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苗绿：新冠疫情与俄乌危机会不会成为全球化的转折点?丨书摘

文丨王辉耀  苗绿

（本文节选自《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第二章，已获出版社授权）

新冠肺炎疫情下众说纷纭全球化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给世界政治经济带来了深远持久的改变。既往全球化深入发展带来的相互联结成为疫情全球性传播的温床，一段时间内，人员、经贸往来的相对中断使旅游、餐饮等行业及全球产业链受到巨大冲击，全球化遭受重创。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新冠肺炎元年前与后”将是历史新的纪元。“新型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将永远不一样”“再见，全球化”“全球化进了急救室”“新冠病毒杀死了全球化”等言论，被当作头条标题反复出现在《经济学人》等世界主流媒体上。

俄乌危机爆发后，关于“全球化终结”与“逆全球化”的讨论再度成为热点话题。美国贝莱德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警告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将重塑世界经济，“结束了我们在过去30年中所经历的全球化”，并通过促使企业从其全球供应链中撤出而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纽约时报》也刊文，认为全球化已经结束，一场全球文化战争正在打响。文章指出，全球化作为贸易的流动将继续下去，但全球化作为世界事务的驱动逻辑似乎已经结束，经济竞争现在已经与政治、道德和其他竞争合并为一场全球主导地位的竞争。的确，过去30多年来，国际自由贸易高度繁荣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信仰和全球化的象征。就此而言，当前世界政治军事分裂对抗加剧确实使既往超级全球化下繁荣发展的自由贸易遭受阻碍。

新冠肺炎疫情与俄乌危机会不会成为全球化的转折点？学者们对此众说纷纭。

在悲观者看来，疫情将导致全球化走向终结，世界将更加分化，从开放走向封闭，从合作走向分离。例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任罗宾·尼布利特说:“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在走向终结。”他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目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迫使政府、企业和社会加强长期应对经济孤立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几乎不可能回到21世纪初那种互利共赢的全球化状态。一旦各国再无意愿保护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共同利益，那么20世纪建立起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将迅速萎缩。

美国政治学家福山认为，悲观的结果不难想象。多年来，国家主义、孤立主义、仇外心态和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攻击甚嚣尘上，疫情大流行只会加剧这一趋势。各国非但没有为共同利益精诚合作，反而闭关自守，相互争执，想方设法让政治对手成为自己失败的“替罪羊”。领导人会把对抗外国人视为转移国内政治矛盾的有效工具。挥之不去的流行病，加上严重的失业、长期的衰退和前所未有的债务负担，旷日持久的苦难可能为民粹主义煽动者提供蛊惑人心的丰富素材，将不可避免地造成紧张态势，紧张态势会演变为政治对抗，增加国际性冲突发生的可能。

还有许多学者认为，全球化并不会就此终结，而是将因此走向衰退。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认为，疫情使人们向政府谋求更多的保护，国家和企业也将致力于减少未来因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而造成的脆弱，疫情将导致全球化的进一步后退。在郑永年教授看来，疫情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可能超过人们的想象，过去几十年间不再以主权为经济基础的“超级全球化”已经走不下去了，世界将退回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建立在经济主权之上的跨国投资与贸易为主的“有限全球化”的时代。北京大学外交学院教授施展认为，疫情过后全球化可能遭遇到一种“精神分裂”:经济层面上的全球化还会继续，但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可能会退出全球化;政治层面的全球化则可能会遭遇明显退潮。

但是，这种“衰退”会达到怎样的程度，会持续多长时间，是否会在衰退到一定程度时再度反弹，一些学者对此持相对乐观的态度。德国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米夏埃勒·齐恩指出，作为全球化的产物，全球产业分工和供应链是有替代方案的，比如将部分经济过程重新搬回国内，然而这将导致成本上升和相当大的福利损失。当疫情结束，经济社会生活回归正常后，成本压力将会变得非常突出，如何更高效和廉价地进行生产将成为当务之急，这就需要全球分工和供应链，因此全球化势必回归正常发展轨道。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杰维斯认为，疫情的确会让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短期内都更加关注国内事务，尤其担心重要卫生物资的供应链安全等，但由于全球化形成的分工带来的优势非常明显，疫情不一定会造成全球化明显后退。另外，各国在疫情结束后回顾时会察觉到真正的失误在于各国没有形成有效的国际合作，也可能会促使政府间重新投入全球化的治理。兰德学者拉斐尔·科恩则提醒世人，全球化从来不乏反对者，历史上也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反恐战争的考验，更没有被如西班牙流感、非典、禽流感、埃博拉等全球传染病打倒。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并不是导致全球化出现逆转的突发因素，而是像催化剂一样加速疫情出现前就已经存在的趋势。“超级全球化”概念提出者丹尼·罗德里克在其一篇题为“冠状病毒能否重塑世界”的文章中说，新冠病毒很可能不会改变危机之前就已明显存在的趋势，更不用说逆转。这场危机可能并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的分水岭。它可能会加剧并巩固已存在的趋势，而不是将世界领入一个崭新的发展轨道。像本次疫情一样的重大事件形成了它们自己的“证实偏差”：我们很可能在战胜疫病的过程中获得对自身世界观的肯定。

而且，从历史上来看，全球化随经济发展存在周期性，会出现阶段性扩张及收缩。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指出，从发展规律上看，严重的疫情往往会导致极端思维、极端势力上位，而危机过后，会出现思维与行为的理性回归。思维与行为的理性回归就意味着全球化的调整、转型和重塑，而不是全盘推翻。资本始终需要寻找最佳投资回报，而全球化通过比较优势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是资本有效获取最大利润的方式，因此，从全球出口占GDP比重的历史数据来看，全球化总有高峰有低谷，是一波一波地发展。

到2022年5月本书截稿时，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变异传播，而从近两年全球贸易投资数据来看，也很难说全球化在退潮。事实上，尽管疫情及逆全球化潮流对全球化造成冲击，全球贸易在2021年仍在持续增长。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报告，2021年全球贸易总额为28.5万亿美元，同比增加25%，比2019年疫情暴发前高出13%。报告提到，RCEP的生效促进了东亚和太平洋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预计将显著增加成员之间的贸易。b从跨境投资来看，202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额强劲反弹，比2020年增长77%，从9290亿美元增至1.65万亿美元，超过新冠肺炎疫情前水平。特别是在服务业外资强劲增长的推动下，2021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比2020年增长20%，达到创纪录的1790亿美元。

我们的世界似乎仍在变得更加相互关联，因此，说全球化正在终结似乎有些牵强。实际上，许多西方评论家看到的“全球化的终结”只是冷战后盛行的一套以美国为中心的关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和行为模式。正如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所说的“趋同全球化”，即随着各国变得更加全球化和发达，它们将变得“更像我们在西方”。

然而，全球化不仅没有导致美国化，而且其本身也变得越来越不美国化，而越来越全球化。在贸易领域，美国在2000年之前是全球贸易的掌舵人，但今天2/3的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更多。自从特朗普“背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WTO，多边贸易自由化的方向已经转移到亚洲。如今，《财富》世界500强中来自中国的公司比美国更多。在全球金融领域，虽然美元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在全球货币储备中的份额已经从2000年的70%下降到2020年的59%。俄乌危机下西方对俄制裁正在加速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开发美元和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的替代品的进程。据报道，印度正在探索卢比/卢布兑换安排，沙特阿拉伯正在考虑以人民币而不是美元定价与中国的石油交易。在文化领域，美国流行文化面临着来自宝莱坞、K-pop(韩国流行音乐)和土耳其肥皂剧等成功替代品的日益激烈的竞争。去年，最畅销的音乐表演(防弹少年团)和奈飞上最受欢迎的节目(《鱿鱼游戏》)来自韩国，而全球下载量最大的应用程序(抖音国际版)和最大的服装销售商(希音)来自中国。种种迹象都在表明，全球化在有所收缩转变的同时也在继续发展。以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危机为催化剂，全球化变局正在加速演进。

新型全球化趋势

我们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只是全球化发展的一个插曲，在各国持久抗疫之下，疫情将会随着疫苗的研制普及而得到控制。疫情之后，数字化技术及新业态、新模式将为全球化发展提供新动力。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人们将实现教育、生活、工作的全球链接。

电商市场、社交网络(如脸书、照片墙、推特、微信和QQ)和数字媒体平台(如YouTube，Uvideos，Spotify，Hulu和奈飞)等通过搭建全球的求职者与雇主、自由职业者与任务分配、旅客与旅店以及学生与教育提供商之间的交流沟通平台，实现了个人在工作、生活、社交、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全球链接。

据麦肯锡估计，全球有9.14亿人在社交媒体上至少拥有一个国际连接，3.61亿人参与了跨境电商活动，近4亿人在领英上发布专业简历，50%的脸书用户至少拥有一位外国朋友......而这些数字还在快速增长中。2020年，全球互联网带宽增长了35%，是自2013年以来最大的单年增幅。随着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推出，数据流将进一步扩大，预计每月全球数据流量将从2020年的230EBb激增至2026年的780EB。同时，新技术的发展为教育资源更公平地分配和实现个人素质提高提供了可能。例如，许多世界顶尖大学如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均开设了线上免费课程，无论身处何处，只需要登录课程网站，即可学习。学校还根据学生需求，提供了在线教育的学位项目或资格认证。

新技术在促进全球范围内人员的流动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世界移民报告2020》估计，2019年，全球国际移民数量接近2.72亿，占世界人口的3.5%，其中近2/3是劳务移民。1980年，这一数字仅为1.2亿，占世界人口的2.7%。

从企业的视角出发，“微型跨国公司”将不断涌现，全球化不再是传统跨国公司的“专利”。

随着数字平台遍布全球，跨境通信和交易的成本不断降低，企业可以随时随地联系全球客户和供应商。比如，以易趣、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等为代表的数字平台可以提供一站式营销、交易、支付结算、通关、退税、物流和金融等服务，这些服务，对于试图从事全球贸易的中小企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世界各地的中小企业通过使用网络平台上的“即插即用”基础设施，就可以获得庞大的全球客户群。

曾几何时，全球化是大型跨国公司的“专利”，而在新型全球化时代，数字平台缩小了企业全球化所需的最小规模，为全球中小企业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大门，即使最小的企业也可以成为国际性企业，成为“微型跨国公司”。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调查显示，86%的科技型初创企业都会参与跨境业务。

从“人”和“企业”两个微观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未来的全球化将范围更广、层次更深，越来越多的人、企业、国家将参与到全球化的浪潮中。

不过我们也需要意识到，虽然新技术在后疫情时代将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但由于技术的影响力覆盖领域广泛，这些技术也可能加剧地缘政治竞争。同时，全球化已经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世界力量平衡正发生深刻变化，全球地缘政治环境正变得愈加敏感与复杂;全球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互相交织，正构成严峻的全球性挑战。

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

俄乌危机下，从西方对俄制裁与俄反制裁举措可以看出，将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贸易、全球金融和互联网等也可能被武器化，成为制造冲突并加剧对抗的政治工具。当前，各国政府越来越关注全球化如何威胁国家安全、公民利益和环境。为了减轻这些风险，使全球化更受欢迎，许多人倾向于从华盛顿式的自由放任政策转向更亲力亲为的“有管理的全球化”。因此，尽管后疫情时代会出现一些企业回流等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大规模撤退到自给自足，而是预示着对全球化采取一种更加谨慎的做法，将长期的复原力和政治现实考虑在内。俄乌危机爆发表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由新力量驱动的全球一体化阶段，这个阶段将比之前的阶段更加多样化及有更多管理，而这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同时，实现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更公平、更普惠、更包容和更多的国际合作。实际上，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包容和繁荣的方向发展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联合国在人类进入千禧之年时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便体现了这一概念内涵。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在2007年的一次演讲中明确指出，世界需要一个更加包容的全球化，消除极端贫困、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为个人发展创造更多机会和希望。然而，尽管我们有着联合国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指引，但是实现这些目标的路径仍然模糊不清，各国对“更包容和繁荣的全球化”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过去30多年间，金融资本主义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及政策支持下全球性扩张，南北国家间及各国内部贫富差距均拉大，同时经济活动所加剧的气候环境危机、公共卫生危机等也威胁着人类生存环境及生存质量，尤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位于产业链低端，承接了诸多发达国家转移的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产业，更是成为全球化危机的受害者。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对人类生命安全及财产造成的冲击恰如其时地为人类敲响警钟，世界是一个信息流、物质流、人员流全球性流动的整体，社会平等、生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应受到更多关注与重视。

中国的崛起是新型全球化演化发展中一个具有主导性、引领性的强有力因素，将给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和全球治理理念带来重要革新。从2008年中美通过G20加强合作，力挽狂澜开始，中国已经从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和追随者逐步转变为全球化的反哺者。“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申请加入CPTPP、CAI、中非合作论坛、全球发展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中国为推动全球化发展而做出的积极尝试无不显示出中国正在努力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以大国担当为全球治理创新出谋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