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大国发院教授卢锋:宏观经济波动如何影响年轻人就业?

2022年06月20日 13:46
以高校毕业生为主体的新求职群体失业率高位波动,既显示了短期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和季节因素的共同影响,也折射出青年就业面临超出短期的匹配困难和深度摩擦。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程大发

编辑 | 翟瑞民

2022年3月份以来,由于疫情反复,我国就业市场受到明显影响,在今年高校毕业生超千万的大背景下,青年就业问题更加受到关注和重视。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4月,我国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为18.2%,创下自此数据定期公布以来的新高。同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指数(CIER指数)为0.71,降至新冠疫情以来的最低点。

“我国青年就业形势面临新世纪以来相当复杂棘手的局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日前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表示。

卢锋认为,以高校毕业生为主体的新求职群体失业率高位波动,既显示了短期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和季节因素的共同影响,也折射出青年就业面临超出短期的匹配困难和深度摩擦。解决就业问题,需要加大实施积极就业促进政策的力度,政府、企业、高校、个人四方应形成合力,多策并举应对目前的就业困难局面。

以下为界面新闻与卢锋对话全文:

界面新闻:如何看待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CIER指数)持续走低?

卢锋:把劳动力市场上的求职者人数作为分母,把招聘工作需求量作为分子,得到的比值就是CIER指数,反应的是就业景气状态,也就是劳动力市场的求人倍率 (有效需求人数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 。换言之,CIER指数反映的就是对于一个求职者来说,市场上有多少个工作机会可以提供给他。CIER指数对于了解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形势很有参考价值。 2018年以后,中国CIER指数整体在波动中就有所回落,2021年下半年开始尤其是青年求人倍率出现了较大幅度下降。

无论是整体失业率还是青年失业率,都与宏观经济波动有直接联系。这几年因为疫情等因素,我国宏观经济总体来说一直面临持续下行压力。

2021年,我国经济增长8.1%,这个数据本身是非常亮丽的,高于我国疫情前多年经济增速,也显著高于同年全球经济6.1%增速。不过2020年我国经济增长仅为2.3%。去年的8.1%里面有相当部分是恢复性增长,两年经济增速平均后应低于一般估计的潜在增速。另外2021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速降幅过大,第四季度已降到4%,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经济面临三重下行压力,是对这一形势的客观准确概括。

去年四季度稳增长政策发力,使得今年1-2月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带动第一季度GDP实际增速回升到4.8%。但是3月份以来由于疫情出现局部反复,宏观经济又阶段性地出现了新的下行压力加大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CIER指数的波动是与宏观经济的波动相匹配的。

界面新闻:4月份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8.2%,这是否意味着青年人的就业压力很大?

卢锋:青年失业率比普通失业率高,这是合乎一般规律的。把特定时期青年失业率除以整体失业率得到的比率值,通常是大于1的倍数。该倍数值近几年波动上升,去年下半年到今年约为3,显著高于2018年的2-2.5,也就是说,青年群体不仅相对整个劳动力群体面临较高就业压力,而且近年这个相对较高的幅度也是在波动中进一步上升的。

我国青年失业率问题目前处在一个较为复杂、棘手的情况,除季节性因素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宏观经济存在下行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场能够提供给年轻人的就业总量相对不足,根据《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报告》,今年第一季度高校毕业生的CIER指数只有0.71,也就是说青年劳动者在市场上整体供大于求或工作岗位供不应求。

第二是青年就业市场的特点导致年轻人就业难。年轻人就业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知识结构比较新,对新事物敏感,朝气蓬勃充满活力;不过求职时也有天然弱势,就是缺乏工作和社会经验,对工作单位内部文化了解较少,有长期工作合同的较少,因而在工作岗位供不应求时,新进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求职难度更大,已经就职的从业人员失去工作的风险也偏大一些。

另一方面,在现阶段,中国16到24岁新就业的年轻人主要是高校毕业生,此外还有职业学校毕业生等。根据教育部数据,今年高校毕业生达到创纪录的1076万,这个数字在20年前是100万左右,相当于20年间扩张了10倍。长期来看,高校毕业生增长快是好事情,说明我们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在快速提升;但在短期内,供给来得比较密集,也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压力。

大学的学科设置与市场需求的匹配适应度总是处在调整改进之中,特定时点匹配度不够也会增加高校毕业生进入职场困难。从经济学角度看,劳动力需求是一种派生性需求:它不是直接需要劳动力,而是因为需要发展产业才需要劳动力,劳动力需求是依附于产业发展的。产业技术永远在不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在服务产业发展时永远存在着动态的不适应问题。

第三,新生代农村户籍青年求职者,不再具有早先农民工在农业与非农两类工种间切换的行为特征。这一点本身是时代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产物,不过在阶段性就业压力环境下也会增加供求关系调整的刚性和困难。这些不同因素都叠加在一起,导致青年就业形势比较复杂。

界面新闻:疫情以来,就业景气指数下滑,就业压力逐渐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毕业生的择业趋势有什么变化?

卢锋:从一些抽样调查和专题研究报告提供的信息看,高校毕业生选择体制内就业比例增加趋势已存在多年,不过最近两年可能更加明显。部分原因可能是在疫情背景下,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困扰增加,大家觉得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可能是更重要的。在稳定性这个特定维度上,体制内的工作跟其他工作相比显然有突出优势。

随着近年环境变化,条件较好的毕业生可以选择的非体制内工作机会也发生变化。过去,金融、IT、互联网、外企、房地产等行业发展迅速,对一些条件较好的毕业生具有较多吸引力。这几年这些行业发展由于进入饱和期或经历监管、政策调整等原因,其扩张速度有所减缓或者遇到较多困难,能提供的工作机会也在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年,有一些县城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开始做一些人才引进的尝试,给一些学历较高或是名校毕业生提供比较高的待遇,比如说提供编制或者是很高的财政补贴等。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县城的工作机会与他的职业规划能够匹配的话,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人才的流向其实也是供求关系决定的。随着大学生越来越多,一线城市好的就业岗位趋于饱和了,对毕业生来说一些以前看来不一定是首选的工作机会,现在就变成了合理的选择。

从长期看,有理由相信县城可能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县城吸纳青年就业有可扩大的空间和可能性。不过对于解决目前的年轻人就业难问题,对县城吸纳作用也要有务实估计,不能期望太高。

界面新闻:年轻人选择县城就业的趋势是否会影响经济发展?这是否会加剧欠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失?

卢锋:县城在我国行政区划和发展格局中处于一个特殊地位:它联系城市,同时又直接为乡村提供广泛服务,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我国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有一个重要亮点,就是一些县城或者县级市经济发展得非常好,尤其是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尤为突出。比如位于全国百强县前列的昆山,与上海距离很近,2021年的GDP超过了4500亿元,甚至比青海省GDP还高。这样的县城能吸引到条件优秀的高校毕业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从媒体报道来看,今年引进高校毕业生的一些县城,属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上并且努力想迈上新台阶的县城。这些县城有一定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但人才可能是制约它发展的一个因素,所以它决定提供一些额外的财政补贴以及岗位资源来吸引名校毕业生等人才。

对于县城来说,这样做也是有其现实需要和相应的合理性。过去优秀高校毕业生可能不认为县城是可选择的就业地点,这时县城推出力度较大优惠招聘条件,有可能吸引到一些素质较好的毕业生,并在适当平台上施展才干,这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也可起到积极作用。好比一辆汽车本可以慢慢启动加速,也可以推它一把、或多加点油更快地跑起来。当然没有人能保证这个设想完全实现。也可能事后看,特殊补贴和资源给到位了,年轻人也招来了一些,工作一段时间后有的留下发展,有的会选择离开,未必完全能实现预想目标。总之这似乎是一个探索性过程,县城和人才双方都是自愿选择的,有资源和条件的县城愿意尝试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市场经济决定的竞争——包括对人才或其他资源的竞争,可能会导致不同地区收入差距矛盾,如果差距过大显然是不合理的,就需要政策的调节。首先还是应该尊重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合法、合规的竞争,由此形成的资源配置对推动经济发展会有积极作用;当然也要看到它潜在的问题,所以可以通过再分配政策以及区域发展政策等加以调节平衡。

界面新闻:从短期和长期层面,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就业——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卢锋:新进入就业市场的劳动者平均学历提升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本支撑,但以千万计的高校毕业生为主体的新求职群体失业率高位波动,既显示了短期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和季节因素的共同影响,也折射出青年就业面临超出短期的匹配困难和深度摩擦。

针对进入新世纪以来最为复杂棘手的就业形势,需要坚持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基本方式的立场,把短期和长期措施结合起来,综合运用改革-宏观-结构措施加以应对。

宏观经济形势不好,就业也不可能好。针对宏观经济三重压力近来进一步加大的困难,要用足可供选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现有政策加快实施落地,增量政策尽快设计出台,完善优化疫情防控政策,千方百计稳住经济增长大盘,并对稳就业提供支撑。

从短期看,需要加大实施积极就业促进政策的力度,政府、企业、高校、个人四方应形成合力,多策并举应对目前就业困难——特别是青年就业困难的局面。

如政府可拿出一些资源与企业合作建立一定期限实习工作岗位,减少部分年轻人进入职场的初始磨合成本;政府还可以补贴设立不做未来就业承诺的公益性临时工作岗位,帮助年轻人得到进入职场的过渡性机会。

高等教育机构需要加强就业辅导和支持,积极向企业和用人机构牵线推介,对于部分暂时难以就业的所谓“慢就业”毕业生提供延长保留档案时间等相关服务,平滑就业困难对毕业生的冲击。

同时要引导毕业生务实看待就业形势,灵活调整目标、务实选择进入职场,通过“干中学”历练提升职业能力,分阶段实现职业和事业诉求。不过,采取必要的短期紧急干预举措时,仍要重视坚持市场化原则,尊重年青人的求职诉求与个人意愿,从而提升短期就业救助措施可持续性及其与长远目标的兼容性。

从长期看,在宏观层面仍需通过深化改革消除抑制内生增长活力的体制和政策因素,使得潜在产出能力得到充分实现,从而提供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经济发展需加强监管,需更重视采用法治化程序推进,兼顾与增长和就业目标的兼容性,避免客观上对增长和就业造成过多不利影响。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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