复制,其绘制的中国生活往往经过了简单的艺术化处理。曾担任第二届香港总督兼英国驻华公使的汉学家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就曾在其书中写道:

“生活在欧洲的人们对于中国人的体貌特征的印象一直被奇怪地误导着,这要归咎于从广州贩运而来的制造品上的图画,这些图画通常是用一种比较写意的漫画形式表现的......结果,在许多人心中,那种轻浮和滑稽的特点都和世界上最坚韧、最能理解别人和最注重实际的人们联系在了一起。”

《过日子:中国古人日常生活彩绘图志》
侯印国 著 [清]佚名 绘
领读文化·台海出版社 2022-7 

本文书摘及图片部分节选自《过日子:中国古人日常生活彩绘图志》,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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